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标准＊
高若瑜
摘要： 近年来，文化回应性评价成为美国评价领域的一个关注焦点。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评价者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让评价活动体现出文化多样性、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公平性。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将评价活动根据流程分为九个阶段，使文化竞争力作为评价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在实施标准上，文化回应性评价对教育评价标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项目评价标准》进行了修订和完善，通过逐条解读和分析使文化因素贯穿其中。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标准促进了文化回应性评价理念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关键词： 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实施框架；实施标准
自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文化因素逐渐成为美国评价领域的焦点议题，“文化回应性评价”（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CRE）的理念开始得到宣传和推广。这种评价理念强烈批评传统评价中不关注文化差异、无视弱势群体需求、用同一个标准衡量各类群体的现象，倡导积极关注文化因素对评价的影响，并作出正面的回应。今天，文化回应性评价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涌现出了以凯伦·柯克哈特（Karen Kirkhart）、斯塔福德·胡德（Stafford Hood）、罗德尼·霍普森（Rodney K.Hopson）等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其影响范围也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教育评价范畴，拓展到了公共政策、医疗、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诸多领域。美国评估协会（America Evaluation Association）、美国公共政策协会（Public Policy Association, PPA）、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等组织均以不同形式倡导在各自领域采用文化回应性评价。
一、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理念
1994 年，在就任美国评估协会主席的演讲上，凯伦·柯克哈特率先提出了评价领域中的多元文化问题。她从评价的有效性问题切入，通过对方法论有效性、人际关系有效性、结果有效性等维度的分析，指出了多元文化之于评价有效性的价值。“我认为，多元文化的有效性应成为有效性的一个核心维度，与其他维度受到同样的尊重，纳入评价程序并得到落实。换言之，它应当在评价理论、方法论、实践和元评价中受到更多的关注。”[1]此后，文化因素开始在评价领域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评价中应当正视并积极回应文化因素的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1998 年，斯塔夫·胡德（Stafford Hood）发表了论文《文化回应性表现性评价：理念与计量心理学的思考》，进一步明晰了“文化回应性评价”的概念。[2]
为了推动文化回应性评价转化到具体实践之中，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倡导者们作出了积极的尝试。文献梳理发现，与实施文化回应性评价相关的主题涉及到文化与评价、跨文化评价、回应性评价、评价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少数种族问题、社会公平与多元文化有效性、种族与制度种族主义、协商民主评价、多元文化评价等。[3]整体而言，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在实施时会重点关注四个方面：一是评价者的文化意识，二是评价活动的文化多样性，三是评价活动的文化包容性，四是评价活动的文化公平性。
从评价者的角度，文化回应性评价认为，评价者应当具备文化敏感性和文化意识，以确保评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首先，评价者要能够意识到不同群体间文化的差异，分析评价项目是否考虑到了这种差异并给予了必要的回应。为了做到这一点，评价者最好有过与评价对象共同生活的经历，这样他们才能更为敏锐地识别出文化问题，与评价对象更好地沟通和交流。其次，评价者要对自己的观念和价值观进行经常性的反思。“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与他人互动时所持的价值观（尤其是当互动对象与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时），我们对文化和环境因素的理解，以及我们的共同需求和期望。”[4]再次，评价者应当接受必要的文化竞争力方面的培训，以增强文化意识。通过学习，评价者要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方法，更为全面地获取文化信息。此外，评价者还要增强公平意识，关注如何才能在评价中确保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是按照同一个标准衡量所有的人。
在文化多样性方面，文化回应性评价强调，一方面，评价者要具有多样性。评价团队的成员要包含来自多个不同的文化背景，最好能够与评价的对象和环境相一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要保证评价团队的成员对评价对象和环境非常熟悉。在评价团队的权力结构中，要让团队的管理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包含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成员。另一方面，评价活动要具有多样性。在评价团队的日常运行中，要让评价的决策过程和日常实践能够包容和采纳各类不同的观点。在采集评价信息时，要尽量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使信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实际状况。
在数据分析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即如何才能理解数据的真实含义？在文化回应性评价看来，数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是评价者的分析赋予了其特定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想方设法去挖掘和理解其包含的意义。而意义的挖掘和分析需要将数据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为此，可以将数据按照评价对象的类型进行划分，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分解。还可以让利益相关者组建评价分析小组，对评价结论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进行校核。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纯粹能动与社群行为倾向问卷是Wojciszke和Szlendak(2010)基于Helgeson(1994，2003)的理论编制，测量纯粹能动和纯粹社群行为倾向两个因子，各包含11个项目，从“特别不符合”到“特别符合”计1～7分。该工具原版具有满意的信效度。
