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低碳经济与生产方式的全球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性论文,生产方式论文,全球性论文,经济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笔者被邀请参加若干个同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会议。这些会议，不管是在国内举行的还是由国外召开的，不管是由学术团体或政府部门发起的还是由实体企业或是金融企业创意的，都有一个共识：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具体战术决定问题。因为它既涉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资源短缺、能源转换、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以及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又涉及市场一体化框架中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制度危机、道德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构；它既关系到人类与自然之间谋求和解的一种新对话，又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交往的一场新革命。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既是发生在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技术与管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场交互运动，又是发生在经济与政治、贸易与制度（规则）、文化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一场超时空的碰撞与沟通。
基于此种共识，笔者有理由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超复杂的系统设计和系统构建问题；如果当代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学人）不是从“复杂性”或“复杂科学”的视角，认真探索这一“复杂问题”包括其产生的“复杂背景”，那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就不可能顺利地走出危机从而向后危机时代转变，也不可能有效地实现当代经济运行机制和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全球性转变。如同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所说，现代技术和社会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因而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所有复杂问题都是系统问题、整体问题，而不是要素问题、局部问题；而以《探索复杂性》而著称的复杂科学的开创者（之一）普利高津也说，现代科学包括经济科学，在一切方面、一切层次上都遇到复杂性，因此，必须“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这一传统信念，要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而对我们来说，认真研究《从混沌到有序》、《从存在到演化》转变的临界点及其附近相关的条件和行为十分重要。
按照米歇尔·沃尔德普罗①的理解，“复杂”是一种存在于“秩序与混沌之边缘”的状态，是一种既具有“亦此亦彼”又具有“非此非彼”、既具有“确定”同时又具有“不确定”的过程。他在《复杂》一书中说：“复杂科学”作为一种“诞生于秩序与混沌之边缘的科学”，研究的就是一系列看上去毫不相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拥有40年历史的东欧会在1989年的几个月内轰然崩塌？为什么苏联自身也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分崩离析？这是否意味着有某种全球性的、超越个人能量的原因在起作用？为什么根据化石标本的记载古代物种和生态系统常常稳定地保持了几百万年，而后却在地质期的某一瞬间灭种或演变为新的物种？为什么单个细胞在6亿年前开始组合，从而形成像海藻、水母、昆虫、最后到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体？为什么人类要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这么大的力气来把自己组成家庭、部落、社团、民族及各种类型的社会？如果进化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真是完全由适者生存法则决定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一些人与人之间残酷竞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呢？
鉴于上述看法，笔者认为，当前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有过于简单的倾向，而如果不是基于简单而是基于复杂研究本文提出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1)“当下”，的确正处在一个危机与后危机搭界的“边缘”时期；(2)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而展开的全球性博弈，的确同时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双重前景；(3)就“发展低碳经济”而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确需要以科学地发展观为认识论、以复杂科学为方法论，进行经济与政治、贸易与外交，法律与文化、制度与网络等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设计和整体构建；(4)“科学发展”，的确应当强调以科学为基础、以学习为引擎、以创新为动力、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方向，否则发展很可能走进自我毁灭的死胡同；(5)“复杂科学”，的确是一门包括经济学家在内所有研究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的方法论，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处理任何微观问题都需要以宏观系统为背景的时代；(6)研究由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而引发的全球性转变，实际是要描绘地球系统怎样从当下人类这种混沌无序减排的初始状态向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进行演化的过程和路径，这的确是一个充满复杂的过程，发展低碳经济的确很不容易，它尤其需要世界观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二
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应对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危机的概念，最早见之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因此，要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内涵及其现状，否则，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可能被理解为纯粹的政治陷阱②。
