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与《资本论》——读《〈资本论〉续篇探索》一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马克思论文,续篇论文,一书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在新教授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以下简称《续篇》）一书[①a]，是我国《资本论》研究的一项最新的重大成果。该书从系统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入手，力求忠实地依据马克思的原意，结合国内外的实际，对于马克思宏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计划写作的六册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探索，使“六册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想，从总体上呈现了出来。这对于我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以及研究当代国内外经济问题，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择其主要内容，做些概括评介。
一、关于“六册计划”及其理论体系
1.对“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之间关系的探讨
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阐明了《资本论》和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转入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就曾准备写作一部题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著作。为此，他研究了大量经济学著作，写下了篇幅巨大的《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同时还单独或与恩格斯合作发表了《神圣家庭》、《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版《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未能实现。1849年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又重新进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在1850—1853年三年时间内，先后写下了24本被后人称作《伦敦笔记》的经济学笔记，为后来“六册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至50年代末，马克思又写下了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和该书“货币”、“资本”两章及第三章“价值”（开头部分）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间先后形成了该书的“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并于1859年出版的该书第一册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首次向世人公布了他的这个“六册计划”。按照本书作者的概括，这一计划的全貌大致如下：
第一册：《资本》（包括第一篇《资本一般》、第二篇《竞争》、第三篇《信用》和第四篇《股份资本》，共四篇）；
第二册：《土地所有制》；
第三册：《雇佣劳动》；
第四册：《国家》；
第五册：《对外贸易》；
第六册：《世界市场》。
其中第一册的第一篇又包括两个部分：（一）“绪论性的章节”。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二）“资本一般”。包括（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是这一“六册计划”中第一册的第一分册，亦即只包括第一册第一篇中的第一部分，即其“绪论性的章节”（“商品”和“货币”两章）。
问题是：马克思在该分册出版后继续写作第二分册（亦即“资本一般”篇的第二部分）的过程中，又写成了一个包括23个笔记本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间，并于1862年12月28日在致他的朋友库格曼的信中提出：这个“第二部分”作为“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①b]。后来，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二、三卷，以及再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四卷，大体上也正是实践了马克思的这一计划。
围绕马克思的“六册计划”和《资本论》之间的关系，国外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见解：“计划改变”说（即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放弃了原来“六册结构”计划，而代之以现行的“四卷结构”）、“未变”说和“部分改变”说。我国学者是在70年代末开始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田光研究员在其《〈资本论〉结构形成的早期阶段》一文[②b]中最早提出：《资本论》四卷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是基本上实现了“六册计划”，又没有实现“六册计划”。说基本上实现了，是因为《资本论》四卷虽然只是《资本一般》的展开和完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从其他篇和册中吸收了有关的内容。说没有实现，是因为四卷结构毕竟压缩了六册的更为广泛的内容。据此他认为，在《资本论》四卷出版后，“六册计划”仍有充分的科学意义。我国其他学者，如马健行、郭继严、汤在新、汪水波、顾海良、陆立军等，在“六册计划”仍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这一点上，也大体上都持有类似的见解[③b]。本书的研究，则在上述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但以如此强大的阵容，由10余名《资本论》创作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同一部著作中对此共同加以认定，这在我国学术界尚属首次。
笔者认为，肯定这一点，首先在理论上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很多人都是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仅仅等同于《资本论》，从而也就是把它等同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正因为如此，也就大大地局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事实上，尽管马克思未能亲自完全实现其“六册计划”，但现行《资本论》毕竟还只是他的“资本”学说的“精髓”。马克思从未放弃《资本论》应有“可能的续篇”的想法，而且在其手稿中，甚至在他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提示。他并且寄希望于后人，指出：“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④b]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照“六册计划”的第一方案，即使这个“六册计划”所包括的，也还不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经济学著作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其余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则分别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①c]。可见，单就马克思本人的经济理论来说，它甚至是一个比“六册计划”更加宏伟的理论体系。其次，这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指导现实经济运动，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探讨
本书的另一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六册计划”理论的研究，突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见解。按照作者们的意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其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期，就已经“按照新的方式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也要研究这些关系本身的历史运动。这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考察物质财富的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和发展的同时，揭示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过渡性。”[②c]而在1857年8月马克思在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巨著（“六册计划”及其前身“五篇计划”）所写作的“导言”中，又进一步指出：“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而“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③c]据此，本书作者认为：这里关于研究对象的论述，是继承并发展了40年代取得的成果，即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是物质生产怎样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和向前发展。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总体具有非常广泛的内容，它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而且这些关系具有多层次的内容，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不仅有国内的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④c]等等。总之，马克思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具体的总体，这个总体具有特殊的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