在评价活动设计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主张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根据文化回应性评价的理念，适切性是评价活动设计应当遵循的最主要原则。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和局限性，它们相互间没有优劣之分，仅存在适用性的差异。由于文化因素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很难获取全面的信息，这就要求我们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做法，使一种研究方法所面临的局限性问题由另一种研究方法进行弥补。
⑤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二、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
斯塔福德·胡德、罗德尼·霍普森和凯伦·柯克哈特等人在对文化回应性评价的代表性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6]在这个框架中，评价活动按照流程被分为九个阶段，分别是评价准备阶段、利益相关者参与阶段、目标设定阶段、问题设计阶段、评价活动设计阶段、工具遴选和调适阶段、数据收集阶段、数据分析阶段、评价结果的宣传和使用阶段等。在这九个阶段中，文化竞争力贯穿其中，是评价的核心理念。此后，相关学者对这一评价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完善。
图1 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
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前途迷茫之时就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目标，在其奋斗中苦难重重，艰难险阻更是数不胜数，可是周总理却能为了目标迎难而上，披荆斩棘；海伦·凯勒的故事更是感人，一个正常人要想在文学领域中取得成就也是难上加难，更别说是一个聋哑人了，可偏偏就这么一个聋哑人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写下了传世之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籍，令后人不断挑灯捧读。这激励着学生要敢于扼住命运的咽喉，与生活的艰难做斗争。阅读了这些书籍，学生会自觉健全自身的品格和人格，在语文学习中不仅兴趣浓厚而且会严于律己，自觉学好语文这门课程。
从实用性的角度，标准关注的是评价是否做到了为各类利益相关者服务。根据标准的要求，从评价目标的设定、信息的获取到评价结果的呈现、评价影响的追踪与分析，评价要始终指向于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让评价活动能够较好地为利益相关者使用。在这方面，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重点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差异及其对价值观、理解力的影响，通过采取对话、协商等文化包容性的措施化解相互间的文化冲突，从而满足各方的需求。
实施标准是评价活动的重要参考，也是确保评价专业性的重要举措。当前，美国评价领域影响最大的评价标准是教育评价标准联合委 员 会（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JCSEE）制定的《项目评价标准》（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该标准最早形成于1975 年，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011 年正式发布的第三版。标准共分为5 大类，分别是评价项目的实用性、可行性、正当性、准确性和问责标准。各类标准细分为具体的指标，指标的各项内容均有详细的解读（见表1）。[9]鉴于最新版标准的主编之一就是文化回应性评价的重要倡导者罗德尼·霍普森，因而这份最新版的标准本身便融入了一些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元素。
在目标设定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主张从过程、进度和结果等三个维度设定评价的具体目标及其实现程度。在过程上，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借助于文化敏感性的视角对评价项目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把握过程中的细节确定评价是否符合预期的目标。在进度上，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动态分析评价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预期的计划，同时反思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否适用于现实中的评价对象。在结果上，文化回应性评价强调，除了分析评价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之外，有必要将这种影响放到评价所开展的文化背景之中，结合文化背景进行分析。此外，为了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还要对各类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学生学习态度之间的关系等。
在问题设计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倡导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问题的设计，并从文化的角度对设计的问题进行反思。亨利·弗赖尔森（Henry T.Frierson）等人指出，在设计问题时，评价者要倾听来自多个不同渠道的声音，并分析问题的设计是否有助于获得可靠的证据。为了做到这一点，评价者要在设计问题时追问自己四个问题。一是问题的设计是否会限制受访者的思维？二是能否采取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三是其他提问方式是否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理解？四是已有的数据资源是否已经可以回答提出的问题？[8]通过这样的反复追问并对问题作出必要的修正，问题的设计会更加具有文化回应性，从而获得更加具有全面性和真实性的信息。
餐饮行业之所以易发生食品安全风险，原因如下：一是餐饮行业技术含量较低，经营者及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法律及意识较薄弱，食品安全知识水平低下；二是餐饮行业使用的原料和供应的品种繁多，渠道不一，上游的食品安全风险会积累到本环节；三是餐饮业多处在闹市，场所面积受限，卫生条件不足；四是餐饮食品多以手工操作为主，加工过程繁杂、环节多，其中易出现因加工不当引起的污染等问题；五是餐饮食品即时加工、即时食用，无法做到经检验合格后再食用，失去检验把关最后一个关口；六是餐饮食品为直接入口食品，对备餐、配送的要求较高，稍有不慎便会产生卫生风险。
文化回应性评价非常看重评价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在评价目标的设定上，文化回应性评价主张评价要致力于为各类群体提供相同质量的服务。由于各类群体在认知度、理解力、行动力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评价应当根据他们的文化背景特点提供不同的服务。在评价过程中，要重点对各类群体的利益得失进行分析，了解哪些群体受到了评价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在评价工作完成后，要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进行跟踪，分析评价从长期来看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评价准备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评价者认真分析评价所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评价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评价团队在评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回应性评价主张在遴选评价团队成员时将文化多样性作为一条标准，尽量实现评价团队成员背景的多元化。
