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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把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叫做“汉学”(Sinology)。在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随着对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了解，系统地在西方介绍中国语言文字，从而专门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欧洲汉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的。
1815年，巴黎皇家学院(Collage du Roi)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欧洲汉学走上了学院化的道路。自此，中国语言文学在欧洲进入了大学这个神圣的殿堂，被列为专门的学习课程。自此，欧洲开始有了一批又一批汉学专业的学生。学院汉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
一、耶稣会士汉学：欧洲汉学的序幕
16世纪40年代，罗马教廷组建了专门在东方传教的组织“耶稣会”(SocietasJesu)。耶稣会是由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规模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传教团体。从1582年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1543～1607)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正式解散，一批又一批会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教义、宣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还对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大量总结整理工作，并将它们介绍到了西方。中西文化史上的大规模文化交流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中国文化开始了它整体上的西传。
耶稣会士从其先驱人物利玛窦(Matthoeus Ricci,1552～1610)开始，就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来传教。利氏本人就是典范。他的代表作如《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都是以阐释经典儒学、排斥释儒来达到宣扬基督教思想的目的。徐光启曾称其“补儒易佛”（注：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因此，为了在中国传教，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每个在华会士的必修课，掌握汉语成为他们在华生涯的第一关。出于学习的需要，耶稣会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如郭居敬(Lazarus Cattaneo,1560～1640)和利玛窦的《西文拼音华语字典》，罗明坚与利玛窦的《葡汉字典》（即《平常问答词意》），金尼阁(Nicolaus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卫匡国(Martinus Martint,1614～1661)的《中国文法》，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华罗(Franciscus Varo)的《官话简易读本》，白晋(Joachim Bouver,1656～1730)的《中法字典》和《中文研究法》，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的《中文札记》，等等。这类书籍或书稿大部分传到了欧洲，其中大多对欧洲汉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欧洲汉学的发端，是和意大利会士卫匡国的拉丁文手稿《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紧紧连在一起的。卫匡国1643年来华，1650年起程回罗马，于1653至1657年，花了近5年的时间在德、法、意、英、比诸国游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文化作了广泛的传播和介绍。他在德国科隆留下的《中国文法》，成为后来许多汉学家的必读之书。比如，欧洲汉学的开拓性人物、德国医师门采尔(Dr.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就是从《中国文法》开始学习汉语的（注：柏应理曾对《中国文法》做过修订，并指导门采尔学习汉语。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41页。）。而后来为汉学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哈盖尔(Joseph Hager,1757～1819)，也正是得益于《中国文法》、门采尔的《中文入门》(ClavisSinica)以及《拉－汉字汇手册》(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才写出了名噪一时的《边划译》（注：哈盖尔在《众神之中国——宗教信仰上与古希腊的相似性》（Pantheon chinois,ou parallele entre leculte religieux desGrecs et celle des Chinois,1806,Paris，法文版）序言中提到，他为编辑汉语字典，曾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柏林学习和研究门采尔的文献。）。
