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辨伪研究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概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辨伪，可以追溯到汉代，班固《汉志·诸子略》中有关小说家的注语及王充《论衡》中的有关文字为其雏型；由于时代关系，自三国至隋唐，除中晚唐外，小说辨伪几成空白；到了宋代，小说辨伪得到发展，陈振孙、洪迈、晁公武等人堪称辨伪大家；明人基本上继承了宋人的学问方法，使明代的辨证学术沿宋人之路继续发展，如以胡应麟之功绩，当推古代小说辨伪史上第一人；清代的学术辨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小说辨伪也在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以旁征博引见长，使古代小说有了一次集大成的辨证工作。
小说辨伪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记》中就透露了司马迁关于小说辨伪的思想。司马迁当汉武帝时代，眼见异说纷纭，古事沦没，于是发愤著书，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考信于六艺”，即先拿一种比较可信的书籍作标准，来辨别伪书。所以他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述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敢肯定的不录入正史，态度是严肃的。正式辨证小说的是班固及其《汉志·诸子略》小说家的注语。班固所列小说家15家，至隋时已全佚。鲁迅以为：“惟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古而悠缪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班固的注，实多为辨伪而发。据此注，班固的辨伪方法，大约可概括为三种：（1）从时序差别推断，如《文子》9篇，班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 而称周平王间，似依托者也。”（2）从文体语言风格上辨证， 如《伊尹说》27篇，班注云：“其言浅薄，似依托也。”《务成子》11篇，班注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3篇，班注云：“天乙谓汤， 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40篇，班注云：“迂诞依托。”（3）从源流上考证，如《鬻子说》19篇，注云：“后世所加。 ”《师旷》6篇，注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两汉之际的古今文经学之争，是当时学术界的大事，也属于辨证的范畴，但由于小说的地位低下，不在这些辨伪学家的视野之中。与班固同时的王充，是当时最富有怀疑精神的学者，其《论衡》旁征博引，释异同、正嫌疑，为古代辨证学总籍的嚆矢，但于小说，他仅仅论及《山海经》而己。
自三国至隋，一般学者都注重玄远，崇尚辞章和清谈。时人于古籍，如王弼既注《老子》，也注《周易》，“穿凿附会，作为幌子”（胡小石《魏晋文学》）的较多，于古籍的辨证却不甚重视。相应地，续缀古籍与托名作伪以售己意者不乏其人，又加上元嘉之乱，典籍散佚，后起者征集逸书，促成了作伪的风气，平添了几种伪书。《隋志》所录许多汉人小说，即为此时人伪作。同时，儒家思想的淡化也使儒家传统的辨证精神随之张弛，这一时期辨伪学的重心，转移到佛家对于佛典的辨证上去了。除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属于辨伪学范畴和郭象怀疑《庄子》外篇杂篇以外，传统学术没有别的什么辨伪成果，因而也更谈不上小说的辨伪。初盛唐时代，民族精神焕发，时代发展不格古人，是富于开拓和创造的时代，人们关注于诗文创作，利用古书也志在引用，较少关心真伪，因为只讲求有用无用，不讲求孰真孰假，于辨证伪书无暇顾及。除了武周时刘知几《史通》对一些经书的怀疑外，辨证学术与六朝格局基本无异。中唐以后，由盛世渐转衰落，古史古籍才受到回顾与关注。这一时期的辨伪大家为柳宗元，他对子书的怀疑，已不是简单地断定为伪否，而是从思想发展的线索上辨证，其对辨伪方法进步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宋代积贫积弱，既无两汉盛大气象，又乏盛唐精神风貌。但他们的学问方法，却与汉人的墨守师传家规相反，同时深受印度学术尤其是禅宗精神的鼓舞，敢于注重自己，大胆怀疑古代一切遗留，辨证学术由此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小说的辨伪也因之沾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宋的辨伪大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人，用心于考辨经史，已开一代辨伪学风气。到了南宋，辨伪大家诸如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高似孙、晁公武、黄震、陈振孙、王应麟等，尽管他们的辨伪重点仍不在小说，但学术风气的推动，也产生了陈振孙、洪迈、晁公武等人的小说辨伪成就，使古小说的辨伪在继班固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后，走向一个新的高峰。
清《四库》馆臣以为，宋“晁、陈氏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宋代四大部书目之一，但其考证辨伪，多汇集剿袭前人成说，虽对部分小说真伪间有至论，但总的辨伪成就不及陈振孙。《四库提要·直斋书录解题提要》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陈振孙于古小说辨伪，既能吸取前人的辨证成果，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除了考案传统史志书目而外，如下三个方面即很有特色。（1）从史传人事上考辨。首先考辨史传中有无此作者， 如《赵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隋唐两《志》俱不载，陈振孙曰：“玄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见。或曰伪书也。”