气候变化——作为地球这个由气圈（气候系统）、水圈（海洋、江河、湖泊）、岩石圈（包括地核、地幔、地壳）、生物圈（活物质）构成的极其庞大的超复杂系统自我演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并常常具有突发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在这里，不用去追溯地球46亿年漫长演化过程中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巨大的气候变化，我们仅需要考察从尼安德塔人被克鲁马人取代，到我们现在生活的21世纪这4万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发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就有11次③。换句话说，气候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气候状况和今天的气候状况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现在的美国芝加哥在很久以前曾经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气候状况与现在的格陵兰岛差不多；而在英国伦敦的街道和广场下方，科学家们曾发掘出热带气候所特有的动物遗骸化石，比如河马化石和大象化石。然而，从科学层面上理解，气候变化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或者说是“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的一个或两者同时随时间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④。其中，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而离差值的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明显。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UNFCCC.1992）第一款中被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就是说，早在1992年，UNFCCC已经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因素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化”区分开来⑤。
造成气候变化的因素很复杂，不仅有自然因素而且有人为因素；前者包括太阳辐射的变化、火山爆发等，后者包括人类燃烧矿物燃料、毁林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硫化物气溶胶浓度的变化、陆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等因素。对于影响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人们在认知上基本没有疑义，但对于人文因素，人们却心存疑惑。在笔者看来，这种疑惑根源于对地球本质的不认识。虽然从表面上看，地球是“气球”、“水球”、“岩石球”，但从本质上看，地球是在茫茫宇宙中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有各种生命因子和环境因子相互作用的“活球”、“生态球”。而决定地球本质的因素正是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活物质”，即能够将其以重量、化学成分、能量、空间特征来表示的所有有机体活动的总和。在创立生物圈理论的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看来：具有独特的新陈代谢功能的活物质，是生物圈从而地球统一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能够把宇宙辐射转化为地球能，即电能、化学能、机械能、热能的转换器，因此，它是地壳（岩石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统一地壳过程的表现形式，活物质完全可以同河流、风、火山及其他物质的地质作用相比，它是地壳变化的机制。维尔纳茨基还强调：人的活动，不仅是活物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它具有独特的“能动性”和“社会组织性”——它可以使生物圈演化为“智慧圈”，而智慧圈的出现能够导致人类活动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间的交互作用并发生“质变”：即它能够使“生物圈发展的自然过程受到破坏”，而当“人首次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做功时，这种地质力量，不仅能够改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改变整个地球系统，使之发生变化，而且能够“改变地球和太阳之间关系”⑥，从而改变地球的自然演化过程⑦。
事实也的确如此。人类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发动工业革命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为获取财富，特别是实现资本增殖，大量消耗化石能源。这就使地层中沉积碳库的碳以较快的速度流向大气碳库，从而引发了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人为的温室效应。近几百年气候变化的数据表明，人类当下正经历的气候变暖趋势，与发轫于18世纪中叶的人类的工业化活动及其造成的“碳足迹”同步；如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究报告指出：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了1万多亿吨二氧化碳。另外，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在20世纪的100年当中，人类共消耗煤炭2650亿吨，消耗石油1420亿吨，消耗钢铁380亿吨、消耗铝7.6亿吨、消耗铜4.8亿吨，同时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之一单位）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并已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业化前几千年中的浓度值。更为严重的是，在1970～2004年间，即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进入高级阶段，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初始阶段的这段时间，全球
的排放增加了80%，其后果是大气中含量增加了25%，远远超过科学家可能勘测出来的过去16万年的全部历史记录。这种情况导致地球大气系统（气圈）和生态系统（生物圈）发生重大变化。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的意见：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0.74℃，过去50年的升温速度几乎是过去100年升温速度的2倍，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消失、物种的加速灭绝、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海洋环境恶化以及由化学物质引起的污染和垃圾成灾等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比现在要高出3～4倍，而目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碳基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7%，未来的发展如果仍然采用高碳模式，到21世纪中期地球将不堪重负。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5℃，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所受损失尤为严重；如果升温4℃，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造成全球经济重大损失。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008年3月，南极巨型冰架突然崩塌；4月18日由特伦特大学极地专家、加拿大巡逻员等组成的科研小组发现北半球最大冰架已断裂为三个部分。