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初级阶段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 标志着有关认识成果已经被正式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和探索进程已经完成。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2〕本着这一精神， 本文拟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出发，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作一理论剖析，并对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完整把握和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
建国以后，我国关于社会发展形态与阶段的理论，一直是关于五形态依次更替的单线发展观。这种理论来源来斯大林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与形态学说的概括和整理，它既有简明归纳和反映马克思的有关学说的一面，又有片面理解和扭曲马克思原意的一面。这种理论片面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可以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在“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同时“跨越”市场经济阶段，直接进入马克思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开始消亡的社会。于是，中国逐步建立起一种排斥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断发动提高公有程度的生产关系变革和反资防“修”的政治运动，直至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整个社会推至崩溃的边缘。
其实，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并不是简单、绝对的单线论，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历史条件出发做过多重分析。对中国当代改革实践尤具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过三大形态的划分。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3 〕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第二大形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第三大形态是市场经济消亡以后的社会。马克思指出，第二大形态为第三大形态创造条件，并把第二大形态称为“现代社会”。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这种划分法，与目前国际学界中通用的“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划分法是相吻合的。
马克思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至少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或层次：劳动交换关系和劳动占有关系。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双重划分，就是分别依据劳动交换关系和劳动占有关系的不同历史类型。
劳动交换关系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怎样分工协作和相互交换劳动。它包括分工协作关系、产品交换关系和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在我国原有理论体系中，分工一直被认为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它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论述货币所表现的关系时曾明确指出，它“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4〕。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劳动交换关系的两大历史类型--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马克思认为，自由交换经济是人类劳动交换关系的未来形态。劳动交换关系的三大历史形态是由劳动工具的三大历史形态直接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是手工工具，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机械化工具，自由交换经济的基础是自动化工具。因此，劳动交换关系的三大历史形态之间具有逐级进化、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
劳动占有关系所表明的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怎样实现对自己或他人劳动的占有。它包括劳动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关系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劳动占有关系的五种基本类型--原始公社占有制、奴隶主占有制、封建主占有制、资本主义占有制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占有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占有制是人类劳动占有关系的未来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基本类型之间并不存在逐级进化、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人类历史上只是在西欧出现过前四种类型依次更替的过程，而马克思本人曾坚决反对把他从研究西欧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说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侮辱。” 〔5〕
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由此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形态。由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具有劳动占有关系和劳动交换关系两重结构，这就决定了上层建筑实际上也具有两重属性--既有反映劳动占有关系的一面（如“国体”），也有反映劳动交换关系的一面（如“政体”）。这就是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两种方法的现实基础。生产关系的两重结构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可以分别概括如下：
劳动交换关系决定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活动方式（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或称“体制”），并进而决定人们在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活动方式。以劳动交换关系决定的三大基本活动方式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未来社会（以自由交换经济为基础）三大社会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是单线的。
劳动占有关系决定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利益关系，并进而决定人们在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利益关系。以劳动占有关系决定的六种基本利益关系为标准，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六种社会形态。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是多线的。
三大社会形态与六种社会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基本对应关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对应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以自由交换经济为基础的未来社会对应于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双重视角，反映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探求与把握。交换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它是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它的三大历史阶段是由劳动工具的三大历史阶段直接决定的，因此具有不可逾越性。占有关系的性质是生产力通过交换关系间接决定的，它是生产关系的浅层结构。在对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一定适应范围内，占有关系的历史发展有较大的“弹性”（偶然性、可选择性），它的各种基本历史类型之间不存在依次更替的必然联系。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以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反映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利益关系。只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完整、全面的认识。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
