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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7年1/2月号
为什么鹰派会这么有影响力呢？或许是因为鹰派的理念植根于人类的思维之中。人们在决策中会产生许多偏见，而几乎所有偏见都倾向于冲突而不是妥协。强硬派赢得了预期之外的胜利，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
在发生紧张态势和冲突时，国家领导人会听取各种不同的建议，最终形成两种理念的对峙。一种理念是鹰派的观点：鹰派喜欢使用强制性的措施，更倾向于运用武力，并对妥协的价值提出质疑。当鹰派人士分析对手时，往往认为对方信奉权力且心怀敌意。另一种理念则是鸽派的观点：鸽派对权力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采取政治性的解决方式。因此，当鹰派认定对方心怀敌意时，鸽派却总是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鸽派之所以与鹰派苦苦周旋，是希望决策者能听取自己的建议，并做出明智的抉择。可是事实并不像鸽派所想象的那样。现代心理学认为：面对鹰派与鸽派之间的辩论，决策者的预设立场实际上更倾向于鹰派。影响鸽派顾问说服力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部分原因与政治或者战略毫无关系。其实，决策者的理念和偏好之所以对鹰派产生偏向，其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结构。
社会心理学家与认知心理学家已经明确地界定了人类在判断形势和评估风险时会出现的一系列可以预见的错误（心理学家称之为“偏见”）。在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中，人们都会产生偏见，大多数情况下偏见与国际政治并无瓜葛。例如，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实力：大约80％的人相信自己的驾驶技能超过了平均水平。对潜在冲突持乐观偏见的政治家和将军往往偏向于那些高度乐观估计战争结果的顾问。冲突双方领导人通常都会表现出类似的倾向，而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与此相关的事例屡见不鲜。
依据40年来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可以开列出一份有关偏见的清单，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列出的所有偏见均对鹰派有利。关于这些心理学研究范畴内的心理现象，仅能进行部分阐释，例如，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夸大对手的邪恶意图，误判对手的认知，对潜在的敌意显得过于乐观，未能在谈判中做出必要的让步。简而言之，这些偏见不仅会导致战争过早地爆发，还会使战争的残局难以收拾。
即便如此，鹰派也未必总是错的。众所周知，在一次大战爆发前，英国的鹰派与鸽派进行了一场论战，此后的历史证明鸽派犯了明显的错误。此外，还有一些史实证明，决策者甚至会有意地形成鹰派偏见。例如，人们在准备相信一个危险对手的承诺时，完全有理由要求这一判断结果的正误比率超过1∶1。这里研究的偏见既超越了审慎的原则，也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我们并不认为鹰派顾问的观点是错的，而是发现他们具有出人意料的说服力。
观念上的问题
据多项著名的理论实证研究显示：人们通常会以评估自身的方式来评估对方的信息、谈判意愿和敌意。研究结果是发人深省的。即便人们意识到另一方的行为背景和制约条件，他们通常也不会在评估其他方的动机时考虑这些因素。此外，人们还假设外部观察者已经了解制约其行为的因素，例如对高度戒备的军队，其领导人就绝对不能忽视这一点。
试想一下：您置身于一间教室，观看一群学生对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的政策发表演讲。这些学生的观点事先就已经分为正反两方，而且他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您的责任则是评估这些学生在政治方面的认知。精明的观察者自然要考虑相关的背景因素，并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但是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支持查韦斯的学生，却并未反映出真实的态度，因为他对查韦斯的态度是预先设定的。但是，事实却证明：人们往往会认为支持查韦斯的演讲者更具左派倾向。即使意识到影响判断的背景因素，人们的判断结果却依然如故。其实，人们总是试图从人的行为来揭示人的本质、性格或者持久动机。这种偏见十分的顽固和普遍，以至于社会心理学家将其称为：基本归因错误。
如果在处理冲突时出现这种偏见，那么影响可能是致命的。每当决策者或者外交官与外国政府进行紧张的磋商时，就很有可能察觉到该国代表表现出许多带有敌意的行为。其中部分行为的确可能出自敌意，但是部分所谓的敌意行为是源于对方代表依据当前形势做出的回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之所以将其他人的行为归咎于敌意，是为了解释自身的行为仅仅是针对他人敌意的回应。处于纠纷的双方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针对对方挑衅行为的回应，这种偏见多见于夫妻之间的争吵。在国际冲突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在一次大战前夕，各国领导人都觉得敌国挑起战争的意图远胜于本国。