此外，2009年、2010年的观测都在表明，世界各地的陆地冰川也在不断缩小，由此造成的海水上涨，已经使众多小岛国家人民无法继续在他们的家园中生活。如果两极冰架继续崩塌，那么按照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供的情景分析，将要造成的“生态难民”就不是100万、200万而是2000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6)也证明，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也与世界大略相同。首先，近百年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并且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第二，近几年来我国春夏秋冬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诸如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在广西和云南等地发生的大旱。第三，许多事实证明，气候变化已经为影响我国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生物灾害频发、台风和风暴潮和沿海地带灾害加剧、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退化，以及许多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营安全不能如期实现的因素。综上所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性生存环境危机问题，选择低碳发展便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
三
英国，作为最早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者，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十分复杂的。第一，它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最早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第二，作为人类工业革命最早的开拓者，它曾饱尝人类的工业活动对其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雾都孤儿》就是明证。第三，作为世界第一个“世界工厂”，作为一个以自己的“母语”为世界通行语的、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历史与现状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早在1989年，它的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在其《绿色经济蓝图》一书中就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概念；2003年在它创建低碳经济的同一年，其皇家科学院彼得·迪肯爵士写出了一本意味深长的书——《全球性转变——重塑世界经济地图》。第四，英国关于“谁占领未来能源，谁就占领未来发展空间”的理论或文化，是其能源报告从改变现有能源现状、着眼于未来能源结构，创建低碳经济的指导思想；换句话说，在英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更是为应对未来能源供给短缺而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支持这一战略选择是英国的能源文化。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全世界从“柴草能源”转变为“煤炭能源”的先行者，而且是从“煤炭能源”转向“石油能源”的竞跑者；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由英国化学家即因与卢瑟福一起研究放射性衰变结果并成功阐明同位素理论而获得192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费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1877-1956)发起，由英美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曾参加的关于“给文化注入能源”的大讨论——是支持这种能源转换的指导思想。
索迪认为，每天阳光普照大地的现实，意味着一种科学事实，即每平方米含有几万千卡的能量，一部分被生物体吸收进而被转换成生命的能源；另一部分最终以热量的形式辐射回太空。如果我们把能源看做是贯穿生物生存始终的能量，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能”定义为“有用能量流动的速度”。在生存竞争的意义上，不管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还是同一物种内部的竞争，都可以看做是为争夺有用能量并保持能量在生物系统中不断流动的竞争，这种能量就像是在市场经济中流动的那种具有与一切财富进行交换的“全能通货”。因此，对所有科学而言，能源都是其最基本的隐形通货。以索迪观点为基础，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麦克可迪认为，任何时代、任何人或任何集团，其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都是利用能量以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能力。美国自然能量系统的开拓者霍华德·T.奥德姆则进一步认为，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来源于重要的“能量资助”，除非我们完全理解“能量资助”的重要性，否则我们不可能正确理解人类文明历史——包括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实际上，每个社会的盈亏结算点都是能量的剩余数量，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创造活动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能量短缺的问题。在考察能量消费和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提出一个简单但却是综合评价人类文明社会的方法：(1)每人每年使用能量的总量；(2)利用能量时所使用的技术方法的效率；(3)生产出来的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服务的数量。怀特认为，当每人每年消耗的能量增加时，文明就往前发展，或者当能量做功过程中的使用效率提高的时候文明就会进步。他也深信，不论是在物质领域内还是在非物质文化系统中能量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科学家、人类学家提出“给文化注入能量”的同时，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反其意而用之提出给“能源注入文化”的口号。由此，英国在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全力推动下，其战舰成功地完成了从舰艇烧煤向烧石油的转变，并以此为起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完成了将支撑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煤炭能源”转化为“石油能源”。进入21世纪以后，依然是在这样一种能源文化的统领下，2003年英国能源报告以“我们能源的未来”为出发点，吹响“创建低碳经济”，从“石油能源时代”向“后化石能源时代”转变，即向“新能源时代”转变的进军号。2007年，英国公布了全球首部《气候变化法案》，并提供一个明确《英国气候变化战略框架》表明英国的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即以1990年排放水平为基准，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20%，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26%～32%，到2050年减少60%，并建成低碳经济社会。