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求与反思：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文化产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鸳鸯论文,文化产业论文,蝴蝶论文,礼拜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5）05—0122—04
“‘现代’的概念，作为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实际上是席卷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巨大变革及文化转型的同义词。所以，‘现代’这一概念本身已熔铸了整个资本主义赖以安身立命的全部价值观。……总之，西方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补充交融的关系。”[1] “现代”在中国的表征是，1840年后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沿海大中城市已经逐步开始了工业、科技、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趋向。“一战”的间隙为民族资本主义赢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按照霍尔对现代性特征的认识，他认为在于“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2](6)， 那么，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产业性发展已经具备了一个经济基础。1840年的鸦片战争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鸦片战争的后果《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一系列的沿海商埠。中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使中国逐渐溶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文化上也缓慢地启动了同质化的步伐。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处于传统一现代转型的复杂矛盾之中。作为以娱乐性、趣味性、商业性、通俗性为自身定位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其兴起与都市社会的形成、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文化的初步发育以及特殊的政治气候这些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上海作为近代以来的商业都市，其文化发展是以市场作为依托完成需求、交换、销售与分配的。影响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繁荣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的制约作用，显现出鲜明的文化产业化发展特征，即产业化运作方式和经济的文化属性。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现代性内涵的文化——经济类型将文化作为产业推向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之路，是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化领域发展、演绎的结果。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力地刺激了文化消费，从而促进了文化市场的发育；文化市场的发育能够促进各类文化产品和文化要素在市场交易活动中的自由流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又进一步拓展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为文化产业萌芽阶段的始作俑者，可从近现代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市场两个方面来分析其现代性内涵。
一、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
以营利为目标的文化产业，客观上要求大众传播媒介采用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而清末民初传媒的商品化，无疑适应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一要求。所谓媒介的商品化，是指把媒介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即决定媒介产品价值的标准由媒介产品满足个人与社会需求的能力来决定。近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在文化产业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现代出版业直接介入对通俗文学期刊的创作、发行和销售，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市场化的特点。晚清传教士出于布道或政治革命、改良的需要，传媒主要是以集资创办。而民国初年，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为主的出版机构完全商业化了，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社，逐渐向较大企业发展。在经济不平衡的发展中，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有着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以赢利性报刊而言，《申报》、《新闻报》、《点石斋画报》以及消闲娱乐小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报刊，都是商业化的产物。考察明末清初的报馆，其内部设置一般分为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整个机构已开始按公司制度运行。”[3](152)
