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颇#183;错置#183;不实？——古继堂著《台湾新诗发展史》初探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偏颇论文,台湾论文,发展史论文,不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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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中旬，两岸开放探亲，台湾六位诗人结伴访问北京[1]，参加一连串的欢迎会、座谈会、餐会，以及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海峡两岸诗歌朗诵会》，这是睽违40年两岸诗人的首次接触，颇为引人瞩目。
记得在北京《诗刊》举办的欢迎会上，到了老中青三代六、七十位诗人，就在那次座谈会上，笔者与古继堂初次晤面，稍后他又到咱们寄宿的“竹园宾馆”小叙，并携来他尚未定案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目录及前几章原稿，希望我等能提供一些补充的建议。当时因旅途劳顿，笔者浏览过目录一遍之后，初步的印象是：对台湾年轻一代的介绍尚须加强。其中本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有关苏绍连的部分，就是根据笔者提供的资料而草成。……
第二年(1989)5月，古著《台湾新诗发展史》，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7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台湾版。
“台湾版”与“大陆版”不同的地方是：“书前增列了——
艾青/《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序
古继堂/台湾文学和诗中的“偶数现象”
——《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自序
又大陆版第十一章（下篇）“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奏”（一），共分五节，其中仅以第四、第五二小节分别介绍《葡萄园》诗刊和文晓村的诗路。而台湾版仍为第十一章，内容则易为“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奏”（一）——“葡萄园诗社”。第一节/从明朗到中国的《葡萄园》诗刊。第二节/文晓村。第三节/古丁。第四节/陈敏华。第五节/李佩征。全文从331——358页。较之大陆版内容增加约三、四倍之多。
再其次，大陆版篇末“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书目”，共列出68条；台湾版则删去最后18条，变成50条。其中如陈义芝《听那一片汹涌而来的钟声》，罗青《理论与态度》，许南村《试论蒋勋的诗》，掌杉《试论吴晟的吾乡印象》，李魁贤《台湾诗人作品论》，张默《中国现代诗坛三十年大事记》……等等，俱被删除，笔者不解以上所录资料篇目，对本书写作均具参考价值，为何删掉，有无其他特别用心，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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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台湾新诗发展史》全书概分绪论（五节），依次“上篇”——台湾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以下区分一～五章，历述台湾新诗和五四运动，台湾新诗的发萌、奠基、成长发展、断层期到“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分节介绍陈秀喜、詹冰、林亨泰、陈千武）。“中篇”——台湾新诗的再兴与西化期；以下区分六——十章，历述台湾新诗的重新起点，现代派的崛起与论争，现代诗社和它的诗人群（分节介绍纪弦、郑愁予、羊令野、林冷、方思、方莘、方旗、罗英。）蓝星诗社和它的诗人群（分节介绍覃子豪、余光中、罗门、蓉子、詹虹、杨牧、周梦蝶、向明）。创世纪诗社和台湾的军中诗人（分节介绍痖弦、洛夫、张默、叶维廉、商禽、辛郁、管管）。“下篇”——台湾新诗的回归期：以下区分十一一十四章，第十一章介绍“葡萄园”诗社，已如前述。第十二章笠诗社（分节介绍白萩、赵天仪、李魁贤、非马、许达然、杜国清）。第十三章，台湾诗坛划时代事件——乡土的浪潮，第十四章，从回归崛起的台湾青年诗人群（分节介绍吴晟、蒋勋、高准、罗青、施善继、林焕彰、向阳、郑炯明、李敏勇、张香华、朵思、陈明台、渡也、苏绍连），卷末有后记及参考书目。
