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中“外部压力”说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路线论文,压力论文,过渡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原因的研究已有多年了，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提出问题，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或“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等，探究其原因所在。但学者们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原本先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待条件成熟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为什么在1952年夏秋之交发生变化，到1953年上半年进一步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呢？对此，学者们发表的意见可谓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外部压力”说。
据中共中央党校韩钢《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一文①的介绍以及笔者近来读过的文章，如《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8期发表的《对中国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再思考》(以下简称《再思考》)[1]等，这种“外部压力”说大致包括以下观点：
第一，在斯大林和联共中央看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成果——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斯大林更加不能接受。斯大林认为，既然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当像苏联一样在民主革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构成中共“及早启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压力”。
第三，1952年8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斯大林对周恩来报送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没有提及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表示了不满，因而中共就决定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当年9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一五”计划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主张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由这样一些观点构成的“外部压力”说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构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呢？笔者提出几点看法以供商榷。
(一)关于被称作所谓“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问题
这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但却难以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联系起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来确定自己的斗争方针、政策、策略，没有顺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那些不利于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引起了斯大林和联共中央的不满。抗战末期他们曾向美国人明确地表示：“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苏联政府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赞成美国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政策。[2]赫鲁晓夫在其回忆中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反映了一个时期内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对中共领导人的看法。1948年6月，正当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已经一年、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情报局，因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立场同联共大国、大党主义发生严重冲突，而将铁托等南共领导人打成“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的“民族主义分子”，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由此导致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或“半个铁托”说法的产生。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共事件曾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所谓“民族主义”问题的高度警惕，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一个时期内也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以尽量避免被误解为“民族主义”问题的发生。
上述事实说明，被称作“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的，而且中共也感觉到了这种压力的分量。但是，这并不构成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因。道理很简单：这个“压力”并不发生在总路线提出的1952年或1953年，而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和刚刚胜利之时。毛泽东说：“……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4]又说：“从打朝鲜战争开始”，苏联人“开始相信中国人”了，“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5](pp.387、120)“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指斯大林——笔者注)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5]如果说中共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屈从于“外部压力”，那为什么不在“压力”最大的时候，即革命胜利之时就赶快趁热打铁、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一段时间内还主张搞新民主主义呢？中共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恰恰是在消除了“民族主义”压力一段时间之后。事实表明，中共主张搞新民主主义也好、主张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好，都是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跟所谓“民族主义”问题的压力无关。
(二)关于斯大林不赞成中国革命胜利后搞新民主主义而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究竟是凭事实、还是凭主观判断来立论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再思考》一文，用了不少文字来论证这个问题，并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直接联系起来。文中说：“斯大林的态度从国际政治和党际关系方面构成我党及早启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压力。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道路及其意义，斯大林一直抱有不以为然的态度。而作为该革命的直接成果——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更为斯大林所不能接受。当时斯大林的观点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新政府吸收全国居民中的一切阶层，其中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合作’；这反映着中共党内流行着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而在农村则存在着指望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斯大林认为，既然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当像苏联一样在民主革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否则，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一样，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中国共产党所作的中国革命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的自我评价，看作是一种反苏的倾向，并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施加政治压力，以至于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受到斯大林的冷落。”[1]这些论述不外乎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作者自己论断性的叙述，但这些论断，如说斯大林“尤其”“不能接受”“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斯大林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都是根据什么得出的？斯大林究竟在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作过这样的表示？作者并没有拿出证据来。如果以事实说话，只要看一下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秘密访苏时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对报告表示的意见，就可以得出与《再思考》不同的结论。刘少奇的报告用很大篇幅说明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问题，多处讲到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吸收其代表人物参加政权，还讲到革命胜利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6]对此，斯大林发表了什么意见呢？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6](pp.31～32)两相对照，《再思考》一文中关于斯大林不赞成中国搞新民主主义的论断与事实并不符合。文中的另一种情况是从《苏中关系》一书中征引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姑且不论这本书的可靠性问题(这是一本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出版的著作，其每一条材料、每一个观点都是为苏共中央攻击中国共产党服务的，这种性质的著作难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根据)，而只就征引材料的方法来说，作者也是作了不适当的处理的。在冠以“斯大林的观点”或“斯大林把中国共产党……看作”而征引的材料，原作中并没有讲这是斯大林的观点，而只用了“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作过描绘”、“一些兄弟党的同志观察证实”、“人们不安地指出”、“很多国家的代表反对这种提法”等[7]，《再思考》一文却都改换到斯大林头上，而且作了进一步引申证实斯大林施加压力。这样的征引和立论是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的。
我们大致可以说，截至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能够说明斯大林因对中共搞新民主主义而施加政治压力、中共屈从这一压力因而决定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材料提供出来。
(三)关于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设想与周恩来1952年访苏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同上面一点密切相关。由于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新设想，同周恩来为商谈中国的“一五”计划访苏归来恰好是同一天，并且是在当天晚上听取周恩来汇报、讨论“一五”计划的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的设想，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材料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主编逄先知2006年发表文章说，人们这样考虑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经过详细查阅档案材料，没有找到证实这种怀疑的任何证据。苏联档案公布后，也未发现这方面的任何线索。倒是有相反的证明：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后，特地借刘少奇10月访苏的机会当面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由此他断定，总路线的提出并非受斯大林的影响，而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提出来的。[8]与此观点不同，《再思考》则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判明了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斯大林对周恩来所送报告中没有提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表示不满”，构成毛泽东提出过渡新设想的“重要背景性因素”。可是，作者是根据什么材料得出斯大林“表示不满”的结论的？文中没有交待。我们查阅已经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1949～1976)》这些权威性著作，都没有这方面记载。但这个问题还有研究的余地，比如，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曾与斯大林举行过三次会谈，如果查阅会谈记录或许能得出更确切的结论。
(四)关于如何估计外部因素对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才更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
上面所谈与“外部压力”说的商榷意见，并不等于排除外部因素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全面考察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必须看到外部因素的作用。但这种外部因素或说外部影响是什么呢？主要是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共产党的吸引作用，或者说中共当时强调向苏联学习、争取苏联援助对发展模式选择的推进作用，而不是指一些研究者所说的屈从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治压力。这种影响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动的，是当年苏联模式的榜样作用与中共早已确定的目标追求的结合。这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密切关系，应该作为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原因之一来考察。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就讲过，要学理论，学习联共党史第9～12章，我们现在的总路线就是联共党史第9～12章的路线。毛泽东还讲过，中央委员会是根据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宣部宣传提纲大量引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论述，也说明了苏联模式的存在与中共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关于考察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直接动因问题的一点建议
多年来，学者们已经从许多方面，如国家形势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与总路线的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与总路线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局限和当时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认识的状况与总路线的提出；社会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变动、农民觉悟程度的判断与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与总路线的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作用和向苏联学习的急切愿望与总路线的提出，等等，探讨了总路线提出的原因和背景。这些考察都是很必要的。
如果我们详细地查阅一下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历史文献可以看到，当年总路线提出之时和过后不久，毛泽东本人曾多次讲过他是怎样考虑这一问题的，中央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也曾多次解释过为什么要提出这条总路线的问题。这些陈述和解释应视作研究总路线提出的直接动因的重要根据，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而这方面的材料挖掘和观点研究现在还比较欠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对问题作更确切的说明。本文因重点不在这里，也就从略了。关于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问题，当然更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
注释：
①《中国现代史学会通讯》(内部)第10期，2006年1月14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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