其次考辨作者本传中有无此作，如《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陈振孙曰：“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辞，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班固已指出东方朔因“奇言怪语”而使“朔书多出附会”的现象，有不少古代小说作品往往堆砌累积于形迹著作相近的名人，伪托以行世，班固以后的学者即据此而形成一种辨伪的方法，陈振孙就用此法，并将《神异经》首次改隶小说家类。又如《西京杂记》，陈振孙曰：“称葛洪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刘子骏书百卷，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杂录汉事，未及而亡。试以此书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少异同耳。固所遗不过二万余言，今抄出为二卷，以裨《汉书》之阙’。案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著书几五百卷，本传俱载其目，不闻有此书。而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设不著也。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从事理上推断葛洪的刘歆作说法不成立，而且更以葛洪传中不著录而推断非葛洪所作。（2）审核作品内容以辨真伪。如关于《山海经》的辨证，颜之推《颜氏家训》曰：“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缺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在司马迁的怀疑之后，颜氏第一个提出“后人所羼”，啖助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春秋集传纂例》）啖助指出了古书由口传到著书过程中产生的著作体例而造成真伪相杂的原因，所谓“后之学者”，“以祖师之目题之”。古代学术为天下公器，“故古人之著作，皆不署名，凡诗文、书画、篆刻、词曲之在萌芽时期，莫不皆然。又况六国以前之六艺九流乎？颜氏云‘后人羼入’，余谓非有意羼入也，直是读古人书时，有所题识，如今人之批书眉。传钞者以其有所发明，遂从而抄入之，不问其何人之笔尔。……凡古书有后人续入者，以历史、地理书为多，议论文则少见，盖实用与空论之别耳”（《〈山海经〉辨证》）。确有不少古代小说是“以祖师之目题之”而累代叠加造成真伪相羼的，如《异闻集》，题唐陈翰编，陈振孙曰：“唐末人，见《唐志》，而第七卷所载王魁乃本朝事，当是后人剿入之耳。”他对古代小说作品往往以类赋事、踵事增华、随时附益剿入的情况，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所以“学术公器”的情况也是据以辨伪的一个根据。陈振孙辨证《山海经》，实际上也是以此出发审核作品内容，指出“尤《跋》明其非禹伯益所作，而以为先秦古书无疑，然莫能明其何人也。洪庆善补注《楚辞》，引《山海经》、《淮南子》以释《天问》，而朱晦翁则曰：‘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天问》而作。’此可破千载之惑”。赞同尤袤、朱熹二人的说法。明胡应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此书为“战国好奇之士”杂录诸书以成。今人考证《山海经》与《天问》成书起因都是根据图画而来的说法，也是从陈振孙这一思路发展而来的。（3）从语言风格上辨证。如《云仙散录》， 陈振孙曰：“称唐金城冯贽撰，天复元年叙。冯贽者不知何人，自言取家世所蓄异书，撮其异说。而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且其记事造语如出一手，正如世俗所行东坡《杜诗注》之类。然则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无有也。亦可谓枉用其心者矣。”先从流传上检寻为“古今所不闻”，又从语言风格上断定其并无“撮其异说”的痕迹。又如题为宋初陶谷所撰的《清异录》，陈振孙曰：“语不类国初人，假托也。”陈振孙之外，宋代的洪迈也是个著名的大学问家，他于小说辨证用力不多，但所涉及之处却能细密论证，如《开元天宝遗事》，旧题五代王仁裕撰，洪迈以为是假托，指摘其舛谬者四事：一为姚崇在武后时已为宰相，而云“元振少时，宰相张嘉贞纳为婿”；一为张九龄去位十年杨国忠始得官，而云“九龄不肯及其门”；一为苏颋为宰相时张九龄尚未达，而云“九龄览其文卷，称为文阵雄师”（《容斋随笔》）。总的说来，以陈振孙为代表的宋代辨伪学家，对许多古代小说的真伪发生怀疑并予以辨证，虽然其辨伪成果不是很大，理论建树也嫌不足，但他们的涉及面之广、工作之细致，仍使宋代的古小说辨伪学术蔚为可观。
一般以为明代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专精，有兼收并蓄、细大不捐的特色。但明人基本继承了宋人的学问方法，使明代的辨证学术得以进一步发展。明初宋濂的《诸子辨》及其后梅在鷟的《尚书考异》，都用了许多科学方法，开后来辨伪的许多法门。到了晚明，胡应麟的《四部正伪》，专辨一切伪书，有原理有方法，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著作。其书阐明辨伪的需要、伪书的种类和来历、辨伪的方法、应用的工具、经过的历程，等等，系统而全面，使辨伪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问。古小说的辨伪，也因胡氏的努力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总结出辨伪的八大原则：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 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之八者，而古今赝籍无隐情矣。
他综合运用这八条原则去辨证古代小说，使许多小说的真伪问题得以澄清。例如，关于《山海经》，胡氏有周密的辩证，其要点有四：（1）“无论其事，即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即核之文体、核之时代事迹。（2）“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3）“缘《天问》而作”，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4）古有《山海图》，《山海经》系“依图画而述之”，“《天问》、《九歌》皆其类”。指出《山海经》之所由作。由此，他断《山海经》非夏后伯益撰，而是战国时的作品。关于《燕丹子》，胡氏曰：“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然《汉艺文志》无之。……余读之，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即从史志流传与语言风格两方面作主要考核，以定其伪。如此等等，胡应麟能从目录著作、文体特征、诸书间征引关系、史实年代以及作者处境等各方面进行辨别，方法科学，涉及小说数量多，结论精当，以其功绩当推为古代小说辨伪史上第一人。
