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村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前我国论文,宗教论文,原因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信仰宗教的人数有明显增加。1994年春节前后，有人对皖东全椒县农村信教情况进行抽样调查表明，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占该地总人数的28.4%。[①]信教者多为老人（也有部分的青年人）、妇女、病患者。农村的宗教热已成为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理论界的注意，探讨农村中宗教盛行的原因和背景，积极引导宗教健康发展，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协调，对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关于农村宗教盛行的原因，论者多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落后，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差，人的愚昧无知等方面找原因。当然，从宗教发生学的角度看，宗教的产生无疑是人所无法认识和控制的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异己力量对人压迫的结果。人们也许看到愚昧无知的农民出于确保自己的农业收成或其他经济活动获得成功去求神拜佛；教徒中不少人的确是为了确保平安和医治病痛而走进教堂的，但是，仅限于此是不足以说明目前农村宗教热潮的。甚至说这仅仅是停留于一般的现象性描述，而没有揭示深层的原因。一个明显的事实：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相比，这几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医疗保健条件、物质文化生活层次都有较大提高，但是农村宗教热反而有愈来愈热的趋势。事实上，生产力水平、医疗卫生条件，文化层次都是相对的，以相对的事物来说明绝对是片面的。我们认为，目前农村中宗教盛行是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与重建，传统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失落与重构的过程中，处于社会机制与管理“真空”中失序离散的人们寻找自身定位和坐标的结果，是作为人们社会活动精神支柱的社会主导精神迷失后，精神处于迷茫状态的人们，寻求思想行为取向和笃信目标的结果。
一
人从动物走出来后，人类的活动在最大程度上不再象动物那样受本能的驱使，人具有自我意识和理智。人们活动是在意识和思维的指令下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应有自己的行为取向和目标，他必须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坐标。在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结构中，人是处于定位定格、有序化的状态。人们的一切活动和价值取向的目标是清晰的。随着旧体制的解体，旧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的消解，人虽然更大程度上解脱了经济政治纽带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是人也失去了定位有序的状态，处于离散无序的境地，心理上也失去安全可靠感。特别是传统价值观念、道德体系的解构，人的行为取向、价值标准、笃信目标都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陷入价值真空。而宗教能使人找到可依附、参照的对象，从而使人有某种安全可靠感。下面具体论述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来阐述目前我国农村宗教兴盛的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偶然性、变动性大，流通过程复杂，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成为支配人们活动的异己力量。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销售、分配等经济活动完全依赖于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指令，进行统一计划和管理，经济活动具有简单、明晰、可预见性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是独立的自主性的，生产和销售完全依赖于市场，生产经营者要独立地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和决断。由于商品交换过程复杂，在经济运行中，孤立的个人所汇合而成的经济过程使个人无法控制；反而这一过程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个人。市场经济复杂、模糊和不可预见性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无法预料。人无法把握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与坐标。经济活动竞争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残酷无情使个体产生孤独无力，飘然无依感。这时人们便希望求得一个万能上帝的帮助，使自己在竞争中能稳操胜券，保证成功。
其次，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变化使人们成了“孤独的个体”。
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井然有序，人的生产、生活定位定格。生产活动、公益事业甚至日常生活事务都由各级组织统一计划和管理，人们的一切事务完全依赖于群众集体和上级组织，个人无须对当前或未来的任何事务作出抉择，承担责任。人际关系淳朴和谐，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地域内，同生产、同生活，因而有着深厚的感情。家族关系、亲邻关系十分融洽，农民们互帮互助，同甘共苦。而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个体家庭的事，基层领导组织生产和公共事业的职能大大减弱，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大大减少，生产集体瓦解了，人们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近几年，农民分散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并纷纷走出定居多年的家乡土地，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谋生，人们之间传统的生产生活联系中断，纯朴友爱，互帮互助的家族亲邻关系被割断。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上，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市场交换、金钱关系代替了传统的伦理人情关系，市场经济把许多人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集体的瓦解，基层组织职能的弱化，家族亲邻关系的破坏，使人们一下成了漫游于茫茫大海中无家可归的蝌蚪。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市场经济对家庭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和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家庭的各方面变化把经济大潮中迷茫人们的避风港湾也冲击得七零八落，最终使失序茫然的人们走进教堂。
