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学语文与外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外国文学作品最早出现在由洪北平、何仲英编纂，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的第一套中学白话文教材《白话文范》（四册）中，共有四篇：胡适译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刘半农译英国诗人虎特的诗《缝衣曲》，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航海》，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此后30年，外国文学与中学语文教材结下不解之缘。
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的性质是什么？在现代，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对此问题并没有理论上的自觉，但通过对他们相关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仍能找到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
现代中学语文教育，与1949年以后有着相当不同的形态。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白话文，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文学教育的功能，而外国文学的白话文译本，本质上属于文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学语文中，这种教育包括两个方面，即文学史教育和文学欣赏、创造能力的培养。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涉及学习国文的要旨，有“涵养文学之兴趣”一说。章程虽然没有单独给予外国文学什么地位，但在确定选文标准和来源时，却为其预留了进入的空间，如“实用文”一项，列举了《布鲁达斯演说词》（选自莎士比亚历史剧《尤利斯·凯撒》）等。1932年《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则强调对“各时代代表作品”的讲授，“应注意其派别及流变”，对精读之专书，要“略讲其在历史上之地位，文学上之价值，作者时代背景，及个人作风等”。1936年颁布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在拟定的教材大纲中，还给文学史教学一个位置：“选读教材之原则应顺应文学史发展之次第，由古代以至近代，选取各时代中主要作家之代表作品，使学生对于文学之源流及其发展得有系统之概念。”文学教育是现代语文区别于传统语文的重要标志，而学者们的见解远比官方文件来得热烈、活跃。（注：参阅阮真《中学国文教学目的之研究》，《中华教育界》1934年22卷5期。此文中罗列了众多学者关于国文教学目的的意见，其中都支持进行文学教育。）其中如孙本文的《中学校之国文教授》一文主张“中学国文，在授以写实主义理想主义之普通文学史”（注：孙本文《中学校之国文教授》，《教育杂志》1919年11卷7号。），同样认识到这一点的孙俍工将文学教学提升到新旧文学决战这样的高度去认识，他在《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注：孙俍工《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教育杂志》1922年14卷12号。）中，为中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作了强有力的辩护，指出传统语文教育不重文学（指纯文学，或美文）而重应用文（杂文学），以致成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滋生的土壤。他主张应该大力提倡文学教育，这有益于实现教育目标，培养美感，提高国文能力。
在中学语文的文学教育中，外国文学的译本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承接着文学史发展的末端，归属于新文学。例如《朱氏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中开列了各册作品时代分配表：周秦7篇，汉魏11篇，晋元唐宋32篇，元明清90篇，现代创作（包括译作与创作）196篇，其中外国文学译作单独有24篇，分配到六册中，每册平均四篇。钱穆在《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注：钱穆《中等学校国文教授之讨论》，《教育杂志》1920年12卷6号。）中谈到文体变迁之大势，他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线索，把文体发展分为四期，第四期是“最近之欧化文”。在他的具体论述中，可知这个“欧化文”指新文学及外国文学译本。在《苏州中学学程纲要》（1930年）中，我们能看到一份《文学史学程纲要》，其中描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最后一部分“近代”中，列有两项：最近新文学之兴起及其将来；近代之释译文学。从中可见，外国文学是以翻译文学来定位的，它是中国文学一部分。更有学者从近现代中国白话文发展的角度，为外国文学译本的归属寻找理据。《开明中学讲义》（上海私立开明函授学校）第十八册中所收《西洋文学的传来》一文指出，外国文学对白话文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说：“殊不知文体改革运动，一部分实因他自己（指林纾）努力介绍西洋文学的结果哩。到了最近，不但没有人用古文译西书，连语体文也渐渐欧化了。语体文的欧化，在中国文字的组织上有不少进步，推本溯源，还是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的确，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中国这样，存在着语言上文言和白话的尖锐对立。文言基本上是纯粹的本土语言，但现代白话文却大量吸收了外来词汇、语法、意象。如果我们把语言看成文化的载体，那么，白话文的内涵实际上是大大西化了。因此，学习白话文和学习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和本质的差别。现代人始终没有从理论上界定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中的性质，就是因为他们默认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或无意中混淆了二者的差别。
