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局论文,共产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简称共产党情报局或情报局）是共产国际之后的重要国际组织。直到八十年代、苏联、东欧（南斯拉夫除外）的著作界大都对它作肯定评价，西方政界和学者则持否定态度，称它是“莫斯科的工具”。[1]其实，东西方的学者对这个组织的研究尚不深入，对档案文献接触不够。成立情报局的真实目的与经过，实际上是长期被当作秘密掩盖着。
近年来，俄罗斯公布了部分有关档案资料，俄罗斯学者也依据档案文件对一些问题开始研究。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个国际机构的真实历史进行深入探索，作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本文试就情报局的成立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评论。
一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9月，离各国共产党原先的国际领导中心共产国际解散仅仅四年多时间，为什么又要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愿意抛弃居于国际领导地位的想法。
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布解散时，执委会主席团的正式决议清楚地指出：世界各国情况存在深刻差别，“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也不相同”，在世界大战的复杂形势下，共产国际这种国际中心的组织形式“已经越来越不合适”，“甚至渐渐成了各国工人政党进一步加强的障碍”。[2]各国共产党纷纷表示欢迎和支持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当时就认为：“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为有利的。”[3]这一步骤有利于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使各国共产党抛弃已经过时的国际组织形式，摆脱国际中心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执行符合本国实际的方针，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然而，苏联领导人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却出于另外一种考虑。斯大林在接见路透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的谈话中相当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想法。他表白共产国际并非“莫斯科之手”，表示自己不企求通过共产国际使别国“布尔什维克化”，而只致力于巩固同盟国的统一战线。[4]他以此向美、英等盟国作出友好姿态，希望他们尽早开辟第二战场，共同战胜法西斯，并争取在战后保持合作。而在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策略计谋。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长期居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产国际的决策，通过它对外国共产党发号施令，以推行苏联的外交战略。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相反，必定要在它解散后为自己的需要努力将它恢复。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后，形式上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指示不见了，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依然存在着。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不仅保留着，而且活动到大战结束。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特别部门继续存在，从1944年7月起由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领导人还是季米特洛夫。这个机关包括99号、100号、205号三个专门机构和在莫斯科工作的各国共产党的国外局。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照常工作，并通过这个机关实现对本党的领导。[5]
战后，原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工作的大多数外国共产党人陆续回国，季米特洛夫也在1945年11月回保加利亚。可以说，直到这时，共产国际才算最终结束活动。不过，国际情报部在同年12月改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后，相当数量的外国共产党人仍然在这个部工作，同国外共产党组织联系，并有秘密无线电收发报系统。[6]
即使如此，在季米特洛夫等人回国仅仅半年之后，苏联领导人还非常热心地筹划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而且为它想好了新的名称——情报局。为寻求支持，1946年5～6月间，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领导人便同他谈成立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也同季米特洛夫就成立新国际组织一事进行过商谈。贝尔格莱德铁托档案中保存有南共领导人从苏联回国后不几天所写的简要报告，记述斯大林同铁托讨论了情报局的方针、任务等重要事项。
苏联领导人既想恢复国际领导中心，却又不能不顾虑下述情况：共产国际解散刚三年，如果将它原封不动地完全恢复，显然难以为许多愿意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的共产党所接受，对于受过共产国际打击和制裁的个别党更是如此。因而苏联领导人竭力表白自己不想恢复旧的国际组织，只是想要加强联系；并将新的组织称为“情报局”，以避免给人他们要重新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印象。在上述报告中就特意谈到：“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恢复旧式的国际”。
在谈到未来情报局的职能时，报告也说，它要为各党相互交换情报、交流经验，“在工作中协调”，还提出要“消除各党之间的各种分歧”；同时应“通俗地宣传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和支持“反对反动派和残余法西斯的斗争”。[7]
苏联领导人希望成立的情报局，从形式上看与高度集中的领导中心有很大区别，但仍然是一种国际组织。对苏联领导人来说，首先要有国际组织，一旦成立起来，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将它控制，逐步把它变成自己指挥其他各党的国际中心。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二