我国原有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由于只注重对以基本利益关系为标准的社会形态的研究（“现代化”的涵义只被局限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使它在反映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上产生了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以至无力为改革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提供真正深刻、准确的理论说明。在它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中，在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基本适应、只需完善的论断中，无法找到中国当前进行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更无法得出人们日益感受到的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的判断。因为革命意味着质变，而从五形态的角度看改革并不使中国发生质变。
马克思当年对社会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是全面的，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双重视角是结合在一起的。但由于马克思当年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完全对应地看待的，所以他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揭示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今天的认识，对二者加以分离和重新整理，同时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的一切有益成果。
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过程，是几乎所有经典性西方社会学大师都曾深入探讨过的主题。一代代西方社会学者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反复探讨，取得了非常丰富、重要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在传统社会中，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劳动的直接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分工、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联系和产品的直接交换。简单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只是对自给自足状态的补充。不平等的劳动占有关系在形式上也表现为不平等的社会权利和超经济强制。形式上不平等的占有关系产生形式上不平等的政治体制--专制与人治，其基本特征是以世袭或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产生方式，权力高度集中和缺乏制衡的政权组织方式，神秘化、特权化的政治活动方式。精神生产主要是少数社会精英和阶层的特权，观念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大一统的禁锢模式。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倾向是血缘与地缘意识、个人和权力崇拜、压抑个性的群体道德、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等。社会功能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缺乏分化的同质性结构，各种初级群体综合性地完成多种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家长制，组织行为人格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等级身份的封闭性结构，个人依附于群体和他人，表现为直接的依赖关系，社会流动很小。人的个体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不发达的完整性。综合性的简单劳动使大多数个体尚未完全脱离自然等同状态。人类总体能力的低下和社会联系的贫乏造成个体发展程度的低下。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很少，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闭关自守状态。
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劳动的间接交换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是发达的社会分工、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间接联系和产品的间接交换。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是对自给自足状态的否定。市场竞争机制成为分配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生产的基础，间接的政府调控和完备的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竞争机制的必要补充。不平等的劳动占有关系表现为形式上平等的社会权利。形式上平等的占有关系产生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体制--民主与法治，其基本特征是以普选制和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权产生方式，权力纵横划分和相互制衡的政权组织方式，公开化、大众化的政治活动方式。精神生产成为专业化的产业和职业，观念文化领域中形成自由争鸣、兼容并蓄的开放模式，社会意识中的主导倾向是自主与自立意识、对科学和理性的崇尚、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的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个性的群体道德、求新求变的价值取向、开放的民族心态和不断增长的世界、人类意识等。社会功能结构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结构，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分门别类地完成各种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是科层制，组织行为非人格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平等契约的开放性结构，个人摆脱对群体与他人的直接依赖而获得独立，社会流动很大。人类个体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发达的片面性。专业化的劳动使个体之间出现丰富的个性差异，个体能力的片面、专业化的发展造成人类总体能力的全面、发达的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人类各民族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和人类总体文明的进步。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并正在为走向更高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准备着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是它在很大程度上顺应、反映了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使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扭曲和限制。尤其是在把市场经济推向世界的时候，贪婪的资产者更是通过各种野蛮的超经济手段，对落后的国家进行掠夺和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在不自觉地充当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工具同时，也给落后国家造成了痛苦与灾难。
从社会形态两重划分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演变，可以对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得出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在交换关系上处于自然、半自然经济状态，在占有关系上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成分比重很小，而且大部分是由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的超经济强制移植进来的，并在殖民性和官僚买办性的占有关系中畸型发展。与此相应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的衰败，和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为背景的军阀割据状态。近代以来一批批爱国志士不断掀起变革中国社会的浪潮，企图通过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追循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变革了阻碍我国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占有关系和统治关系。因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担负着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中国在主观上试图超越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在客观上却形成一种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文明色彩浓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这种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与中国高积累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相吻合，在工业化的初期曾经发挥出很高的组织效能。但是，当社会化的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体制就日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阻碍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障碍。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以国家垄断社会资源为主要特征的实物配给型体制，是一种放大的半自然经济形态。按行政系统（条）与区划（块）管理经济，把社会化的经济机体人为地分割为无数大而全、小而全的半自给自足单位，以分配代替交换，以调拔代替流通。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使劳动力事实上为部门、单位所有，产生类似人身依附的直接依赖关系。户籍、所有制、就业编制、行政级别等严格的等级权利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造成等级身份性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社会流动很小。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合理的划分与制衡，民主政体很不完善。政府机构对社会生活全面地直接管理，社会组织的同质性很强，功能缺乏分化。各种组织中的家长式领导比较普遍，组织行为人格化色彩较浓。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立法十分薄弱，人治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机制。在观念文化形态中存在着教条化、禁锢性的僵化模式，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领域中经常发生粗暴的行政干预。在社会意识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个人和权力崇拜、血缘与宗法意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束缚个性的群体道德原则、夜郎自大的民族心态等等。在对外关系上，由于对自力更生的片面追求和体制造成的障碍，长期处于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脱轨的闭关自守状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我国原有社会体制中“传统”性社会文明因素尚占主导地位。