在本书第十一章中，作者还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说来：
第一，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并不只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研究生产力是怎样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进行和发展的，物质财富是怎样在这种关系下增长的，并能通过这一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的发展。这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这个意义说，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物质生产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下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推动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因而也就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第二，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一定社会形态下生产的科学，所要研究的不仅是该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的本质关系，而且应以此为基础，进而研究物质生产依以进行的现实关系和形式，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生产的具体形式。理论的研究，虽然必须以揭示本质关系为基础，但又不能限定在本质关系内，不能停止于生产的抽象形式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来说，如果我们的研究也只限于本质关系，那就势必会把市场经济体制排斥于外，那就不可能为建立包含着多种关系、多种形式的新体制提供完整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成为远离实际的空泛的理论，就会丧失它存在的价值。
第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社会形态的，但它是以对特定国家的考察为依据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谈到既要研究原生的第一级关系，也要研究派生的、转移来的第二级、第三级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对一国的影响。就我们来说，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考察为基础的。在这里，既要防止把尚未出现的理想的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当做我们原生的第一级东西，也不应忽视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和我们脱胎的那个社会转移来的第二级、第三级的东西。
第四，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和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涵义是什么？“六册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具体说明。“六册计划”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面分析，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它为我们研究和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把它纳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础。为此，我们应以“六册计划”所展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为依据，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才能创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作者的上述见解都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在我看来，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可以走得更加彻底一些。因为，不仅马克思在“导言”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而且即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得也很清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d]对于这里的“生产方式”，尽管学术界已作过多种解释，但只要不突破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生产关系的传统见解，则任何解释都是难以完全令人折服的。其次，从概念上说，把“经济关系”仅仅理解为“生产关系”，也是欠妥的。恩格斯晚年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曾说过：“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e]人们长期以来之所以把“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仅仅等同于“生产关系”，其实是与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下述说法有关的，即“……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②e]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释中对此已经作了进一步地补充和说明。他写道：“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e]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也是完全一致的[④e]。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非仅指“生产关系”，而是包括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内的丰富的总体。这不仅对于界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⑤e]，那末，二者的区别仍是明显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而不是专门研究生产的工艺过程。
上层建筑方面的情况，与此也相类似。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专门研究上层建筑的。但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无疑也包括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用本书作者们所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⑥e]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经济关系中所包含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例如产权关系以及国家和法的某些具体形式等，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领域。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仅仅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生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具体的总体。这不仅对于传统见解是一种很好的澄清，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怎能设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去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去研究包括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在内的经济体制，不把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视为一个生动丰富的总体呢！
3.对“六册计划”的方法和结构问题的探讨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在《导言》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本书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并且结合“六册计划”的前身“五篇计划”及“六册计划”的各方案，详细探讨了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及其在上述各方案及《资本论》中的运用，同时阐明了这一方法本身所体现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对于“六册计划”方法问题的研究，不是停留在一般地探讨和阐述上，而是以此为据，进一步实际地运用到对于“续篇”内容的探索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要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与探索，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对《资本》册内容的探索
既然“六册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在这方面，国外学者从60年代以来曾进行过一些初步的探讨。但我国此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书的主要内容，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这首先是对于《资本》册的探索。
1.对《资本》册《资本一般》篇的探索
