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忧郁——读李商隐的春天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天论文,忧郁论文,读李商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0)01-0014-10
李商隐(字义山)是晚唐诗坛上无人能出其右的大诗人，他的诗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风格，千百年来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诗里的厚味是说不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足以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拙论拟按年代顺序追寻诗人春天的脚步，在他写于春天的诗篇里，在感受其艺术魅力的同时，阅读一下他的人生与心灵。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科举开考的时节，是读书人或享受收获的快乐、或吞咽落榜的苦果的时节，所以仕途不顺而又执著于仕途的李商隐对春天有太多的敏感与忧伤。春天又是草长花开、莺飞燕舞的时节，美丽宜人、撩人思绪的景色在诗人眼里皆可入诗，随时可以激发起诗人的创作冲动。春天更是令人激情勃发的恋爱时节，多情的诗人沐浴着春风写下了许多表现爱情的名篇。在现存的近六百首李商隐诗歌中，明显写于春天的有一百馀首，占了六分之一强。其中能够编年的约有六七十首。加上那些不一定写于春天、但反映的内容涉及春天的诗篇，数量就更加可观。下面就主要以这些可以编年的诗篇为研究对象，并参考那些表达了类似情绪但又难以确认写作年代的诗篇展开阅读。需要说明三点：第一，研究古代诗歌一直存在着点与面的平衡问题。选择有代表性的几首诗歌进行分析而得出一般结论固然省事，但往往覆盖面不够，很难描画出其一生的轨迹，亦不易寻绎出人生对其诗歌的影响，使其结论缺乏涵盖率。拙文选择覆盖了其一生的春天诗展开论述，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上述缺陷有所矫正。第二，学术界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存在着811年与812年两说，笔者认为811年说似乎更为合理，故取前说，并依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算年龄。第三，今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本文更是如此。尤其要强调的是，笔者对李商隐诗的编年素无研究，拙论主要是依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这是要特别说明的。同时在对于诗的理解与阐释方面，也多所借鉴。本文在写作中主要参考的著作有：1.《玉溪生年谱会笺》，张采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2.《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著，中华书局，1992年版。3.《玉溪生诗醇》，王汝弼、聂石樵笺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4.《李商隐评传》，杨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李商隐研究》，吴调公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6.《李商隐传》，董乃斌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李商隐的心灵世界》，董乃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8.《李义山诗研究》，黄盛雄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9.《李商隐资料汇编》(上、下)，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为了行文的流畅，除了引用原文，本文在借鉴这些成果时没有一一说明，敬请谅解。
李商隐尚未参加科举考试时写的《无题》(八岁初照镜)与《初食笋呈座中》这两首诗，我以为最能反映出诗人的先天禀赋及秉性，所以有必要多费些笔墨。
《无题》(八岁偷照镜)为李商隐17岁(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时所写，是现存李诗中写得最早的无题诗。虽然这首诗的主题并非咏春，但从诗中“十岁去踏青”的描写以及“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结句看，很有可能写于某个春日或由春色引发。全诗如下：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这首诗运用乐府诗的铺叙手法，描写一个女性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行为和心理。如果只是描写美人，当然不必用《无题》为题，所以当别有深意寓焉。诗人后来在《谢河东公和诗启》里曾自道作诗用心说：“借美人以喻君子”。这也正是此诗的特点：以美人喻自己。前六句叙中有喻，以美人从小貌美喻自己年少有才；以美人芙蓉为衣喻自己立志高洁(用《离骚》“集芙蓉以为裳”典)；以美人学艺不辍喻自己苦学不止。后四句主要写心情。诗中才、貌、艺三绝的美人盼嫁良夫，因悬想良夫难觅，而啜泣于春风之中，所表达的也正是才、学、志兼备的诗人渴求仕进，而对难卜的前途深怀恐惧的心情。所以这首写于春天的诗，是可以视作诗人表现心灵的处女作来读的。从诗的前六句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自己才能满怀信心，充满着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负。如果他像年长他九岁的杜牧那样，出生于达官显宦世家，那么诗的后四句脱口而出的，就当是一种舍我其谁、一飞冲天的豪情了。然而商隐却不是杜牧。门第的寒微、父亲的早逝、家境的困窘以及孤立无依的现实处境，使他从幼年起就倍感人生的艰难。这种艰难一方面磨炼出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另一方面又如影随形般地折磨着他的心灵。他那坚强的意志力激励他为改变地位而勤奋读书，不懈奋斗，这时他对自己的才能是自负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远比别人优秀。可是一旦面对社会，面向未来，他的自卑感就缠绕心头挥之不去了。“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的客观环境，迫使他不能不对前途抱有深深的忧虑甚至恐惧。所以诗里在表达了对才能的自负以后，后四句必然被自卑的心绪所困扰，以至于因担忧前程，因承受不住心灵的重负，而在和煦的春风中暗暗地哭泣！
