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石一歌”——“文革”匿名写作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秋雨论文,石一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1972年写出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就向张春桥汇报，后又由姚文元拍板“这样写可以”。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陈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江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
《鲁迅传》小组（“石一歌”）正式挂牌为1972年1月3日，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属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组织。他们以“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并非后来人们戏称的“十一个哥们”，因其中也有女性）、“石望江”、“丁了”等笔名，共发表了八十四篇文章，为“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为江青露峥嵘、当女皇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大造舆论。
余秋雨系“石一歌”正式成员。他虽不属正宗的“老人马”，但也非初出茅庐之辈：一来他在1969年即21岁时就由姚文元的亲信胡锡涛引荐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由《文汇报》何倩等人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由余秋雨执笔写出初稿《评坦斯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1969年第6、7期合刊号上。此文破中有立：破“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是为江青充当所谓“文艺革命英雄旗手”扫清障碍。据胡锡涛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像揭秘》（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回忆，余秋雨当年经常向人炫耀这篇重头文章是他执笔的，另胡锡涛在余秋雨还未走红的武汉工作期间，也跟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提及此事，而不似今日之余秋雨矢口否认他参与写过此文。二来余秋雨系“石一歌”成立前期“石望江”（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人同望黄浦江之谐音）的成员之一。由于后来写作班子重新成立，成员也不止四人，便需要起用新的笔名。陈孝全在确定“石一歌”笔名这一重大事情时，据孙光萱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文学报》2000年总第1134期）称，余秋雨曾参与敲定笔名的讨论，这说明余氏并非“十一个”中的等闲之辈。
余秋雨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期间到底参与执笔或修改、定稿了哪些文章，还需进一步“联合调查”才能弄清楚。已有新的发现，据上海一位报刊编辑最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梁效”之异同——兼谈余秋雨的“文革”写作》中披露：余秋雨不仅如胡锡涛说的用“任犊”笔名写过轰动一时的《走出“彼得堡”》（载《朝霞》月刊1975年3月号。《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使全国大批文艺工作者被迫下乡劳动改造，另还和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用“罗思鼎”笔名“合写”（即由他人写出初稿、二稿，再由余秋雨修改成三稿，由朱永嘉最后定稿）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另又把一个姓陆的女青年写的评《红楼梦》中的贾政的文章推倒重来，后由余秋雨重新写成《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署名任犊，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此文与稍后梁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再次南北呼应，一起充当了“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舆论工具。由此可见，余秋雨当年非常活跃，既评《红楼梦》又批《水浒传》，还担负着编写张、姚授意的《鲁迅传》和《胡适传》的重任，这怎能说他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问题，因得肝炎就“连犯错误的可能也没有”了？另据上引的孙光萱文章披露，余秋雨在编写《鲁迅传》期间，还参与炮制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的小册子。余秋雨在答余杰的公开信中，佯装不知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并说看到这本书才知道有“石一歌”这个写作组的笔名，这是在欺骗历史和愚弄读者。目前，病中的陈孝全教授对余秋雨这种“从不谦虚”的态度感到震惊和大惑不解。
余秋雨于1973年下半年确实离开了“石一歌”，但这不是他有这么高的觉悟认识到这类文章会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会伤害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或认为“有异己的东西粗暴掺入”、“写文章的人不自由”。相反，是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如他得肝炎期间还写出《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那样漂亮的文章，由“四人帮”余党允许其破例用真名“露一手”分别在上海《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和《人民日报》同年10月15日发表。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被上司看中调进“内围”的写作组下属的文艺组，被派去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秘密帮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说余秋雨深受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的青睐，也说得过去。
余秋雨以中途离开《鲁迅传》编写组为由，把自己与“石一歌”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像。正如孙光萱所说：他升迁后，虽然有更重要的写作任务在身，“但毕竟还是没有和‘石一歌’完全分开”。如《鲁迅传》下册的修改，余秋雨就曾参与。不过这时的讨论地点已不是“外围”组织所在地复旦大学10号楼，而在“内围”的“康平路余秋雨所住房间外边的一间大办公室”。在这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余秋雨的身份已不同寻常，他手握朱永嘉、王知常授意的改稿、统稿大权，故其发表的意见常常带有指导性。《鲁迅传》下册因“四人帮”全军覆没未能出版，可该书提前发表的《再捣孔家店》（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经余秋雨作过大量修改。在这一章中，余秋雨和其他“笔杆子”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歪曲为“批孔年”。这“批孔”影射的是谁，读者不难猜出。
在“四人帮”刚倒台时，清查上海市委写作组还来不及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余秋雨早先由朱永嘉提名，代表“石一歌”参加由四凶被捉后仍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朱永嘉任团长的访问日本代表团。余秋雨后来洋洋得意说他是奉命派去“监视”他的上司朱永嘉的，可据孙光萱的回忆并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按理最有资格代表“石一歌”的应是陈孝全，可余秋雨竟取陈而代之，可见余秋雨当年是多么受“四人帮”余党的宠爱。
《鲁迅传》写完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写《胡适传》，以作为《鲁迅传》的对立面存在。这写“反面典型”的重要任务由余秋雨一人独立承担，这均说明无论是余秋雨的写作能力，还是他的“路线斗争”觉悟，即善于体察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图，在这个特殊年代里均是出类拔萃的。这正好印证了写作组二号掌柜王知常所说的“小余现在是这里的第一号种子选手！”（见胡锡涛文）。余秋雨现在谎称他写《胡适传》时从未读过胡适原著，是从50年代别人批判胡适的文章中抄袭来的。可据他用真名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丛书》上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版），注脚中竟有24处提到胡适原著乃至登有胡适文章的《独立评论》，另还有一处引自他人极难见到的伪“满洲国”出版的井坂锦江的著作，这能说他借书没有特权或读不到胡适原著吗？余秋雨就是这样以别人不懂“文革”为由去尘封历史真相的。
余秋雨中“左”毒由来已久。还在“文革”前夕，他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中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余秋雨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在极左环境中成长。所不同的是，他大学毕业后，由于是业务尖子，且对“修正主义”疾恶如仇，因而被“四人帮”余党看中，受其利用写了“一系列深得头头们欣赏的文章”（胡锡涛语）。这在举国皆狂的年代，是不足为怪的事（笔者也写过这类鼓吹极左思潮的文章）。何况，余秋雨并非是写作组的决策者，他是受人利用的工具，由此说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那是夸大其词的说法。真正称得上“文胆”的在上海地区应是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等极少数人。余秋雨充其量是积极的参与者，跟着起哄的小伙计。可余秋雨现在当了文化名人后，“一阔脸就变”，不许别人批评他这个当过“正厅级”的高干，尤其忌谈“文革”问题，矢口否认自己在“文革”期间充当了“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的事实，这就使人觉得他不够诚实，对历史缺乏一种反思的态度。在最新出版的长达40余万字的余秋雨传记即《余秋雨的背景》（杨长勋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中，余秋雨又借别人之口一再否认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还反咬一口说孙光萱没有资格做证人，可这位1963年才出生的传记作者不了解：孙光萱因没有像余秋雨那样的出色表现始终在“外围”写作组，他所写的错误文章在学习班“说清楚”后，受到组织的信任，后来担任了审查余秋雨、戴厚英等人组成的“内围”写作组的党小组副组长。正是在清查过程中，他通过内查外调知道了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的所作所为。退一步说，即使孙光萱记忆有误，或他说的话不足为凭，另还有众多“石一歌”及“内围”写作组成员仍健在。把别人讲的事实真相说成是动机不纯，想借批别人出名，这种倒打一耙的做法，就更不是一位文化名人应有的文化品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