本书第二章，是关于《资本》册及其《资本一般》篇的探索。在此，作者分别比较详细地探讨了马克思40年代资本理论的形成史、“六册计划”中《资本》册的结构或分篇、《资本一般》篇的基本内容及形式，以及从《资本一般》到《资本论》的过渡等问题。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现行《资本论》四卷所研究的仍然是“资本一般”。这是因为：首先，《资本论》考察的，正是资本一般的基本规定，即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其次，《资本论》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也是按照资本一般概念的那些规定进行的。《资本论》的分析不同于原来确定的资本一般概念规定之处，仅在于它考察了资本的不同形态。而一旦发现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波动的基础，是价值的原则上的变形，那么，生产价格以及以它为中心环节对剩余价值具体形式的考察，就不再属于《竞争》，而是《资本一般》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所以，这种变更是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并未改变资本一般的原则结构。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某些更具经济学性质的概念，取代了“资本一般”这类“逻辑学性质较多”的概念，显然，这只是表述方式变化，而不是实质内容的改变。
笔者认为，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首先对于我们开展关于《续篇》内容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资本论》仍属资本一般的范围，才使我们必须对《续篇》进行探索。其次，这对我们在实践中正确运用马克思的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资本论》尽管是一部不朽的经典著作，但它揭示的毕竟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内在本质、规律和形式。由于本质与现象处于不同层次上，因此如果机械地照搬《资本论》，那就难免发生一定的偏差或失误。其结果反而有可能导致对于理论本身的怀疑。最后，它对于我们完整地和准确地把握《资本论》本身的理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2.对《竞争》篇的探索
本书第三章是关于《资本》册《竞争》篇的探索。作者首先阐明了竞争学说在马克思研究计划中的地位，以及《资本论》和竞争学说的关系，然后说明了竞争学说的研究对象和竞争范畴的含义。具体说来：第一，竞争是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二，竞争是资本的一种外在的必然表现；第三，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和实际运动；第四，竞争是一种强制的规律；第五，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此外，竞争学说还应区分竞争的不同种类及其不同的作用等。然后又依据马克思的提示，着重分析和阐述了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实现形式、竞争与市场，竞争、价格与供求关系，以及竞争对社会总劳动分配的调节等内容。
笔者认为，作者所作出的这些探讨和概括，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内在规律无一不是通过竞争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的。不仅如此，竞争还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假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马克思关于竞争的学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其次，它对于我们研究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事实上，本章的研究，也已涉及了这一点。可以设想，如能以此作为开端，对诸如“竞争的假象”、“竞争与垄断”、“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垄断和竞争学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和竞赛”等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肯定还会取得更加丰富的成果。
3.对《信用》和《股份资本》篇的探索
本书第四章是关于《资本》册《信用》篇的探索。作者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信用问题的研究计划，也是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安排的。而按照马克思在“六册计划”第三方案中的提示，“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①f]。在本章的研究中，作者系统地阐明了信用学说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信用的本质及其形式、利息和利息率、资本主义信用的作用、银行及银行制度等内容。并且仿照马克思一贯的做法，对信用及信用理论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同时还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信用的新特点。从而从多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的信用学说。
对《股份资本》篇的考察，则构成本书第五章的内容。按照马克思在“六册计划”中的提示，股份资本是“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而又包含着它自身的“一切矛盾”[②f]。本章在首先阐明了本篇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的有关提示，着重探讨了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性质和作用，然后依次探讨了股票、虚拟资本和创业利润，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等问题，并且考察了股份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股份制问题，也扼要地阐述了作者的见解。
总的说来，作者对于这两篇的探讨，也是富有成果的。在此，笔者仅想进一步指出如下两点：一是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现实意义。因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③f]而后者则是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相适应的。需要防止和克服的，则是它所固有的前一方面的性质。二是关于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它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矛盾发展的意义，并且把它视为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过渡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种……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扬弃”仍然是“消极”的[④f]。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续篇》认为股份公司“它本身并无特殊的质的规定性”[⑤f]，似乎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与此相反，对于“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马克思则明确地把它称作“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并且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来看待的[⑥f]。这在关于马克思信用和股份资本理论的探讨中，似乎也是应当加以探讨和说明的。
三、对后五册内容的探索
1.关于《土地所有制》册
本书第六章，是对《土地所有制》册的考察。在“六册计划”的逻辑结构中，本册乃是由《资本》册向《雇佣劳动》册的过渡。在本章前两节，作者首先考察了“土地所有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地租一般规律的研究”。并且区分了马克思的广义的土地所有制理论和狭义的土地所有制理论。这就为对本册内容的探索确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其次，在第三节“对地租理论的系统论述”中，又分别考察了“土地租金的构成”、“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及其对地租的影响”、“地租量和地租的实现”、“非农业地租”以及“土地国有化”等问题。这不仅对于全面掌握马克思关于地租的理论，而且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和土地所有权问题，也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此外，本章第四节对于马克思“对土地所有权历史形成的分析”的概括也是比较新颖的。这对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和现实的土地所有权中的各种复杂的情形，无疑也提供了一些更加全面的理论依据和启发。
