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学美本质研究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3—02
一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士、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可以说既是科学，又是哲学。说它是科学，是因为其兴趣主要集中于思考自然界，探索宇宙万物到底从哪里开始，把某种有形体的东西如水、气等作为万物的始点、宇宙之本原；说它是哲学，在于它确立了理性主义，它不为现象的千变万化所迷惑，努力探索在现象背后的、作为基础的万物存在和生成的原因，从而宣告了本体论哲学的诞生。正如文德尔班所指出的，古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应如何思考统一的、 永恒不变的存在”（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 第189、190、19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这个问题最终由亚里士多德作了回答——“宇宙变化过程是本质在现象中的现实化”（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189、190、191页，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也正因为理性主义注意倡导从千变万化的现象去认识把握其背后的作为不变存在的本质，所以，西方哲学作为理性主义的最高体现，其宗旨在于确定这种“自在”的本质，弄清楚认识主体怎样认识它，表明达到这种认识的方法和手段。这样，西方哲学就包括了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 ）三个部分。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部分相继在古希腊、17世纪和20世纪形成，这个历史顺序同上述逻辑次序惊人的吻合。
柏拉图作为本体论哲学开创者的地位是西方哲学所公认的，他的功绩在于把客观的本体世界与主体对立地确立起来，并且表明这个本体世界是现象世界对立的本质世界，即他所称的理念或形式的世界。而本体世界的哲学建构作为整个古希腊哲学和最高成就，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凝结在他著名的“十范畴”，他用这“十范畴”来建构他的本体。“十范畴”是“本体（或译“实体”）、性质、数量、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注：参阅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4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其中，“本体”是根本的，是独立自在的实在体，其它九个范畴都不是实在体，而是对本体的刻画。亚里士多德用这十个范畴为西方的自然认识构筑了理性主义的框架，理性主义的认识活动在其中进行，理性主义的知识——理论化的知识从其中产生出来。这种理性主义的本体论构架对于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意义，它为西方哲学的嬗变发展作了一种历史性的规定。
在古希腊创立的本体论哲学前提下，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各门具体学科逐渐发展起来。近代西方科学从哥白尼、伽利略开始兴起，这也可以说是科学的真正开端，尤其是经验论和唯理性之争，更是把认识论的主题凸出了出来。实际上，认识论的兴起是本体论的逻辑延长，主体和客体相对立，客体既已建构，那么，哲学地建构认识主体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是由笛卡尔创立的，这被称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折”即“笛卡儿革命”，也还被视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的最大哲学功绩在于建构了认识的主体。在柏拉图那里，本体论是“第一哲学”，而笛卡尔却说：“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事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非常确定地推出：我是存在的。”（注：笛卡儿：《方法谈》，载《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48、16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哲学的首要问题变成了主体，即认识主体的问题。同时，笛卡尔又用理性主义来建构主体，他进一步指出：“可是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在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注：笛卡儿：《方法谈》，载《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48、163 页， 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而且，“视觉之使我们确知视觉对象是真的，并不下于嗅觉和听觉之使我们确知其对象是真的，可是无论我们的想象力或我们的感官，如果没有我们的理智参加，是都不能使我们确知任何事物的”（注：笛卡儿：《方法谈》， 载《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 第148、163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总之，认识主体归根到底是思维的主体。而就以认识论为科学认识奠定基础而言，作出最大贡献者当推康德。康德的哲学要旨在于通过“纯粹理性批判”而哲学地建构认识主体，他的这种建构是在主体对客观所结成的认识关系之中进行的。实际上，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他把主体置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之中，同时也就为本体论的理性主义传入认识论提供了契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家，他认为，传统的本体论只问：“存在着什么？”而没有问：“存在本身是什么？”海德格尔提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对主体的哲学考察出发，从主体去追问存在的意义。因此，他把主体本身也归结为一种存在，即“此在”。要哲学地建构主体，必须着眼于主体之作为“存在”。这样，海德格尔强调了认识论作为关于主体之认识活动的理论，应依托并复归于对本体的研究。耐人寻味的是，海德格尔是从认识论哲学的发轫者笛卡尔的主体学说出发来生成发展自己的理论，他这样写道：“从历史角度着眼，生存论（existenzial ）分析的意图就更加清楚了——人们把对cogitosum 〔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发问的出发基点的揭示归功于笛卡尔，而笛卡尔仅是在某种限度内探索了eg。〔自我〕的cogitare。尽管sum被设定为是同cogito 一样原始的，笛卡尔却一任sum完全不经讨论。生存论分析将对sum的存在提出存在论的询问。只有规定了sum的存在，才能够把捉cogitationes 的存在方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57 页， 三联书店，1987年版。）
