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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历来是一个存在着巨大思想分歧的领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言人总是企图用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质变，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永世长存；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批评者则往往忽视这些新变化的广度和深度，片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这种思想分歧，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活动，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制定。因此，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正确认识国家干预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具体制度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方面，都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真可以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变化中，又有一种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在社会中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因为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潮认为，有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完善调节，供给就会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就能实现均衡发展，既不会产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也不会存在失业，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必要的。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曾采取过一些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但那大多是统治阶级为保证国内垄断组织攫取额外利润而采取的保护关税措施，或者是为了保证本国在战争中取胜而实施的普遍劳动义务制等等“统制经济”的措施。这种“干预”，在时间上带有临时性，在广度上又不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指的则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暴露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具有导致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严重后果，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在80年代用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去取代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回到自由放任主义，而只是在国家干预的范围、程度和形式方面做了适应于形势变化所要求的改变罢了；在90年代，布莱尔等欧美的“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更提出要把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自由市场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国家的宏观调节和干预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之一了。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就是对国民经济实行总体管理，动用财政调节、货币调节、宏观收入调节、计划管理和调节等各种杠杆，广泛介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所有环节和阶段，以构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上和结构上的基本均衡，为微观经济的运行创造宏观环境，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与此同时，这种调节和干预的范围遍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首先，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变化，便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无疑是在生产力日积月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同时，它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又是同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分不开的。这种干预和调节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直接出面主持庞大的科研项目，把军事上的科研成果及时转为民用，根据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对内改建相应的生产部门、对外协调经济关系，以及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等等。
其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国家通过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通过税收优惠去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等措施，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使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转变为兼顾利害相关者（经理、雇员、债权人、供应商、股东）。
再次，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雇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制度。
又次，在产品的分配方面，“把蛋糕做大”，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在产品的再分配方面，则实行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
又再次，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如美国，让工人组织工会、选派代表同雇主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建构劳资之间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极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轨道中去；或者如欧洲，把搞“中左政治”作为一种统治和管理方法，允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组织内阁去管理资本主义社会。
最后，在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推行经济计划化作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综合调节的手段，以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二
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换句话说，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发展。具体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以便在资本关系内部的可能限度内，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对待；同时，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及其力量的日益壮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吸引力的显示，也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作出这样的干预和调节，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又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暴露了自由放任论有着严重的缺陷。大量事实说明，仅靠市场力量和自由竞争来决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扩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更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他指出，在市场机制中，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固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不可能促使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就必须使政府承担起调节需求的职能，即用一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那只“看不见的手”，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目标。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他针对当时生产过剩危机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为防止美国财政信贷体系崩溃，出台“整顿金融法案”，清理银行，政府保障存款，给金融界发放巨额贷款，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开，实行货币贬值等等；二是推出“全国产业复兴法”，实行国家对工业生产的调节，并由内政部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在1933-1937年间，国家就为此拨款120亿美元）以增加就业，还制定了公平竞争法典，规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值、销售范围，以消灭生产过剩。此外，还在政府的监督下实行劳资合作、经济民主等措施；三是推出“农业调整法”，一退耕，二平价，减少某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销毁部分谷物，宰杀和抛弃部分大牲畜和猪羊，并规定在一定负债额以外的农场获低息贷款，同时又拍卖部分农场；四是推出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法，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青年种树、建水坝，兴办各种小型工程和开发河流等；五是推出社会安全法，包括通过社会保障法，保障失业者和残疾者的最低生活水准，又通过对大公司征收超额累进税法案，以适当缩小财富分配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在罗斯福新政的启发和影响下，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措施，它们通过大幅度地增加对高新科技的资本投入，通过重点扶持、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由国家指明经济发展方向、缓和经济波动和控制通货膨胀，通过推行创造良好环境的社会政策，通过举办公益公效事业创造经济发展条件，通过促进国内竞争和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等等措施去拓宽生产力的发展空间，使资本主义逐渐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又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从而为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赢得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不仅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措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使群众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并诱使群众陷入到不断追求和满足资产阶级通过大众传媒所制造的“虚假需要”中去，产生安于现状和维护现存制度的想法；它使群众产生对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把雇员和雇主之间的阶级对立变成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文化传统形式的差异；它还把群众的政治兴趣转移到有关收入、休假、参与决定等涉及自身事务的个人领域中去，把冲突由政治领域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社会领域中去，排除引发社会爆炸的雷管。