2009年，为确保企业和个人向低碳科技领域投资，英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英国低碳转换计划》。需要强调的是，在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近10年间，英国实现了其200多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即在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8%的基础上，其经济却增长了28%，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环境与发展“双赢”的最好案例。如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气候变化特使艾士诚所说，对于英国向低碳前进，既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也是重新实现经济繁荣的机会。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也指出：我们找到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经济萧条中走出来，这条路既能使我们的地球减少生态危险，又能促使新投资产生作用，从而为大家创造一种更加安全清洁、更有吸引力的经济。
谈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灰色”向“绿色”、“高碳”向“低碳”的转化，不能不提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贡献。在2007年年底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当气候谈判发生“卡壳”的时候，潘基文及时发表了一场“措辞强硬”的讲话，他说：“人类正面临着一次绿色经济时代的巨大变革，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未来的道路”；“绿色经济正在为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的规模之大可能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罕见的”；同时为了强力推行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潘基文还指示把联合国环境日2008年的口号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尽管如此，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的行动方案，依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全人类的利益虽然包含着所有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不同于那些长期受益于高碳经济发展的本国利益。谁是高碳经济的受益者呢？从历史角度看，占全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排放量，占人类排放总量的80%；不到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却消耗了世界总能量的25%；一个普通美国人每年要消耗8000磅石油、4700磅天然气、5150磅煤炭和0.1磅铀⑧。从现实角度看，环球能源网2007年根据碳监测行动(CARMA)网站提供的数据，对各国排放量进行比较得出：美国是排放最多的国家，排放量为28亿吨／年，仅美国发电厂排放量就占到全球发电厂排放总量的25%；中国在排放量上与美国很接近，排放量为27亿吨／年，但中国人均排放量仅有2吨／年，而美国人均则不少于9吨／年；位于第三位是俄罗斯，其排放总量为6.61亿吨／年；但总排放量位居第7名的澳大利亚，人均排放量却为11吨／年，居于世界首位。
四
上面数据表明，占全人类20%发达国家，因率先工业化而不仅占有了昨天和今天80%的财富，而且还占满了昨天和今天80%的排放空间；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因工业化“不发达”或“不发展”，不仅昨天苦遭贫穷，而且今天还要苦遭失去发展的机会或苦遭失去家园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仅仅从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或生态建设的“紧迫性”角度，而不是从人类公平、正义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分配仅剩下的20%排放权，那么就会得出发展中国家应当放弃发展的荒谬结论。因为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肯定大于处在工业化高级阶段或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显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不正义也不公平。因此，全世界必须站在全人类共同福祉的立场、特别是站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立场，去设计与这20%排放权相关的国际制度安排问题。这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世界就一直探讨的问题，即如何建立起一个既能够坚持平等、公平之正义，又能够具有应对之紧迫性、操作之有效性的全球性减排原则和制度框架问题。在1992年由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元首共同签订了UNCCC之后，UNCCC缔约国花费长达5年多的时间探索和切磋，终于在1997年达成了本着“共同而有区别”、“减排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的原则，签订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作为UNCCC执行方案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了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的减排额度及其运作机制。应该说，《京都议定书》是当时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最富有成效的应对。然而，美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主要缔约国之一却以极端霸权主义态度拒绝签署其《京都议定书》，其结果不仅导致应对气候变化局面更加严峻而且还造成视听混淆、枝节横生。
美国这样做，照布什的话说主要基于两点：(1)对“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暖趋势的主要因素”表示怀疑；(2)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和发达国家一起减排感到不公平。经常以世界领袖而自居的美国总统为何会说出这等有悖共识与常识的话呢？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书中作了如下解释：一边是气候变化、人类生存，另一边是金条、钞票，布什认为两者都很重要；当然，最终他认为金钱更重要！因此，在联合国尽全力抢时间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刻，他还是选择了金钱、金钱、金钱！为了挣更多的钱，他倾全力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即以“美国模式”为标准的全球化运动；亦即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追求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工业化、市场经济、价值体系、私有化以及债台高筑的消费模式。然而，美国在全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标准”带来的却是双重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气候变暖的趋势加快了，构成气候系统的所有要素的发生速率也都加快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策源地发生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并演化为世界性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发生“空心化”，蓝领工人就业难、只能靠“次贷”维持生计，重构工业化迫在眉睫；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非关税壁垒日渐盛行；科技创新、人力资本名曰以风险投资为引擎，实际却以从发展国家转移过来的高级知识人才为主体；变本加厉地刺激市场需求、寅吃卯粮、靠印钞机转动刺激高消费；更为严重的是，不仅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冰岛发生国家破产、希腊发生举国借债，欧洲也发生连锁债务危机⑨。因此，前不久，UNU-WIDER第25届年会将这场目前没有结束的危机定位为“金融、粮食、气候”“三倍数危机”。
