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彷徨》的越南语译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本论文,彷徨论文,越南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40年代鲁迅的作品传入越南，鲁迅的名字也越来越为越南文学界所了解。尽管越南读者比较晚才接触到鲁迅及其作品，但鲁迅作品一进入越南就很快地受到越南读者的欢迎，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之所以被越南人接受并产生较为广泛、持续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的社会环境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另一方面，鲁迅作为深刻的思想家，他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历史的洞察比较易于引起越南人的共鸣。
越南鲁迅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还是颇丰。最早接触鲁迅作品的越南人应该说是深受越南人民爱戴的领袖胡志明。20世纪初的几十年，他怀着寻找救国之路的渴望离开祖国到海外。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中国。除了参加政治方面的活动以外，胡志明还是诗人，他很喜欢而且非常了解文学。中国文化修养十分深厚、精通汉字的他，能从原文直接地接触中国文学。他一些有关鲁迅的论述对鲁迅作品、思想在越南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除了胡志明主席与一些当时在中国的越南革命者有接触鲁迅作品的机会之外，绝大多数越南人很晚才知道鲁迅的作品，也就是说鲁迅的作品很晚才进入越南。尽管中越两国唇齿相依，尽管中国自“五四”以来新文化之潮汹涌澎湃，并影响远至欧美；但是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对越南实行文化封锁政策，国外所有进步的书刊都不能进入越南，其中包括中国新文学。
1936年越南的政治局面有所好转，在“民主战线运动”的压力下，法国殖民者放宽了文化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邓邰梅先生花了很多工夫在河内一些有名的中文书店寻找当时中国的新文学作品。邓邰梅得到了一份纪念鲁迅的特刊，从此树立了将鲁迅介绍给越南读者的信念。1944年，邓邰梅在越南最早正式介绍鲁迅及其作品，在中越文学交流史上翻开新的一页。一年后，1945年，越南人民在“八月革命”中取得独立。此后，在越南有许多翻译者把较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越南语，其中鲁迅作品翻译量最多。他的所有小说全都有越语译版，还多次出版。70年代，越南南方还没解放的时候，两个很有名的文学研究者简芝和阮献黎将鲁迅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当时，越南南方还在美国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在西贡（今胡志明市），简芝先生出版了越南语版的《阿Q正传》。1954年，阮献黎撰写《中国文学史大纲》，这是越南人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此书也郑重地介绍了鲁迅及其作品。上述译著的出版，迅速提高了鲁迅在越南的知名度。可以说，鲁迅在越南为大众所熟知显然与鲁迅作品这段时间在越南的大量翻译有直接的关系。
鲁迅短篇小说在越南早有多种译本，研究鲁迅的论文也不少，可至今还没有任何关于译本的比较、研究文章。因此，读者也不能确定几种译本之间，哪种译本是最可靠、最权威的。另外，因为文化语境、传统习俗、译本的问世时代不同，各译者传达的文本一定有差别，从而读者所能理解的内涵也不一样。在越南，通过译本来研究鲁迅的情况很普遍，能阅读鲁迅短篇小说的中文版的学者相当少。众所周知，文学翻译是很难做得好的事情，不免出错或者达不到作者的意图，这都会影响到学者的研究与读者的理解。
一、《呐喊》、《彷徨》越译版本的译者
《呐喊》与《彷徨》中的短篇小说的越南语译本，至今所能够搜集到的共有五种译本，由下面几位译者翻译。
1.邓邰梅（1902～1984）——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他是越南最早介绍鲁迅的人，但他所译的鲁迅小说不多，而主要是翻译一些杂文并且注重研究方面。1943年，邓邰梅已把《阿Q正传》翻译成越南语，然后把《阿Q正传》的越语译版和《野草》里面的一些已翻译好的文章在《清毅报》上发表。没多久，他又把所有译作结集为《鲁迅的身世与事业》一书，1944年由河内时代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向越南读者全面介绍了鲁迅自童年到病逝的一生以及其文艺创作与研究。后来，因为张正将邓邰梅译的《阿Q正传》进行修改，所以第一次出版的《阿Q正传》那本小说的译者名字是邓邰梅和张正两人共列的（由河内建设出版社出版，大概是50年代初，因为书上没标出版年份）。
