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社会认同的特点与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哲学在社会上受到冷落，处于不景气状态。如何摆脱“困境”，使哲学重新走向繁荣和发展？这是当前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们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对此，学术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笔者亦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所谓哲学的“困境”，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多样，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当下哲学研究成果价值的“认同度”低甚至不认同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很显然，哲学工作者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呈现给社会，才能为社会主体认同，吸纳，是哲学走出低谷，再度辉煌的关键所在。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社会主体在什么情况下，以怎样的方式特别是以何标准认同某一哲学的。这样，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哲学发展问题。反之，避开上述问题谈论哲学的出路与发展，只会限于泛泛而论，于事无补。循着这样的思路，笔者力图从研究社会主体对哲学认同的特点出发，分析人们忽视哲学的症结所在。进而提出为促进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当前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人的思维的至上性和无限性的本性所驱使，人们总要进行哲学思维的，而要进行哲学思维就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哲学理论或观点的影响。只不过由于实践的类型、层次和个体的差异等等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在表现上有自觉和不自觉，明显和隐蔽之别而已。〔1〕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有可能从一般的意义上考察社会主体是如何接触、认同和接受哲学的。考虑到科学研究活动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集中、突出、自觉，因此本文将结合科研主体的状况予以揭示，可以看出有以下鲜明特点：
1、社会主体对哲学认同的具体实践性。社会主体学习、 研究哲学理论，从哲学中吸取有益的营养，都是围绕其所从事的具体实践进行的，都是与具体实践所生发出来的问题密切联系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之所以钻研哲学著作，是为了解决“以光追光”悖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进一步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他人也是如此，如普利高津为了探索自然界的自组织现象而重视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对时间的自然性质的分析。〔2〕汤川秀树在基本粒子领域研究中注意中国老庄哲学的主题思想——道，〔3〕等等。对其中的道理，爱因斯坦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象目前这个时候，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在寻求新的基础时，他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尽力弄清他所用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根据，有多大的必要性。”〔4〕
2、社会主体对哲学认同的多样性。社会主体学习、 认同哲学很少只是一种，他们总是同多方面的哲学理论发生关系。爱因斯坦在解决科学问题中曾接触和阅读了休谟、马赫、康德、斯宾诺莎等多人的著作。而普利高津在创立耗散结构理论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柏格森的哲学，还研究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中国古代哲学。
3、社会主体对哲学认同的选择性。 社会主体与多种哲学理论发生关系，但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选择的，即只有那些与其产生“思维共振”的理论或观念才能被认同、吸纳，并对他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这种选择活动表现为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众多的哲学理论，主体总是根据自己实践的需要，如同画家取景选取他意中所要描绘的景物一样，选取他认为有用的哲学理论加以细致研究；另一方面，即使他所选取的哲学理论，也并不是接受这种哲学的全部，而只是吸取其中的某些合理思想和方法，从而内化于自己的头脑中，外化于自己的实践上。如爱因斯坦从马赫哲学中接受的只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考察的思维方法，而对其中只承认感觉经验，排斥理性思维的作用，把科学视为仅仅是一种搜集和整理经验材料的活动的观点则持否定态度。
二
以上特点表明，社会主体对哲学理论的接触、认同乃至吸纳既不是没缘由的，也不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他们并不企求以现成的哲学结论对号入座式地解决实践活动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把哲学理论内化为自身的哲学思维活动，进而在现实实践中发挥作用。由此可见，他们在选择、认同哲学理论时，都有不言自明的两条标准：其一，具有较强的启发力，即能给予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以较强的刺激和新颖的启发；其二，有较强的解释力、较高的概括深度，即能有助于主体较圆满地解决尽可能多的认识和实践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这就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及当前我国哲学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作出回答。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最优秀的哲学，具有其他哲学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在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世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更为广大人民所接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冷落。然而，为什么在当前我国哲学却陷入“困境”？对此，许多理论工作者进行了诸多原因的分析。在笔者看来，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研究工作自身，即由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研究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造成的，现实中仍存在的满足于在概念上作文章、专注于对经典作家观点的注释、热衷于用哲学观点简单化地套现实……等等作法就是明证，应该看到，这些跟踪式、注释式、纯思辨式的研究，由于严重脱离了发展着的现实，研究成果不能体现出“自己时代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5 〕缺乏启发力和解释力，其结果势必影响社会主体对哲学的认同、接受和吸纳。当前社会存在的或视哲学为身外之物，认为对自己的现实活动无补于事，或虽然承认哲学的作用，但又为不能有效地融汇于自身的实践活动而困惑等等现象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反观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改过去那种企图超越各门科学之上，依靠头脑的虚构建立大一统哲学体系的传统研究思路，立足于对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在西方社会颇有影响的哲学家。萨特关于人的自由、行动、选择、责任及其相互关系的存在主义思想，由于反映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要摆脱现实苦恼，追求新生活的心态，并为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而“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瑞典皇家学会评价）。波普尔作为一名哲学家则由于密切关注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并能做到与站在科学前沿的爱因斯坦、薛定谔、玻尔等杰出科学家就一些尖锐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而使之研究成果在西方科学界影响很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学家彼德·麦德瓦、遗传学家莫诺和神经生物学家大卫·艾克尔斯都称波普尔的思想激励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尽管这些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缺陷，但由于他们的认识成果是在与现实的撞击中形成的，因此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哲学要得到社会认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必须切入生活。
