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跨世纪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回顾了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60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词 现代文学研究 世纪 回顾 前瞻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巍巍高峰。从它诞生之日起，对其评论和研究就如影随形般开始了漫长的跋涉。时近一个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不仅奠定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坚实基础，而且正从各个层面上向着纵深拓展。今天，在21世纪晨钟即将敲响的时候，研究工作究竟如何继往开来，的确不能不引起广大研究工作者的深切思考。
一
如何评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这在1994年5月2日至6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似乎已经取得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就是这一学科即将达到成熟的“而立之年”。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几代学者的奋力开拓和不断进取，终于逐步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而屹立于文学研究之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是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三十年。这在它的一部成长史中，可以称之为“认定时期”。所谓“认定”，主要指当时一些作家在创作之余，还进行相互评论、交流和探讨工作，并初步孕育成现代文学研究的雏型。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相辅相成，我们称之为“认定时期”主要因为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这时几乎还没有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主要是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一批现代出版家亦为我们留下较为丰富的史料财富。 例如， 鲁迅杂文中评价其他作家作品的一些序跋文章； 1936年4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茅盾、胡风、许杰、 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1938年第一版《鲁迅全集》的问世；1935—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作家或出版家披荆斩棘的成果。其二，这时的一些研究文章大多是印象式的即兴批评，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以鲁迅小说为例，《呐喊》结集之前，吴虞、周作人、胡适等人曾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发表过随感式的评论；《呐喊》结集以后，虽出现过几十篇评论文章，后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但即使是其中茅盾的《读〈呐喊〉》和张定璜的《鲁迅先生》等文，严格地说，也只能算是读后感之类；《彷徨》问世以后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研究鲁迅最有影响的文章可算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虽然这篇文章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但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鳞角；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陆续出版了王志之《鲁迅印象记》、郁达夫《回忆鲁迅及其它》、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广平等编《鲁迅年谱》、王士菁《鲁迅传》等，也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研究资料。在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上，这一现象也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其三，这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当然，早在1929年春朱自清就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并给我们保留下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而从史著方面考察，这三十年间虽然还有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之《中国散文化运动概观》、吴文祺《新文学概要》、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一鸣《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问世，但这些史著还都处于胚胎和成型阶段。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体系还有待成熟和完备，而且在高等学校中也没能广为开设这门课程。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认定时期”的实绩还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因为当时一些现代作家所努力从事的评论工作，相对地说，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切的感同身受和较高的评判价值。例如，茅盾、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至今都是难以逾越的三座高峰；鲁迅对萧军、萧红、冯至、茅盾等人的评骘也有着不为时空局限的正确性。至于致力于史料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的赵家璧、李小峰等先生的业绩，至今仍为我们所称道。建国前所出版的各种“丛书”、“文库”就达300种之多，各种文学期刊逾千种， 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埋下了勃发的种子。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可以称之为“界定时期”。所谓“界定”，是指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不仅明确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地位，而且其研究工作本身也走上了专门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学科得以发扬光大。建国伊始的1950年，教育部规定《中国新文学史》为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主干课程，从而愈加确定了它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意义。随之，相继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新文学史纲》5部现代文学史著， 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正式诞生和逐步成长。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由老一代专家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正式确立，建国前部分现代作家也分流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有了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王士菁、田仲济、孙昌熙、陈瘦竹、吴奔星、贾植芳、钱谷融、丁景唐、刘绶松、吴宏聪、陈则光、任访秋、华忱之、单演义、刁汝钧、林焕平等先生均为这一学科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中年学者也在教学和科研上迅速崛起。