那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者之所以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新情况、新变化，仍然片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而对其仍然存在的生命力和活力估计不足，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保障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
三
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者相反，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言人则用国家干预和上述种种新变化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质变，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永世长存。他们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说成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因素，认为，这种调节和干预意味着国家活动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性质，意味着国家已失去其对经济基础的依赖而表现出自主性，由统治阶级的机器变成替社会全体人员谋福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组织了。这种看法和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始终是作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作为“总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管家”而出现的。就国家同私人垄断企业的关系来说，它并不是它们的竞争者，而是其补充。国家通过各种杠杆和手段，为私人经济提供优惠、原材料、动力、市场、投资、风险和必需的熟练劳动力，并帮助解决私人经济所不太可能解决的种种问题；就国家和不同私人企业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所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和整体利益，所以，它一面屈从于垄断资产阶级最强大集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某些场合，又得对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就国家对劳资关系的干预来说，它可以时而表现出倾向这一边，时而又表现出袒护那一边，时而又表现出“公正无私”，但其活动却始终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整体的根本利益为转移。
在这方面，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推行“新政”期间美国国家的性质。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危机爆发，美国面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严重危险，许多人感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山穷水尽。罗斯福临危受命、担任总统，推出了调节金融、工农业生产和保障贫困者与失业者最低限度生活水准、对工人实行经济民主等措施，他一面要求国会授予他以广泛的行政权，一面又要求资产阶级为保全自己而实行改革。为此，他被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斥为“本阶级的叛徒”，又被另外一些人误认为是在搞“社会主义”。而实际上，罗斯福的新政所实行的这种调节、改良和改善，其宗旨和目的，都只是在使贫困者和失业者获得最低限度生活水准，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的基础上，确保垄断资产阶级更加安全地享有高额利润。正如罗斯福在1936年所说的：“在美国，没有人比我更加坚信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人比本届政府为这个制度效力更多，把这个制度从1933年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的，是本届政府”，“假如这届政府有改变这种制度的意图，它只要袖手旁观，让这种制度继续下沉就行了”。
(2)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并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恰恰相反，其目的和宗旨正是为了防止和抵御放任自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害、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内所做的调节为例，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正在通过税收优惠等办法，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大力推广雇员持股计划的实现，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酝酿了多年，在80年代经由议会通过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却遭到了大小企业主的极力反对，最终被废弃了事。为什么两个同样涉及雇员持股、调整所有制的方案，会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呢？其原因在于，美国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的前提是，占人口1%的家庭持股63%，占人口5%的家庭持股83%，占人口10%的家庭持股89.3%。在这种情况下，把小额股票出售给雇员，只会帮助资本家融资，助长雇员同资本主义企业的认同感，从而充分发挥其生产积极性，而丝毫无损于资产阶级对企业股票的有效控制，更无损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存活；反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了改变那里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独占局面，却打算建立一种雇员的集体财产所有制。它在1983年12月经由议会通过的《利润分享税法》中规定，每年要从资本主义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无偿交付给五个雇员投资基金组织，以后逐步增加到使这五个组织获得企业股票所产生的投票权总额的半数；而另一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又没有做好向私有制原则提出挑战的充分准备，因而在最后只能失败了事。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内所做的调节和干预是以不得危及私有制为前提和限度的。
正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是以坚持私有制为前提的，因而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一极积累财富、在另一极积累贫困的积累规律决定，必然在发展进程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使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矛盾的同时，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地教育着广大群众，唤醒着他们的阶级意识。仅仅在1980-1990年的10年期间，美国家庭中最富的5%的人，在全美收入中所占比重由15.3%上升到17.4%，而最穷的20%的人所占的比重却由5.2%下降到4.5%；在1997-1999年间，美国最穷的20%的家庭，其税后收入下降了9%，而最富的20%的家庭，其税后收入却上升了43%；在1992-2000年间，美国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现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比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还要多；美国的贫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在1997年达到了19%。资本主义制度代言人之所以会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生的新变化，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可以使之永世长存的根本质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些变化的性质、范围和局限，从而把愿望当成现实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种种新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其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从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无疑将作出进一步的调节和干预来缓解矛盾和危机，但是，只要这种调节和干预还是在私有制的框架内采取的，那么，它的幅度就必定是有限的，其效率也会逐步减弱，而且终究会发展到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无法进行下去的地步。然而，在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用尽其应对矛盾、缓解危机的能力，只要那里的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还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决心用足以实现突破的群众性行动以社会主义去取代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就还得和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地球上并存下去，这就是社会主义还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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