就整个目录来看，似属一本设计相当周延、脉络分明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的架构。其中优点大致如下：
·对台湾新诗诞生的历史背景，萌发，以及对张我军、赖和、杨华等人的资料掌握，大体均能言简意赅，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对“笠”诗社的方向和诗人的介绍，比较深入而贴切。据作者供称本书初稿有关“笠”的部分，曾经非马、杜国清、许达然三人过目，并补充修正若干资料，可能是主因之一。
·对纪弦《现代诗运动二十周年感言》的批评，颇为中肯。纪弦在该文中说：“现代派运动都是依照我的性格而行之，我要办诗刊我就办了，我要组织诗派我就组了，一旦我感到厌倦，我就把它停掉，把它解散掉，一切不为什么，完全是一个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古继堂明确指出：“纪弦大力组织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派并没有真正组织起来，而当他宣布解散现代派，台湾的现代派却真正发展起来……”以上论点，诚然一针见血。
·对诗人诗作个别的介绍与诠释，远比对诗社、诗坛整体的观察为佳。（但误导之处也不少，容后再议。）
·如从1923年算起，台湾新诗已历经七十余载，本书所需搜集、阅读、查核的资料难以估算，作者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完成，确是做到了他人所不敢做的事。
由于它是第一部《台湾新诗发展史》，且在两岸同步发行，出版初期的确引起不少回音，但台湾的诗人、学者，以极严肃的治史态度，钜细靡遗来评论列述这部书的优缺点，似乎尚未出现。以下特以笔记方式，将本人对本书初步阅读所发现的疏失，抽样胪列如下：
诗人分类归属，张冠李戴
·本书第八章“现代诗社和它的诗人群”，第六节一并介绍方思、方莘和方旗，可能作者受到台湾某些批评家所指证的“方派”之说。实则方旗在台湾诗坛出现较晚，他从未在《现代诗》季刊上发表诗作，方莘也仅有一首《诠释》，发表在《现代诗》第23期（1959年3月20日出版）[2]，他是蓝星诗社的同仁，曾有诗作《月升》等14首，选入《星空无限蓝》（蓝星诗选），罗门、张健编，1986年6月，九歌出版社，既然二位“小方”都不是现代派，以何理由硬把他们列入，令人不解。
第十四章，介绍七十年代的青年诗人群，而把高准（第四节），张香华、朵思（第十节）等三人列入讨论，匪夷所思。根据拙编尔雅版的《台湾现代诗编目》诗人出生年表，高准（1938年生），张香华、朵思（均为1939年生），7年前，他（她）们都是五十开外的人，怎能以青年诗人或新生代加诸他们的头上。
古继堂对台湾六十年代崛起的诗人，似乎特别礼遇和高举，以下特抽样条列：
·羊令野……，他曾任军中首席诗官，因此对台湾诗坛有居高临下的威势（见本书第148页）。
人们对《创世纪》实行超现实主义路线后的抨击，洛夫首当其中，因此洛夫是台湾现代派大将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见本书第284页）
·罗门是台湾现代派的十大诗人之一。……（见本书第205页）
向明是台湾现代派诗人中一位“中国化”的诗人。（见本书第254页）
·代表着国民党军中诗人倾向的《创世纪》诗刊，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其较强的政治色彩，这是艺术的不幸，也是创世纪自我设置的一副镣铐。（见本书第264页）
·痖弦，是创世纪诗社创办人之一，他以少胜多，以两本诗集《痖弦诗抄》、《深渊》夺得台湾现代派“十大诗人”之一的桂冠。（见本书第273页）
·叶维廉是台湾现代派诗人中最难懂的。（见本书第300页）
以上随手所摘，古继堂介绍诗人、观察诗社、任意枉下断语，为治史者立下一个不良的例证。他说羊令野是“首席诗官”，这个封号不伦不类，把洛夫、向明、痖弦、叶维廉、罗门，一律划归为“现代派”诗人，确属乱丢帽子。台湾“现代派”为纪弦于1956年2月在台北创组，众所周知，除罗门曾参加旋又宣布退出外，其他几人分属蓝星、创世纪诗社，与现代派均无瓜葛，古氏当初如在行文中说他们的诗风有现代主义的倾向倒无不可，可惜他对“派”与“主义”之别不察，终因一字之差，而意义相距千里矣。
再说，“创世纪”诗社，是当时几位服务海军的青年所创的同仁诗刊，与国民党政权毫无关系，何来政治色彩。至于早期所出刊的“战斗诗特辑”[3]，只是该刊拓展创作素材的手法之一，在卷前的“宣言”中曾有如下表白：“今天诗人的任务有二：一是对外要与毒素的的思想、消极的情绪、颓废的意志搏斗，二是对内要与腐朽的主题，低级的风格，陈旧的形式厮杀”。古氏据此而判定“创世纪”为国民党服役，纯属大胆虚妄的猜测。