像北京的严家炎、樊骏、孙玉石、谢冕、林非；江苏的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先生很快就成了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在学术研究上也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二是在研究工作一度勃兴之后，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很快替代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反右斗争以及对丁玲、陈企霞、冰心、老舍、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的批判和再批判，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和极左的思维定势在不多的研究论文中成了打人的棍子或简单的题解，现代文学研究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运动的战车上逐步走向沉寂和窒息；三是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和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中无暇顾及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致使不少史料湮没和散佚。这时，几乎没有一本专门刊载新文学史料的期刊，也没有一本有关现代文学的专业化辞书，作家文集、全集的出版工作停滞不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纠缠不清。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起步未久就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和磨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这一学科性质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它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到了“文革”十年，则被完全扼杀在嗷嗷待哺之中。极左思潮的恶性膨胀，使高等学校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变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成了实用主义者的工具，只能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鼓吹阶级斗争的《金光大道》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则是新时期以来的近二十年，可以称之为“确定时期”。所谓“确定”，则指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拓展性成就，完全确立了它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和鲜明坐标。概括地说，它也有以下几大特质：
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 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和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文学艺术从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到“服务”于政治，在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锁性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把过去许多不敢触及或评价不当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研究和认识，亦为不少蒙受不白之冤的作家作品一举砸开了长期禁闭的桎梏镣铐。如对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刘半农、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全面研究和对郁达夫、丁玲、萧军、萧红、巴金等人的重新评价，都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产物。其次，文学本体论的重新提出和认识，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2、 研究视角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涵和研究质量。以文学史著的编写为例，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除兰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外，几乎都属于编年史的范畴，而这一时期则出现了朱德发《“五四”文学史》、刘增杰主编的《解放区文学史》、杨义、赵遐秋、曾庆瑞和叶子铭主编的几部《中国现代小说史》、陈瘦竹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之类的分类史；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之类的流派史；包忠文主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之类的观念史；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之类的地方史均大量出现。又如，从分类观点看，以范伯群为首对现代俗文学的研究；从时间观念看，严家炎、钱理群主编，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德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比较史》、栾梅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的出版；从空间概念看，台港文学和华人文学研究的蜂起，无不都是研究视角空前扩大的硕果。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使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产生了一次飞跃，将现代文学研究放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以中外文化的交融撞击为背景，具体运用中外古今相比较的方法，使一批论著既加强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强化了理性色彩和学术分量。
3、 专业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迅速成长以及学术活动的空前频繁和活跃，也是这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隆重成立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问世，尔后各省市现代文学研究会相继诞生，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丁玲、赵树理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会纷纷问世，话剧、散文、小说、诗歌等研究会也揭竿而起，致使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并具有一定的组织性。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所培养出来的大批文学硕士和博士，既壮大了研究队伍，又提高了梯队素质。弹指十余年间，这一批研究生已充分显示了他们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强的研究实力。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已是人才济济，四世同堂。按最保守估计，现代文学研究人员现有三千之众，其兴旺发达不能不令人深感振奋。再者，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六次；各省市、各专题研究的学术研讨活动更是洪波迭起；国际性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方兴未艾；校际间的学术协作和学术报告亦日趋繁荣。这一切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认定期”和“界定期”所无法比拟的。