明亡清继，中国封建社会渐趋穷途末路，一方面是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受到怀疑，另一方面是统治者严酷的“文字狱”迫使学者们转而求无关毁誉之业，使得朴学大盛，考据风靡，统治者也借助这一学术潮流，利用聚集《四库全书》之便，既笼络消磨文人意志，又实施文化专制政策。所以，清人的学问方法，除了大胆怀疑而外，还有谨慎细密，辨伪工作因之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实绩，便是以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崔述的《考信录》等私家著述和官修《四库总目提要》为代表的一大批辨伪学术著作的涌现。至于古代小说的辨伪，又以《四库全书总目》和一些私家目录著作诸如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以及王漠的《汉魏丛书》中的跋语等所论价值大。他们的辨伪方法，在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尤以旁征博引见长。以《四库总目提要》论之，其有自己特色而且有效的辨伪方法有三：（1）从前人征引确定成书时间以定真伪。 例如辨证《西京杂记》有三条理由：一为根据唐人著作始征引，确定题为葛洪撰始于唐；一为《晋书·葛洪传》中无名为《西京杂记》的著作，则题葛洪撰乃属舛误；一为“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由此断定作者是后人伪托刘歆、葛洪。又如《汉武故事》，辨证理由有二：一为“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一为“《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碗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由此断定为“六朝旧帙”。又如对《燕丹子》、《博物志》等的辨证，都是利用他书征引作为旁证来确定成书时间，往往较为确切地确定了一些古代小说的成书时间。但由于古书往往转相祖述，互为印证，使这一旁证方法不免有漏洞。（2）从思想观念的历程中考辨。例如关于《赵飞燕外传》，以“祸水灭火”观念出现时间断为伪书：“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汉火德考》， 曰：‘汉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帜尚赤；而自有天下后，仍袭秦旧，故张苍以为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言当改用土德，色尚黄。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黄，印章以五字，则用公孙臣之说也。王莽篡位，自以黄帝之后，当为土德，而用刘歆之说，尽改从前相承之序，以汉为火德。后汉重图谶，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纪》，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案懋竑此语，尚以此传为真出伶玄， 盖未详考），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盖其误也。’云云。据此，则班固在莽、歆之后，沿误尚为有因，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预有灭火之说，其为后人依托，即此二语，亦可以见，安得以《通鉴》误引，遂指为真古书哉！”（3）从文体文风上考证。例如关于《神异经》：“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又如关于《汉杂事秘辛》：“《汉杂事秘辛》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谬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总之，《四库全书总目》对其所录301种古代小说，或辨其时代， 或辨其伪托，或辨其所由成书，等等，都不乏真知灼见，既有详尽的考证，又有理论化的辨证原则，使古代小说有了一次集大成的辨证工作，后人的辨证工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近人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中有关小说家部分的精密考证，即在此基础上使古代小说的辨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古代小说辨伪研究的历史来看，古代小说成为伪书有两个一般现象，一是由“祖师之目题之”而累代积聚造成真假相杂，《山海经》等有关地理、神怪的小说尤其如此；一是妄托于名人，鲁迅论及伪托的汉人小说时，以为“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神仙”（《中国小说史略》）。而自唐人有意为小说以来，小说作伪又与唐代朋党政争的社会现实相关，与宋代文人执政的士人心态相关，不论是作为攻伐的武器还是诬祸的手段，都是对小说成长的损害。唐以前的小说辨伪，于属于杂史类的小说辨证用力较多，而对子部小说家的辨证不甚重视，从明胡应麟始，于小说辨伪不仅仅注重源流、引用的辨证，而且注重从文风体裁等角度辨证，使小说辨证方法有了理论化色彩。从小说辨伪的发展看，辨伪学的进步与文言小说创作的衰落以及文言小说地位的提高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从横向比较，小说辨伪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历代学者没有专门致力于小说辨伪的，与阎若璩证出《尚书》句句所由来的工作不能比拟。小说辨伪虽然经过累代人的努力而不断进步，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小说辨伪的理论依然显得不足，一是没有出现专门的小说辨伪著作，一是小说的辨伪从文学的演变上，诸如从人物形象的发展、结构方法的进步、表现技巧的提高等角度进行辨证、考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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