评介诗人标准，南辕北辙
这部厚达506页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版，绝大篇幅花费在对各代诗人诗风与诗社诗潮的评介与铺叙上。由于作者选择资料来源与考据功夫，做得不够细密扎实，致使一些熟悉台湾新诗发展史料的人士，读过本书之后，总觉得怪怪的，下面仍一一条列：
·对蓝星诗社的介绍，作者采用罗门的《蓝星的光痕》[4]的说法：“从1964-1984年，罗门、蓉子成为蓝星诗社不死的灵魂”。（见本书第181页）又说：“复刊后的蓝星，罗门是主要当家人之一，因而罗门的诗歌主张，当然会影响蓝星”。以及“蓝星是现代派中的温和派”（见本书第184页）……。以上论点是作者误用了罗门的资料，根据笔者的理解，早期蓝星以覃子豪马首是瞻，以后历次改组复刊，大多由余光中主导，罗门、向明、张健、詹虹、方莘……等人协助参与。综鉴罗门最大的长处，是把个人资料洋洋洒洒，一点一滴，装订成册，一字排开，为他将来个人的纪念馆作准备，至于为诗社诗坛服务，那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对诗人个别评论标准不一，有些诗人零缺点，有些诗人缺点一大堆。譬如他在综合余光中的结论：“……有的诗表达不够含蓄，有的结构比较松弛，有的诗意被政治意识所破坏等等”（见本书第205页）；而对赵天仪的评定则是：“他不仅注意到自己作品的社会性、时代性和批判性、而且十分注意美的熔铸和表现，在他丰富咏物和写景之作中，对美的追求表现尤为突出”（见本书第373页）。 对叶维廉诗作的评介，既不统一且前后矛盾，先是说他“严格地把自己的作品限制在‘名理前的视境’状态中，舍去对事物来龙去脉的描绘与交待”（见本书第301页），而后又转为“诗人描写生活，反映人生，再铸自然，不介入生活，是不智之举”（见本书第307页）而对李敏勇的评述，则出现如下的赞赏：“李敏勇把语言作为诗的住所和显像的药水，他不断解放被禁锢的语言，这种对诗和语言诚恳的认识，是李敏勇视野开阔，不断拓宽诗的创作天地的思想基础”（见本书第468页）。
仅举以上数例，足以了解古继堂对诗人评价的判定，南辕北辙。某些十分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视觉里反而缺点一箩筐，反之某些平庸的诗人则较少发现其缺失。笔者以上铁的论证是否主观，请有识的诗学史家和读者明鉴。
全书校勘粗疏，错误百出
以下仅抽样列举“人名错误部分”注[5]和“其他错误部分”，供有心人士对照改正：
a、人名错误部分
苏绍莲（苏绍连）
杨唯晨（杨维晨）
亚微（亚媺）以上见本书“结论”第5页。
林方年（林芳年）见第三章第43页。
丁颖（丁颍）
沈宇（沉宇）
巫宁（巫宁）（“宁”为简体，出现在台湾版，不妥。）
陈奇平（陈奇萍）
蔡其津（蔡淇津）
马郎（马朗）
曹继梦（曹继曾）
薛子行（薛志行）以上见第八章第121页。
史徒卫（司徒卫）
方华（方莘）以上见第九章第181页。
贝翔（景翔）见第九章第269页。
丁永泉（丁雄泉）见第十章第272页。
林雄（林峰雄）见第十三章第403页。
傅正文（傅文正）见第十三章第407页。
鐘顺文（钟顺文）见第十三章第413页。
詹彻（詹澈）见第十四章第420页。
叶翠萍（叶翠苹）见“后记”第496页。
b、其他错误部分（抽样）1.“目次”第1页“台湾诗的诞生和成长期”，应更正为“台湾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2.“绪论”第4页，列举吴望尧（在美国），应属误传，诗人现旅居宏都拉斯。3.第五章第87页，附注[1]《笠下诗影》，应更正为《笠下影》。4.第九章第185页“中国诗人联宜会”，（“宜”为“谊”之误）。5.第九章第254页“中国若大一个诗坛”，（“若”为“偌”之误）。6.第九章第260页，附注[1]《蓝星的光痕》（文讯月刊第1期，1984年），应更正为1983年7月。7.第十章第269页，“创世纪第11期扩版，采用24开本”，应改为20开本。8.第十章第四节第294页“洛夫”，引用他的诗句“云吊著孩子，飞机吊著炸彩”（“炸彩”为“炸弹”之误。）9.第十章第五节第296页“张默”，引用他的书名《上升的风景线》，应更正为《上升的风景》；《雪泥，河灯》，应更正为《雪泥与河灯》。10.第297页引用张默的《驼鸟》一诗最末一句：“一把张开的伞”，应更正为——“一把张开的黑雨伞”。11.第297、298页，引用《内湖之晨》诗句：
“一片青翠，蜿蜓在我的呼吸里”（“蜓”为
“蜒”之误）。
“伴著拎来的松枝”，（“拎”为“拾”之误）。
“喔！天真正的亮了”，应更正为——
“喔！天是真正的亮了”。12.第十章附注[2]第327页“台台《中国时报》”，应