如上所析，这首诗相当成功地表现出了诗人那自负与自卑交织着的隐秘心境。作为一个十七岁的诗坛新人，能够直抒胸臆已经不易，然而诗人却别开生面，“借美人以喻君子”，细致地刻画出一个苦恼的待嫁少女的形象，让读者在接触、感受少女的心思时，自然地体会或揣摩出作诗者的良苦用心。因为细致描绘的是美丽早慧多愁善感的少女，所以诗的画面上是楚楚动人、富于美感的，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人追求视觉美感的倾向。同时他欲表达的心情却是只想让人意会而不愿明言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在尚未应举之时所产生的这种不遇之虞，在实践上纯属超前的预测，完全是出于自己那源于自卑的纤细心灵的敏感，虽然对他来说无比真实，在旁观者看来却是空穴来风，庸人自扰。所以他的心思是“能与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借用司马迁《报任安书》语)的。为了掩盖俗人耳目，他匠心独运地以“无题”为题，写隐秘的心思又不让心思泄密于题，有意把所写之象与所言之情隔开一层，雾里看花，帘中赏月，客观上在诗歌意象上造成了一种委婉隐约的“距离美”。前面提到，这是诗人第一首“无题”诗。第一次以“无题”为题，当属灵机一动，妙手偶得，是出于尝试心理。可是诗人立刻感觉到，“无题诗”这种题目形式很适合自己，适合于自己表达自负与自卑交织着的心灵状态，适合于自己抒发那种不吐不快、又无法明言的复杂感情。因此，诗人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大量的无题诗。据杨柳《李商隐评传》统计，诗人以《无题》为题的诗有二十首，以首句二字(或三四字)为题者有四十五首。二者相加，占了诗人现存近六百首诗的九分之一。
如果说《八岁初照镜》主要展示了李商隐自信与自卑交织着的敏感的心灵特点，透露了尚未步入社会的诗人对前程的隐约担忧的话，那么他两年后在社交场合所写的《初食笋呈座中》，则使这种隐忧更加明朗化了，并且进而抒发了对摧残人才者的怨愤之情。其诗云：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从题目看，这是诗人在一次春宴上的即兴之作。席间侍者端上了当地极为珍贵的笋尖。大约在座诸公都知道商隐的诗才，让其赋诗助兴。诗人随即在座中口占成诗。诗的前两句写“初出林”的笋尖贵如黄金，为纪实，意在为后面的写意作铺垫。在一般人，接下来的两句大约会写主人的盛情比笋尖更贵重之类的赞辞。可是嫩笋的夭折命运却强烈牵动了诗人绷紧着的敏感神经，引发了诗人对摧残笋尖者的强烈抗议，因而诗思陡转，直逼出下面两句：“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笋尖虽只一寸，长成却能凌云，怎能忍心对其肆意剪伐、使其夭折呢？颂诗的题目写成了声讨的内容，恐怕座中有人要怪罪李商隐煞风景了，想来诗人本不愿得罪诸公，只是思之所至，情不自禁罢了。
不过隐忧和激愤只是年轻诗人情绪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诗人此时风头正劲，他自称“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凭着才华横溢的诗文，出入于达官显贵的深宅大院，在东都洛阳的上流社会里博得了一片喝彩声。特别是大和三年(829)，十九岁的李商隐受到洛阳的行政长官——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令狐楚的垂青，当年底，即以一介未曾参加科考的书生身份，荣幸地被新任天平节度使的令狐楚招至麾下，出任节度巡官。这样，我们就读到了诗人翌年春天(大和四年，830)所写的《春游》一诗：
桥峻斑骓疾，川长白鸟高。
烟轻唯润柳，风滥欲吹桃。
徙倚三层阁，摩挲七宝刀。
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
李商隐诗以婉约、沉郁著称，咏春诗亦是如此，而这首五律却是一个异数。我们读这首诗，但觉快意春风扑面而来：其恬适惬意的景色、俊朗豪迈的气概，在诗人所写的咏春诗里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罕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在诗人的一生中，春风得意的顺境实在是太少了。惟其如此，这首诗就显得尤为珍贵。
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写人。“徙倚三层阁”写人登高眺望春景，将前面四句揽入视野，而“摩挲七宝刀”的动作描写，又让我们想到主人公在大好春光中豪情满怀、跃跃欲试的神情。登高赏景者不止一人，而“庾郎(东晋庾亮之弟庾翼，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这里是诗人自比)年最少”，他身着一席青袍，风神俊逸，占尽了风光，连青草也不由得嫉妒了。其少年得意，万物皆备于我的豪情跃然纸上。顺带说一句，关于李商隐的初次应试时间，学术界没有定论，笔者觉得这首诗或可作为一个线索。从这首诗的情景看，李商隐作于大和四年任职令狐楚天平幕府时期的可能性极大，而诗中所抒发的得意情态，又不大可能出于李商隐遭受落第挫折后的胸襟。所以，笔者以为杨柳《李商隐评传》关于李商隐大和二年(828)18岁时开始应试的推测值得商榷，而董乃斌《李商隐传》以为始于大和四年的推测较为合理，因为这首表现跃跃欲试心理的诗篇，当作于应试之前，而不应是落第之后。