苏联领导人在1946年筹划的情报局于一年后成立了。那么是不是当时出现了冷战，便必定要共产党的国际中心呢？这里既要看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更要看到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
1946年—1947年国际形势重大变化就是出现了冷战。美国在战后利用其经济与军事实力以图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把苏联视为主要敌手。在对苏关系上它很快就由合作转为对抗，美国打着“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开始了首先针对苏联的冷战。美国支持丘吉尔所谓“铁幕”的演说，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浪潮，接着又在1947年上半年先后宣布“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展开了对苏联的攻势。
冷战开始，反共气氛弥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不少国家的反劝势力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进攻和迫害，西欧一些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形势的急剧变化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困难条件下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坚持斗争，并加强相互联系。
应当说，无论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还是在冷战开始之后，联共（布）与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东、西欧各党，都并不缺乏联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前提下加强联系，一般说来对各国共产党是有益的。但加强联系绝不是非要把各国党聚集在一个国际组织中不可，国际组织只是各国党国际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共产国际在宣布解散时曾指出：“随着某些国家国内外形势的日趋复杂，靠某一个国际中心的力量来解决每个国家工人运动的课题将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8]这个重要之点同样适用于后来的共产党情报局。既然共产国际是在世界大战的复杂形势下解散的，那么在冷战开始的恶劣环境中也没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统一指挥中心，何况冷战引起的局势变化更加复杂。这时迫切要求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行动，而不是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国际领导中心。
但是，苏联领导人决意要在当时成立新的国际组织。这对苏联外交政策来说，的确是形势所必需。
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很高声望，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战争中付出很大牺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战后急需恢复，因而在对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大体处于守势。在美、英压力下，苏联被迫从伊朗北部撤军，放弃在土耳其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在远东，苏联也对美国退让，对中国解放战争采取自相矛盾的立场。[9]斯大林在1946年12月公开表示“我国政府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10]
但是，欧洲是苏联与美、英争夺的重点。苏联对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东欧是紧抓不放的。还在战争后期，苏联就确定目标，将东欧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斯大林在1944年10月同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了默契。斯大林允许东欧各国普遍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并告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要采取过激措施、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以求不同英、美等国搞僵关系。但苏联仍不容许西方直接插手东欧，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大力抵制西方大国对东欧问题的建议，只是万不得已时才作某些让步。
同时，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提出把革命推向其他地区（更不用说把共产主义革命推向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在东南欧，苏联胆怯地拒绝给正在希腊北部进行游击战的希共领导的解放军以实际援助。斯大林对陶里亚蒂和多列士的谈话都没有提及意共、法共应利用当时形势夺取政权，而只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把恢复经济和巩固民主作为首要任务。斯大林还明确指令法共应解散自己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说：“现在，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军队的时候，还留这些队伍干什么？”[11]然而，苏联领导人却极其关注西欧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法共、意共这两个大党），指望它们在本国政府中发挥作用，使本国在对外政策上配合苏联，抵抗或牵制英、美两国势力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的扩张。
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既保住自己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又在西欧寻求一定支持，谋求同美、英维持某种均势，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在遇到美、英两国的攻击和“遏制”后，苏联转而采取坚决对抗的立场，其外交政策也由原先的既争夺、又妥协转为更尖锐的对峙和急剧的抵抗（但不排除妥协）。