在工具遴选和调适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对当前评价工具的标准化倾向提出了质疑。在其看来，大多数标准化的评价工具仅适用于某种特定的主流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评价活动发生在非主流文化环境之中，有必要对这些评价工具进行调适。调适的常用方式有两种，一是语言的翻译和转换，如果评价对象包括拉美裔等少数种族群体，评价工具需要翻译为他们熟悉的语言，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文化回应性评价主张采用翻译与回译相结合的方式（Forward/backward Translation, FBT）、多元文化小组翻译（Translation by Committee, TBC）、多路径翻译（Multiple Forward Translations, MFT）等。即便评价对象与评价工具的语言一致，文化回应性评价也主张根据评价对象认知能力的差异对评价工具的语言进行调整，以便评价对象更好地理解。二是采用前测的方法，将评价工具先在小范围内使用，判断其在特定文化群体中的适用性，并据此修改完善。
在数据收集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尤为关注文化因素对数据真实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化回应性评价强调，有必要对数据收集者进行专门的培训，使他们了解项目实施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在定性研究中，数据收集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评价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评价的组织形式、开展方式、发生场地等均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此外，有些评价对象可能会表现出一些非言语行为，这些行为过去会被认为是评价的干扰因素或错误信息。但在文化回应性评价看来，这些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同样具有研究价值，需要审慎分析。
在文化包容性方面，文化回应性评价认为，评价应避免文化偏见的产生。评价对象经常会因其文化背景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这种不同往往会导致评价者的文化偏见。事实上，文化自我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只认可自己所在的文化的价值，而贬低或者不关注被压迫者的文化。正如肯尼斯·A.斯特赖克（Kenneth A.Strike）和乔纳斯·F.索尔蒂斯（JonasF.Soltis）所言，“人们坚持认为正确的东西通常都带有个人兴趣和偏见的色彩，并非完全源于其合理性。有时候，逻辑推理只是一种伪装的形式。”[5]因而，在处理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关系时，评价者要采取包容性的态度，尽可能地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表现出尊重。评价活动应当有意识地分析评价是否存在文化偏见，并深入分析这种偏见产生的原因，尤其是评价的价值导向是否加剧了文化偏见问题，进而采取针对性的弥补措施。
在评价结果的宣传和使用阶段，传统的评价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评价结果的有用性，即评价结果是否能够被广泛地利用以改善现状。在此基础上，文化回应性评价提出，评价结果不仅要有用，而且要真实，真实性与有用性同样重要。评价结果要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状况，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能歪曲现实。而且，评价结果的有用性要重点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和改进，即评价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此外，评价结果的宣传应该扩大覆盖面，让相关群体都能够对评价结果有所了解，而不是局限于评价项目的资助方。在呈现方式上，评价结果还应当根据听众的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类，针对性地以他们便于理解的语言呈现。
三、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标准
在利益相关者参与阶段，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明确找出评价的利益相关者，让他们参与到整个评价过程之中。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文化回应性评价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利益相关者要具有代表性，即评价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方都要有机会参与进来。文化回应性评价强调，评价的利益相关者往往会存在利益的冲突，一方的获益经常会以另一方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因此，要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方，包括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二是利益相关者要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评价之中，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文化回应性评价提出，为了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实质性的，有必要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问题的设计、评价标准的确定以及信息来源渠道的遴选。当利益相关者人数较多时，可以成立一个评价咨询小组，让他们参与评价的计划、实施和结论分析。[7]三是要重点分析哪些利益相关者处于弱势地位，并重点关注他们的诉求。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通常受评价的影响更大，但同时又最缺乏话语权，在评价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例如，在教育评价中，学生和家长经常会受到忽视，是评价中的弱势群体。
为了确保文化回应性评价能够得以具体落实，文化回应性评价的支持者们对教育评价标准联合委员会制定的《项目评价标准》进行了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指导评价者如何在贯彻和落实标准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回应性。美国评估协会的多元文化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报告《项目评价标准的文化解读》（A Cultural Reading of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呼 吁 美国评估协会的全体成员在评价中考虑到文化多样性及其对评价的影响。[10]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则制定了《项目评价标准》的文化竞争力提升策略，为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现提供了指南。[11]
