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训练面临的三个问题：学科内容、研究范式与知识建构--基于双重转换_运动训练学论文

中国运动训练学需面对的3个问题：学科内容、研究范式与知识建构——基于一种双重转型的考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知识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5)03-0126-06

       中国运动训练学是在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建立之初便带有了一定的附庸属性，这种附庸性一是来自于学科内部，即国外训练学知识的引入与吸收，一是来自于学科之间，不同学科知识的借鉴。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附庸性不好，因为这可能是诸多学科发展的一种共同轨迹，也是进行学科交流的一种必然体现。中国运动训练学也正是沿着这条轨迹进入了秩序化发展的道路，1983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分会组织编写的《运动训练学》的出版，往往被认为是中国运动训练学走向秩序化发展的标志[1]。自此，中国运动训练学进入了快速的历史发展时期，直到今天，可以说中国的运动训练学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曹景伟(2004)提出的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中的中国流就是对这一特色的最好梳理和总结[2]。虽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运动训练学与原民主德国、原苏联的训练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与美澳国家以实用为特点的训练理论流派相对应，但随着中国竞技体育实力的不断发展，无论承认与否，中国运动训练学不仅为自身的发展注入了诸多中国元素，更为世界训练理论做出了突出性贡献。然而，学科的发展源泉在于不断的自我探索，不断地适应实践需求，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至今，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冲突，甚至一些尴尬，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被约束”的状态，受外来训练思想的影响较大，或者处于不同的“矛盾漩涡”中而难以取舍(如“实用”与“宏观理论”的论争)。

       为此，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推动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笔者依据CNKI、万方数据平台等数据库，使用“运动训练”“运动训练学”“学科转型”“运动训练学科方向”“运动训练学发展”等为关键词，搜集到相关文献40余篇和多部学术著作，确立了当前中国运动训练学的主要研究取向、研究性质和研究热点，为本研究框架的建立奠定了资料基础。同时，通过Elsevier、EBSCO等外文数据库查阅运动训练的相关文献30余篇，为了解国际运动训练学研究视域提供了参照。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就部分问题进行了专家咨询，共同探讨和商榷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的发展特点、现实困境、主要取向和出路、学科性质、知识架构等问题，进一步为本研究中的主要观点提供论据。最终，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应更加关注如何从一种“约束”状态实现“引领”化发展，而不应局限在流派的争论之中，这也是每一位运动训练学人应肩负的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为中国运动训练学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荣耀和欣慰，但同时也不应让诸多蕴含思想的蓓蕾而夭折，面对当前中国运动训练学存在的诸多论争，中国运动训练学必须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及知识建构3种问题中确立自身的基本态度，或者至少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一种理论思考，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1 学科内容：“体系构建”“问题关注”或“问题间关注”

       学科体系建设一直以来是运动训练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运动训练学学者就为此不断的付出努力，并为此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这一点从不同版本的《运动训练学》教材中可窥见一斑(表1)，这种体系论争时至今日仍在延续，如2012版《运动训练学》教材，对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又有了新的主张和见解。如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构成要素中，将运动员智能改为了运动员知识能力[3]，对训练原则也进行了新的调整，且将项群训练理论、运动队管理、参赛等内容进行了删除，由此可见，关于运动训练学科体系的论争仍未停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一门学科的规范化、制度化离不开学科知识的交流与冲撞，甚至是激化。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所侧重，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还在论争与借鉴的基础上发展的话，当前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运动训练理论体系，如果此时的中国运动训练学仍以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结构要素、内容建设等为论争的主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约束中国运动训练学的积极发展。正如我国学者王智慧(2013)在对田麦久先生的专访中提到的那样，比较完整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已经建立[4]，其特点大致可以归为：第1点，出现了诸多中国特色的训练学理论，通常被人们称之为训练理论中的中国流；第2点，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系统化的运动训练学教材，并由这些教材而形成的多种训练学学术著作；第3点，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与训练实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尤其是伴随中国训练实践的特殊性，围绕中国运动训练实践提出了一些训练理论，如制胜规律、参赛理论(竞技参赛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等。因此，中国运动训练学从传统上或者从纵向的发展历程上体现的是与德国、俄罗斯一脉相承的流派特点，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运动训练学更加表现出自身的特色，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流派特点，或者可以说，中国运动训练学已“站好山头”，无论在中国的学术组织，还是专业方向设置，都表现出了较高的规制性。面对这一历史背景，也就进一步表明，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尤为重要。