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父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是家庭经济活动的主体。子女的生活、婚姻、成家立业等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父母和长辈。年长一辈在家庭中由于经济和传统上的原因而拥有较高的权威和尊严。子女对长辈的做人原则、生活信条、价值观念言听计从。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行，经济收入不再仅来源于有限的土地，人人都可在经济大潮中获得发财致富的机会。年长一代因年龄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而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往往手足无措，在经济大潮中成为弱者。而年轻一代则能及时适应新经济大潮，能在商品经济中大显身手，于是他们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随着经济上自主能力增强，年轻一代在生活、婚姻、成家立业方面逐渐自立了，他们受家庭的制约大为削减，他们的家庭观念和责任感也淡化了，与之相应，年长一代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大大降低，他们丧失了往日的权威和尊严。再者由于年轻一代走出祖辈生活的狭隘地域，新世界新观念使他们的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对年轻一代来说，父辈们所特有的传统忠孝伦理观念、做人原则、生活信条大都成为古老的童话和破烂的歌谣。许多青年人不仅在经济上和精神上不能对老人尽到义务，而且遗弃老人、虐待老人的现象也不为少见，使得中老年人不仅深感自惭形秽、孤独无靠，而且时常忍气吞声、满腹积怨。于是，他们在一片世风日下的喟叹声中，摇摇晃晃走进教堂去排遣内心的积怨和郁闷，寻找精神寄托与慰籍。这是农村教徒中，中老年人占多数的主要原因。
再次，一些地方基层组织瘫痪无力及其恶劣的工作作风，有力地把大潮中茫然失序的人们往上帝那里推了一把。
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解构，习惯于定住生活，依赖组织和集体的人，一当要独自为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承担责任时，常常产生孤独无靠、软弱无力之感。尤其是当他看到自身或亲友的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得不到可靠保障时，他便迫切需要向一个可信奉和依赖的权威、组织靠拢。此时，基层组织就应伸出热情的双手，敞开火热的胸怀去接纳、抚慰失散而身心疲惫的人们。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基层组织职能弱化，农民关联减少，一些基层组织处于瘫痪解体状态，农民失去所依赖的对象。特别近几年来农民的收入下降，农民负担繁重，一些基层组织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严重，工作作风恶劣，飞扬跋扈，严重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损坏了基层领导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这样，作为农民所依赖的大家庭——基层组织或瘫痪或解体。农民所依靠的有些“父母官”向农民伸出的是阴冷的手，敞开的是铁石胸膛，于是身心疲惫、孤独无靠、寻求依托的“个体化”的人们便纷纷掉头转向，涌向教堂，投向普渡众生的上苍的神翼之下。
二
目前，转型时期的社会还缺少一个作为社会群体一切活动的焦点和价值观基础的社会主导精神。
社会主导精神是社会在价值观与信仰的历史积淀中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社会群体所崇尚的思想和行为体系。它为社会提供行为取向和笃信目标，从而对社会群体的精神指归和行为模式具有聚集和范导作用。在黑暗的旧中国，砸碎旧世界，翻身求解放是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因此，它成为引导革命人民为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动力，它是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主导精神。在建国初期，人们怀着对党的无限崇敬，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积极为共和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成为当时的社会主导精神。它引导千百万新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祖国忘我无私地奋斗。社会主导精神的丧失是“文革”的恶果。“文革”中，一方面人们所长期信仰的党的德高望重的领袖遭到非人的迫害；另一方面，那些高喊革命，满口高尚言辞的人原来是卑鄙无耻的阴谋家。特别是这群阴谋家对人民高喊“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推行禁欲主义，而自己暗地里挥霍纵欲，这样，使人们心中的信仰受到致命摧残。“文革”中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对道德人伦资源的洗劫，使人们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积淀的信念、价值准则、生活信条和纯洁高尚的理想主义热情烟消云散。“文革”后，人们在对那场浩劫进行反思和批判时，由厌恶道德理想主义、信仰的空想主义而走向道德、信仰虚无主义是那场灾难带来的必然结果。
“文革”给人们思想造成的道德、理想和信仰的虚无主义，在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的调整，各方面矛盾不断暴露，社会中出现浮躁不宁情绪，玩世不恭，盲目随流的混世主义成为时尚。再者，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急功近利，忽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和社会主导精神的建构。我们改革和建设的思路实际上是：物质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上层建筑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对人文精神的注重。因此，我们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改革缺少相应的精神文化的氛围，物质文明建设缺乏人文精神的肥沃土壤。其后果是，改革中出现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的贪婪症，钱权交易、金钱万能的良知泯灭症，知识贬值、精神无用的文化贫血症，急功近利、贪图玩世的短世症等消极腐败现象。这些消极现象又给社会心理上的道德虚无主义、信仰危机、主导精神迷失雪上加霜。尤其是领导者的贪污腐化给社会心理带来的负面效应最大，它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尊严和形象，打击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损害了社会主导精神的建构。