4、 学术论著的面广量大和史料积累的深广丰厚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新时期以来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至今没有精确统计。但是，几十部《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的出版，几十本作家评传的问世，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继续刊行，以及海内外出版的大量学术著作和发表的数以万计的论文，都呈现出有目共睹的繁荣景象。在史料积累上，这一时期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教资料简报》、东北、福建、江苏、桂林等地的“新文学史料专集”、《鲁迅研究年刊》等都是专门搜集史料的专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尤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做了荫庇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有关现代文学专业性的工具书数部问世；建国前各种报纸期刊的影印出版；各种研究资料索引的编纂、研究论文卡片的制作和人大复印资料的选编；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逐渐出版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缓解了研究者的翻检之苦，对积累和保留史料也十分重要。
二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整体上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临近世纪之末，我们客观、冷静地回味和反思一下，其研究成果和现代文学的实绩比起来，总感到尚有巨大差距。历史无情。我们既要看到收获来之不易，也应该总结和记取深刻教训。
概括地讲，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足和误区主要有如下几点：
1、 长期以来严重影响这一研究领域且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极“左”思潮的若明若暗和时起时伏。仅从极“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看，30年代“左联”的关门主义倾向，曾使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民主主义作家踯躅于门外；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株及不少革命作家，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五、六十年代的批判和再批判，也使许多作家和学者蒙受不白之冤；十年浩劫期间，极“左”思潮恶性膨胀，更使文学研究园地一片败落和凋零；即使在几十年热门的鲁迅研究中，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文学功利观和实用观也使伟大的鲁迅常常面目全非。
几十年来极“左”思潮反映在现代文学研究客体上的影响，从时间看，最突出的干扰是文革十年的停滞不前；从空间看，它不仅长期排斥台港文学研究、俗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甚至一度对国统区、沦陷区文学研究也颇为不够；从观念看，较长时期对现代文学性质认识上的不同，往往也导致研究界只注目“主流”而忽视了对所谓“支流”、“逆流”的研究。更为严重的是，极“左”思潮反映在现代文学研究主体上的影响，则使一些研究工作者思想僵化，缺乏独立思考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色彩，噤若寒蝉般地拘囿于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甚至逐渐磨光了自己人格上的一些独立性和完善性。当然，这决不是研究工作者本身的过错。一方面，几十年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育，尽管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完全习惯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他们依然只能不断地强调自我改造而不敢想象和确认自己已经是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也早已磨光了一些人独立思索的勇气和敢讲真话的胸怀。这一点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才是最为可怕的现实，因为它非常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而“人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多元的、混沌的、朦胧的，要想清醒地认识它和理解它，必然要求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人加强多方面的修养，或曰“修心”，应不断探求新知，敢于追求真理，追求一种身心上的阔大境界，以便建设优秀的民族文化，充分显示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思想品位。
当然，新时期以来对极“左”思潮的围剿和清除，已极大地释放了研究工作者的热能，也使学术园地百花艳丽。但是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却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否则，它并非绝对没有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的可能，实在值得我们警惕而不可掉以轻心。
2、 封闭的思维模式和单一的研究视角也严重影响过我们的研究进程和研究范围。中国的一部历史明晰昭示：开放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而封闭则是没有出路的。“五四”时期各种学术思潮蜂拥而来，中外文化交融碰撞，致使现代文学丰碑高耸。而清朝末年的闭关锁国，不仅经济落后、被动挨打，在文学上也只能导致黑幕小说、鸳蝴派小说泛滥成灾。
新时期以前政治上的封闭，使文学研究也形成了一种观念上的封闭，而这种封闭又和极“左”思潮互为表里。反映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是文学史著的编写体例陈旧，往往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框架里套上某些文学运动和作家作品。在160多部各式各样的现代文学史中， 除新时期以来编写的部分史著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史观而往往又搁浅在突破的边缘之外，新时期以前编写的大量史著则大多异曲同工；二是新时期以前的一些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往往是对某一作家生平思想、文学活动的评价和对某一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分析，缺乏从大文化的背景观照下进行宏观研究；三是喜欢套用某些政治评语或权威言论给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强行定性。