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相继提出后，为对付美、英在欧洲的严峻挑战，苏联领导人决定实行强硬对抗，并要东欧国家和西欧共产党统一行动。苏联方面在7月5日规定东欧各国虽然派代表团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但目的是要“在那里给美国及其仆从英国和法国以打击”，阻止这一计划的推行，“随后离开会议，并且尽可能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也带走”。[12]7月7日夜间，苏联又向驻东欧各国大使发表紧急指示，转告驻在国共产党领导人应拒绝参加巴黎会议。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立即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强令他们取消准备与会的原决定。同时，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欧各国共产党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同苏联、东欧各国行动呼应。
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处于相对劣势的苏联急切需要动员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力量，首先是把东、西欧较大的共产党纳入国际组织，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加强对西方大国的抵抗。因而，在1947年6月之前，斯大林在莫斯科同哥穆尔卡会晤，建议由波兰工人党中央出面，邀请欧洲有关共产党举行代表会议。这是苏联领导人加紧成立情报局的关键步骤。
同时，苏联领导人对东、西欧一些共产党独立自主倾向的担心和不满，也是促使他们尽快成立国际组织的重要原因。
虽然法共和意共己按斯大林的指示解散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参加了联合政府，但是并没有如苏联所愿使法、意两国成为苏联对美、英的抗衡力量。冷战开始不久，共产党人部长先后被排挤出西欧各国政府，更使苏联领导人大为不快。法共议员于1947年5月4日在国会中投票反对政府的工资政策，政府首脑借机将共产党人部长停职。联共（布）中央对法共不与自己事先商量就独立决断十分不满。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于6月3日经驻法大使转交给多列士“建议信”，表示“对法国最近的政治事件忧虑”，并特意指出“你们采取的步骤对联共（布）中央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13]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向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了通报，向他们间接地发了警告。
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就各国共产党状况呈送中央的报告，也清楚地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东欧一些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倾向的不满和焦虑。
在这类报告中，波兰工人党领导、特别是哥穆尔卡本人因主张根据本国国情独立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被指责为“忽视苏联经验”，哥穆尔卡关于苏联道路、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和农业集体化不适合波兰的言论都遭批评。报告尖锐批评捷共领导没有充分宣传苏联成就和经验，斥责捷共主张与苏联道路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报告还称捷政府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是“巨大的政治错误和对苏联恶意态度的表现。”
对于东欧各国之间加强联系的行动，苏联领导人也极为敏感，深恐它们离心倾向滋长而背离莫斯科这个唯一的中心。苏联曾借故强令制止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1947年7月草签友好合作条约。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中还激烈指责南共试图把自己放在“巴尔干的‘领导党’地位”，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违背苏联外交政策。[14]
东、西欧共产党的上述倾向，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将对苏联与西方大国抗衡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必须对这些党加强约束。因而，苏联领导人加紧成立情报局追求双重目标：一方面动员各国共产党来发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展开斗争，从后方来动摇和削弱自己的对手；另一方面借口加强联系而对欧洲若干共产党重新控制，使这些党紧随苏联，扭转路线和政策。组建情报局就是为此提供组织保证的。
三
共产党情报局从筹备到成立的具体过程，过去也是长期保密的。揭开这层秘密就能看清这个国际组织的特点、目标和方针，显露苏联领导人在情报局决定一切的作用和为成立情报局采用了非同一般的手法。
成立情报局的真正倡议者本是苏联领导人，然而他们却又设法让其他党的领导人充当发起人，假手别人发出倡议，自己似乎仅仅是表示支持的次要角色而已。
斯大林虽要波兰工人党当倡议人，却向哥穆尔卡隐瞒自己想要成立情报局的迫切愿望，只说要合办个报纸。据后来多次访问过哥穆尔卡的普塔辛斯基记述，同哥穆尔卡在莫斯科秘密会晤时，“斯大林提出由几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创办一种情况通报性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可以探讨各国党所面临的问题，交流经验，相互通报情况”。斯大林还表示完全同意哥穆尔卡的意见：这个刊物不必设一个负责的总编辑，在刊物上发表的所有材料事先必须经过本党领导的同意。斯大林建议由波兰工人党领导出面，倡议召集这样的会议，同有关各党商谈，向它们发出邀请。[15]
哥穆尔卡鉴于波共被共产国际强令解散的历史经验，对正式恢复国际组织是非常担心和警觉的。他虽赞成为创办刊物而召开一些党的代表会议，但对斯大林为什么要将这件事秘密进行而百思不解。他是怀着疑虑为召集这次会议作具体筹备的，因而在7月底发出的邀请信中还是根据他同斯大林的实际商谈明白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各国交流情况和交换意见。我们不追求建立国际工人运动任何机构的目标，除了刊物要对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给予阐明之外。”[16]