从上面所分析的几首诗里，我们大致可以揣摩出李商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的心理状态。由于家庭背景的先天不足，生存环境的严厉艰难，使他的神经敏感，感情脆弱，因而对自己的仕途忧心忡忡。另一方面由于他才华出众，初出茅庐即受到有力者的赏识，所以又不乏少年得意的踌躇满志，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然而事与愿违，当踌躇满志的诗人投身考场的时候，立刻就尝到了一次次落第的悲凉滋味。他在写于开成二年(837)正月间的《上崔华州书》里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间，未曾衣袖文章，谒人求知。”由此可知，李商隐在大和九年(835)暮春写下下面这首《夕阳楼》诗时，已经多次吞咽了落第的苦果了。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夕阳楼”是诗人家乡荥阳的城楼，他从长安落第归来，情绪低落地回到家乡，已是花明柳暗的暮春时节。“花明柳暗”本是明媚动人的暮春景色，可是景由情生，在诗人眼里引发的却是既浓且广的“绕天愁”。《诗经·小雅·采薇》里有以乐景写哀情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诗显然对这一抒情手法有所继承。诗人的满腹愁情丝毫未被明媚春光所冲淡，其愁闷之郁结难解可以想见。同时，此句也有写实的意味，试想，“花明柳暗”意味着春暮，春暮则宣告着春试时节已过。诗人年年应试年年败，“花明柳暗”又一年。所以“花明柳暗”唤起的也只能是他的“绕天愁”了。次句的“上尽重城更上楼”可视作诗人为冲破“绕天愁”所作的挣扎，登高望远，意在抒怀解忧。然而，望断天涯，飞入视野的却是一只“孤鸿”。他立刻敏感地由孤独的鸿雁联想到孤独的自己：“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末句似是孤鸿的回答：吾侪不知立身处世，自可悠悠远走高飞(《诗经·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传：“悠悠，远意”)；又似是诗人的推测：尔类无意仕进功名，自可悠悠逍遥于天际。然而此时诗人的心情，却是刻意仕进而屡屡碰壁，所以这里的“自悠悠”又语涉双关，隐喻自己对未来仕途的悠悠愁思(用《诗经·邶风·终风》“莫往莫来，悠悠我思”意)。诗人从不知身世的悠悠远去的孤鸿身上，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仕途，表达的是对自己前途未卜的叹息和忧虑。《夕阳楼》只是短短的七绝，乍看平白如话，细读却蜿蜒曲折，耐人寻味。李商隐的小诗，尤其是七绝，常有这样的特色。在诗歌领域里，他的天才是无所不在的。
开成元年(836)春，诗人再次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期间，他信步来到了曲江。这个昔日十分繁华的著名风景区，如今已是一派荒芜凄凉景象，诗人观景睹物，感时伤世，写下了《曲江》这首诗：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李商隐表现心灵的诗歌写得出色，反映现实的诗篇也时有佳作，《曲江》即为其中之一。杜甫《哀江头》是借曲江今昔发盛衰之感的名篇，这亦是此诗立意所在，但所指更为具体，直接对发生于前一年底的“甘露事变”抒发感慨。首联写“甘露事变”后曲江荒凉景象：望断曲江，眼前不再有君王翠辇巡幸的繁华，萦绕耳际的只是“甘露事变”中惨遭杀戮的朝臣的冤魂的夜半悲歌。颔联则就曲江之荒凉兴起今非昔比之叹：曲江(即下苑)之水一如既往流经宫殿，然而君王美人在曲江边歌舞升平的气象却一去不返。颈联将晋朝两个著名的故事提炼成含义深广的对句，上句承次句“鬼悲歌”三字，引陆机遭宦官谗害事喻指“甘露事变”中大量的朝臣被宦者所杀；下句承首句“望断”二字，用索靖指铜驼抒悲事表达自己对天下将乱的担忧。尾联的“天荒地变”表明了诗人对“甘露事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因此末句的“伤春”所诉说的就不再是春天里个人的感伤，它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的感情一脉相承，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对时局的深深忧虑！
关于李商隐落第期间的诗作，限于篇幅，这里虽然仅仅分析了两首诗，但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一次次的落第给李商隐的心灵造成了一次次的重创。如果说投身科举考试前，李商隐对前途的自信大于忧虑的话，那么这一次次的失败使其心灵的天平上，忧虑的砝码渐渐加重，终于压倒了自信，使他的心灵从此蒙上了忧郁的阴影。《夕阳楼》或许正可以视作记录这种心态的标志性作品。《曲江》抒发了对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的感怀，此时的李商隐虽然只是一介落第书生，但却是一个是非分明、忧国忧民的正直书生。
开成二年(837)初春，27岁的诗人科举及第。多年耕耘，一朝结果，诗人的心头终于有了一些久违的轻松。于是我们读到了他同年春天所写的下面这首诗。
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
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
下苑经过劳相像，东门送饯又差池。
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诗题的容量很大，交代了作诗的时间、地点、事由。特意点出“及第”二字，其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诗是诗人及第后东归与同年(同期进士)在长安分手后次于灞上时所写，虽然二三联叙写了欢聚、分别的情景，抒发了别后的思念，但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已。诗人还沉浸在及第的喜悦之中，心里并没有馀暇去咀嚼别离的滋味。所以诗的尾联对折柳惜别的习俗反其意而用之，作豪迈语云：“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不过，多情才子李商隐科举及第之后对别情虽无暇咀嚼，但对爱情的企盼，却更加如饥似渴了。下面这首七绝也是写于及第后的这个春天。
寄恼韩同年二首(其二)
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