表1 JCSEE 的项目评价标准（第三版）
（续 表）
通过以上步骤产生的空调系统，同样需要进行三种验证。第一，主要设备额定流量的匹配；第二，末端温度满足预设值；第三，动力设备压头达到要求。满足以上要求，可视为空调系统合理。
从可行性的角度，标准关注的是评价是否能够做到高效、便捷可行且符合规范要求。文化回应性评价则重点关注评价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是否行得通。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评价活动对文化环境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文化环境的实际情况。在实施过程中，评价活动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能够根据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我国是农业大国，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灌溉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灌溉农田的粮食产量一般可占粮食总生产量的70%左右[1-2]。北方灌区农作物需水期降水量偏少，需要引水灌溉，因此确定合理的灌溉水量对于灌区的水资源管理和灌区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3-4]。尤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灌区内的降水和蒸发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改变灌区的水文循环过程和水量平衡，进而引起灌区内水资源管理的改变[5-6]。
从正当性的角度，标准关注的是评价活动的合法性和接受度，包括责任是否明确、参评者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障、是否符合伦理规范等。这一维度具体表现为程序上是否签订有正式协议、是否保障和尊重人权、是否做到了清晰性和透明性等。文化回应性评价则要求对评价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检验，如是否得到了弱势群体的接纳和认可、是否接纳弱势群体参与决策过程、是否在正式协议中明确提到了文化差异等。此外，文化回应性评价明确指出，经费预算中是否专门列出了文化调研开支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其中涉及到语言翻译、多元文化专题会议和培训、符合当地文化特征的信息传递等。
准确性这一标准关注的是评价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涉及到评价信息的收集、验证、存储、交流等各个环节。评价活动是否为确保准确性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是标准的重要内容，如是否对项目开展的背景和细节进行了描述、是否清晰地记录了评价的推理过程等。关于评价的准确性，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评价能够准确描述评价对象的文化特征。根据文化回应性评价的理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准确性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评价信息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的环境和对象，时空的转换及其带来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这就要求评价者与利益相关者就评价的方式进行协商，通过采取多种渠道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并选取其中相对可靠的信息。
标准的最后一个类别是问责标准，主要从元评价的角度考察对评价本身的评价。在这部分，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详细地记录所有利益相关者在评价过程中的贡献，明确分析哪些群体的价值观在评价中处于优势地位，并对此类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特别是在外部元评价中，要选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参与外部元评价，将文化竞争力的澄清和分析纳入元评价的目标和标准。
杨鹏作品的特色——“不可思议的想象、不同凡响的夸张、不可复制的喜剧”，在这一时期已初见雏形。如今的杨鹏经常被媒体冠以“幻想大王”的称号，“幼功”就是当年给弟弟妹妹编故事时练下的。
四、结论与启示
文化回应性评价实施框架与标准的形成是美国文化回应性评价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它使得文化回应性评价的理念得以具体落实。自此，文化回应性评价不再是一种空洞的理念，而是转化到了评价的日常实践之中。借助于实施框架与标准，文化回应性评价所倡导的提升评价有效性、获得合法性、推动社会公平、帮扶弱势群体等理念具有了可行性。同时，实施框架与标准在各个评价领域的推行也反映了美国评价领域对文化回应性评价的认可和接纳。文化多样性、文化包容性、文化公平性等概念已经成为了美国评价领域的焦点议题。
从性质上看，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标准所提供的是一种评价指南而非操作规程。它主要发挥一种指导性的作用，供评价活动作为参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回应性评价本身的特性。“文化回应性评价要求关注特定的文化背景，它认为评价的严密性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能实现。它提供了实践指南，但不排斥全面地看待事物或是形成新的见解。”[12]因而，相较于美国主流评价体系科学化和精确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回应性评价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那么严格。它的实施框架与标准在为评价者提供操作指南的同时也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供其根据评价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文化环境因素进行调整。灵活性是文化回应性评价的一大特点。
在实施框架与标准的设计路径上，文化回应性评价并没有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系统，而是选择对已有的评价实施框架与标准进行加工和完善。这不仅节约了开发的成本，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可行性。通过关注和强化文化因素在评价中的作用，文化回应性评价对已有的评价范式提出了挑战，对评价的有效性、严密性和角色作用作出了新的解释。但在实施框架与标准的设计中，文化回应性评价却并没有将已有的评价体系推倒重来，而是选择了对原有体系进行优化。在实施框架上，文化回应性评价借鉴了已有评价体系的流程，然后将文化竞争力作为一个主线贯穿其中。在实施标准上，文化回应性评价选择了对已有评价标准进行解读，通过进一步明确各项具体标准的文化指向使文化回应性评价的理念得以落实。
