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科学技术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观点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无独有偶，作为“后工业社会最伟大的哲学家、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和作为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先后明确提出了一个相同的命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哈贝马斯在1968年提出这一命题。他在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所作的长篇演讲中说：“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1](P58～62)邓小平在1988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还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P275)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荣辱的重大政治问题。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并保证科技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成果能为广大人民所享有，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邓小平和哈贝马斯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制度中，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相同命题，并均以颇具前瞻性的眼光看到了现代科技对生产力的无穷推动作用，也预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和邓小平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世界观，在认识上达成共识。前者因科技负面效应的存在而走向了对科技的批判和否定，陷入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泥潭；邓小平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科技史观在现代社会领域内发展的新情况、新动态。下面就该命题的同异之处作一分析。
二、命题的相同之处
1.解释了科学技术何以成为“第一”生产力
哈贝马斯断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上升为“第一”位因素有两个依据：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一体”[3](P2)等新特征；二是由于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实现宏观调控，全方位地激化和开拓了科技转化的能力与途径，为科技物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即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已完全结成一体了。
邓小平把握全球范围内科技已跃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因素这一新格局，结合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反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4](P351)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使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主要标志，这是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
2.解释了科学技术又是怎样成为“第一”生产力的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的新增长点。一方面，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完全依赖科学技术；另一方向，人类要开发出新的劳动对象，尤其是劳动生产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仅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和动力，更是一个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它要素而独立地创造价值的“变数”。显然，哈贝马斯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科学技术通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不断渗透，能带来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这一点是很有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意义的。
同时，由于社会对科技需求的急剧增长，国家也积极介入到科技的发展和竞争之中，纷纷出台“科技立国”的大政方针。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就容易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控制。换句话说，只要掌握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该国就能在以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变化，无疑是使科技迅速上升为“第一”生产力的催化剂。
邓小平适应中国改革发展的需要，对科技发展的新动向进行理论反思，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P38)他强调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因素，更多的是体现在，它已成为推动生产力结构体系变化的第一位的、主导性因素，而非哈贝马斯所说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唯一源泉。实际上，任何时代，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劳动者创造社会价值的事实。但发展中国家更应注重使科技进步与生产在技术基础上的结合，促使社会生产活动的科技化，科技活动的日常化，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马克思曾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也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在科学技术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5](P112)
应该说，哈贝马斯和邓小平的这一观点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二者均阐述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根据和标志，即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使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成为第一生产力。
3.阐述和批判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消极作用
哈贝马斯透视了科技发展的逻辑和实质，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急剧的增加，以至于只有国家才能实现对科技发展方向的调控和管理。然而，国家干预的介入、“科技立国”的大政策略的出台、科技实力的竞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极大制约和影响，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人们把社会各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如政治、经济的问题均归结为科技问题，人们只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是否合理化，而忽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并期待着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消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
哈贝马斯认为，不能无限夸大科技的社会作用，科技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原有社会制度中出现的各种“危机”，赋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新的合法性，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必然会走向“科技统治”，导致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受挫、人的异化发展，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为了完整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的阐释者，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已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片面的深刻性”程度。他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技本身和科技进步，淡化了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认为即使存在着经济危机，也是微不足道的，是细枝末节。最终，哈贝马斯对科技本身的非理性批判全盘抹杀了科技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违。
邓小平从世纪末政治格局的大动荡及演变中，认识到科技发展水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对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并以此定位来制定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为建立循环的、良好的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趋势，奠定了理论基础。
面临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科学技术的运用水平，目的是使科技的发展为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科技悲观论和宿命论，我们有理由更乐观一些。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负面效应”，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科技本身。很大程度上，科技的滥用是社会制度和人为因素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固有的社会基本矛盾，因而必然会产生科技发展束缚和压制人的“异化”现象，但这决不是科技本身的固有属性。
总之，哈贝马斯对科技应用中的教训总结，不但启发了我们科学考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了解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对生产力各要素的促进作用或第一位的推动作用。也时时提醒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注重两个文明的建设。邓小平面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科学永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6](P372-373)为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
三、命题的不同之处
同时，我们必须对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有所了解。显然，邓小平和哈贝马斯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用不同的世界观作出这一相同的论断的，即取舍不同，归趋异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义的不同理解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归应于“科学技术的准自动的进步成了一种独立的变数，即成了一种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系统变数——经济的增长所依赖的变数。”[3](P5)“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前提的告吹是同步的。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与这种来源相比，马克思所认定的那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即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只是起着一种非常小的作用时，在非熟练（简单）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来计算用于研究和发展的资本投资总额，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3](P5)
所谓的“独立的变数”，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它可以撇开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包括劳动者）独立地创造价值；二是唯有它才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源泉。这与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表明它必须渗透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中，并同其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1](P100)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绝不会随着它在生产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凸现出来，成了第一生产力而有所改变，它不会也不可以独立地创造价值。其次，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它是价值、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与源泉，也不等于认为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7](P97)“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8](P5)可见，除科学技术以外，劳动和自然同样也是生产力的源泉和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点，也不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性地反思了生产力系统中的科技作用，指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性地发展变化的。他强调必须正视科技在社会生产力中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否则，就无法正确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哈贝马斯承袭了技术至上主义的思想和基本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科学技术当作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科技从产生、发展到运用，必须以总体的生产力要素为基础，期间，生产力系统各要素内的相互渗透也表明，科技本身也不是唯一的。
2.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作用的不同理解
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第一生产力，也就肯定了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生产力功能、经济功能。但是，他对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政治效应却持否定的态度。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的不良社会政治后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本身展开批判。
邓小平不但重申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等基本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新经验，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一提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
3.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实践活动主体的不同理解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并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认为意识形态即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起着一种作为统治的基础的作用。
哈贝马斯说道：“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竟蓬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一番重新认识，同时对由公平交换构成的合法化基础加以批判。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批判了这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3](P6)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国家干预，“公平交换”观念破灭。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着原来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3](P6)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特别强调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合法化”的影响，它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与生产力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思想为思想武器，剖析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证、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以及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迟发——外发”型的，无论内部条件、外部条件或自然界限和动力机制与发达国家现代化启动时的条件大相径庭。当我们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为学习模板时，要正视自身在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转换的困难，不同背景下，人们对同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事物的理解会相去万里。如果一味强调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只看到科学的技术价值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蛙跳”来消弭经济和科学技术之间的“鸿沟”，就会导致人们走向极端。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传统的和现代的融和面上关键飞跃时，尤其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再走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老路。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在速度，不是跳跃式或跨越式地发展高新科技，而在发展的方向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确定在社会总体发展（即整体协调）战略思想指导下，选择合理的、全方位的发展模式。
“四个现代化”在性质上和内容上有着浓厚的技术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色彩，也没摆脱西方化的影响。仅仅实现这种“四化”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追求并无二异，在未来也很难保证逐个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邓小平很注重把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现代化并提，确定中国发展的目标体系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澄清和深化了对国家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同时，邓小平还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些思想对欠发达的还处在“前现代化”发展状态下的国家，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选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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