卫匡国《中国文法》之后不久，著名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于巴黎面世。作者是四位年龄相近同一时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尹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Herdtricht,1624～1684)、鲁日满(Franciscus Rougemont,1624～1676)和柏应理（注：作者中应包括郭纳爵(lgnatius da Costa,1599～1666)。他与殷铎泽于60年代曾合译《大学》、《论语》，分别在建昌及广州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所用上面二书，基本依据的是郭殷的译本。）。这是一本版面特大、装帧考究的拉丁文巨著，中文书名《西文四书解》。主要内容是《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以及绪论和孔子生平。系统地在欧洲出版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拉丁语是当时的“学术语言”，该书的影响广泛地波及到欧洲学界，使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哲学家孔子》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原稿第186至202页，有一篇原定安排在《中庸》译文中的论文《论中国文字》(Digressio de Sinarum Literis)（注：该手稿现藏巴黎图书馆。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国立图书馆“伦贝藏书”(Lundbaek Saemulgen)存复印件。）。作者对中国文字、书法、字法及其历史等方面作了介绍，并告诉人们学习汉语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文中写到：“汉字若瀚海。在这个海洋中游历，如果稍事懒惰，便会从少到老无所获。”（手稿第198页）显然，这篇论文本应成为欧洲出版的最早论述汉语的读物之一。但由于它的漏排，不论《中国哲学家孔子》产生了多大反响，这篇文章本身却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不过，它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在华西人对汉语的理解以及学习中的艰难。同时，它毕竟还是《中国哲学家孔子》应有的内容，所以后来的汉学家颇为看重此文。其中描述的学汉语的难度，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华耶稣会士给西方汉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会士马若瑟。马若瑟出生在法国北部城镇歇尔堡。1698年来华后，在中国语言文学、哲学等方面付出了30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他在汉学方面造诣极深，被后世学者公认为是西人汉语文学专家和易学专家中的佼佼者。马若瑟有许多重要的著述或译著。在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部分。该作无论在对汉语研究的深度上还是在所引例证的广度上，都反映出他在中国语文方面的良好修养。尽管《中文札记》直到马若瑟本人去世近百年后才正式出版（注：《中文札记》写作于1726年前后，手稿藏巴黎图书馆，印尼首都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马六甲英汉学院1831年首次出版。），但在欧洲汉学形成发展中，它却成为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这些，在后面的叙述中将体会得到。
总之，耶稣会士在汉学方面可谓硕果累累。正是由于在研究上如此深入和全面，当他们的文献传播到欧洲之后，就为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形成及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欧洲汉学的兴起
前面谈到，17世纪中叶卫匡国游历欧洲诸国，欧洲开始了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但问题在于，流传到欧洲的耶稣会士汉语读物要么未完成，要么未发行（包括《中国文法》），且大多被束之高阁。像《西文拼音华语字典》、《葡汉字典》（未完成）、《中文札记》等手稿那样，长期躺在梵蒂冈、巴黎等大型图书馆的书堆里，常人难得一见；即便有条件读到它们，那些工具书在编辑写作方面基本上出于在华学习的考虑，并不针对欧洲本土学生。至于欧洲的书籍则是凤毛麟角，门采尔的《拉－汉字汇手册》数量有限且无法作为入门之书，而他的《中文入门》又没能出版。显然，缺少研究所必需的ABC，缺少适宜欧洲学生的汉语字典或手册，使人们不得不在魔符般的方块字面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因此，耶稣会士文献要在欧洲真正发挥其影响，尚需欧洲本土学者的再整理和再传播。