理论联系实际，潜心研究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并进行哲学的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研究道路，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开创并毕生遵循的。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理论研究活动，不难看到，始终与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密切关注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动向，注意倾听实践的呼声，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不断从实践中吸取新的养料丰富自身，以求得理论的深化和扩展。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字里行间的论述，会看到他们的研究工作毫无教条气，总是那样生动、实事求是地探索，充满了时代感。他们提出的某一重要原理和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情况下，针对一定的问题，具体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原则加以分析后得出的，而不是刻板、远离生活的空洞抽象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道路就是我们要坚持的研究道路，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应强化哲学的现实意识，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努力寻找哲学与现实的结合点，加快自身向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进程，这样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这种反映自己时代精神的哲学，才能与社会主体的思维产生共鸣，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新的发展之路。
三
哲学要切入生活，进行开创性研究，笔者认为在哲学研究领域目前亟待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思想观念问题。当前，哲学界存在一种观念，认为哲学是一般世界的理论，研究和回答社会各领域的具体问题，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对哲学本意的遗忘，将使它走向“实证化、实用化、功利化、世俗化”的歧路。笔者认为，强调哲学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哲学自身研究世界观的问题并不矛盾。试想如果哲学只是局限对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等问题的一般的、抽象的讨论，不能根据时代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作出新的回答和概括，那么这种哲学只能是一种空洞、抽象、不变的纯粹思辨物。这样的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其结果只能造成社会主体对哲学的疏远。与此相反，加强对现实各领域的具体问题研究，将有助于哲学一般理论的研究，两者相辅相成。这是因为，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学问，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广阔领域和丰富内容，是哲学研究的客观基础。加强与现实结合的哲学研究，是沟通现实与哲学一般理论的“桥梁”和“纽带”，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的重要环节，实际上，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邓小平同志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虽然没有为我们写下专门的、成体系的哲学著作，但是他就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做的一系列讲话、报告、批示，渗透着深刻、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又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道路。
第二，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偏狭与知识陈旧问题。要实现哲学与现实的结合，既要有结合的愿望，更要有结合的能力，而哲学研究的能力又总是与必要的知识储备相联系的，知识储备是哲学研究能力的基础。哲学的使命决定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是通晓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性博学人才。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仅从知识结构角度看，就在于他们都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他们终生都刻苦学习各门科学知识，特别是积极吸收最新的科学成果。如1859年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一经问世，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并认真探讨以充实自己的哲学。马克思直到晚年（1881年）还用近一年的时间仔细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甚至在1873年——1886年的13年中，潜心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新成果，写下了 10 余篇论文和170多篇札记…。对照我国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由于我国在人才教育培养上，相当一段时间里文理过早分科，造成哲学研究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自然科学知识贫乏。即使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研究人员，在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今天，也存在知识老化问题。事实证明，知识结构缺损和老化的状况已构成哲学研究与现实结合的严重障碍。国内一位学者论及在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波普尔时，对比分析了我国哲学研究人员的弱点和差距，设问道：“我们的研究人员有几个能同当代物理学研究第一线上的科学家就一些尖锐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平起平坐的交谈？”〔6〕，此话是尖锐的，又是切中要害的。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异常迅速的现代，我们只有锲而不舍地努力学习，不断吸取新知识充实自己，才有可能面对时代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现实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才有可能就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哲学洞见。完善并不断发展自身的知识结构，这是当前哲学研究队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否则就无法真正担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重任。
注释：
〔1〕参看拙文：《论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维》， 《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6期。
〔2〕湛垦华、沈小峰：《普利高津和耗散结构理论》， 陕西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3〕李普：《论汤川秀树探源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特点》， 《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
〔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1976年版，第34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6〕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