2.潘魁（1887～1959）——越南翻译鲁迅小说选集的第一译者。潘魁出生于官僚家族，从小就学习汉字。精通汉文、知识广博的潘魁虽然受过长期的封建传统教育，但是因当时的背景（越南受法国殖民统治）他开始学越南国语和法语，所以很早就跟西方新思想接触，拥有革新精神并且提倡人权思想。潘魁的文章当时在越南各报相当有名气。他的文章带着又讽刺又尖锐的风格，给当时文坛带来一种新的气息。他的《鲁迅小说选集》，于1957年由越南作协出版社出版，共两册。当时，这部选集引起许多作家、知识分子的关注。虽然潘魁不是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但他是作家，在文学感受与写作方面颇有优势。他的作品与译作不多，可是他笔下风格别有特色。
3.胡浪（未找到出生年份，大概是30年代）——最少人知的鲁迅小说翻译者。1960年，胡浪译《祝福》，该书收入《明天》、《祝福》两篇小说，由河内普通出版社出版。除译过上面所提的鲁迅两篇小说之外，还翻译一些唐诗。他翻译了这本名为《祝福》的书后就不再继续翻译鲁迅其他作品，所以关于胡浪的资料确实很少。
4.张正（1918～）——最重要、最权威的译者。张正20岁开始文学生涯，主要是往文学批评方向走。后来，因抗法时期文坛进入寂寞的状况，张正暂时中断写作而开始自学汉语。他对《清毅》杂志上邓邰梅译的一些鲁迅小说与杂文很感兴趣，因此下决心学好汉语来翻译鲁迅的著作。1952年，他被派到中国学汉语，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他接触了中国的新文学。回国后，他参加教育部高中的语文教材编选项目组，而且又写起文章来。同时也开始着手翻译鲁迅作品。张正是一名专业翻译家，又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因此他的译作也明显体现规范、正统的译风。张正是翻译鲁迅作品最多、最完整的译者并且他的注释相当详细。他曾是在华留学的学生，汉字知识广博，酷爱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新文学。他的主要译作有：《呐喊》，越南文化出版社，1961年；《彷徨》，越南文化出版社，1961年；《阿Q正传》（小说），越南教育出版社，1970年；《鲁迅小说集》，越南文学出版社，1998年。张正翻译的鲁迅小说带着浓厚的文学风格，文字、语法都较为规范，所以一直以来，越南鲁迅研究专家都认为他的译本是一流的，早就被选入高中文选课本。
5.简芝（1904～2005）——南方西贡第一个译介《阿Q正传》的人。他是越南现代著名汉学家，专门从事佛学和诗学研究，是有名的东方文化研究学者，通晓中国的古代文学。越南南方还没解放时，西贡（今胡志明市）和一些地方在各领域都受美国人的支配与统治，因此一些对统治者不利的书刊就很少出世。简芝当时是南方西贡第一个译介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人。简芝在1968年译出《阿Q正传》（小说），西贡香稿出版社出版；越南南方解放后，1987年，再出《鲁迅选集》，由越南厚江综合出版社出版。
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是以一种语言传达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的转换过程。但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背景在这一复杂的文学转换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要注意到两方面，一是作者创作作品的时代背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影响；二是译本问世的时代以及译者个人背景。
中国和越南都属于亚洲地区，而且越南还属于“汉字文化圈”中的主要的三个国家之一（日本、朝鲜、越南）。汉语口语和汉字传入越南以后，曾有机地与本国语言相结合，被广为接受和使用。因此，吸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是越南十分悠久的传统。长时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两国的传统文化有较多共同之处或相差不远。因此，越南译者翻译鲁迅短篇小说颇有优势。如：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家没有子嗣就是最大的不幸，不生儿育女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骂人“断子绝孙”是最刻毒的咒语。而可能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要淡薄得多，尤其是在追求享乐的现代年轻人中，断子绝孙对个人和家庭而言无足轻重。可是，对越南人来说，这种观念是熟悉的，根本无须加上任何解释，因为越南曾很长时间受中国封建礼教的思想影响。
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不仅仅是语言的现象。为什么翻译（翻译的动机），翻译什么（作品的选择），怎么翻译（翻译的方式），都与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需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被打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不了解一个时代，就无法理解一个时代的翻译；不了解翻译家的背景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文化理想、价值追求和政治关怀。
二、《呐喊》、《彷徨》越译本的翻译特点