例如，称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当然无可非议，但往往忽略了他文学家的根本属性，忽视了没有文学家的鲁迅就不可能有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事实，而过分强调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大概就是至今在鲁迅杂文研究中尚未出现一部从文学方面进行全方位研究且颇具分量和权威的研究巨著的原因之所在吧；四是相当一段时间对作家作品的评价非好即坏，非左即右，不是香花就是毒草，只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忽视文学的美学意义，也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封闭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单一的研究视角，在肯定现代文学“主流”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的同时，对发生在现代文学30年间的其他文学现象重视和研究不够。中国现代文学既是现代化的文学，也是从时间概念上相对古代、 近代、 当代文学而言的1919年后30年间的文学，所以研究视角不能局限于某一种范围之内。单一的研究视角还表现为就文学论文学，长期忽视她和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交叉影响、互为渗透的复杂关系。单一的研究视角还曾经使我们紧盯住“现代”30年而不放，尽管谁也说不清楚“近代”、“现代”、“当代”在词意上的准确含义和区别，但一个世纪中的三个文学阶段却各自壁垒森严。无怪乎有人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提法不科学”，看来不无道理。
3、研究方法的单调也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最为科学的方法论，也被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完全接受和切实运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虽然深切感受到它的科学性并成为分析一切文学现象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单一运用久而久之又训练了我们单一的思维定势，往往在考虑任何一种问题时立即就是“一分为二”。对作家如此，对作品如此，对一切文学现象如此，最终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格局。
如何从方法论上加以突破，从而达到深化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曾使许多年轻学者冥思苦想。新时期以来的开放环境，使学术界一时八面来风。不少人从西方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似乎得到了灵感，1985年前后，随着各种新潮丛书的出版，有人提出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老三论”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所谓“新三论”去研究社会科学。1985年5月6日至12日现代文学界在北京召开“创新座谈会”，实际上就是一次倡导“新方法论”的大会。遗憾的是，十年过去了，所谓“新方法论”依然未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也几乎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来。事实上，“新方法论”的提倡还是颇有意义的，起码可以使我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只是在提倡“新方法论”的时候，一是不能排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矫枉过正而不能矫枉过头；二是在慷慨激昂之时，也应拿出一点应用“新方法论”的实绩以示学人。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好，“新方法论”也罢，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都可以加以运用，但不能生搬硬套。近十余年来的比较文学也是一种方法，虽不在“新方法论”之列，但却在各种研究领域极为风行，并且有着很好的效果。由此看来，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尽可能地适当运用各种方法为文学研究服务，只是必须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最重要的方法论，最科学的方法论，绝不能用其他什么“新方法论”去排斥和替代它。
三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面对新世纪即将出现的曙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用一种什么姿态去迎接它的到来呢？总的来说，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开放的革命精神，沿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力求将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当代文学研究接轨，就成了摆在每一位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历史重任。为此，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瞻望一下21世纪现代文学研究的前景，当然不无意义。
总的来说，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搞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具体地说，这种全新的开放观念首先应当表现在文学的宏观研究上，应当站在历史和美学的高度上去开展研究工作，放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去进行观照，冲破时间、空间、性质的拘囿，坚持从文学的本体研究出发，从而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加阔大的舞台和奋力攀登的阶梯。
十余年来，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颇为成功的经验，诸如朱栋霖《戏剧美学》、徐瑞岳的《刘半农系列研究》；朱寿桐《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周棉对“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文学”的研究；以范伯群为首的俗文学研究以及一批青年学者探讨宗教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等，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是，如何把孤立的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融合到20世纪的文学发展史中去；如何使台港文学和华文学研究也纳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洪流；如何将现代文学上的“主流”、“支流”、“逆流”诸多现象综合考察；如何把20世纪文学从纵向上理清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流变关系，从横向上搞清同外国文学的借鉴关系等问题，似乎还需要下更大的力气。前几年，上海的王晓明和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我们不去揣测提出这一口号的主观动机，但从现代文学史的现状看，难道没有彻底重写的必要么？一经权威定位，世代循循相因，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难道还少么？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少问题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也许到了下一个世纪会出现以全新的开放的文学史观编写而成的一部全新的开放的文学史来。
其次，这种全新的开放观念还应当表现在文学的微观研究上，既应当对所有的文学论争、作家作品、社团流派都给予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也应当对期刊丛书等各种史料给予精细的梳理。