目前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的实质是：在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实现从传统型社会体制到现代型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在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上，实现从传统型社会主义（与半自然经济相结合）到现代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转变。从前者来看，这是一场改变基本性质的“革命”；从后者来看，这是一场不改变基本性质的“改革”，由于这种双重转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这一社会转型期的长短是要以代际更替的尺度来计量的。而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到社会转型基本完成的整个历史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它的基本特征就表现在从传统型社会主义社会向现代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之中。大致说来，就是从低工业化、社会化的生产力体系，转变为高工业化、社会化的生产力体系；从国家统制的半自然经济体制，转向国家间接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从高度垄断的国家占有制和单一公有制，转向以局部性、社会化的公有制为主的多元占有制，和劳动力的个人占有制；从单一、直接的行政化、等级性社会分配，转向以市场化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要素参与社会分配；从高度集权、人治为主的政治体制，转向民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从教条化、禁锢性的观念文化形态，转向不断更新、兼收并蓄的观念文化形态；从功能缺乏分化的同质性社会组织结构，转向功能高度分化的异质性社会组织结构；从等级身份的封闭性社会利益结构，转向平等契约的开放性社会利益结构；从二元、隔离的城乡结构，转向一元、融通的城乡结构；从人的被动的、低专业化的发展，转向人的主动的、高专业化的发展；从闭关自守、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脱轨，转向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体系接轨。
三、现代型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没有预见过的独立的历史形态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可以明确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开始。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社会形态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而不是进入第三大社会形态。应当如实确认，这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型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所没有预见过的。
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构想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完全对应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属于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人类劳动的工具系统已从机械化阶段进入全面自动化阶段，人力基本退出直接生产过程，人们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从事自由创造性活动的自由时间大大增加；在交换关系方面，凝固式社会分工消失，由于直接生产过程中人力的基本退出，劳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已无法计量和相互比较，社会必要劳动量无法形成，价值的基础崩溃了，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消亡，人类的生产进入自由交换经济的时代；在占有关系方面，由于生产的全面自动化、高度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消亡，可以和必须对生产资料实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占有，对消费资料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阶级对立和差别消灭了，政党、国家和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也消亡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同样具备市场经济消亡、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消亡等基本特征。所不同的是，社会的物质产品尚不够丰富，旧式分工尚未完全消失，在个人消费品的占有上还必须实行以个别劳动时间为依据的按劳分配。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的上述设想，是他依据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对未来社会所作的推论。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具有透彻的科学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当然，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对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作出的各种预测，必然会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包含某些不准确、不确定乃至空想的因素，这是无法苟求于他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问题在于后人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许多片面、扭曲的理解，并加以教条化、凝固化。
在市场经济消亡的问题上，后人对马克思的片面、扭曲理解的突出表现是忽略了市场经济消亡的生产力前提--生产工具的全面自动化，认为只要通过实行大一统的国有制，就能在生产力尚未完全进入机械化阶段的落后国家中，人为地限制、取消市场经济。由此又进一步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错误的历史定位，把本来尚处于刚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向第二大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阶段，认定为已处于市场经济开始走向消亡（向第三大社会形态过渡）的历史阶段。如此巨大的历史错位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尖锐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6〕。 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处于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会出现的社会，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交换关系上尚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起步阶段，在占有关系上则拒绝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试图走出一条避免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所没有设想过的一种现代社会形态。它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生产力的机械化（工业化）和交换关系的市场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化等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它不是处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的社会，而是与资本主义同处于发展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的第二大历史阶段；而且它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上，还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的设想，基本上不能适用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对此，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7〕。