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题中的“恼”字，是烦恼苦闷之意，诗题的意思是向韩同年(名韩瞻，与商隐是同期进士)诉说烦恼苦闷。诉说什么烦恼苦闷呢？原来，李商隐与韩瞻同时议婚，但韩瞻成婚在先，所娶者为王茂元之女，李商隐欲娶的是王的另一个女儿。这就清楚了，他向韩诉说的是求偶而未得的苦闷，是才子思美人的伤春之情。此诗前二句极言韩的新婚之乐，所谓“洞(题注：时韩住萧洞)里迷人有几家”是也。三四句则明言自己“恼”之所在：“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石榴初夏方开花，商隐有诗句云：“浪笑榴花不及春”(《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两句意思是说，我早就沉醉(深陷)在伤春的苦闷中不可自拔，何劳你来劝我要及时行乐呢？无可奈何罢了。思春求偶本是难言的隐秘之情，诗人却按捺不住地向他人诉说，由此可见其迫切程度。
按唐制，进士及第后，须再应吏部试，通过者方能释褐入仕。开成三年(838)春，李商隐应博学宏词科，他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文章，又早有文名，实以为成竹在胸，不料却意外落选，其胸中的郁闷不难想见。京官做不成，遂接受邀请，赴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节度使王茂元府中任掌书记。到达时，已经是暮春时节了。他那首非常著名的以诗明志的代表作《安定城楼》，就写于这个暮春。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泾原节度使治所当时叫泾州安定郡，其城楼即为安定城楼。此诗表现了诗人登楼的所见、所想、所叹。杜甫《登楼》诗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大凡辽阔高远的景象，每易激起有远大抱负而命途多舛者的万千感慨。诗的首联写登高望远之所见，“百尺楼”极言其高，“尽汀洲”则强调视野的一览无馀。山川如画，望远思极，自然引发出诗人的滚滚思绪。颔联说贾谊、王粲皆为忧国忧民的才智之士，但都是怀才不遇流落他方，从而巧妙地表明了自己因博学宏词科的落选而不得不远走他乡的现实处境。贾生垂涕是因为“欲回天地”志向的落空，王粲远游但并未放弃“冀王道之一平”(《登楼赋》语)的热望。所以颈联进而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意思是说他要力矫时弊，挽狂澜于既倒，也就是“欲回天地”，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建立下轰轰烈烈的功名。将来待到满头白发时，功成身退，像范蠡一样乘一叶扁舟悄然而去，隐遁于江湖。尾联则针对上述鸳雏才有的高志远怀竟被贪食腐鼠的小人肆意歪曲的现实，表达了满腔的愤慨。总之，这首诗以登楼远望发端，将忧念国事、感慨身世、抒发怀抱、抨击丑恶等内容镕为一炉，深刻地展示了诗人的理想抱负及其与现实遭际的尖锐矛盾。
同一个春天，同样的心情，诗人观景即借景抒情，赏花则移情于花。请看他的咏牡丹诗：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
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
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题目中的“回中”是地名，在安定郡，可见仍为在泾原幕时所写。不说牡丹在雨中零落，而说“为雨所败”，显然意在强调外力的迫害。诗由“先期零落”的牡丹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弥漫着一种同病相怜的凄凉感。“玉盘迸泪”从视觉上描摹雨打牡丹之状，而诗人的“伤心数”落花之举，则将第二句“愁人”具象化了。“锦瑟惊弦”，从听觉上形容急雨摧花之声，而“破梦频”又突出了声音的强度——竟然频频把人从睡梦中惊醒。同时“破梦”又含有“理想的破灭”之含义。好景不长在，美丽的牡丹在风雨中迅速凋零，满腹诗书的自己多年挫折，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却又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中落选，又浪费了一年的宝贵时光，所以“一年生意属流尘”，字面上写的是落花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不幸遭际的深深叹息！
及第的喜讯使李商隐绷紧的心弦得到了暂时的放松，所以我们又读到了一些欢快的呼唤爱情的诗篇。如果吏部考试顺利的话，他的忧虑心态是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可是第一次吏部考试竟然未能通过，这就又一次加深了诗人对仕途的担心，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又一次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开成四年(839)，总算事遂人愿，29岁的李商隐终于通过了吏部考试，释褐做官，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官阶是正九品上阶(正数第二十七级，倒数第四级)。官阶虽低，但任职中央机关，升迁机会相对较多；执掌图书经籍校勘工作，清正文雅，也较适合他。可是一个多月后他即被外放为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县尉。李商隐的书生本色本来就与捕盗审案的工作格格不入，又曾“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新唐书·李商隐传》)，得罪了大官，最终辞职而去。直到会昌二年(842)他再次应吏部试而以书判拔萃，被授予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阶)，重新回到了政府机关，仕途上似乎有了转机。但不幸得很，是年冬，李商隐老母去世，按唐代“父没，为母服丧，齐衰三年”的丧制，他又不得不离职居丧。会昌四年(844)春，他从长安移家至永乐(今山西芮城县)乡村，直至会昌五年十月方返回长安。了解了上述背景，有助于我们把握诗人写于永乐的下面这几首诗所反映的心情。
春宵自遣
地胜遗尘事，身闲念岁华。
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花。
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