现代学者将外国文学译本作为白话文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体系之后，还要为外国文学在教材中找到一些其他的存在形式，才能使之更好地发挥教学效用。分析表明，其他的存在形式主要有四种：首先是作为文体的存在。中学语文采用单元教学模式，单元的划类多以文章体式为依归，文章体式分抒情、记叙、写景、说明、议论、应用等类，外国文学被分门别类安插其间。其次是作为某种“问题”而存在。众多教科书的编者将“单元”按“问题”的种类加以构建，这种作法承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关注“人生问题”的思路，又适应了来自权威机构之律令在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要求。如《朱氏初中国文》（世界书局1933年初版）第一册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小学的训话》属于“叙述家庭中父母的训诫”。美国诗人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的诗《初雪》属“描写雪中的景色”。第二册中泰戈尔的《花的学校》属于“叙述花的生活与花间的故事”一类。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因为所谓“问题”的认定，太过于主观，不容易确定一个公认的标准。事实上，绝大多数教材的单元划类方法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即“以问题为主纲，以各种文体不同的文章为内容。……又如‘妇女问题’，可将胡适的《李超传》，潘家洵译的易卜生《娜拉》等聚在一起教授。”（注：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教育杂志》1922年14卷1号。）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中的第三种存在形式是作为语文学习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独立存在”。朱自清认为，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须加重世界文学思潮与本国古代学术思想两方面”（注：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教育杂志》1925年17卷7号。），把这两个方面看成是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更高阶段。朱自清的观点不是孤立的，孙俍工在他编选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共6册，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中，第一、二编略注重记叙文，“以文理浅洁篇幅短长”划类，第三、四编注重议论文，“以问题为准”，第五、六编则全为国外小说名作的翻译，“以作家底国别和时代为准”划类。（注：孙俍工编选《初级中学国文读本》，共6册，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版。）孙俍工没有就他的教材编排方式提供一个连贯的解释，但难度和新的思想观念的引介显然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安排在第五、六编的理据。外国文学的第四种存在方式是作文教学。1932年和1936年颁布《高中国文课程标准》中，都有把外国短篇文章译为文言文或语体文的“作文练习”一项。
现代学者对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中的特殊性也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并对它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了探讨。种因在《对于现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批评及建议》（注：种因《对于现在中学国文教授的批评及建议》，《教育杂志》1920年12卷6号。）一文中，反对选古代文学、文章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呼吁国文教师应“不抱残守缺，要勇敢地补救自己‘知识的饥荒’，要吸收外来新知识”，包括外国文学的知识。而《标准国文选》（共三册，马厚文编，上海光大书局1935年改版）的《编辑大意》里，编者首先肯定学习外国文学的意义：“译品之佳者，虽来自异邦，而与国情适合，又或他山之石，可为攻错之资，兼容并包，亦可广世界之知识，博文学之兴趣。”但他也意识到中外文化差异造成外国文学不合国情的情况：“惟其不善者，或则失之偏激，或则流于浪漫”，因此，强调要再三斟酌，不可盲目拿来。何仲英反对将大部分古典小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注：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1920年12卷2号。），对外国文学，他主张区别对待，西洋戏剧基本上不应入选，理由是“西洋剧译成国语的，……又因它的意义，与我国国民生活和思想上不尽吻合，难作教材。”而译体小说，如大仲马的《正续侠隐记》等，却可以入选，因为译文“简洁真确，所用的白话文，又都煞费苦心，不是依傍人家的。可以说是一部模范的译体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模范的长篇叙事文。”此外胡译（指胡适释译）短篇小说，周译（指周作人翻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以及新近北京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和散见于杂志的译体小说，皆可选看。”（注：何仲英《国语文的教材与小说》，《教育杂志》1920年12卷11号。）作者的话中，包含着价值评判。
二
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事实上承担了思想、品德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双重使命。无论官方或学者的个人洞见，在这一点上看法是一致的。就思想、品德教育而言，它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爱国主义教育、启蒙教育和人生教育。