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西方哲学所呈现的“本体论——认识论——本体论”的发展轨迹，而贯通这一发展循环的则是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一句话，认识论建构着理性主义的主体。如此的嬗变循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荷兰当代著名哲学家C.A.冯.皮尔森对人类文化发展所作的“三阶段模式”的划分，即神话的、本体论的和功能的阶段。（注：参阅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2年版。）这种划分人类文化与知识发展阶段的思路并不是皮尔森的首创，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曾提出人类知识发展的三阶段论：（1）神学阶段；（2）形而上学阶段；（3）实证阶段。 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也蕴含着人类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1）主观精神；（2）客观精神；（3 ）绝对精神。皮尔森“三阶段模式”划分的研究思路受先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更看重他对自己划分的三个阶段所进行的思维模式的分析。他这样写道：“在神话思维所提供的范围内，人还没有获得完全的个性；作为一个尚未自我独立的主体，他在一定意义上被客体—社会—神话的范围—俘获了。本体论思维成功地把人和世界、人和力量作为对立面区分了开来。然而在功能的观点中，关系比距离更加突出。”（注：皮尔森：《文化战略》，第101页。）按皮尔林的理解， 与神话思维阶段相对应的是原始文化时期，在“在神话思维的领域里不存在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鲜明区分。实际上，在这个阶段还几乎不可能谈到人的主体，因为人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而且他只有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可能识别他自己。人被包含在而且差不多被溶合到部落结合与宇宙之间的凝聚性关系中（——着重号为引者加）”（注：皮尔森：《文化战略》，第39页。）。人类要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就必须走出并超越这种素朴原始的“凝聚性关系”，这样才能求得“独立的存在”。于是，就有了从神话思维到本体论思维、从“神话”到“逻各斯（Logos）”的转变， 古希腊哲学意识的觉醒标志着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开始，昭示人们挣脱了原始神话主客浑一思维方式的束缚，进入到观察、分析、推理的认识思维方式。这种本体论的认识思维方式是以人同周围世界拉开距离、主客体之分立为前提和基础的。从古希腊到近代，直至现代社会，随着物质世界的属性、宇宙自然的奥秘愈来愈被人们了解把握，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的飞速进步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繁荣，本体论认识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就愈益根深蒂固。逻各斯传统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与征服也使得西方文明的进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社会的纽带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学科发展越来越精细具体、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的情况下，现代社会已逐渐进入注重综合统一关系的功能阶段。功能阶段的思维“是一种构成关联的思维”（注：皮尔森：《文化战略》，第7页。）， “在功能思维中，关系本身却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注：皮尔森：《文化战略》，第83页。）。虽然皮尔森对功能阶段思维的论述欠充分，但他强调关系之于功能阶段思维的重要性，这一点还是较为突出的。从“凝聚性关系”经逻各斯的拉开距离的观察认识，再到侧重关系的“关联的思维”，皮尔森视野中的西方思维模式的演变历程，无独有偶，也是一个发展的循环轮回，而且，皮尔森所概括的思维模式，占据核心位置的也是认识论（皮尔森称之为“本体论思维”）。
二
美学学科正是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居于思维主导地位的历史氛围和文化传统中孕育、诞生和发展的，美本质的研究思考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缀上了浓重的认识论色彩。纵观西方古典、近代美学的美本质思考研究，大体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从柏拉图的理式论到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再到理性派的美在完善说，直至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本体论表述，偏重于解决美的存在形态问题；二是从亚里士多德的美在感性形式的和谐说到经验派的美是快感说再到狄德罗的美是关系说，直至康德的美是形式的合目的性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说的功能表述，力图解决美的构成与功能问题。这是两种各具有特色的理论走向，但都在有意无意地固守、穷追于“美”的单一性、稳定性、孤立性的阐释，执着于发现并概括一个抽象的、一般的、不变的“美”的定义。在古典、近代美学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客体本体论哲学，因为传统美学研究笃信纷纭复杂、色彩斑斓的审美现象背后必有一个亘古不变、绝对存在的本质，这一本质是美的事物之所以为美的终极根源。正如柏拉图指出的：“首先，这种本性（指美的本质。——引者注）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盈不缺。其次，……它是独立的，始终单一的存在。所有其他美的事物以某种方式分有它，虽然它们生灭不已，可它自身却从不增加或减少，也不受其他事物影响。”（注：参阅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2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于是，美学家们竭力探索，苦心求索，为美本质的解答倾注了全部智慧和心血，人类探源求知的本性在美学研究的领域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只不过这一次在美学学科美本质研究的具体环节上，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人们虽然会为具体的美学命题争论不休，但却始终没有对人类的理性是否具备回答美本质之类问题的能力产生过疑问，主体理性的认识抽象能力应该胜任对任何对象的把握。谁要是说自己的认识无法达及对美本质的把握，这岂不是宣告自己的无能吗？
