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结构：一种权力文化研究新范式的探讨
刘云杉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也得到长足发展，同时越来越呈现向微观领域转向的趋势。而现代性结构作为一种宏观视角可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考察权力及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现代性不仅仅使不同场域的权力主体置于一个结构中被看待，更使得它自身作为一种权力的发生主体成为可能，这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主要动源。这种视角无疑是更加全面、本质性的，并且对人们探讨权力实践的运行、主体和意义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当代的再阐释都起到引导作用。
关键词：权力；文化研究；现代性；大众文化
一、权力研究的转向
1. 权力研究的概念和张力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文化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领域。在对资本主义研究的重心从政治转向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就与权力概念密切关联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关于包含政治统治、经济行为、大众传播、流行文化在内的权力关系的空前整合，这意味着传统政治学甚至传统社会学的权力研究框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在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雷蒙·威廉斯的研究中，文化研究与日益复杂的权力方式密切相关，意识形态是整个文化的研究核心，被当做权力的主要行使者。直到“现代性”概念在理论场域和实践场域的完整成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力在西方逐渐减弱，在弗斯科等学者看来，“权力”被作为一种表达现代性运作一致性的概念，逐渐成为定义现代性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核心概念。
可见，关于权力的阐释，文化研究一开始就给予了一个整体性的视角，虽然数十年前的研究仍然没有将这些领域从逻辑上连接成一个整体，但已经告知了人们最重要的事实：文化通过各种方式与权力产生互动与关联。
2. 文化与权力研究的关系
在对“文化”历史的权威性回顾中，雷蒙·威廉斯所定义的权力目前还没有得到完全系统的一致性解释。而对于权力本身的诠释与阐述而言，系统化的文化批判却是这种理论视角的自我属性。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权力研究本来就是一种“深刻细致、无休无止的系统阐述”，无论理论家是否着眼于现代性世界的全局。传统右翼理论在其中失去了大部分的阵地，自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权力机制和存在预设发起不断地冲击，它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解释和引用，包括自葛兰西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转向，直到法兰克福学派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同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也将公共空间的大众文化作为自身理论运动的主要阵地。它们在不断撕破资本主义权力的表象，更希望参与到文化的权力运作当中并对其施加影响。
现代性的蔓延意味着从属于现代性的文化形式同样随之蔓延。宾内特认为，文化研究从单纯的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人类学探讨逐步变成了用于指代一系列文化理论和政治观点的学科符号。这个转变意味着文化研究呈现出学科化的倾向，也同时说明了其中相关概念和操作方法的弹性增大与范畴扩张。这意味着与现代性密切关联的权力问题成为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同时它们也具有了现代性这一相同的逻辑起点。“现代性”统治地位的确立从众说纷纭变得无可指责，正如吉布森所说：“属于文化研究已经就是从权力角度看问题、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根本起点。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不以此为出发点，而是以对它的疑问作为出发点的人，将被归为局外人。”[1,p3]
3. 一种新范式的探讨
在对权力系统化的阐述中，每种概念的确立和理论范式的建构都无法离开同样在权力实践场域剧烈变革的现代性，两者亦步亦趋的关系使得权力研究呈现不同的方向，关于权力概念及其运作方式的研究地位已然显著。在这里，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为权力的运作提供了素材和限制，文化研究被局限在与其它相等同的研究范畴并列的方式，而将文化研究的系统性作为一种方法来阐释现代性与权力之间的文化关系却始终没有被重视到。这种研究既包括对大众文化、都市艺术、消费社会的，也包含对政治组织、经济行为与个体互动关系的[2]。
可是，并没有什么鱼；他这才发现石头里面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那里钻到了旁边一个相连的大坑——坑里的水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干。如果他早知道有这个暗缝，他一开始就会把它堵死，那条鱼也就归他所有了。他这样想着，四肢无力地倒在潮湿的地上。起初，他只是轻轻地哭，过了一会，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原号陶大哭；后来，他又大声抽噎了好久。
二、权力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研究
1. “文化”的权力概念
将“文化”概念作为一种广义的理解方式尤为重要，这能够确保文化研究作为现代性整体维度研究权力的核心方式。这种方法意味着某种文化或者文化行为不再是权力研究的出发点。当权力研究的逻辑起点转变为现代性的时候，“文化”作为研究范畴就成为关于个体与群体及其相互之间意义、互动、规范、制度的生产、形式与作用。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统治阶级工厂主的经济剥削和国家机器的暴力压迫之外，意识形态作为把控被统治者生活世界的核心，主导着社会大众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使得他们认为现存秩序的不可动摇和合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早期存在着关于政治权力明显的对抗，包括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现代性在那个时代显露自己的萌芽，但尚未成为社会世界的统治者，而仅仅是作为逐渐明显的各领域变革的特征。这种“意识形态”概念集中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相互相对独立的事实。外在权力的灌输造就的垄断，这是一种体现为意识形态和雇佣劳动实践的二重性垄断。意识形态、雇佣劳动、政治统治这三个维度分别成为文化、经济和政治三维度权力的表现，共同构成与“资本空间的重叠性一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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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化研究”概念在相关研究中所出现的频率也许并不是很高，这是由于文化研究本身对于这种整合性思路的忽视。现代性与社会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信息、符号、政治、经济、审美诸维度则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权力的运行框架。同时，这些领域无一例外地通过文化现象或者可以以文化现象为表征的方式生产与运行自身的权力。这样，“文化”研究就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容纳各种场域的权力机制的解释，以避免陷入这同样基于现代性特征的一种尝试。