爱国主义是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主旋律。入选频率最高的作品如《柏林之围》《最后一课》《少年爱国者》《卖国的童子》《少年侦探》《二渔夫》等，都表现了各民族中普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匹夫未敢忘国，莫泊桑的《二渔夫》（今译《两个朋友》），写普鲁士侵略者围困巴黎的最艰难的时刻，两个钓鱼人因愁闷出城钓鱼，被普鲁士抓住。本来他们对自己的政府没有好感，但当侵略者以性命相逼，强迫他们说出进城口令时，他们选择了死。亚米契斯的《少年爱国者》的主人公是一个11岁的意大利少年，因不堪忍受马戏团的生活虐待，逃到意大利领事馆寻求保护。在回国的船上，这个衣衫褴褛、总是翻白眼、却乘二等舱的少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太太绅士们知道他的身世后，纷纷解囊相助。少年为意外得到的钱而高兴，但当三个喝醉酒的人肆意侮辱少年的祖国意大利时，少年毫不犹豫地把钱币摔到他们身上脸上，发出了有骨气和血性的怒吼：“我不要那说我国坏话的人的东西。”
反抗专制暴政、争取民主自由、探索民族出路和人类美好前景的启蒙类作品，也占了相当的篇幅。入选的俄国、东欧、南非等国作家的作品，这方面的居多，如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命》《巨敌》，须林娜女士的《文明的曙光》《沙漠间的三个梦》。其中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散文诗，是唱给大海的颂歌。海岸的岩石代表约束的力量，象征压迫，海浪以排山倒海之势，以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它。
外国文学作品中，人生教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尤其是与青少年学校生活相关的内容。亚米契斯的《义侠的行为》写一个穷苦孩子与欺负他的同学发生冲突，却把墨水洒到老师身上。老师追查肇事者，另一个侠义的同学主动承担了责任，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在宽恕中最后被化解。《学校》是关于劝学的，《弟弟的女先生》表彰了富于爱心的女教师。《赏牌授与》中，学生波来可西被视学官授予奖牌，虽然他在学业、操行方面堪当此奖，但视学官格外交代，他获得此奖，主要是因为他的乐观的“心情、勇气及强固的孝行”。他的铁匠父亲被邀请到学校访问，他在大家的祝贺中，对自己常打骂孩子感到内疚，也体验了对孩子的爱和自豪。亚米契斯敬重关怀、温爱、同情的精神。日本作家鹤见佑辅的散文《徒然的笃学》列举种种实例，陈述死读书的害处。《读书的方法》则谈心般亲切地把读书的好方法一一加以介绍。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数量庞大，但其思想内容基本上都在上述这三个方面展开和深入。
作为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外国文学教学在方法上自然与后来通行的文章教学法有很大差异，现代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认真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阮真在《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丛书之八）一书中，把“世界近代文艺”列为高三年级各科普通选修学程，每周二小时，为期一年，共四学分。他对教学目的提出四点具体要求：第一，“使学生略知世界近代文艺名著之大概，为普遍的欣赏”。第二，“使学生略知世界近代文艺之思想与艺术，及于中国现代文艺创作上之影响，以为研究及批评现代文艺之预备。”第三，“使学生扩展对于文艺的眼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艺与现代文艺，有些比较的概念。”第四，“使学生认识世界文艺作品之派别，略有具体的概念，并可与文学概论相印证。”他不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作品，而只需指定阅读分量、方法，并引起学生之兴趣，令学生在课外阅读，各随其好，阅读数种，不作具体限定；将学生写的读书笔记或读书报告作为考评的主要依据，“报告须注意该篇之主要思想，全篇之结构，篇中之精彩处，译者文笔，读后之感想”等内容。
孙俍工在《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注：孙俍工在《文艺在中等教育中的位置与道尔顿制》，《教育杂志》1922年14卷12号。）一文中全面探讨了外国文学的教学方法。与玩真相同之处，是他同样强调学生的课外阅读，但设计了更精细的作业种类，以保证阅读的效果。这些作业法包括“分篇作业法”，就是读一篇作品做一篇札记或读书录，写作内容包括概要、人物形象分析（年龄，性情、思想及相互关系）、主题分析、对作品的感想和评价等。其次是“家别作业法”，即以作家为对象和单元，一个作家写一篇评论或多篇评论，也可以写一长篇泛论多个有共同特征的作家的文章，内容要求包括作家生平、思想学说、艺术上的主张及派别、作家所受时代精神与环境的影响、例证或比较（作家与作家或篇与篇之间）、其他感想和批评等。第三是“国别作业法”，以作家所属的国别为单元，将作家按国别分类，通过对不同国别作家的评论，进而评论不同国别的艺术思想。第四是“分组作业法”，把若干作品中关于思想或艺术上相同的问题提升出来加以评论，或进行总评。
现代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属于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这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作的删节改动，以及一些信息被人为地增加或损耗。而收入现代中学语文的译文，普遍重视名家翻译，重视文字的优美流畅，不重视译文的忠实程度，上述问题愈加突出。胡怀琛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一书，就举出外国文学教学在这方面面临的尴尬。书中所收文章《翻译问题》举了三例，一为“兄弟”的译法，二是把“三层楼”译成“四层楼”，三是都德小说《最后一课》的最后一句，胡适译为：“在黑板上用力写了三个大字：‘法兰西万岁’”，法语没有问题，可反映在中文里，明明是五个字！他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这些翻译问题要细细斟酌。胡怀琛的著作中还涉及作文教学，他主张将其中的翻译废除：“今人往往把翻译包括在作文里面，无论译外国文为本国文，无论译古代文为现代文我以为都是错的。”这是因为“翻译固然可以练习，但把作文做好了，再练习翻译，因为翻译作文是更难的。”
现代意义上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已逾百年，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而借鉴历史的经验，无疑对探索正确的道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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