对我国的教育评价而言，一方面，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标准为评价理念向评价实践的转变提供了参考。事实上，许多教育评价的理念一度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但因为缺乏具体的操作路径和范式而停留在了理论层面。特别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孕育有丰富的评价理念和资源，但在转化为实践操作层面时面临着较大的障碍。[13]文化回应性评价利用已有成熟评价标准并对其加工完善的策略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文化回应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标准在提升评价有效性、合法性、推动评价结果有效使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成为教育评价实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Kirkhart K E.Seeking Multicultural Validity:A Postcard from the Road[J].Evaluation Practice, 1995, 16(1): 1-12.
[2]Hood S.Culturally Responsive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Conceptual and Psychometric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1998, 67(3): 187-196.
[3]SenGupta S, Hopson R, Thompson-Robinson M.Cultural Competence in Evaluation: An Overview[J].New Directions for Evaluation,2004(102): 5-19.
[4]Public Policy Associates.Considerations for Conducting Evaluation Using a Culturally Responsive and Racial Equity[R].Lansing,Michigan: Public Policy Associations, 2015.6.
[5][美]肯尼斯·A.斯特赖克，乔纳斯·F.索尔蒂斯.教学伦理[M].洪成文，张娜，黄欣，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01.
[6][12] Hood S, Hopson R K, Kirkhart K E.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Theory,Practic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A].//Newcomer K E, Hatry H P, Wholey J S.Handbook of Practical Program Evaluation[C].Hoboken,New Jersey: Jossey-Bass, 2015.290, 306.
[7][1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ulturally Competent Evaluation[R].Atlanta,Georgi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14.9, 24-28.
[8]Frierson H T, Hood S, Hughes G B, Thomas V G.A Guide to Conduct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s[A].// Frechtling J.The 2010 User Friendly Handbook for Project Evaluation[C].Arlington, Virgini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0.83.
[9]Yarbrough D B, Shulha L M, Hopson R K,Caruthers F A.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 A Guide for Evaluators and Evaluation Users( 3rd ed.)[M].Thousand Oaks,California: Sage.3.
[10]Diversity Committee,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A Cultural Reading of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2nd Edition)[R].Washington DC: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2004.1.
[13]吴刚平，余文婧.先秦儒学教育思想孕育的教师评价意识[J].全球教育展望，2015，(2): 36-44, 53.
Analysis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Standards in America
GAO Ruoyu
Abstract: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has become a focus of American evalu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requires the evaluators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ulture, and make the evaluation activities reflect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inclusiveness and cultural equity.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divides the evaluation activities into nine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and makes the cultural competence as the core idea of the evaluation run through it.In ter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standards,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revised and improved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mulated by the 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made cultural factors run through it by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each item.The framework and standards of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in America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responsive evaluation and have strong feasibility.
Keywords: America; culturally respo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standards
作者简介： 高若瑜 /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 200062）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6JJD880022）的研究成果。
标签：美国论文; 文化回应性评价论文; 实施框架论文; 实施标准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论文; 江苏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