欧洲本土汉学的兴起，是在18世纪上半叶，主要代表是汉学史上的先驱人物贝尔和傅尔蒙。
贝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日尔曼学者，1694年出生于德国小城库斯堡，22岁大学毕业后正式开始学习汉语。他从柏林图书馆拷贝了门采尔的文献，并查阅了一些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在他两年后出版的拉丁文小册子《中国古代日食》(De Eclipsi Sinica,1718,Konigsberg)的附录里，专门对汉语作了介绍。他一开始便指出了欧洲汉学亟待解决的问题。认为，耶稣会士字典对欧洲人几乎没有多少帮助，欧洲人应首先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出版适宜欧洲人使用的字典。在他自己看来，他虽然没能真正弄懂汉语，但有幸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让人们从中有所收获，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730年，贝尔在俄国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拉丁文汉学巨著《中国大观》(Museum Sinicum)。
《中国大观》洋洋洒洒，不负其名。从汉学的历史到现状，从汉字的起源到它的书体、文法和工具书体系，从汉语官话到地方方言（闽南漳州话），以及孔子生平、《大学》、中国特有的度量衡单位等等，书中均有论及。根据贝尔的设想，他的目的就在于让欧洲人宏观地了解中国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贝尔“汉语文学全书”式的力作《中国大观》像巨石入海，在欧洲激起了汉学的浪潮，同时，激起这次热潮的，还有另外两块巨石，这便是由傅尔蒙掷出的《中文沉思》（Meditationes Sinicae，拉丁文版）和《中国文典》（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hierogliphicae grammatica duplex，拉丁文版）。
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从各方面都算得上是个幸运儿，曾任巴黎皇家学院阿拉伯语教授、法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路易十四的顾问。他出生于巴黎郊外一户医生人家，年轻时就热衷于“东方文化”，懂许多“东方语言”。傅尔蒙20岁开始关注和学习汉语，以后的研究则多取自中国耶稣会士文献资料。
傅尔蒙的汉学研究跟马若瑟有密切的关系。他的早期作品是长达856页的《中文文法》(Grammaire chinoise)。该作完成于1729年以前，但他却一直未拿去出版。究其原因，似应和《中文札记》有关。1725到1733年近10年间，傅尔蒙和马若瑟有过30余次通信往来。头封信是由后者从中国发出的。当时，《中文札记》手稿即将完成，马正苦于寻找一位在欧洲既有学术影响力，又有汉学造诣并能够懂得自己手稿价值的人物，以便将手稿寄给他。傅尔蒙正好成了他的人选（注：参见“马若瑟1725年12月1日、1733年10月5日致傅尔蒙的信”。伦贝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S.J。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1，英文版，第25～28页，第60页。）。1729年，傅已获悉《中文札记》手稿行将寄往巴黎。一方面，相形之下，傅的作品无论怎样也无法跟马的作品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汉语文学方面，傅本人尚待从马若瑟这类在华西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可见，傅放弃出版《中文文法》，是有他的特殊考虑的。从后来的事实看，他也的确从马处获益匪浅。1737年，即马若瑟去世第二年，《中文沉思》付梓。5年后(1742)，《中国文典》面世。这两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都直接受益于马的手稿。可以这样来讲，由于傅之故，《中文札记》没能公诸于世，这不能不是件憾事，然而这是由于傅之故，《中文札记》实际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中文沉思》和《中国文典》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当中。
《中国大观》、《中文沉思》和《中国文典》无论从其作品本身的宏大气魄，还是从打破汉学沉闷气氛的客观作用来看，都是其他作品难能比拟的。贝尔和傅尔蒙开创了良好的局面，而傅本人更带动影响了大批欧洲学者。后来欧洲许多著名汉学家或直接或间接地出自傅的门下。如法文版大型历史著作《匈奴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s Huns,1756～1758,Paris)的编者，是傅的学生、著名东方学家基尼(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13卷《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1777～1785,Paris)的编辑出版人，是傅的侄儿德祖特立埃(Andere Deshauterayes)。而在后来汉学的弄潮儿里，又有基尼的儿子小基尼(Chres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Jr1759～1845)。