2. 权力的文化语境
事实上，权力问题始终隐含在关于文化的讨论中，而现代性的整体视野使这一点清晰地显示出来。文化作为现代性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断在被建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信息的、审美的、符号的维度并不是以独立的面貌出现，而是在相互影响和分配中形成一定的权力结构，关于这个结构的解释就是文化。文化的形成受到关于权力的解释方式的影响，不同的文化特征实际上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同时也是权力为其塑造合法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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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完成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垄断，表现为“社会世界”整体性的形成。文化本身也经历了这样的整合。相应地，权力从各领域的具体强制力让渡到现代性文化整体就成为新的研究背景。于是，文化研究从以往各学科独立方法论的研究转向到了综合性研究，但仍然没有摆脱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依附于权力的情况，这种困难来源于权力的概念缺乏一种明确的立足点，而总是游离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之上。这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性整体感知的缺乏，也可以看作是权力客体把握的模糊。
但是，犹太民族最终显然从巫术中走了出来，由此发生了宗教或信仰的“突破”即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那么，关于权力的研究必须置于现代性整体的语境之下，可以提供一种现代性为主体的垄断模式，使“现代性”的确立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施行的纯主观向客观通过强权的方式单项运动的倾向上升到了对现代性主客世界的可能性创建之上。另外，在时空维度能够将全部的社会要素不断纳入到一个历史结构框架之中，形成一种被建构的书写方式与表达方式（这两种方式是合意产生的个体性基础），进而还形成了一种关注个体体验的辩证法，即风景。
现代性作为权力及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权力本身是外在的关系，而同时决定了权力运动的根本逻辑。权力场域作为宏观层面研究权力场域之间的扭结和关联，成为“垄断”概念的一般形式。文化表征作为主体流动性最强的形式，它既可以连接关于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经验与观点，又能够全景地反映关于权力的实践和意义表达，从而更加经验化地响应微观取向。
三、对现代性权力阐释的理想框架
上面分析了结构化的权力观和分散化的权力观，前者将结构作为预设，限制了对各种体系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后者则是执着于权力运行的具体模式而忽视其背后统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种新的权力观就要求政治、经济、审美、信息这样的宏观客体结构的相互关系服从于现代性的支配，并且能够使性别、种族、年龄、职业这种微观的具体符号能够成为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并且将社会人的主观心理也纳入到这个循环过程中来。在这样一个理想框架中，主体的各种可能性交织在不同权力场域交互而成的结构当中。在其中，“阶级或种族或性别的支配从来不是彻底或全面的，这些支配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受到挑战”[5]，整体性的视野从宏观的现代性文化，直到微观的个人生活世界，这个连续体可以作为理解权力运行的方法。
现代性将以上权力研究方式的整合意味着一种“置身事外”研究视角的形成。如果对照现代性文化的内部关系来看，大众文化本身作为权力运作方式的观点，更加有助于脱离权力研究，受到已经被局限的文化研究方法的限制。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既往的研究更多将现代性的不同作用场域作为某种权力研究具体范式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将现代性作为晚近权力本身的逻辑起源和动力，这样可以更好地将权力理解为在不同场域相互扭结的整体，以至展现政治、经济、大众文化、消费与审美等诸方面的权力运作关系。威廉斯在对权力研究的回顾中也曾经提到“要回到文化上来，就必须与文化的现行思维进行部分脱离”[1,p3]，这样就能够拥有更加灵活的视角以及更加清晰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将对从权力支配下文化的研究，转向到支配文化的权力本身，使这种“文化研究”的对象从狭义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产品扩展到现代性世界的潜在机制，就可以有助于使以往那种单学科关于权力的“理想模型”让位于更加一般化的论述，以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权力关系。
在马尔科姆对警察的研究以及威利斯的学校文化研究中，权力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微观或者中观的相互支配与反抗。在这里，权力研究更多的是流动性的、集中于心理层面的，这意味着它的视角依赖于一定的背景对象。这种具体化的模式偏重于讨论业已形成结构之下的权力控制，并探讨权力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这种结构作为权力的结果而看待。在这种维度中，文化分析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跨场域整合，但这只能局限于现实性的分析中。这使得某个具体学科的理论预设，例如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很容易被卷入到多重体系之间权力的作用关系中去，从而失去了现代性整体的权力观倾向。晚近现代性经历了一个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断裂和分化，进而重新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传统独立性的权力场域在现代性的侵蚀下产生扭结，并且将自身的权力统一整合成为以各种文化形式为表征结构的现代性权力制度。
批评理论倾向于采取一种关于权力和不平等的客观主义的，“将文化看做结构”的观点[4]。他们解码文化以揭示卷入其中的关系的真实性质。在不同的领域之中，权力的运作及其表现被不断地发现。在形式上，权力使自身无处不在，包括阶层结构、性别关系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大众消费、艺术创作这样的非制度化行为之中，并且充斥在每一个行为的意义、每一个个体的内在体验当中。正如福柯所提醒的那样，“权力也是扩散于社会运作的每个角落的东西”[5]。