       在对部分运动训练学专家访谈中发现，问题关注可以认为是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进程中的另一研究焦点，无可非议，中国运动训练学是在理论引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训练实践而发展的，对训练实践的问题关注也未曾停止，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是有所侧重的。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后，也便进入了以理论体系构建和创立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发展时期，对训练实践问题的关注呈“离散型”状态，或者说缺乏系统化。进入新世纪，伴随着训练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加以中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双重的推动力使得训练学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也先后派出了多个教练员团队、训练学者团队等赴国外学习和进修，不断引入了美澳等国以实用为特色的训练手段，编辑和出版了不少专题性训练实践的材料[5-7]，并在一定阶段突出了一些训练手段的应用(如核心力量训练、功能性训练等)，这也就使得“问题关注”为重心的时代的到来，由此呈现出训练学学科内容由“体系构建”转向了“问题关注”。这从一些相关运动训练领域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陈小平(2006)在“竞技运动训练实践发展的理论思考”中就专项能力问题进行了论述[8]；石岩“射箭运动员心理训练”研究中就某一项目运动员展开论证[9]；王卫星的“高水平运动员体能训练新方法”(2012)对当前体能训练手段进行了专题分析[10]；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实施了“我国潜优势项目取得突破的关键点研究”(200BAK37B00)，重点研究潜优势项目在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及医务保障等方面的突破点，这些研究从更加实践的层面进行了关注和突显，对训练实践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种以“问题关注”为价值取向的训练学研究也表现出了一些尴尬境地，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时代价值，的确为中国和世界运动训练的发展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然而，“问题关注”为取向的训练学理论往往将训练实践中的问题单一化和机械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其自身的学理价值不足。即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针对我国高水平运动训练实践问题，往往倾向于即时问题的解决，而对长期的或综合的因素考虑不足。如对运动员训练中生理生化指标的监控，往往偏向于特征的描述，而对它们的长期跟踪性或关系性研究不够。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能够更为直接地解决训练实践中的当时问题，然而，却由于缺乏不同训练影响要素的关系把握，而使得问题解决表现出短时性和表面化，并容易导致训练效应的反向变化，我国许多运动项目按能量代谢特点进行训练的理念不正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反映吗?当然，这种理念或观念究竟是否应该放弃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比什么并不一定练什么”的训练理念至少应值得去思考或验证。另外，一些问题解决手段缺乏实证依据，如训练中的“快速力量”发展理论，我国许多运动项目突出了“快速力量”的训练内容和手段，有的甚至在高水平运动员训练中，“快速力量”训练成为训练的主体内容，这种训练模式的直接结果或者说长期结果容易导致运动损伤的发生，且提升的幅度随着训练时序的变化而明显变慢，这并不是说“快速力量”训练不重要，而是要考虑其他训练因素，如与最大力量、有氧训练等的关系，即“问题间关注”的重要性。因此，以“问题关注”为核心的训练学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解释力的弱化，这也就必然成为中国运动训练学实现合理转型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世界运动训练学的发展是历时态的，即从专项训练到一般运动训练理论再到解释实践问题的不断转型过程，也由此形成了以强调“宏观理论”建设为特点的德国、俄罗斯、中国训练学派和以突出“实践应用”为特点的美澳训练学派。然而，中国运动训练学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性使得我们既要面对理论体系的快速构建，又要面对竞技训练的实践需要，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实现自我的创新与超越，在这些不同动力要素的推动下，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继续沿着国外的发展轨迹发展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不仅要考虑“体系构建”向“问题关注”的转型，又要考虑如何实现由“问题关注”向“问题间关注”的转型，也就是更加突出以实现“关系性”或“解释性”研究为核心价值取向，这是对世界运动训练学历时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因此，中国运动训练学在“学科内容”上应做好上述“双重转型”，不能局限于单一问题的单一性解决，也不能一味追从国外运动训练学的发展思路和脉搏，在注重交流的同时，更应体现自我的超越。今天的中国运动训练学，从学科内容来看，以学科体系构建为突出特点的时期已经弱化，“问题关注”和“问题间关注”是必须面对的两种共时态表征，尤其是“问题间关注”(强调学理性和解释性)对学科内容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这里并不是对“问题关注”的否定，只是想表达当下的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需要在关系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上做出更多的努力，而避免停留在以学科体系论争(外在标准)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漩涡当中。