其实，以实用主义为信条的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久（2008年5月），美国国策咨询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就提出一项“绿色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预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清洁能源领域注资1000亿美元，并为社会创造200万个“绿领”就业机会。这个与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注资救市相比并不算庞大的计划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它预示着一场与“资本经济”有所不同的“绿色经济”浪潮即将在美国发生。果然不久，奥巴马总统便推出“绿色新政”，希拉里国务卿也言称“绝不放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权”。在美国政府如此“变脸”的鼓舞下，许多国家政府均制订了“绿色经济”刺激方案，以期重振市场活力。进入2009年，特别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后，世界各国又纷纷将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定性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推行与发展低碳经济。一时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变成了“地球卫士”，全世界几乎所有企业都转变为“发展低碳经济的先锋”。然而，与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提前出场，并发出在2020年每单位GDP碳强度减低40%～45%的真诚行动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表现实在让人失望。他以因无权左右议会而无权代表政府做出减排承诺的“表演”，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在美国天大、地大都抵不过资本权力大，绿色绿、低碳低都不如资本道德水准低。因此，虽然从长远的、可持续的、全人类的观点看，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这种潮流却依然受到来自资本权能体系的抵制。资本权能体系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行机制的表现形式，而且是它的决策机制。
美国在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问题上的“抵制”或“支持”都在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福祉之间，具有一种既矛盾又相兼容的二重关系。说它们相互矛盾，是因为低碳经济本质上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生态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而所谓生态经济，则是以人类福祉而不是以资本增殖为经济发展目的，是以人的快乐、健康、幸福而不是以GDP为经济增长目标，是以企业的社会责任——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不是以获取高额利润为己任的经济形态。说它们相互兼容，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前形态的生产方式相比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作或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⑩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无法生存……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1)。需要指出，在马克思那里，“革命”就是“毁灭性的创新”；而这正是“低碳”作为当代“最大的创新”依然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中作为一种可兼容的因素存在的原因。况且，历史发展到今天，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别是向“低碳”代表的可持续方向转变的，绝不仅仅是资本的力量而是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全面博弈”，尽管眼下什么力量也抵不上资本的力量。
五
在笔者看来，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是其在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上“充满迷茫”的表现。在笔者看来，不同于对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战术选择，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则是战略选择，它既要涉及对总体经济地理格局的重构，还要涉及生产方式革命。而当前以对人类未来命运为核心的全球性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从而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生产方式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生活、发展、享乐需要的手段、方法和路径，是解决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构架生产活动经济结构，它是支撑一切经济活动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作为经济基础，它具有自然与社会、技术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决定或实现人与人之间占有、交换、分配资源（包括能源和环境）及其利益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它是决定或承载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方法体系。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同时满足这二重属性的生产方式革命发生过两次。第一次至今还在某些地区进行着，那就是发生在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即以资本战胜地产（封建）、以市场战胜特权、以平等战胜等级、以科学战胜经验、以工业革命带动工业化进程并以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根基的革命；正是在这次革命的基础上发生了——18世纪中期以英国为策源地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以德国、欧洲大陆和美国为策源地的第二次产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策源地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生产方式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是以苏联为开端但至今在中国还在进行中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毫无疑问，不是工业化使发达国家发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发达国家有了支撑其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什么本质特征呢？