更正为“台湾《中国时报》”。13.第十章附注[18]《诗人辛郁访问记》页（方生），页字下面，漏掉数字，“方生”是访问者的笔名吗？14.第十二章第359页书眉“台湾新诗回归的前奈”。
（“奈”系“奏”之误。）15.第十三章注[7]第418页《东阳光下挺进——诗坛
需要不纯的杂志》。应更正为《在阳光下挺进
——诗坛需要不纯的诗杂志》。
注[9]《七十三年文批学评选》，应更正为《七十三年文学批评选》。16.第十四章第474页，朵思小说集《紫沙巾和花》
应更正为《紫纱巾和花》。17.第十四章注[3]第492页，《许南村，系陈映真的
笔名）“系”应更正为“係”。这是两岸开放后简
体字泛滥造成的结果。
以上所列错误，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全书各章引用各人诗句，笔者没有时间一一查对，但其中定有不少错误。
为此，笔者特别举台北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大系为证：一是1989年5月九歌出版的《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李瑞腾编）二册，共1332页，二是1993年5月正中书局出版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批评》（孟樊编），《文学现象》（林耀德编）二册，共1172页，请大家仔细阅读这两部大书其中所引诗人作家笔名或书目资料，可说校勘极为精细，几乎找不到错误，不论从治史的态度、校勘的认真来论，均可作为古氏今后学习借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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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笔记方式行之，点点滴滴，无不以具体的事实数据为证，指出本书的若干错误和疏失，（当然还有笔者未能发现的一些优点和疏漏），以便作者他日改写的参考。
何况作者在“后记”中已经恺切说明“由于资料不足，和本人水平所限……本书带有很强的探索和探讨的性质，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本人诚恳希望台湾及海外的诗人、学者、读者，给予批评指出”。笔者推测他说的这番话并非客套，故而坦诚提出一些拙见如上，我不愿再见到像向明与古远清那样，曾经因批评观点不同而形同路人，两岸从事诗学批评者，应有雅量“闻过则喜”，如果我这篇笔记，遭到古氏或其他人士真诚而具卓见的反批评，我也会拍手叫好，如果是擦黑板式的否定，那也就无批评的气度可言了。
其实，治史，并非任何人都可轻易尝试，你是否具有“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以上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古继堂当初的企图心实在太大，如果把本书定名为《台湾新诗发展史稿》可能较妥，如他一开始即抱定从事《台湾新诗史料汇编》的心情，提供搜集诚实可靠的史料，给某些更具实力宏观的文学史家来治台湾新诗史，懂得自省，藏拙扬优，可能他今天在两岸的声誉就豁然不同了。
附 记
本文以《台湾新诗发展史》1989年7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的“台湾版”为评述蓝本。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
注释：
[1]两岸开放，首次于1988年9月上旬赴大陆结伴访问的台湾六诗人为洛夫、管管、辛郁、碧果、张默、张坤等，当时造成不小的波澜。
[2]《现代诗》季刊目录汇编，于《创世纪》37期（1974年7月）、第38期（1974年10月）、第39期（1975年1月）共3期连载，为了寻找方莘究竟有无在《现代诗》发表诗作，最后终于觅得《诠释》一诗的出处。
[3]《创世纪》第4期（1955年10月）曾出刊“战斗诗特辑”，计刊出纪弦、吹黑明、洛夫、张默、钟雷、辛郁、王岩、金剑、彩羽、银喜子、艾江、溪边草等多家的诗。卷前有“诗人的宣言”一篇，说明出刊这个特辑的主旨，由洛夫执笔，引文为其中最末一节。
[4]《蓝星的光痕》，罗门执笔，见《文讯》月刊创刊号第106-112页，1983年7月。
[5]“人名错误部分”，光是“现代派”同仁名单即错误连连，为此笔者特向鲁蛟兄借得《现代诗讯》第一期（1958年2月出版）查对“现代派”第一、二批名单，古氏介绍“现代派”的名录，经笔者本次改正后，不曾再有错误了，请大家放心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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