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诗写于会昌四年春天。第三、五句相承，由听觉写竹林泉声之美；第四、六句呼应，由视觉写月映山花、月照山径之美。单看这二联，似乎这春宵美景足资自遣。但联系首尾两联，则别有一种况味。首句说地理形胜让人遗忘世俗尘事，可是次句的“念岁华”，既有心系一年中美景的含义，也含有对自己“身闲”而虚度年华的蹉跎之感。诗的尾联云：“陶然恃琴酒，忘却在山家。”如果没有琴酒呢？恐怕就是身在山家心在长安了吧，显然，对被迫离开仕途虚掷光阴的现实他并未能忘却。所以诗人的“自遣”中是隐约含有自悲之情的。果然，随着闲居生活的持续，这种自悲的情绪也越发浓重起来。本来，他的守丧至会昌四年冬就该结束了，可是他却迟迟接不到复职的消息。所以我们在他下面两首写于翌年(会昌五年)春天的诗里，更多地读到了他的惆怅、他的寂寞、他的悲伤。
赋得桃李无言
夭桃花正发，秾李蕊方繁。
应候非争艳，成蹊不在言。
静中霞暗吐，香处雪潜翻。
得意摇风态，含情泣露痕。
芬芳光上苑，寂默委中园。
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
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
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
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两首诗均为咏物寄情之作。《赋得桃李无言》前两联浓墨重彩描写桃红李白争奇斗艳的热闹景象，似乎赞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成说。末尾两联却一反其意云：“芬芳光上苑，寂默委中园。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意思是说虽然桃李的芬芳拔萃于上林苑中，但最终的命运却是在寂寞中默默枯萎，桃红李白的美丽也只是自我期许罢了，又有谁关心欣赏呢！显然，诗人是在咏物寄情，抒发的是自己怀才不遇的牢愁。《落花》所表现的也是这种伤感。落花本是一种自然现象，“花乱飞”的景象也应是美丽动人的，可是经过诗人感情的过滤，落花却成了美好事物凋零毁灭的象征。他那多愁善感的心灵似乎化作了那纷纷摇落的花瓣，对它们的命运寄予了无限同情：“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美好的追求随着春天而逝去了，拼却一生所换回的只是伤心落泪而已。
下面再看《春日寄怀》一首：
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这首七律直抒胸臆，一气呵成。始言世间万事，兴衰逡巡，如木叶之由荣至落，由落至荣，皆有定数。独我偏居丘园，竟至四春(按常规为父母守丧不超过三春)，久落而不荣，岂不悲哉！纵然有花有月可供赏玩，又怎能忍受无酒无人之落寞乎？恨自己官运不通，长着青袍(最低级官员服色)，似青草年复一年命中注定，而时不我待，眼见得满头白发如丝，与日俱增，又怎能不心急如焚！为摆脱困境，纵有千里万里，纵有千难万难，亦愿追逐而去，然而现实却是走投无路，“欲逐风波千万里”的追求只能在“未知何路到龙津”的迷茫中怅然止步。可见永乐的闲居对于执著于仕途的诗人来说，绝对是身闲心不闲的，他内心的紧张、焦灼、怨怼、恐惧之感，伴随着光阴的流走是越来越强烈了。
释褐做官并没有给商隐带来好运，担任弘农县尉的经历与其说是李商隐仕途的开始，毋宁说是他仕途的挫折更为合适。好不容易折腾回京城，可当年又遭遇了丧母的变故，又得按制为母守丧，并且守丧的期间莫名其妙地竟超过规定一年，直到第四年才得以回归任职。所以诗人的苦闷、寂寞、失望与日俱增，他对前途的担心已经不是“忧虑”两个字所能反映，而应该说是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了。
大中元年(847)三月初，李商隐守丧期满重回秘书省任职刚刚一年半，又辞去了秘书省的职务，告别病弱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跟随被外放为桂州刺史兼桂管防御、观察使的郑亚前往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为李商隐奏请的头衔是观察支使、掌书记。途经商於(古地名，今陕西与河南交界附近)时，他写了下面这首五律：
商於新开路
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
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
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
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这首诗主要描写“六百商於路”的崎岖险要，但主眼却在最后两句的联想，他由眼前崎岖之路想到自己仕途之路，迂回曲折，步履维艰，于是迫切的愿望脱口而出：“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有谁能指点我一条捷径，送我青云直上呢？其实，李商隐离开秘书省而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远赴桂州，也正是他试图迅速改变沉沦下僚之地位的努力，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由此我们看到了他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情。从结果看，他的桂州之行肯定不是一条升迁的捷径，而他的思家之情却是与日俱增了，这种心情在他写于次年(848)春天的《北楼》里有真切的表露：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
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
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
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花开时节，诗人登楼本来是赏春的，可是登高北望，猛然发现“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迥异于内地的风景、喝酒赏花的消遣反而强化了对身在异域之孤独处境的体认，引起了对北方故乡亲人的强烈思念。而且这种思念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以至于连生命本身都微不足道了，“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诗的末两句所强调的正是这种感受。