文学研究不应当因人废言，也不应当为贤者讳。它应当遵循客观、公允、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我们要研究；“革命文学家”郭沫若、茅盾等人，我们要研究；其他一些进步的文学家，我们要研究；但是，曾经被戴上“资产阶级文学家”或“反动文人”帽子的一些作家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又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全貌？记得1984年哈尔滨全国现代文学第三届年会上，有人讲一讲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贡献，就引起某些人的震怒，但这并未影响两位诗人光彩依旧；沈从文的复出和张爱玲的研究热潮恐怕也使不少人始料未及；张恨水虽未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不影响他继续拥有亿万读者；丁玲、萧军被批判了那么多年，依然可以重做“出土文物”。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微观研究，然后拿出科学的结论来，看来在新世纪里还需要多下一点深耕细作的功夫。
再次，这种全新的开放观念还应该表现在研究视角的继续扩大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上。
开放的观念需要开放的研究视角。近几年来已经有人注意这一问题，而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继续把研究视角转向四面八方。例如，创作主体和客体的综合研究；创作主体感受和表达现实方式的统一研究；作家修养和文学品位的研究；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关系的研究；作家作品和地域文化研究；作家作品和都市风情研究；作家作品和乡土特色研究；作家作品和道德观念研究；作家作品和家庭意识研究；作家作品和两性情爱研究；作家作品和宗教因素研究；作家作品和个人情绪研究；作家作品中共性和个性的研究；作品中各类形象系列（如妇女形象系列、农民形象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研究等，都是可供研究触角向纵深处伸展的领域。
研究方法也应当有所更新。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外，诸如比较研究的方法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朱文华《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就令人耳目一新；在萧红研究中，出现了《萧红与三毛》、《萧红与丁玲》、《萧红与叶紫》、《萧红与沈从文》、《萧红与师陀》、《萧红与鲁迅》等论文，也非常具有说服力。当然，“新方法论”的提倡也不应予以全盘否定，而可以进行探索性的实践。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空前发达和各种艺术门类空前繁荣的新时代。文学研究如何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相嫁接以及与各种艺术门类相联姻就成了一个新课题。贾植芳曾说：“历史的脚步即将要跨入21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一些高科技成果对现有文学样式的冲击，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又将会在内容与样式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世纪的文学研究吃尽了搜集资料、梳理资料之苦，受尽了宵衣旰食、昼夜笔耕之累。在下一个世纪里，为什么不能运用科技手段将各种资料统统输入电脑，使研究工作者坐在家里安享轻按电键之便呢？据1994年3月3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报道：北京图书馆开辟了电子阅览室，入藏国内外光盘数据库多达数十种，各种数据量近亿条。这不能不使我们欣喜地看到学术研究的一丝光明。据说古典文学的一些研究领域也已经开始实施资料电脑化。我想现代文学的研究多么需要一批年轻的学者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实践，而拿出诸如《现代作家生平资料库》、《现代作品资料库》、《现代报刊、杂志资料库》、《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库》等软盘以造福于学术研究界！
另外，这种全新的开放观念还需要现代文学研究走出纯学术的高墙大院而向大众普及。现在的一些研究专著出版3000册已颇不容易，这除了出版发行萎缩的因素外，研究著作的太专门化、学术性太强也是一个不易被诸多读者接受的原因之一。有多少研究论文几乎没有读者过目，看来也不是夸大其词。文学研究要普及，其道路之一就是应当和兴盛繁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联姻。160 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板着面孔说话，生动活泼的不多，甚至没有一部《新文学史话》问世。古之史书有正史、野史、志书、演义之类，雅俗共赏，互为补充，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难道不能写得具有一点故事性和趣味性吗？古典小说借助电视为载体，有声有色地走进千家万户，稚童老妪争谈《三国》、《红楼》，不也给我们以有力的启示么？本世纪曾把几部现代小说搬上银幕，起到了很好的普及作用，为什么不能把现代文学中脍炙人口的一些诗歌、散文也制成“文学电视”（MTV）而广为传播呢？ 学术研究既要强调踏踏实实的学风，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也应当激励创新活力，更何况创新也需要脚踏实地和下苦功夫。
最后，这种全新的开放观念还应当表现在加速培养一批跨世纪的年轻学者，强化海内外的学术交流方面，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逐步走向世界。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跨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造就一批高水准的跨世纪研究人才，才能肩负起历史的重任。造就跨世纪人才当然是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任务，但加强各级现代文学研究会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也能为培养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在新世纪里能否发挥更大的群体和学术优势，看来还大有文章可做。外国的一些学术团体能有自己的基金会和研究所，能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和邀请国外学者访问，而我们的学会能否思想再解放一点，也筹集一部分学术基金，多搞一些国内外横向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合作研究项目，这似乎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否则学会就缺乏活力，既不利于跨世纪研究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国际间学术活动的开展。
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使中国人抱憾了半个多世纪。1927年，瑞典学人斯文赫定博士请刘半农向鲁迅致意，希望他能成为这一奖项的候选人。刘半农旋请台静农向鲁迅转达这一美意，但被鲁迅婉拒。鲁迅所不愿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泱泱文学大国似乎又颇为重要，只怪西方人有偏见，但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否已将中国文学推向了世界舞台，仿佛也有自我审视的必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大家是无愧于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需和世界文学研究相接轨。我们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亦应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从而使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收稿日期：199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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