当然，勿庸讳言，马克思的地租和土地所有制理论，本身也还是有待进一步完成和完善的。这就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更加艰巨的任务。例如，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地租都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①g]。但二者在概念上毕竟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末，在把地租作为超额利润的一种特殊转化形式纳入“资本一般”的研究范围以后，本册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土地所有权，还是资本主义的地租？再如，关于地租理论本身的结构。按照从一般上升到特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次序，在结构上究竟应当是从绝对地租（或“地租一般”）上升到级差地租，还是应当相反？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手稿中的次序，和他在同一手稿第43章末尾提纲中的次序，已经显示了这两种安排之间的差异[②g]。这些，在今后似乎也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2.关于《雇佣劳动》册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旋转的轴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时也贯穿着对于雇佣劳动的分析。但是，对于工资和雇佣劳动的各种“形式”的研究，马克思则多次申明：这应当属于专门的著作。本书第七章，便是对于“六册计划”中《雇佣劳动》册的探索。在本章的探讨中，作者比较全面地探讨和概括了马克思有关的论述和提示，并且遵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系统阐明了有关“雇佣劳动的形成、发展及对资本的从属关系”、“雇佣劳动体系与‘总体工人’的形成”、“雇佣劳动的需要体系和劳动市场的工资波动”、“雇佣劳动作为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发展的趋势”等问题。所有这些，不仅对于全面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和工资问题，而且，运用其理论，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人口、经济与社会发展、乃至产业结构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等问题，无疑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关于《国家》册
以上第二章至第七章的研究，属于“六册计划”中前三册的内容。
按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第一分册“序言”中的说明：“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①h]对于后三册《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探索，构成本书第八、九、十章的内容。本书在对这三册的探讨中，首先从方法和结构的角度，阐明了三者之间存在的依然是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关系。然后分别探讨和说明了马克思关于这三方面问题的学说。
第八章探讨的《国家》册的内容，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的“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②h]。它既是前三册理论的继续，又是后三册逻辑形成的起点。在本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从逻辑上阐明了本册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及本册与现行《资本论》之间的关系，进而概括地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关于本册内容的构想。按照作者的意见，马克思关于本册内容的构思，是按照以下三个方面的论题逐层展开的：一是对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总体研究，其中主要是对国家的本质及其经济职能的一般性质的研究；二是对国家本身的考察，其中主要是对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作为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能和要素的研究。这里也包括对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变化中不同关系的比较研究；三是对国家经济职能形式的概述，其中主要包括对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等一般性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用和影响的概述。然后依次分别从上述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这不仅对于认识和说明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及其经济职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研究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职能和作用，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全面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关于《对外贸易》册
第九章所探讨的“对外贸易”，是一国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向国外的延伸。它既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和条件，又是它的必然结果。本章在对本册的探索中，不仅阐明了本册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而且系统地阐明了国际分工及影响对外贸易的其他因素、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对外贸易中的价值与生产价格、对外贸易中的国际金融活动、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以及历史上特殊的对外贸易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许多方面在今天仍然也是适用的。而这并不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对外贸易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本册内容的探讨，无论对于弘扬马克思对外贸易的学说、建立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的理论，还是指导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关系，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5.关于《世界市场》册
对于“六册计划”中最后一册《世界市场》的探索，构成本书第十章的内容。世界市场作为总体，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最为丰富和具体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世界市场上，“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而“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①i]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②i]。本章正是围绕马克思上述观点和思路，展开了系统的论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以来，已经经过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的地位没有变，危机“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的基本历史趋势也没有变。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来，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系对立的局面。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危机的理论，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他们的这一论断我认为迄今也还仍然是正确的。我党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则是在新形势下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市场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这种条件和形势下，认真学习、研究、领会和探索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并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伟大史命！
四、关于“六册计划”和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的探讨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联系实际探讨了“六册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除前述各章分别已有所论述外，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进一步集中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概括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商品经济。本章在这个问题上突出的见解，就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论断。乍一看来，这与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是相矛盾的。但作者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在实践中刚刚建立起来、并在当今世界正在实现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个实际存在着的社会却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也不是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实质上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不仅对于改造私有制的特定阶段是适用的，而且对于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来说也是适用的。基于上述观点，该书强调，在一个实际上还处在马克思所界定的“过渡时期”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还存在商品经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商品货币关系能否退出历史舞台，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劳动的社会化水平。因此，商品经济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会建立起来的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应当说，作者对于问题的提法，以及提出问题的角度，是独到的和新颖的。笔者也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带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因此也就不能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但作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恐怕尚需时间的检验。