       2 研究范式：“描述研究”“实证研究”或“解释研究”

       “范式”理论最早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学科范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主要指的是某一学科社会共同体，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所遵循的一定研究方式，具体可包括学科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等[11]，这也是标志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该理论强调某一学科的发展是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运动训练学学科也同样表现出范式的更替与嬗变特征，或者说在“描述研究”“实证研究”及“解释研究”方面应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也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历史宿命。

       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由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自创建之初就以引入和借鉴为基础发展起来，以学科体系构建为基本价值取向，虽然在这一进程中，也不乏中国训练实践问题的研究，但可以归结为是与实践成两条路线来走的，一方面是着重于宏观训练理论的组建与探讨，一方面是训练实践的独身前行，两条路线呈明显的割裂状态，在理论上体现出以“描述性研究”范式为主体，在实践上呈现的是“经验总结”为特点。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虽正在不断努力，但似乎在训练理论上的跟进不足，即问题的解释力不够，这也是长期以描述性研究为背景下造成的解释力的弱化。导致学科解释力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中国运动训练学秉承了原民主德国、原苏联等国家的训练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突显了宏观训练理论体系的关注，而缺乏以美澳实用为特点的训练学研究；二是实证性研究的不足，田麦久先生曾指出，目前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中，运动训练学专题的实验性研究还比较少，而大量的都是回顾性的研究或是文献性的研究。的确如此，就拿许多体能训练手段而言，在训练实践中一旦取得一点成效，就存在将其“神话”的现象，并将这一手段不假思索的使用，从而导致训练实践的天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两极化”的训练现象在实践当中时有发生，从而导致训练从一种“错误”变成了另一种“错误”，或者说从一种“偏执”走向了“另一种偏执”，由此，在学科解释力上也变得非常无奈和柔弱。

       诚然，实证性研究的缺失在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中一直是一块短板，训练实践中诸多训练手段的盲目使用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佐证。就当前高水平运动员体能训练而言，功能性训练手段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用，然而，我们似乎对功能性训练手段的实际作用还并不是十分的清楚，长期使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并没有人给出确切的实证性结论。当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何种原因，中国运动训练学必须考虑加以突破这些障碍，尤其作为训练学人更应为此付出努力，否则，“问题间关注”也只能是一种形式，而缺乏实在。

      

       图1 金字塔训练结构模型

       Figure 1 Structure Model of Pyramid Training

       当然，这也并不代表以美澳实用为主体特点的训练理论就那么有效，实际则不然，如以美国为代表，其典型的训练特点是强化快速力量[12-13](如金字塔训练结构，图1)。当然，快速力量在体育运动中非常重要，但对如何处理快速力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处理好它与其他竞技能力的关系研究是不够的，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是运动伤病的时有发生，且快速力量并不是体育运动的代名词，毕竟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一定需要快速力量。因此，缺乏理论高度的把握，训练实践可能取得一时的成效，然而，从长远来看，就会容易迷失方向，导致运动训练实践上的失败。由此可见，中国运动训练学既要面对从“描述性研究”向“实践性研究”的转型，还要实现从“实践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的转型，因为，实践性研究并不是目的，而最终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性研究是为了提升最终的解释力，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达成，这也是避免治标不治本现象发生的基本尺度。

       3 知识建构：“嫁接”“联姻”或“内生”