现代美学则在传统美学的美本质追问难有实质性突破的困境与迷茫之中，从美本质的绝对性、理性思考转入了美的相对性、多变性、非理性的整理与把握，现代美学的两大思潮：科学思潮和人本思潮都体现了这一转向。耐人寻味的是，美本质研究的历史性转向的这两种思潮是从康德哲学分流而来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地建构了认识主体，但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的理性划定了界限：理性不是万能的，它可以把握经验的对象，却无法把握超验的本质。这样，康德在为人之理性划定界限的同时，也为反理性思潮的出现与崛升腾出了理论空场，“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康德反倒成了反理性主义的前提和先导。如果说，康德关于‘现象界’的研究，引出了以实证为准则的科学思潮，那么康德关于‘物自体’的思考，便引出了以反理性为核心的人文思潮”（注：周来样、陈炎：《中国比较美学大纲》，第9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科学思潮，大体包括审美心理学派、实证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符号学美学等，基本上对美的本质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它们都倾向于认为，“美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一样属于旧的形而上学命题，永远不可能得到一个绝对正确永恒的答案，因而科学思潮在美学研究中将“美的本质”降格为“审美经验”的描述与探索。与此相反，人本主义思潮则将“审美经验”提升为“美的本质”，该思潮大体包括精神分析学派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等，它们都认为研究纯理性无法达到对“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和“美的本质”的准确把握，因而探索“美的本质”的可靠途径应该是首先在直觉和体验中寻求审美动机的解析。两大思潮殊途同归，基本上都否定“美的本质”，认为美本质的研究已经过时。可令人深思的是，虽然西方现代美学都在标榜对美本质研究的否定或放弃，而事实上却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回答着何为“美的本质”：克罗齐说“美”是直觉的“成功的表现”（注：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89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桑塔耶纳说“美是客观化了的快感”（注：桑塔耶纳：《美感》，第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 2年版。）， 弗洛伊德则认为“美”的原义是“能激惹性感者”（注：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第53页，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他们实际上都在试图破解美本质这一“哥德巴赫猜想”。尽管西方现代美学在具体的问题和领域取得了较传统美学封闭式思考丰富庞杂的研究成果，拓宽深化了美学研究，但这是以周密的逻辑论证、严整的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削弱为代价的，因此，散漫状态的现代美学研究仍未能使美本质的研究实现质的突破。就这样，从古至今，美学家们从不周方向、在不同层面上追问着美的本质，探寻着打开美之奥秘宫殿的金钥匙。每一种学说都让人们隐约窥见了美本质的神秘面纱，但又总难睹其整体风姿。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理论迷宫，被美本质这个风情万种的精灵诱惑着，越走越不知方向，越走越找不到出口了。
西方现代美学研究审美现象及美本质追问途径的转向，除却西人标新立异的思维习惯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思想背景。以批判的、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对旧世界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及人自身的改造，被推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前台。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是在认识、批判和实践范畴下朝着不同方向的进一步分化，由此带来了哲学的实证化、分析化和多元化，以及人类精神对人自身的实践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倾向。于是，相对的、非标准化和非理性的观念逐渐蚕食、取代了近代哲学的理性、可靠与绝对化的主导核心地位。意志论、现象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层出不穷。然则，哲学领域的这种巨大变化，却是由一位研究外部自然的物理学家和一位研究内部自然的心理学家触发的。爱因斯坦的理论在物理学领域爆发了一场超越牛顿经典力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的相对论力学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天体研究中，从不同的坐标系或参照系所观测到的结果是有差异性的，这一结论使得“一切都是相对的”的呼声此起彼伏；弗洛伊德则在人的心灵深处掀起了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支配人的全部行为和社会运动的不是理性，而是作为潜意识、本能冲动的非理性，人的理性并非自己的家园。这两种学说使得安逸于认识和理性传统的欧洲人倍受煎熬，事物本质追问的价值与理性的可靠程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促使西方现代美学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偏于现象、经验、体验和变动性研究的历史转向，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则彻底摧毁了主体、理性、意识和自我精神的神话，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人自身和美学自身的看法。在弗洛伊德看来，所谓美就是力比多的转移，“美的观念植根于性刺激的土壤之中（The concept of beautifulis rooted in the soil of sexual excitement）”（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21页。）。这个结论在西方美学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使支撑古典、近代美学的主体理性最终垮下阵来。就这样，当哲学中的主体本体论取代了客体本体论之后，西方现代美学中也随之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从客体走向主体，从物理走向心理，从绝对到相对，从理性崇拜到非理性恣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偏执，美学研究、美本质追问的视野的确被极大地拓宽延伸，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向深入。但从总体上看，西方现代美学对美之相对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偏重，并未能脱离二元论的认识哲学基础。看来，美本质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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