2.劳动价值论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在这里，作者主要提出了如下见解：
（1）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使社会得到与各种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这一自然规律的实现形式，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的内在规律。（2）按比例分配生产要素，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在一定社会生产形式下的变形。它是通过价值及其转化形式而实现的，因而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3）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或者说，决定该商品总量的价值的是该商品生产部门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这种社会必要劳动不是稳定不变的。它会在需求变动和竞争的作用下，调整到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一致，从而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因此，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并不只是关系到价值的实现，它同时也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依以调整的基础，从而是该商品价值总量依以确定的基础。（4）商品需求的变化，还会引起单位商品价值量发生变动。在自然垄断情况下，需求变动必然引起该商品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一般也会出现这种变化。（5）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价值规律作用的条件，是商品的市场价值与该商品的供求均衡时的出售价格相一致。正因如此，价值规定才既保证了每一种特殊商品再生产的条件得到供给，也保证了社会对每一种商品的需求得到满足。
应当说，作者对价值规定的上述考察，是比较系统和周严的。不过，作者引证的马克思如下一个观点是应当引起读者深思的。即：“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极小的[①j]。这是因为，当商品作为资本的产品、作为大工业的产品而交换时，出现了新的情况。特别是由于竞争、信用、土地所有制、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等等的影响，致使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即使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价格总水平为什么会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不是相反？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只能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而不能单纯听任用所谓“成本推动”、“需求拉动”以及货币发行等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因此，继《资本论》之后，遵循“六册计划”的理论，继续开展对于价值和价格问题的研究，仍是我们的一项课题。在这方面，本书同样也可说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3.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六册计划”是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其中包括了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考察。“六册计划”关于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论述，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据此，本章分别从“企业主体和自由竞争”、“竞争学说和自由竞争”、“市场体系中的要素市场”以及“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利用”等四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六册计划”的理论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意义。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评介了本书对于马克思“六册计划”理论体系进行的探讨，以及这一探讨的重要成就和意义。总的来说，本书的出版，是我国《资本论》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和一座重要的界碑，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和一座重要的界碑。它标志着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当然，面对一项如此重大课题，一项如此崭新的探索，书中的见解和阐发当然不应视为我国这方面研究的最终成就或成果。然而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辟。这对于我国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对于所有热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志，都是一件值得庆幸、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大好的事情。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这就是：作者在这一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以及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协作的风格，这同样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这对于我国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更是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谨以此文向各位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出的重大努力和贡献！
注释：
[①a] 《〈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一书，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汤在新主编，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创作史研究组马健行、王辅民、成保良、刘振华、汤在新、杨国昌、周亮勋、张钟朴、赵洪、顾海良、商德文等11名教授和研究员集体研究编写。605千字。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责任编辑：程建国。
[①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②b]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
[③b] 参见本书“附录”，第629—636页。
[④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6页。
[①c]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②c] 《〈资本论〉续篇探索》，第12页。
[③c][④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22、47页。
[①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①e] 《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3页。
[②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③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9页。
[④e]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237页。
[⑤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页。
[⑥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页。
[①f][②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9页。
[③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9页。
[④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
[⑤f] 《〈资本论〉续篇探索》，第288页。
[⑥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8页。
[①g]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5页。
[②g]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818—819页。
[①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
[②h]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页。
[①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8页。
[②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页。
[①j] 《〈资本论〉续篇探索》，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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