1742年傅尔蒙的《中国文典》起到了轰动效应。在下半个世纪里，欧洲出版了一批规模空前的介绍中国的法文版著作。除《匈奴通史》、《中国通史》外，另有如《科学艺术基础知识辞典》1至3卷(Dictionnaire elementaire ou Introduction aletude des sciences et desarts)、15集《中国文化论集》(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s,lessciences,lesarte,lesmoeurslesusages etc.des chinois)（注：《中国文化论集》，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论集》，共16集，编者钱德明(Joan Joseph.Maria Amiot,1718～1793)。前15集于1776～1791年在巴黎陆续出版，23年后(1814)，出版了第16集（最后一集）。）。它们对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起到了启蒙作用。后来的汉学家如哈盖尔、阿伯而等在最初学习时都从这些著作中受到过启发。
三、《梵蒂冈字典》和汉学的形成
18世纪末的欧洲学界，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轰轰烈烈。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贝尔那里就提出，欧洲汉学面临的是汉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欧洲人需要欧洲人自己的语言学习工具。而随着他和傅尔蒙之后出现的那些巨型丛书，其主要目的仍在于文化的传播介绍，而非出于语言学习或汉学建设的考虑。在贝尔和傅尔蒙激起了汉学浪潮过后，汉语言研究随即便陷入了沉寂（注：1742～1801年间，欧洲只出版了一部关于汉语的作品，1767年巴黎出版的《科学艺术基础辞典》中关于汉语及满族语的两章内容，作者是德祖特利埃。）。
不过，这次沉寂并未持续很久。19世纪到来之前，一部有关汉语的字典由于很偶然的原因从梵蒂冈沉闷的书堆里走了出来。它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学术上的纠纷，也导致了欧洲汉学的形成。
1796年，爆发了法意之战。在从梵蒂冈运往巴黎的战利品中，有一部珍贵的耶稣会士汉语字典手稿，史称《梵蒂冈字典》。《梵蒂冈字典》到巴黎后，国家图书馆围绕它开始了整理出版一本新字典的工作。第一位着手整理编辑工作的是哈盖尔。
哈盖尔出生于米兰一个富庶的日尔曼家庭，早年是一位自由的历史语言学学者，周游访问过欧洲许多大图书馆，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哈介入《梵蒂冈字典》起因于他的一个“宣言”。1800年，他在伦敦《文学哲学动态》(Literary andPhilosophical Intelligence)里著文声称，他将编撰一部含8万字之多的大型汉语字典。显然，这种“宣言”多少显得有些狂妄。但无论如何，他却由此扩大了知名度，得到了进入巴黎图书馆的机会。显然，在当时来说，他的这种设想也几乎是一个空想。但不管怎样，他毕竟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成书的《边划译》对汉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边划译》(An explanationoftheelementarycharactersoftheChinese)在“宣言”一年后出版（1801，伦敦），这是哈盖尔的第一部汉学著作，也是打开欧洲19世纪汉语研究新局面的著作。作者在序言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贝尔和傅尔蒙以来，还从未有人撰写过汉语方面的专门著作（注：1742～1801年间，欧洲只出版了一部关于汉语的作品，1767年巴黎出版的《科学艺术基础辞典》中关于汉语及满族语的两章内容，作者是德祖特利埃。）。而傅的著述常人已难得一见，况且，它们“用拉丁文写作暂且不论，其内容之过分繁琐也足以令人兴趣索然……至于贝尔的《中国大观》，其汉字刻印得十分不过关，着实没法给人们的学习带来多少益处”。很明显，哈的这段表白跟当年贝尔的想法如出一辙。这时欧洲汉学领域面临着的，依然是一直困扰着欧洲学界的老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人们对汉语言文字本身产生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的兴趣。《边划译》在其内容上不乏错谬，然而也因其语言轻松明快，因其充斥着的神秘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欧洲读者，达到了这个目的。