皮亚杰认为在认知结构的发展中客观经验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正是因为儿童拥有了客观经验，他们的认知结构才能在客观经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操作经验也能随之丰富，好奇心能更加合理的出现。但是由于儿童的认知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他们必须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中积累知识经验。知识经验是从作用于对象的操作中获得的而不是从对象本身获得的，所以必须结合具体事例才能学习掌握。②
四、对现代性权力研究范式的再探讨
现代性的视角几乎涵盖了现实世界中所有的社会运作和个人行为，它们无一例外地属于“权力”运行机制之下的环节。对权力概念及其运行的研究，被当作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之中，权力概念与应用不断地抽象化对应着现实社会纯粹客体的不断丧失，使得关于权力的讨论不断遭受质疑。传统研究总是存在一个权力基轴，包括前文所说的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取向，这种研究与现实的堕距正促使传统学科和文化领域关于现代性支配的重新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借用威廉斯的概念，将以上对象“文化化”是确立这种整体性研究方式的基础。这可以回答相当一部分关于文化研究的诘难：通过事实与显在结构将权力进行合法化辩护的倾向，对权力本身产生怀疑主义与碎片化的倾向；以及对文化研究意义的怀疑。
“文化化”意味着以往权力研究的基轴成为现代性权力研究的对象。现代性——权力场域——文化表征的框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更是现实中的。如果说关于权利的文化研究要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就不应当草率地宣称任何具有固定影响的公式化结论。
关于权力及其相应的文化分析都不是具有先验性质的固定源头，而是要通过不断变动和扭结的现代性前身去判断。这不仅仅需要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事实进行具有历史感的思考，更需要将抽象的现代性一般特征与现代性社会场域本身的具体形式进行相互转化，即使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现代性的特征与范畴所阐发的语境异常复杂。
文化表征并非一成不变地持续反映某种权力运行的具体事实，因为这种表面范式可能是因果多元的，例如“不平等的外在表现”[2]。所以，就必须使人们面对权力运行所进行的讨论在各种文化价值和范式下不断被反思。没有一种完美的理论范式存在，故而人们必须不断反思自己的概念、工具与范式。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钼尾矿代替黏土制备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的方法，它涉及建筑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将原料石灰石、钼尾矿和调整剂以质量百分比分别为70%～85%、5%～20%、0%～10%进行混合,待搅拌均匀后，将混合料进行粉磨制成生料,将生料输送至干法回转窑系统中煅烧，煅烧结束后冷却后形成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利用钼尾矿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其不仅可以代替黏土，保护耕地，消耗了对社会环境有害的工业废弃物，为工业废料的绿色处理提供了一种途径。钼尾矿是选钼、选铁后剩下的固体物理，选钼选铁过程中已经进行磨矿，因此磨粉成本有所降低。
文化批评十分容易使批评者自以为掌握了权威话语。在这种情况下，批评者的态度往往成为被关注的重点。这样，批评者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文化主体。当权威话语被树立起来，相应地，“价值或重要性低于那些拥有权力，并因而可以向他们动用这样权力的主体”[6]将文化价值形成了自然划分，使理论本身又陷入成为权力运作的结果，从而很容易陷入拉康所谓的“镜像隐喻”。即使这很艰难，但关注点是主体的术语，比之术语的主体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克·吉布森.王加为,译.文化与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迈克·海恩斯.吴晓梅,冯雅静,译.21世纪的全球城市和全球工人[J].国外理论动态,2012,(6):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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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等.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31.
[6] 凯特·麦高恩.赵秀福,译.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1.
Structure of Modernity: A New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Power Culture
LIU Yun-shan
(Marxism Institut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power cultu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ltural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 turns towards micro domain. As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modernity structure can examine pow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Modernity not only makes the subject of power in different fields be treated in a certain structure, but also makes it possible as a subject of power,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power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perspective is undoubtedly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ssential, and it also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operation, subjec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ower practice in the contemporary re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power; cultural research;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中图分类号：B-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9)01-0123-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9.01.025
收稿日期：2018-06-15
修回日期：2018-07-11
作者简介：刘云杉（1992-），男，内蒙古包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标签：权力论文; 文化研究论文; 现代性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