大中二年(848)冬，随着郑亚再度从桂管被贬至循州，38岁的李商隐结束了桂管的幕府生活，回到京城，几经周折，在京兆尹手下担任掾曹，负责章奏之事。与此同时，杜牧也结束了睦州刺史的职务，回京担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晚唐的两位最杰出的诗人，终于有了相逢的机会。于是，我们就有幸读到了李商隐于大中三年(849)春所写的下面这首诗。
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首句说自己在“高楼风雨”中阅读杜牧诗文，这里的“高楼风雨”，既是实写自己读杜场景，也是对艰难时世的比喻。正因为风雨满楼，时运不济，满腹经纶的诗人才有着“短翼差池不及群”的命运，所谓“不及群”者，仕途不及他人之意也。三句是全诗主眼，“刻意”即特别擅长，感时伤春与感伤离别是杜诗的两大主题，所以这句诗是对杜诗的高度概括，末句则是对其诗文成就的最高评价。其实杜诗“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成就也最能引起李商隐的共鸣，正如何焯所云：“玉溪方自伤春伤别，乃弥有感于司勋之文也”(转引自《李商隐诗歌集解》，第877页)。
正是沉浸在这种强烈的“伤春伤别”的情绪中难以自拔，春天里那黄莺的巧啭轻啼也让李商隐不忍卒听，请看同年春天他写的《流莺》：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
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前三联字面上描写流莺飘荡不定，不舍昼夜，不遗馀力，巧啭歌喉。尾联诗人抒发感想，说自己苦于伤春而不忍卒听流莺的悲鸣，凤城(指长安)虽大，可哪儿又有可供流莺安栖的“花枝”呢？实际上诗人是借流莺的遭际命运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满腹郁闷，叹息自己飘荡无依的悲惨处境。李商隐半生漂泊，追求前程，呼号于“风朝露夜”，不曾止息；奔走于“万户千门”，不曾放弃。然而出类拔萃的“巧啭”，得不到喝彩；期望遇合的本意，盼不来佳期。诗写得直露而沉痛，字里行间似有一种幻灭感飘散出来。
李商隐大中元年开始的桂州之行可以视作他改变命运的又一次顽强的努力。《商於新开路》即表达了这种期待。可是读他的《北楼》就不难发现，他的不屈挣扎换回的只是离乡背井的孤独寂寞，只是热望成空的失落感。而回到长安后写的《流莺》又让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仕途由失望转向绝望了。
大中三年(849)夏，不屈不挠的诗人为改变不遇的命运，毅然接受徐州节度使卢弘止之邀，再一次告别长安，告别家人，赴徐州卢府任节度判官。可是，上天捉弄人，他尚未有所建树，卢弘止于大中五年春突然病死，其在徐州的幕僚生活也随之结束。当他该年夏初两手空空地返回长安时，等待他的却是更为残酷的现实：他挚爱的妻子王氏已病入膏肓，在他回来后没过几天便去世了。这个打击对诗人来说是太沉重了，爱妻的离去，使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下面两首以春天为背景的难以编年的著名的《无题》，从所表达的绝望感揣度，写于痛失爱妻后的某个春天是很可能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这两首《无题》都是写相思，但不是一般的相思，而是绝望的相思。第一首著名的颔联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永别的意象，所以接下来颈联虚拟的场景才那样真切感人。尾联说所思者身在蓬山，只能通过仙界的青鸟传信，透露了抒情对象已不在人世的信息。第二首尾联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充满了绝望之感，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对重逢的希冀。所以我以为这两首诗是可以作为无题的“悼亡诗”来读的。表达深哀巨痛的悼亡诗，为什么要冠以《无题》呢？因为它以悼亡的内容为主，但又不限于悼亡。此时的诗人，家庭生活上失去了爱妻，感情上遭受了重创；仕途上东奔西走，但处处受挫，一次次努力皆付之东流。所以，这些表现绝望情感的诗篇，未尝就不包含对自己政治前途绝望的内容在内。这也就是诗人用《无题》命名的匠心所在了。诗人于大中十一年(857)正月所写的《正月崇让宅》，更是一首典型的悼亡之作：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独共馀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崇让宅是妻家，李商隐曾与爱妻王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可是此次进得院来，但见廊阁重门深锁，院内长满绿苔，一派荒芜景象；徘徊于屋外，风声起，月朦胧，天尚寒，花未开，气氛压抑而沉重；辗转于室内，有蝙蝠翻飞掀动帘旌，有老鼠惊窜越过窗际，又让人平添了凄惶之感。然而静言思之，往日的一切仿佛如在目前，恍惚中，耳边似又飘来了爱妻的哝昵细语，仿佛又听到了她常唱的《起夜来》的缠绵歌声。而诗人对亡妻念念不忘的至爱深情，也就随着这哝昵细语和缠绵歌声传达给了无数读者。
与政治上的绝望接踵而来的，是爱情的毁灭。以上就是一组爱情的绝唱，弥漫在词句声韵里的，又岂是一个“悲”字所能了得！
大中五年(851)深秋，41岁的李商隐背负着痛失爱妻后的深哀巨痛，孤注一掷，又一次背井离乡走上了拼搏之路。他接受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聘请，动身前往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担任柳仲郢的掌书记一职。冬去春来，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
春咏敢轻裁，衔辞入半杯。
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
寡和真徒尔，殷忧动即来。
从诗得何报，惟感二毛催。