如果人们未能理性地阐释其对手的行为，也就难以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图。在国际危机的关键阶段，这种偏见会导致外交官和将军做出误判。以朝鲜战争为例，错觉以及未能察觉对手的意图导致决策者做出鹰派的决策。1950年10月，联合国军队正在沿朝鲜半岛北上，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正在讨论联合国军队的深入程度并预测中国对此的反应。当时，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cson）深信“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了联合国军队的威胁性意图”。美国领导人认为联合国军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对中国构成威胁，甚至还假设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了然于心。因此，华盛顿并没有将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理解成中国对军事威胁做出的回应。相反，美国人将中国的回应视为一种纯粹的敌意。目前，部分历史学家发现：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将联合国的行动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
满不在乎的乐观主义
依据心理学家的观点，过度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最为典型的偏见。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不仅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聪明，更具吸引力，更有才华，还普遍对未来的成就做出过高的估计。人们还可能陷入一种“控制错觉”：他们总喜欢夸大自己的控制力，尤其是对那些重要事件结果的控制力——哪怕这些结果是偶然的，或者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不难想象，美国决策者正是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策划了伊拉克战争。
其实，乐观的偏见与控制错觉在冲突的前夕特别容易出现。鹰派倾向使用军事手段，而不是外交手段，这是因为他们假设通过军事手段能比较轻松和迅速地赢得胜利。鹰派新近做出的错误判断便是将伊拉克战争视为“小菜一碟”。回首历史，华盛顿的精英们竟然将美国内战的首次重要会战视为一场交友活动，认为联邦军队肯定能轻松地收拾叛军。在一次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法国陆军参谋长诺维尔·德·卡斯特诺（Noel de Castelnau）将军曾宣称：“如果给我70万名士兵，我将征服整个欧洲。”实际上，在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中，几乎每位决策者都预测己方会获胜，而且会较为迅速和轻松地获得胜利。这些错觉和夸大不能仅仅解释为不完整或错误信息的产物。通常在军事冲突爆发之前，冲突双方都会出现持乐观偏见的将军。
如果评估己方在武装冲突中的胜算时采取乐观的态度，那么，在评价对方的妥协可能性时就往往会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从心理学角度看，人们不仅可能接受鹰派关于战争的理念，还可能反对做出妥协让步。在某种情形下，对方给予的让步反而会贬值，这种现象被学术界称为“反应性贬值”。如果被视为对手的一方做出了让步，反而会对提议本身造成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提议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是谁做出了让步。因此，美国决策者对德黑兰政权做出的任何妥协都心存疑虑。其中部分疑虑的确是依据以往经验做出的理性判断，但是部分疑虑则可能源于下意识的判断或者蓄意地贬低对方提议的价值。
事实证明，这种偏见会严重阻碍敌对双方的谈判。例如，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于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和平计划做出的评价要远低于其对以色列政府起草的和平计划的评价。如果同情以色列的美国人看到巴勒斯坦人起草的和平计划，往往会觉得该计划袒护巴勒斯坦人；如果说该计划是以色列人起草的，那么他们便会觉得该项计划比较公平合理。
双赢或者归零
决策者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的抉择时，鹰派观点往往会占上风。一旦开战，鹰派的优势便不复存在了，因为决策者的战略关注点已经转移到战争的胜负以及伤亡代价。此时，人类决策行为中的一种新的倾向便悄然出现了：人们发自内心地想减少损失。我们不妨权衡一下以下两个方案：
A方案：肯定会损失890美元。
B方案：损失1000美元的几率是90％，不受损失的几率是10％。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尽管其他方案从统计学上看更为可取，但是大部分的决策者依然会选择B方案。因为人们为了避免实际的损失，宁愿面临更大的风险，承担潜在的损失。冲突中的形势如果恶化，那么人们试图减少损失的愿望，常常会混杂着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很容易影响他们对损失的估算。上述心理因素的酝酿过程会导致冲突的持续更久，甚至超出理性观察家的预想时间。许多其他因素同样也会促使冲突的时间延长：对于那些将国家推向失败边缘的领导人来说，如果延长冲突的时间能减轻放弃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即使让民众陷入更加窘迫的困境也在所不惜。
美国决策者在昔日的越南战争和目前的伊拉克都遭遇过这样的困境。如果美国现在就从伊拉克撤军，就意味着承认失败，因此这种方案必然对决策者缺乏吸引力。相比之下，虽然美军继续驻留在伊拉克的成功机会渺茫，推迟承认失败的代价会更高，但是这种方案毕竟对决策者更具吸引力。
鹰派当然可以引证近年来的许多事例来证明：当对手仍然怀有敌意时，武力的确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早点动用武力效果会更好。心理学偏见的确会导致进攻性的决策结果，虽然这一结论不能解决鹰派与鸽派之间的永久性辩论，也不能为国际社会认清伊朗或朝鲜问题指明方向，但是这一结论至少能帮助大多数人了解自身存在的心理偏见，从而令鹰派的理念不会再次出人意料地占得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