十五大报告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8 〕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当年对由科技革命推动的生产力变革的进展过于乐观，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能够调节自身矛盾、适应更发达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能力估计不足，因而过早地预言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即将灭亡。在马克思身后的一百多年里，机械化的生产力继续获得了新的巨大发展，但远未达到全面自动化的程度；当代市场经济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上继续表现出不可替代的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在适应当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仍然具有活力。尽管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某些未来的社会因素的端倪（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某些企业、行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体力劳动比重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加，城乡差别的缩小等），但总的说来，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预见市场经济将如何及在何时消亡。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当年的两个基本观点。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曾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实践已经表明， 目前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依然能够容纳社会化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通过暴力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生产关系的深层结构上则仍旧处于必须发展市场经济的阶段。因此，我们只能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马克思的原有构想作出补充和修正，确立市场经济也能与某种社会主义占有关系相结合的认识。但是，要把这种认识变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占有关系就必须适应、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违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一种社会生产要素的分散、独立而权利平等的占有关系，以保证生产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自主的活动能力。因此，传统社会主义的大一统国家垄断所有制必须打破，在广阔的竞争性领域中只能建立分散、独立的局部性公有制（产权独立）。这种公有制在组织形式上必须实现社会化（以股份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现代市场体系的竞争和生产要素的流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分散、独立的局部性公有制虽然不是私有制，但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也有着质的不同。它并不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统一性和平等性，而是确认社会成员在公共占有生产资料上的分立性和差异性，以及劳动力的个人占有。因此，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占有关系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占有关系，它表现为各局部性公有制单位之间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劳动者之间占有不同等的劳动力的不平等，和以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的不平等。在一般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公有制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只存在等价交换、市场竞争关系和在权利、义务上的平等，不存在无偿交换、统一调配关系和在初始占有与竞争结果上的平等。也就是说，马恩所指出的第三大社会形态应当克服的人类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不仅依然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不如此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不是市场经济要适应公有制，而是公有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也正因为如此，必须把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区分开来，前者是后者之前的一种独立的历史形态。十五大报告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探索性实践的成败，最终决定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是把全人类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分工、交换体系，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孤立地生存与发展，也不可能单独进入市场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10〕“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11〕。也就是说，第三大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以世界范围的全人类生产力的普遍自动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消亡为前提的。而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尚处于机械化生产力的发展十分落后、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状态，要使全人类共同达到全面自动化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消亡的状态，必然还要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与全世界人民一起世世代代地长期努力。
因此，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能企图取消市场经济，就是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也不能开始试图向自由交换经济和共产主义“过渡”。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长期、独立的历史阶段。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处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这一大历史阶段之中，两者在占有关系决定的社会基本利益关系上性质不同，在交换关系决定的社会基本活动方式上基本相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完成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然后一起走向市场经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那时的人类实践，才能对马克思的预言最终作出检验。
总结本文的讨论，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两重划分大致如下图所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传统到现代）
↓
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基本利益关系：奴隶社会│→│→
（占有关系）原始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成熟阶段）
基本活动方式：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
交 换 关 系：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自由交换经济→
生
产 力：手工工具--→机械化工具--→自动化工具→
那种生搬硬套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用以反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那种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就认定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完全是空想的看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因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尚无法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推测作出检验。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有着同一个认识根源，即两者都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了错误的历史定位。
注释：
〔1〕〔2〕〔6〕〔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7、16、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7〕参见上进、马仲良《论社会主义的现代取向》， 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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