根据诗题，可知吟于一次宴会结束后的返回官舍途中。首联言明是趁着酒兴咏春，“衔辞”句将其边饮边吟的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颔联写归途所见早春风景：新绿的柳枝在一江春水中招摇弄姿，枝头的梅花在薄薄的春雪中欲露又隐，同时又表明了乍暖还寒的时令特征。颈联转写心情，上句以唱和者少突出其处境之寂寞，下句说“殷忧”动辄即来，强调其心境郁闷，并非美景所能缓解。尾联直抒牢愁：一生于诗用力最勤，可诗于我何用？徒增伤感、加速衰老罢了。商隐一生官场失意，唯得意于诗坛，做诗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支点和慰籍。可此诗把做诗也否定了，其心灰意冷的程度由此可知。
下面的《天涯》也写于梓州时期：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春日夕照，莺鸣花间，于视觉、于听觉皆是极美的景象，然而对于沦落天涯的诗人来说，这春残日暮的景色，唤起的却是飘零他乡、寂寞老去的恐惧，因而婉转的莺啼在他听来不是歌唱，而是哭泣。那“最高花”的意象，应该也有着最高的理想的寓意，黄莺为了最高的花朵而泣啼，自己不也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才浪迹天涯的吗？苦苦追求却一无所得，又怎么能止住心中那悲苦绝望的泪水呢？
从大中五年(851)到大中九年(855)，李商隐是在梓州刺史柳仲郢的幕府里度过的，柳仲郢为人厚道，李商隐既博学广识又擅长文字，所以干掌书记的工作得心应手，可谓游刃有馀。但从以上三首诗里，我们读到的仍然是一如既往的消沉、消极的心态，太多的挫折、太多的苦难，已经使他的进取之心一去不返，他的人生完全沉沦在一种应付状态里了。大中十年初春，随着柳仲郢内调长安任兵部侍郎，诗人也回到了长安。同年暮春，他与同样失意的友人李定言游览曲江，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
海燕参差沟水流，同君身世属离忧。
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帘不卷枕江楼。
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
先说明一下，此诗《李商隐诗歌集解》归入“不编年诗”，杨柳《李商隐评传》则认为作于大中十年(856)，此处从后者。诗题中说“闲话戏作”，其实通篇语极沉痛，充满同病相怜之感。首联直言离忧：说二人别后遭际不同，如燕飞参差，如水流东西，然命运却同：身世多舛，满腹忧伤。颔联写二人行动：“相携花下”，似在赏春，可实际上却是“对泣春天”，悲情难抑。颈联写所见：“碧草暗侵”则意味路径不通，寻找无门；“珠帘不卷”则表明所思已去，江楼已空。春天还是那个春天，可是物是人非，心上的美人已经逝去，美好的爱情已成绝响。第七句的“五胜”是水名，指掩“埋香骨”之处，用“莫惊”领起，则意味着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已经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末一句没有直接写自己对死者的思念，而是反过来说死者伤春也会白头。死者已无感知，此句当然只是虚拟，但地上生者的伤春却是真真切切的，诗人伤春早白头。事实上，李商隐这一年已经46岁，虽然生理年龄尚属中年，但他饱经沧桑，饱受挫折，实际上已经步入生命的晚年。翌年春，他随柳仲郢往江东(今江苏省扬州市)任盐铁推官，一年后辞官回到郑州。大约在该年秋天(大中十二年，858)，48岁的诗人病逝于郑州，拉上了他多灾多难的人生帷幕。
以上我们追循着李商隐春天的脚步，对他的春天诗作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浏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屈不挠奋斗于官场的知识人，从青年到老年，用了一生的时间东奔西走，企图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但他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一步一个趔趄，终于抱憾终生。我们看到了一个兢兢业业耕耘于诗坛的大诗人，他起点很高，成名很早，诗思流转处，情深意切辞美，惊天地而泣鬼神，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春之绝唱。笔者在为其绝响倾倒之馀，细思量，最难忘的有这样几点印象：
1.李商隐是一位心灵诗人。在李商隐春天的吟咏中，虽然也有如《曲江》那样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的诗篇，虽然也不乏以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作，但是占压倒多数的，毋庸置疑是以表现心灵为中心内容的篇什。在这些诗歌中，春天只是为他的抒情提供了一个时间背景，春天的景物人事主要被他作为抒情的媒介。诗人借助它们来表现心理上的阴晴晦明，感情上的喜怒哀乐。人们常说李商隐是位心灵诗人，他的春天诗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根据。
2.李商隐是一位忧郁的心灵诗人。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它带给诗人强烈的视觉美感，歌唱春天的美丽是春天诗歌的一个传统主题。春天又是生机勃发的季节，它使人的感情感应中枢特别活跃，对爱情的渴求格外迫切。春天更是科举入仕的时节，对古代知识分子来说，其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可是无论是科举应试，还是入仕做官，甚至包括爱情，李商隐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太多的挫折，所以对他来说，春天常常是与担心、迷茫、失落相伴着的。由这种心境所决定，美丽的春天当然也给感受性极其敏锐的诗人带来了欢喜与希冀，但却如影随形一般，总是伴随着忧郁甚至恐惧。我们不妨再集中摘录一下他那些令人心碎的诗句吧。在明媚的春光里，诗人感受更多的往往不是赏春的喜悦，而是伤春的惆怅：“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春雨》)；“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寄恼韩同年二首》)；“君问伤春句，千辞不可删”(《朱槿花二首》)。那和煦的春风，带给诗人的也常常不是温暖，而是悲凉：“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断肠”(《春风》)；“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二首》)；“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春天不能如期而至时，他会感叹：“佳期不定春期赊，春物夭閼兴咨嗟。”