这次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形式上是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倡议和筹备，并于9月22日至27日在波兰西南部小城市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一处休养所秘密举行。但是，会议议程却由莫斯科确定，主要报告也是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然后由日丹诺夫在会上宣读的。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分别化名谢尔格耶夫和波里索夫）按时向斯大林（化名菲里波夫）密电通报会议进展情况，并收到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虽远在莫斯科，但实际上掌握着会议进程。
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于9月22日到会时还不知道会议全部议程，只知道各党代表应向会议作本党工作情况报告。各党报告之后，马林科夫在24日晚上以联共（布）代表团名义提议以下议程：听取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和讨论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问题。哥穆尔卡名义上是会议倡议人，但是连他也是这时才第一次知道要讨论协调各国党的活动，而且他要就这项议程作报告。
成立情报局是会议进程中由日丹诺夫在报告中突然提出来的。联共（布）代表在会下与其他各党代表团分别会晤以争取支持，但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使有些党的代表感到意外，哥穆尔卡尤其震惊。如普塔辛斯基所述，“直到听了日丹诺夫报告的时候，哥穆尔卡才明白过来：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了创办刊物，不如说是为了成立一个共运协调局。哥穆尔卡觉得自己好象当头挨了一棒，十分失望，因为他被斯大林捉弄了。”他有根据担心这是在新的名称下事实上恢复共产国际，便立即召集参加这次会议的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对他们说：他反对成立情报局；他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时根本没有谈过此事。他表示，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辞去总书记一职。[17]
但是，苏联领导人要成立情报局的决心不容任何人动摇。在哥穆尔卡提出异议后，联共（布）代表加紧同其他党的代表接触，同时立即向莫斯科请示。他们在25日同莫洛托夫直接通话，莫洛托夫答复他们这次会议必须通过成立情报局的决议。随后，斯大林又亲自给联共（布）代表团发出进一步指示，必须赋予情报局协调职能。这等于是向这次会议下达了不可更改的命令。到27日，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也已迫使哥穆尔卡放弃了自己的异议。于是，在苏联领导人的压力下，这次会议最终通过了成立情报局的决议，规定情报局不仅有交换情报和经验的职能，而且应当“在必要情况下”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
不仅如此，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的重要思想，在会前也没有同与会的其他党商量。这个报告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宣言。它第一次公开宣布战后世界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的对立，并且从苏联外交利益出发，确定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会议就国际形势通过的宣言，各国共产党的任务被规定为“掌握起保护本国民族独立主权的旗帜”和反抗帝国主义实行扩张和侵略的计划。[18]其实这也就是为配合苏联外交而行动。
日丹诺夫报告中还指责法共和意共放弃了对美国霸权、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坚决斗争，并非难一些党的活动家经常强调“自己对莫斯科的独立性”。东欧一些党也有人（特别是南共的卡德尔和吉拉斯）跟着指控法共和意共领导人离开了革命路线，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改正自己的错误”。[19]在多数与会者的压力下，法共和意共代表被迫表示同意“同志式的批评”。可以说，情报局成立伊始，便出现了在国际会议上攻击其他党的恶劣先例。
过去一些著作中反复说情报局是经协商而成立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相反，它的成立是苏联领导人一手控制，并采取隐瞒目标、施加压力等手段的结果，严重违背了各党独立、平等协商原则。这也许是情报局成立过程长期保密的重要原因。
四
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从它成立之日起，哥穆尔卡的担心就不断被事实证明，情报局不过是以新的名称部分恢复的共产国际，是新的国际中心。
情报局的职能不仅是办个报纸（原为刊物），交换情况、交流经验，而且要在“必要”时协调行动。所谓“协调”其实就是同苏联步调一致，按日丹诺夫报告所定基本方针行事。成立会议上对法共、意共的指责已向人们表明，如果不同苏联协调，将会遭致怎样的后果。
即使是办报，苏联也早有安排。斯大林曾对哥穆尔卡亲口答应不设总编辑，但情报局成立会议后，联共（布）中央即任命尤金为情报局机关报总编辑。在编辑部下属的各部门中苏联人又居多数。不仅如此，每期报纸必须先送莫斯科审查，方得开印。
情报局成立会议后不久，联共（布）中央便着手筹划于1948年夏就成立了由各党派组成的书记处。到1949年11月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居然通过了正式章程，章程规定每个成员党应执行情报局决议，定期报告本党情况，同时应“承认其他党有批评自己工作的权利，并认为有义务实行自我批评”。章程还规定常设机构书记处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协调各党的活动。[20]不难看出，在情报局中各党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权利几乎被取消无存。
实际上，在章程拟定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破坏各党平等、协商原则的严重事例。其中以1948年6月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最为典型。当时情报局成立刚九个月。以往苏联一些著作仅仅把它看作是情报局这个协调机构的个别错误或偶然失误，显然很不恰当。它们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情报局只是个平等协商机构，显然无权采取如此严重的步骤。应当说，正因为情报局实际上是很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是国际领导中心，它才会这样无情地“制裁”自己的一个成员党。这一点恰恰证明情报局已非常近似于共产国际。