中国近现代大众传媒以其干预、批判、向导的功能逐步建立起了平民性的“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新文学刊物中，北京的《新潮》是由北大资助，《语丝》是由教授、学生自筹经费支撑，而《小说月报》及其编辑有着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强有力的支持。《新青年》、《创造季刊》也在上海出版、发行。作家本人作为编辑以及报刊创办者这一利益主体面对市场对刊物进行企业式运作。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最大的改变是将文化生产与文化规划结合起来进行，具体地说，商务印书馆不再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印刷文字物品，而是根据当时人们的文化需要来生产文化产品”。[4] 商务印书馆秉承传播思想和文化的理念将出版作为产业进行多元走向的经营，它拥有编译所、印刷所与遍布海内外的发行网络以及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办有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函授学校等教育机构和电影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厂等文化机构。随着商务印书馆的日益壮大，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民办出版机构纷纷出现。作家（或作家本身作为出版商）与出版社的合谋，制造市场畅销的神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凭借雄厚的实力捷足先登在出版界占有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前者有《小说月报》，后者有《中华小说界》。其他的出版社竞争激烈，纷纷创办通俗文学刊物扩大影响，增加市场的份额。世界书局推出了红色系列，同时，大东书局推出了紫色系列如《半月》、《紫罗兰》等期刊与之抗衡。世界书局在20年代初依靠出版消闲书籍兴盛起来，有《红》杂志（100 期后改为《红玫瑰》）、《快活》旬刊、《家庭》月刊、《良晨》周刊、《星光》不定期刊、《侦探世界》半月刊，是当时出版消闲刊物最多的书局。秋翁（平襟亚）的回忆可为佐证，民国初年，“社会一切都呈着蓬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在萌生新思潮，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候，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需登记；二、纸张价廉；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5] 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主持的30多种刊物中，以王钝根、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影响最大，前后共出版200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一千多篇。 徐枕亚和吴双热主编的《小说丛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发表的著名小说有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刻骨相思记》、《棒打鸳鸯》（后改名《双鬟记》），吴双热的《断肠花》、《香国春秋》，李定夷的《潘郎怨》，蒋箸超的《琵琶泪》，朱鸳雏的《玉楼蛛网》等。张恨水创作高峰期的三部代表作分别连载于《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世界日报》副刊，《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市即抢售一空。
小说的阅读、发行与电影这一新兴的传媒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互动关系。最突出的现象是小说的电影、戏剧改编。1928年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为《火烧红莲寺》第一集，至1931年，共拍28集，掀起了武侠电影的狂潮。据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的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占60％强。[6] 吴双热在《民权报》登完《孽冤镜》后，又出版单行本，还作有《孽冤镜别录》。随后，小说被排演为新剧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例外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刊成单行本后，再版数次，反响热烈。明星影片公司把该书拍成电影，并附载作者题诗播映，反而降低了小说的热销。
从文学的生产、消费角度看，上文所述的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为商品文化市场具备了便利的销售渠道与媒介，接下来考察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
二、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全国最繁荣的城市，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交通通讯中心、工业中心，而且也是远东第一大都市、第一大港。上海、苏州、南京、天津等地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造成人口的大规模的迁徙与高度集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成为必然趋势。各行各业的商业机构容纳了不同层次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职业劳动者，如富翁、老板、经理、公司职员、教师、学生、店员等等，他们闲暇时间的文化生活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消费市场。与此消费需求相应的刊物蓬勃崛起。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主办、编辑的各种杂志与小报以及大报副刊，仅上海一地就达340种。其作品据不完全统计，长篇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为949部，武侠、侦探小说818部，加上历史、宫闱、滑稽小说以及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作品，总数为2000部以上，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的短篇小说不可胜数。相对而言，五四时代“最新式的小说”读者最少。[7] 三、四十年代则“《啼笑因缘》、 《江湖奇侠传》的广销远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8] 沈雁冰自1921年1 月开始取代鸳蝴派文人正式主持《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 从而成为新文学作家一块重要的创作与理论园地。然而，由于市场的促动，商务印书馆在通俗文学作家的强烈要求下于1923年1月5日创办《小说世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畅销一方面是市场和读者选择的结果。通俗文学在语言形式上经历过两次嬗变：由俗（古代白话）到雅（文言），由雅到俗即瞿秋白说的“从古代文言的小说，变到现代文言的小说——这种变更是礼拜六内部的变更”，这种“自然而然的变更”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瞿秋白认为，“很简单的：这是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没有人要的货色，‘自然而然’的消灭，不见，退出市场。”“并不是他们赞成废除文言的原则上的主张，而是他们受着市场的支配：白话小说的销路一天天的好起来，文言的一天天的坏下去。”[9](16—17) 瞿秋白的这段分析体现了消费者需求带来文学上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家也以自身市场的敏锐嗅觉制造着时尚与流行的趋势。《玉梨魂》和《断鸿零雁记》的风行一时，带动了一批作者的竞相效仿。1912年后的两三年内，“丰才啬遇，潦倒终身”，“貌美如花，命轻若絮”之类的言情作品纷纷出笼，一时火热。以情感为中心的各种酷情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招牌：哀情、苦情、忏情、孽情、惨情、悲情、怨情、幻情、喜情、艳情、妒情、侠情、奇情，不一而绝。以“鸳鸯”为书名的作品应接不暇，如《棒打鸳鸯》、《愿作鸳鸯不羡仙》（徐枕亚）、《鸳鸯血》（陈蝶仙）、《鸳鸯梦》（贡少芹）、《孽海鸳鸯》（李涵秋）、《鸳鸯小印》等等。作家们也时兴蝶花粉泪的为斋名别号，如泣花室（吴绮缘）、槟芳馆（严独鹤）、花好月圆人寿室主（施济群）、红鹃啼瘦楼（周瘦鹃）蝶仙、瘦蝶、飞蝶、拈花、泪燕等等。