它以人的活动（具有创新特质的活劳动）主要是雇佣劳动为财富及其积累源泉，以商品（经济品）为财富载体，以货币（价值）为交换媒介，以资本（制度）为资源配置主体，以市场（制度）为资源配置方式和运行机制，以获取高额利润（钱）为增长目的，以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为获利手段，以在全世界享有经济霸权（权能体系）为获取超额利润（创新利润）为发展路径，以“自由、平等、所有权、边沁”为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基础。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演化为一个包括生产体系、运行机制、决策和分配权能系统的超复杂制度体系，并被不断改变和创新；所谓“资本”本身就是一个超复杂经济有机体，也具有既一般又特殊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极其抽象的能够增殖的价值、充满流动性运动、要求均等性和创新性的社会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千姿百态的具象：例如，它既可以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也可以是社会资本、知识资本，还可以是品牌资本、人力资本；所谓市场（体系）则是各种形态资本进行运动的时空框架及其规则体系，其中，所谓金融市场则是资本进行融通、集中、扩张、兼并、实现自己增殖使命的框架和制度规则体系，由于资本是市场经济中的“司令”、“引擎”、“指挥”，所以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另外，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它把推动工业化当作自己开疆破土获取霸权的招牌和路径，并把各种形式的创新当作刺激超前消费拉动市场需求的手段。
应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创造了奇迹。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2)。然而，伴随这个奇迹，全人类所承受苦难太大了。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以蒸汽机为特征的产业革命，改变了生产领域的驱动力方式，使生产能力和规模得到扩大，于是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每隔10年就发生一次“产品过剩”危机，在1873～1893年还发生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大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如，第二次产业革命，改进了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提升了人类从自然界提取原材料的能力，例如对石油的开采，从而加快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有速度，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供给奠定了基础，同时运输技术也得到很大提高，产品的市场范围扩大了，资本流动速度加快了，为生产者生产更多产品提供了动力，由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除了在英国还在欧美大部分地区都安营扎寨了，但在一派繁荣之中，1929～1941年间就发生了以产品过剩、人口过剩、资本过剩为特征的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和大萧条以及更大规模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面对这样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学家凯恩斯却把它仅仅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在凯恩斯看来，只要承认生产过剩，那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或变革生产方式了，而归结有效需求不足则只要刺激需求、拉动消费而不需要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在这里，凯恩斯把基于资本增殖预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基于市场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还有基于雇佣劳动及其失业阶层的消费不足，完全混淆起来。这种混淆造成的恶果到现在还没有完结，至今它依然是拯救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然而，多少事实已经证明，正是在这种基于资本增殖需要的总量需求不足的理论，搅乱了人们对基于生态系统的总供给不足的认识。换句话说，地球生态系统的总供给已经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贪婪需求了，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要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当然，人们至今依然迷恋“刺激需求、拉动消费”这一“凯恩斯神话”，是因为这个神话曾代表“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或这个时代创造的“美国模式”。然而，今天，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美国模式，支撑美国模式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对此，美国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早就解释说，美国模式就是把石油（能源）转化为金钱，把金钱转化为世界霸权并循环往复的模式。在《石油风云》(1992)一书中，他用详尽的史实揭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权，以每桶石油2美元、3美元，有许多时候甚至不到1美元的低价，从发展中国家掠走大量工业血液的事实。由此，我们说，美国模式不过是以刺激需求、拉动消费为口实，以工业化为资本、疯狂掠夺别国自然资源、向地球开战，以谋求自己发财的模式。应该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鼓噪之下，美国模式在全世界产生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这种效应如日本环境哲学家岩佐茂所说，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企业偏重追求利润积累资本，轻视废物处理，其后果是爆发了严重的产业公害，出现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就像他强调的那样，“20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日本在战后也成了公害的先进国家”。(13)
六