从组成看，共产党情报局只有欧洲九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成员党，没有其他洲的党参加。欧洲的九个党是斯大林在同哥穆尔卡会晤时确定的。情报局成立时的情况当时就对在德国东部地区（苏军占领区）活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保密。后来，当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加入时，斯大林又决定不要它参加。[21]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要求情报局接纳为成员党[22]，但没有成功。把南共开除以后，情报局只剩下八个成员党。
然而，如果认为情报局是个只限于欧洲范围的地区性组织，那就失于偏颇。实际上情报局是把领导和指挥世界各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任务的。情报局还对成员党以外的一些党指手划脚、粗暴干涉。例如，在事先没有同日本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情报局机关报就于1950年1月6日发表观察家评论，指名批评日共一名领导人，从而使艰难斗争的日共一度陷入分裂状态。情报局机关报也对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公开批评，要求印共不顾实际情况开展武装斗争以反对尼赫鲁政府。这类做法无疑都表明情报局在作为新的国际中心发挥作用，实际上是变相的共产国际。
后来，苏联领导人还进一步追求加强情报局的权力，使它更加“共产国际化”。斯大林在1950年10月提议，情报局应扩大职权，设立总书记职位，由陶里亚蒂出任此职。[23]
然而，苏联领导人违背各国共产党独立、平等、协商原则，继续加强国际中心的意图和活动，从情报局成立以来就受到了各种不同方式的抵制。中国共产党虽对情报局表示过支持，但始终同它保持一定距离，坚持走自己的路。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情报局开除后进行了顽强的抵制。意大利共产党也在努力保持独立地位，并以陶里亚蒂健康状况欠佳和意共斗争急需他留在国内为由，婉转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上述建议。[24]斯大林被迫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情报局最终没有能完全恢复共产国际那样的权威和中心地位。
共产党情报局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保卫和平等斗争中虽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是在违背甚至破坏各国共产党独立、平等、协商等原则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它同时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留下深刻的教训。对此作者将另文阐述。
注释：
[1] 尤·布劳恩塔尔：《国际史》(J.Braunthal,Geschichte derInternationale)第3卷，柏林、波恩1978年版，第184页。
[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3]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56页。
[4]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47～348页。
[5] 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Л.Гибианский，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4期。
[6] 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4期。
[7] 1946年6月12日简要报告，引自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
[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52页。
[9] 参见作者另文（署名翟文光）《苏联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的对华政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0]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87页。
[11] 纳林斯基：《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 з.1944～1947 гг.）载《近现代史》1966年第1期。
[12] 纳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М.Наринский，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елла），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2期。
[13] 纳林斯基：《斯大林与多列士，1944—1947》。
[14] 格皮安斯基：《行动中的共产党情报局。1947—1948》（Л.Гибианский，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етвии.1947——1948гг，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2期。
[15] 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6] 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
[17] 普塔辛斯基：《哥穆尔卡沉浮记》第96页。
[18] 《几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中文版，第12～13页。
[19] 格皮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
[20] 俄罗斯《独立报》（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于1991年12月19日首次将这个章程公布于世。
[21] 托·弗里德里希：《共产党情报局与德国统一社会党》(Th-omas Friedrich,Das Kominform und die SED)，载《工人运动史论丛》1991年第3期。
[22]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3] 阿吉别科夫：《共产党情报局在1950年的共产国际化尝试》（Г.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1950г.），载《近现代史》1994年第4～5期。
[24] 阿吉别科夫：《陶里亚蒂为什么没有当共产党情报局总书记》（Г.Адибеков，Почему Топъятти не стап генерап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载《历史问题》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