(《赠勾芒神》)可美丽的春天来了，他又表现得无动于衷：“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北楼》)。自然，对春寒也就格外敏感了：“自怯春寒苦，那堪禁火赊”(《寒食行次冷泉驿》)。在他眼中，那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也成了诉说官运不通的媒介：“春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春日寄怀》)。那桃红李白的美景，竟引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辛酸：“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赋得桃李无言》)。盛开的花朵尚且如此，那些残花就更添悲伤了：“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落花》)；“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诗人甚至借助春花倾吐生离死别的绝望相思：“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诗人的心灵是无限丰富的，毫无疑问，他的春天诗表达了诗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里的种种情绪感受，但也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表现伤感、郁闷、沉重、悲愁这类忧郁心情的诗篇占了很大比重。我想，倘若在“心灵诗人”的前面加上“忧郁”这个定语，当无大谬。
3.还要注意到，李商隐的忧郁心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发展变化的。正如我们在《无题·八岁偷照镜》里所读到的，他的神经类型当属于纤细、敏感的一类，很容易蒙上忧郁的阴影。但这只是促使其形成忧郁心态的重要因素，并不是全部因素。如果他的仕途比较平坦，他的人生比较顺利，那么他的歌声也很可能变而为轻松欢快开朗昂扬的。比如他应举之前的《春游》诗，就表现出跃跃欲试的豪情；中举之后的《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诗，抒发别绪离情却不失轻松诙谐的笔触。是那终其一生的不遇，是那接踵而至的不幸，无情地消磨了他对自己的信心，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把他拖入了忧郁的境地而终于不可自拔。所以他诗歌中表现出的忧郁特质也就跟随着他不遇不幸的命运而由淡而浓、由浅而深。我们从他的诗里是可以感受到其忧郁程度的阶段性的。
4.李商隐是一位擅长借境抒情的忧郁的心灵诗人。李商隐情郁于中而欲发于外，又具有绝大诗才，所以其抒情得心应手，其浓郁的感情如汩汩清泉，流淌于诗句之间。他的抒情手法多姿多彩，各臻妙境。下面仅就其借境抒情的特点赘言几句。这个借境抒情的“境”字，意思要较平常所说的“景”宽泛一些，或为某些景物，或为某个动作，或为某个人物，或为某种氛围，总之是一种能引起、感发或展开其感情活动的情境。比如《无题·八岁偷照镜》由叙述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开始，不动声色地从八岁叙述到十四岁，一路顺风。最后两句陡转，说“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没有一句正面抒情，只是描写主人公的动作，但此时无声胜有声，将主人公(当然也包括诗人自己)对莫测之前途的忧虑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再看下面这首《春雨》：“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全诗从各个角度浓重渲染出主人公(诗人自己)失意的生存状态，字里行间弥漫着主人公寂寞无聊、孤独无奈的情绪。新春独卧，门前寥落，诸事不顺，惆怅难熬。于是去找旧时情人。红楼仍在，然而时过境迁，咫尺天涯，只能隔雨相望，独自归去，能不冷么？路渐远，春已晚，梦犹在，能不悲么？诉衷情，话离别，书已成，然而锦书何托？抬望眼，四顾茫茫，只有万里云空偶有一雁飞过罢了。诗歌直接写的是某次寻人的不遇，可是他所渲染的失意感层层叠叠，饱蘸着其人生失意的底色。
诗人情之所至，花鸟草木皆化为有情之物，成为表达诗人感情的载体。如果说《初食笋呈坐中》属于借物起兴一类，那么《赋得桃李无言》则属于咏物寄情，前八句极写桃李之美，后四句写其命运之悲，让性格与命运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从而寄寓了对自己不遇命运的悲哀之情。《落花》诗全篇紧扣落花的特征，将咏物与抒情融成一片。最后一联“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更是字字双关，既是说落花一生随春天而尽，换回的只是观者的伤感落泪而已，同时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深深叹息。与《落花》异曲同工的还有歌咏动物的《流莺》一首，字面上是在依次写出流莺的奋斗、挣扎与不幸，实际上概括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让人感叹嘘唏。
春天处处美景，皆可入诗。所以李商隐的春天诗借境抒情，用得最多的自然还是景色。不过在诗人的笔下，放手描画大好春光来表现欢快情绪的诗篇不多，反是渲染迷离春景令人惆怅的描写更多一些。下面举些例子。《夕阳楼》一首，以“柳暗花明”的春景领起，可全诗要表现的却是“绕天愁”的主题。《春风》首二句云“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似在歌咏万物昌盛的大好春光，可结句却云：“我意殊春意，先春已断肠”，传达的仍是伤春之情。《乐游原》颔联以“青门弄烟柳，紫阁舞云松”描画春日烟柳云松之美，可尾联却云：“无悰托诗遣，吟罢更无悰。”美景丝毫也不能冲淡无聊无奈的心情，只好通过作诗来排遣，然而结果却是作诗消愁愁更愁。忧郁之感早已深入骨髓，又岂是些许美丽的春景所能淡化的呢？
以上就是笔者吸收诸贤成果后阅读李商隐的春天诗的一些粗杂体会，学殖浅薄，误读处在所难免，还盼方家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