社会主导精神迷失，社会失去规范和引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聚焦点，人们的心灵就会无所归依，陷入困惑迷茫，社会群体就会处于失范、离散的境地。这不仅会使社会群体力量在相互冲撞、磨擦中抵消损耗，而且会出现伦理道德失效、社会行为失衡、个体行为盲从随流的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主导精神、信仰以及宗教是人类特有而必需的精神现象，是人类在生命历程中对未来美满完善的终极境界的关怀与追寻。事实上，这种关怀与追寻正是支撑着人类向历史纵深和未来极限处挺进的精神支柱。人不是为信仰而信仰，为宗教而宗教，“人们的这一切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为了生存的价值信念，不仅是一般信仰的底色，也是一切宗教的底色”[②]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体制和组织变迁、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嬗变、社会主导精神迷失，处于失序离散的人们走进教堂寻求精神寄托和笃信的对象，不是不可理解的。“为了将我们的力量引上一个方向，为了超越我们孤独的生活和摆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全感，以及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赋予生活一定的意义，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对象”[③]。另外也有一部分人由于在心灵中无法确定行为方向，找不到一个可以参照的价值基点，他们便通过与周围人的一致性赋予自己一种可靠感，以多数人的取向为取向，使自己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农村教徒中不少人正是在这种盲从心理驱使下走进教堂的。
三
农村传统封建迷信思想浓厚，文化精神生活贫乏，宗教信仰很容易占据人们的精神空间。
我国农村中，许多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和宗教文化色彩。人的生死、婚丧及重大节日都有一系列的习俗仪式和宗教性的活动。人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种封建习俗和宗教文化的氛围之中。这些习俗和宗教文化观念渗透了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他们的思维定势。无论是自然界中任何异常现象，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任何与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相悖的现象出现。他们都以宗教和迷信的观点来理解它们。在这种社会思想和心理基础上，以及在目前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中，任何宣称拯救世界，能给人带来平安和幸福的宗教，都很容易受到农民的欢迎。农村中的文化精神生活较为贫乏，为宗教俘虏精神空虚、心灵脆弱的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几年来，许多农村很少能看上电影和戏剧，更少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劳动、吃饭、睡觉几乎是农民的全部生活。而在教堂中，来自各村庄的人们欢聚一堂，谈天说地，交流感情，抒发郁闷，宗教仪式洋溢着真诚详和的空气，虔诚的人们歌唱赞美上帝的歌谣。宗教活动满足了农民精神上的需要，又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享受。宗教活动成为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教堂成了身心疲惫的人们休闲的文化娱乐场所。
四
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教人克勤克俭、勤劳致富、诚实守信、乐施好善，倡导人与人相亲相爱，尊老爱幼，反对损人利己、不劳而获、贪图享乐。这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有相通之处。宗教对消除精神空虚，减轻痛苦，稳定情绪，从而缓和社会紧张态势有一定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中国农村封建迷信根深蒂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宗教活动很容易诱发封建迷信和腐朽落后的封建宗法、宗族意识的复发，并相互结合形成强大的社会集团力量，并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计划生育工作；极个别不法分子甚至借宗教挑起事端，制造动乱，破坏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农村宗教问题应予以重视。
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人尚需维系人性的存在，只要人还存在情感的增殖，他就会要超越有限的肉体存在去追求人生的无限意义，人的心灵内界的信仰——一种宽泛主义的宗教——就会永不消失。”[④]因此，不可把宗教仅归为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的观点”[⑤]。任何一种采取过“左”行为向宗教宣战的举动都是愚蠢的。事实证明，“过分地掩遮宗教情感，只会带来疯狂的宗教感情，过分地抑制对无限的渴求，只能带来孤独与寂寞，导致社会无序与混乱，导致整个社会的痛苦与失落。”[⑥]因此，要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各种根源，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合理地解决农村中的宗教问题。鉴于上述目前农村宗教盛行原因的分析，对于解决农村的宗教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从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重建全社会主导价值体系，重树社会主导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力量集中地引向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也就是说要用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信仰体系来代替宗教。为此，要强调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重新树立领导干部高尚的人格力量，塑造、强化党和政府的权威。
第二，认真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改善并强化社会管理。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弱化，基层领导不少是宗教大户或有一定势力和后台的人，而缺少政治过硬、思想品德高尚，懂管理、懂技术，关心农民疾苦，可为农民所依赖、依靠的人。因此，必须纯洁基层组织，选拔一批政治业务素质高，能为人民所信任，能充当农民代言人的来充实基层组织。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组织更应发挥组织和管理的职能，只有基层组织职能强化了，社会管理加强了，农民们人身与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有了依托和安全感，他们才可能从上帝“保护圈”中走出来。
第三，切实抓好党的宗教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执行，把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当作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基层组织，对于农村宗教活动应予以积极引导，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从而推动两个文明的发展。
注释：
① ④ ⑥杨宏山：《皖东农村“基督教热”调查与思考》（《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
③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第146页，三联书店1989年6月版。
②荆学民《论信仰价值的发生》（《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
⑤《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