处在危机与重构之间、现在与未来之端口、灰色与绿色之连接处，总之，处在生产方式全球化转变过程中的低碳经济，从物质形态上看，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生产形式；从技术基础上看，是以能源的高效、清洁、可再生，或以生产的高效能、“吃干榨尽”、清洁生产、节能减排为特征的产业形态；从经济结构上看，是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为骨干，借助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形态；从运行机制上看，是以全球范围内经济关系与经济环境的重构为目标，以全球性的制度创新、法律约束为条件，以全球化的各种形态的非政府、非正式、非经济性质的网络推进为助力，以“碳交易”为代表的市场机制和金融创新为杠杆，以非市场手段为调解机制，实现低成本运作的经济形式；从经济发展战略上看，是一种诞生于当下的市场经济与未来的后市场经济之边缘，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连接处，把过去、现在、未来汇集在一个转折点上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发展模式演进过程上看，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发展，且两者不断发生交互作用的能够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形态。正是由于低碳经济具有如此复杂性，所以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时具有若干确定与不确定性。
从现实可操作的角度看，低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意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上，对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较低或更低的排放；从其结果的角度看，这种低排放，既是对气候变暖的一种应对，也是对生态环境系统被污染的一种遏制；从其前提的角度看，这种低排放、低污染是以低能耗的技术装备和技术手段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与高能效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包括资源和能源的配置方式、生产劳动的技术方式、再生产的运行方式，以及流通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内的广义的生产方式。而与低碳相对应的不是高碳产业，而是毫无节制的“高碳释放活动”，即指那些既不采用高效能技术，也不考虑减少碳排放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其所造成的更多的碳排放活动。这种高碳释放活动，一方面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特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例如，在当前遏制全球范围的气候变暖问题上，主要障碍不是来自技术甚至资金，而是在来自技术转让的价格和资本的增殖程度。
从中国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低碳和低碳经济的理解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首先，那种把低碳理解为混沌自然、原始自然、贫困自然、低层次回归自然，把低碳发展理解为无碳发展或零碳发展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这种错误，如果不及时给予澄清和纠正，不仅会严重阻碍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且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事实上，在科学发展框架下，低碳既不等于停滞、贫困，也不等于限制具有高碳属性产业的引进和发展，还不等于一定要以高技术、高成本为前提，甚至不等于仅仅发展新能源。第二，虽然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况且中国的人均排放、历史排放都较低；但作为一个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和义务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寻求减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并承诺不重复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高碳发展老路；虽然中国结合本国国情和发展能力，在2009年11月26日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中国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并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划，但是如何在微观基础上落实这一系列详细规划还是我们中国需要考虑的迫切而现实的问题。第三，发展低碳与低碳经济，绝不仅仅是靠政府、靠政策推进的事，而是需要我们中国每个区域、每个产业、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的事业。
注释：
①米歇尔·沃尔德普罗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博士，曾担任《科学》杂志的高级撰稿人10年，并在很长时间中担任这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②参阅S.弗雷德·辛格、丹尼斯·T.艾沃利著，林文鹏等译：《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③④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编著：《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⑤世界气象组织(T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的作用是在全面、客观、公正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好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吸收了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数百位专家的工作成果。IPCC设有三个工作组：(1)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组；(2)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正负两方面后果及其适应方案组；(3)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组。此外，还设立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每个工作组设两名联合主席，分别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下设一个技术支持组。IPCC的主要产品是：评估报告、特别报告、方法报告和技术报告。
⑥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⑦参阅维尔纳茨基著：《活物质》，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⑧杰瑞米·里夫金：《氢经济——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革命》，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⑨参阅“民众享乐过‘过国王生活’政府借贷酿债务危机——‘放纵生活’害苦希腊”，载《环球日报》，2010年5月5日第7版。
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0页。
(12)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编著：《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
(13)参阅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标签：低碳经济论文; 碳排放论文; 经济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全球气候变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绿色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