       知识建构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进程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势必影响到学科的独特符号及话语权，由此也便导致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运动训练学也不例外，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运动训练学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以来[14，15]，一直没有摆脱与其他学科知识的纠缠，甚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论。笔者认为，无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什么，中国运动训练学基本呈现出两种知识建构态度，即嫁接与联姻，并且在这两种态度下已越来越彰显出自身的特色，越来越多的学科从运动训练学中走出来，如前面谈到的“竞技参赛学”，以及近些年比较热点的“体能训练学”，在这里姑且不谈论这些学科脱离运动训练学的合理性与否(这并非本文的主旨)，但足以看出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程度及其学科的深化。这一点从对《体育科学》杂志30余年的被引文献类型的统计中也可以得到一定体现(表2)，通过对《体育科学》杂志1981-2014年间刊发论文的引文类型统计表明，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文献被引用率非常高，从不同阶段的二级学科比较来看，基本保持在前5位的位置，这也足以显示出运动训练领域的研究为体育学科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然而，也正是伴随着多学科知识的更替与发展，如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心理学、人体测量学等，且随着其他学科的不断成熟，逐渐出现的竞赛管理、体能训练等。知识建构的多元化特征已非常明显，这也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学科知识建构的第3种态度，即学科关系。因此，如何处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关系也成为一种论争取向。然而，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种学科关系并不是关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运动训练学需要其他学科知识的不断滋养，因为，毕竟运动训练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和人文社会属性，具有辐射多门学科的特点，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关系中如何确立自身的内生机制，并由此确立更多的学术命题。如前所述，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已“站好山头”，即无论是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还是学术组织及专业设置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外在标准和规制化发展态势，而缺乏的正是学科的内在标准，即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学术命题的不足。

       应该说，这种争论最初，运动训练学的基本态度是采用“拿来主义”，这也是学科知识初建的表现，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完善，采用“嫁接”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成为一种历史使然。随着训练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科的“联姻”成为一种新的主题，从而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运动训练学与其他学科的基本关系，有了自身的学科话语权及学科的独立符号。然而，这种学科话语权仍然显得有些脆弱，典型的表现是褪变为一种学科关系上的附庸性[17]。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华勒斯坦的一句话，“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规制化”[18]。事实上，“规制化”并不是运动训练学学科的专利，任何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都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规制化”危机的发展历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运动训练学在经历了“嫁接”“联姻”的基本态度后，学科的“规制化”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这是对学科地位的确立或者说是学科独立性的一种“认可”，更确切地说，这更是一种外在形态的“认可”。

       因为，“学科规制”的成熟，却并没有带来学科解释力的极大提升，尤其是对学理性命题的缺乏，即“内生”性知识欠缺，也由此导致运动训练学科的学术话语权和独立符号还让人感到有些缺憾。这种学科内在学理性知识建构的不足，与当下中国运动训练实践需求与日俱增的客观实际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也便形成了一种学术诉求，这种“诉求”也正是当前对中国运动训练学科发展过程的一种最大“问责”。由此可见，中国运动训练学学科必须在经历了学科嫁接与联姻的基本态度后，走向新的“内生”知识建构时代。中国运动训练学在经历的40余年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后，已具备“规制化”确立的条件，或者说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规制化”轨道阶段(内生知识标准)，虽然，可能还存在一些争论，但中国运动训练学的作用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否承认，它对训练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缺乏的正是一种内在规制，即对学科强大解释力原理知识的诉求和建构。

       4 结语

       中国运动训练学在经历了理论体系构建、问题关注及问题间关注的发展历程之后，可以说，已经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运动训练学可能需要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及知识建构三个方面做出思考和选择，学科内容应确立从“体系构建”向“问题关注”并由“问题关注”向“问题间关注”的转型，当然，这里的“问题间关注”主要强调的是一种从关系性研究的角度来达到提升学科解释力的目的；在研究范式上，必须完成从“描述性研究”向“实践性研究”并由“实践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的转变；在知识建构上，必须完成从“学科嫁接”到“学科联姻”并由“学科联姻”向“学科内生”的基本转型。即这种转型应该是双重的，是一种对“历时态转型”的“共时态压缩”，是对建构学科强大解释性原理和命题的一种应对，单纯的遵循国外训练发展的历史态轨迹是难以完成自我超越的，这也是实现中国运动训练学从“约束”走向“引领”发展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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