文学的商品化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作者、读者、文本、语言、文学体裁的形态。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小说在延续晚清小说的路径上，有着鲜明的商业运作意识与手段。为适应市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对通俗期刊进行自身的调整，包括报刊的创办、作品的商业性发行，作为畅销书在题材、形式、模式等方面技巧性的讲究以及促销手段等等。（1）从营销手段看：《心声》利用名伶、明星、作者的照片吸引读者注意，开办“全国伶选大会开幕号”，公布名伶得票情况，组织名伶名戏评述。《礼拜六》“当时为了推广销路，凡订阅全年的，赠送精印名人画幅四大帧外，再赠王钝根手书楹联一副，又把前一百期长短篇各体小说九百余种，精装汇订十厚册，并配玻璃书箱，半价出售”。[10](380) 附送书籍或电影剧照、插图、画报，上海作为全国最早接受电影的城市，作家们很快将它与文学嫁接或进行市场运作取得了商业价值。还善于抓取商机：1930年左右，美国电影《侠盗罗宾汉》在国内上映，卖座极盛。其时，周世勋的《天雷报》销数不旺。将《天雷报》改为《罗宾汉》后，销量好转。以上这些方面都严格遵循利润优先的经济原则。（2）从刊物的改革看，如把《今小说》改为《小说大观》以招徕顾客。出版周期、页数方面考虑印刷的耗费、读者阅读的方便与购买者的承受能力。插图数量，插图种类从通常的妓女到名胜风景、文物书画、裸体美女等。封面设计反映一定的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与审美趣味。《紫罗兰》曾采用新颖、别致的镂空封面。《小说画报》打破了以前杂志封面设计固定不变，插图限于名妓、名优照片的局限。其绘画在钱瘦鹤主持下，特约丁悚、杜宇、雪泥等名家为主笔，坚持封面期期变换，如1918年（戊午年）的第13期开始，封面以《走马看花》、《驰马试剑》、《悬崖勒马》、《檀溪跃马》等作为系列推出，改变僵化呆板的格局。从版次、版式看，通常有16开、32开、20开；四十年代方形刊物流行一时。周瘦鹃在《笔墨生涯五十年》回忆，为了适应消费市场“不断地挖空心思，标新立异”。《半月》首创30开版式。《紫罗兰》首创20开版式，为追求新颖美观仿照欧美杂志排版时插入图案画与仕女画等，图文并茂，实用与观赏并重。《紫罗兰画报》充分发挥照片和电影明星在当时作为新奇事物的魅惑力，以铜版精印美轮美奂的当红人物，以其艺术效果和热门话题成为刊物的卖点。从栏目布置看，如《紫罗兰》有非战号、消夏号、毕倚虹追悼号、电影号、恋爱号、解放束胸运动号、美的摄影号等。文学体式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等。（3）广告方面的改革有，《新闻报》在新闻栏内划出固定位置，上半截刊登小说下半截刊登商品广告，用小说来吸引读者注意广告。下面是玫瑰之路（《游戏世界》）的广告：“《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的一条玫瑰之路。其中有甜蜜蜜的小说、浓浓郁郁的谈话、奇奇怪怪的笔记、活活泼泼的游戏作品。”香艳、活泼的语句介绍了刊物的风格和特征，既注重商业化宣传，又有文学性。（4）不失时机对通俗文学期刊（1922—1937）的个性进行定位。以《红玫瑰》为代表的期刊注重社会世俗化，可称作红色系列；以《紫罗兰》为代表的期刊更直接地反映都市生活，可以称作紫色系列；以《珊瑚》为代表的期刊其作者大都为社会名流，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时政的热点问题，它们可以称作彩色系列。作家有意追求类型化创作，其他作家跟着追新逐潮形成文学热潮，如“哀情文学”的乘势与造势。小说在报纸、杂志的连载为了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影响到作家的构思，也促使了报章体小说的出现。
三、结语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依托市场的巨大需求并且从中取得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挣脱了道统与政统的束缚，彻底张扬个人本位的欲望，将文学放逐为娱乐、消遣的消费对象，显现出追求个人独立、自由的现代性倾向。以产业性的发展创生出具有商业性的文学新类型；以世俗化、商业化的价值取向延续着“俗”文学，维持着文学的精神生态。然而，在充分肯定现代性价值的同时，我们必须对这本身包含自反性矛盾的概念进行反省。
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作家偏重于理性批判、乌托邦构建的宏大叙事，往往忽略大众的接受层次与欲求，艺术上流于说教与训喻。通俗文学灵敏感应市场需求、读者反应与利润盈亏，搭载商业收益的快车而导致趣味的鄙俗与艺术上的粗糙。如果说新文学作家与通俗文学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冲突源于媒体话语权与文学正统合法性地位的争夺的话，那么，通俗文学读者与新文学作家的观念冲突背后潜藏着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知识精英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歧。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关注的是人们平常生活中感官表层的欲望、幻想。知识精英意识形态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批判立场，有着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和人文追求。通俗文学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对后者的深度模式和价值关怀往往采取漠视或拆解的策略，而专注于普通人物在平淡无奇日子里的悲欢苦乐。不同的精神层次和价值指向导致二者的对立和分歧。新文学对于继承了古代通俗文学传统与观念的鸳鸯蝴蝶派的批评，有新文化人士极力反封建的偏激动因，犯有矫枉过正、意气用事之嫌。同时也应该看到，通俗文学从满足于理性层次的需要诸如信仰、理想、伦理道德，转而倾向于满足当下的感官需求、感官娱乐，对新文学的生存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新文学从本质上说摒斥感官享乐或者至少对它构成了一种限制，将其置于更高价值的统辖之下。感性文化如决堤之水泛滥开来，从而流行的权威威胁、排挤着新文学的权威。由经典文学所整合的社会文化体系逐渐解体以后，它所给出的乌托邦式的承诺也烟消云散，以至出现精神的虚无与灰暗。非经典化现象肆意泛滥很可能造成一个文化的虚根时代，因此对人文价值理性的关怀不可忽视。
［收稿日期］2005—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