哈盖尔在巴黎的工作，为许多汉学家羡慕已久。在哈离开图书馆后，意大利学者蒙图奇(Antonio Montucci,1762～1829)、德国学者克拉普劳特(JuliusKlaproth,1783～1835)、法国学者小基尼及阿伯而（注：“阿伯而”是A.Remusat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有时亦作“阿伯儿”，如《汉文启蒙》题为“巴黎城阿伯儿辑”。）(Abel Remusat,1788～1832)等，为争得此位相互间发生了诸多争执，纷纷撰写有关汉语的研究论文，发表各自在汉语字典编辑体例等技术上的看法。较有影响的如蒙图奇的《中国文学信札》（LettersonChinese Literature,Universal Magazine,1804,London，英文版）、《基尼〈中国游记〉文字学评语》（注：即《北京游记》，Voyage a Peking,Manille et l'lle de France,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ees 1784 a 1801,1808年巴黎出版。）（Remarques Philologiques sur les Voyages en Chine de M.de Guignes,Nov.12,1808,Paris，法文版）、《二轶字典西译比较》（Urh-Chih-Tsze-Teen-Se-Yin-Pe-Keaou,LLD.1817,London，英文版）；克拉普劳特两卷本的《亚洲学刊》（AsiatischesMagazin,1802,Weimar，德文版）；《大禹碑铭》（LnachriftdesYu,1811,Berlin，德文版），等。这场讨论无论对于字典编辑工作本身，还是对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学，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巴黎图书馆的字典整理编辑工作，最终于1813年由小基尼完成，取名为《汉、法、拉丁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et latin)，中文名《汉字西译》。《汉字西译》的出版，实现了贝尔以来汉学家们多年的愿望。当它出世之际，便引来众多非议，也博得许多赞赏。著名汉学家阿伯而曾多次对它进行过指责，但却也屡屡向自己的学生推荐它，因为这毕竟是在广泛关注下出现的一部欧洲自己的字典。
这部字典编辑出版后不到两年，1815年元月16日，阿伯而站到了巴黎皇家学院的讲台上。欧洲第一位汉学教授产生了。
阿伯而曾是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查阅耶稣会士中草药文献时萌发了学习汉语的念头，18岁开始学习汉语。学习过程中，因没有汉语字典，缺乏基本的中国文献，令他伤透了脑筋。若非对汉语的执着，他或许早已知难而退了（注：参见《汉文简要》序言，第4～5页。）。阿伯而的苦衷，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正是因此，他和他的同代人才在汉学研究的基本建设方面付出了百倍的努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阿伯而有许多颇有影响的法文汉学作品。《汉语字典》(Dictionnaire chinois)是他手抄编撰的一部字典，1808年底完成。《汉文简要》(Essai surlalanguage et la litterature chinoises)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1811年在巴黎出版。阿伯而的汉学家地位，是通过发表“外国人学汉语”(De letude des langues etrangeres chez les chinois,Magasin encyclopedique,1811,V,Paris)及“汉语字典评介及设想”(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 avec des notices de plusieurs dictionnaires chinois manuscrits,Melenges asiatiquesll,1826,Paris)（注：“汉语字典评价及设想”最初发表于1814年，即阿伯而出任教授之前。参见伦贝"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an Sinology 1801～1815",Cultural Encounters:China,Japan and the West,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55。）而得以确立的。他强调指出“外国人学汉语”是欧洲汉学的实质所在，并提出了一个远较当年哈盖尔“宣言”更加“宏伟”的字典编撰设想。当然，他也没能完成这一设想，但这种气势呈现给人们的，无疑是一个大学者的形象。
1814年11月29日，巴黎皇家学院增设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位置。几天后，阿伯而被任命出任此职（注：“1814年12月8日阿伯而致让戴(Francois Jeandet,1788～1860)的信”，藏巴黎图书馆，“伦贝藏书”存复印件。）。新年伊始，他在皇家学院的讲台上，发表了欧洲汉学史上第一任教授的就职演讲：“汉语言文学课程计划”(Programme du Cours de langue et de litterature chinoises et de Tartare-Mandchou)。
早期欧洲汉学经历了数次波折，从阿伯而的这天起，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汉学研究已开始学院化，已走上了正轨。而就阿伯而本人来说，他的“计划”已不再是个人的苦苦摸索和挣扎，也不再是空想。7年后，他发表的法文著作《汉文启蒙》(Elemens de lagrammaire chinois,1822,Paris)，成为一代又一代法国及其他国家汉语学生的教科书。同年，亚洲学会在巴黎成立，创办了会刊《亚洲学刊》（Journal Aslatique，阿伯而是该会该刊的具体负责人）；其后，出版了汉学及亚洲研究的专门论集《亚洲综合研究》(Melanges Asiastique,1825～1826)、《新亚洲综合研究》(Nouveaux Melanges Asiastiques,1829)。汉学在欧洲学术界牢牢地占有了属于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