风格的翻译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作语言的正确传达。风格翻译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译者不但具有深厚的双语功底，广博的知识，相当的文学眼光，还要具有熟练驾驭译入语语言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译者时代、译者地域、译者职业等方面来了解翻译家为何那样翻译。
1.折射译者时代特色的译文
文学作品有时代风格，文学译品也应有时代风格。翻译史证明，伟大的文学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译本。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对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理解，都要求伟大的文学作品为自己的时代服务，甚至要符合那时代的政治需求。为了传达好原作风格，译者必须深入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作品做透彻的理解；但是仅仅做到这点还不够，翻译还需要注重效果，即不能不顾读者对象和时代需要。
通过对四位译者的译本比较，可以发现四种译本在语言形式上有明显不同。在选词上，张正比潘魁多用新词来描写，而且多用书面语，读起来觉得比潘魁委婉。原因是张正的译文比潘魁晚几年，虽然时间相隔不长，可是在此期间，越南的政治情况还没稳定，越南语经历了一些转变，而且潘魁和张正的社会观、审美观和创作个性有所差别。比如说，鲁迅小说《伤逝》的题目被潘魁译成《
i tình 
i》（译成汉语是《情啊！情》），而张正就将《伤逝》译为《Ti
c thuong nh
ng ngày
》（译成汉语应该是“悲伤地怀念往日”的意思）。从两位译者对《伤逝》的题目的译法来看，他们都不按“伤逝”这词本意（“伤逝”：悲伤地怀念去世的人②）而根据自己对小说内容的理解来翻译题目。潘译带有很浓的口语风格，像一声叹息似的，题目显得通俗，张译却具有书面语色彩。总而言之，潘魁在词汇句法上都更接近熟悉的日常口语，而张正的译本是四人之中最表现出时代性特征。简芝的译文中错译与误译的地方最多，有些地方不知是故意删除还是漏译了，多少影响到译文的质量。简芝的选词明显旧了点，使读者对一些词会产生不解。
2.反映译者地域特色的译文
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对作家的思想感情、文化素养、审美心理都有深刻的影响，必然使作者的风格带有地域特征。文学翻译是个艺术再创造过程，译者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其译文在词汇上必然表现出地域色彩。
潘魁家乡位于越南中部，张正与胡浪生于北部，而简芝却长期住于南方西贡，生活地域的不同也对他们的译本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语言表达方面。个人所受的思想艺术观念、政治观念也有差别，有的支持革命，有的提倡要革命救国但不要共产党，有的只是纯粹是自由学者，或者是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爱国学者。他们的政治追求与思想不同也给译本带来一些影响。小说《祝福》共有四个版本，分别是由潘魁、张正、胡浪、简芝译的。《祝福》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在四个译本中却有四种不太相同的翻译：chúc phuóc（潘魁）、L
C
phúc（张正）、Chúnphúc（胡浪）、L chúc phúc（简芝），虽然每个译者翻译的题目都跟原文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若仔细分析会分辨出它们的不同。胡浪是用汉越词① 的读音直接译出来的；潘魁也跟胡浪一样是直接译出的，但是他的后面一词带些口语色彩，而且还是前期比较常用的词，这也证明潘魁的译本是比较早的；简芝的加上了一个词“L”，试图强调这是一种习俗、节日（译成名词性词语），后面的还保留汉越词的读音；张正是唯一将题目译成较纯越南语的，意思也还是很准确的，所以说张正的译本用语相当规范而且符合现代越南语。
3.体现译者职业特性的译文
从内容来看，几种译文都准确表达了原意，但在遣词造句上已经显示出了基于职业的明显差异。如潘魁是作家又是前期的作家，所以他的译文虽然用词较旧、句法和语法上也不规范，不太符合现代读者的要求，可是看他的译本会感觉有文学意味的表达手段、而且还隐隐约约有鲁迅的风格。而简芝和胡浪只是学者，所以他们的译本比较达意正确，但是在风格上还没体现出明显的特色。如上所说，较为规范的译本应该是张正的，他的译本达意正确、用词规范、写景优美、表达通顺。张正的译法如此规范，是因为他不仅是文学研究者而且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他的鲁迅小说译文常被选入高校语文课本。译者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风，译文中仍不免流露出职业等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说明，在正确传达原文意义的前提下，在译文中适当地溶入译者个人方言，不仅不会歪曲原文，反而会使译文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笔者认为，翻译鲁迅的小说时，译者应该遵守“信”、“达”、“切”的三字标准比较好，因为如果太“雅”就不再是鲁迅的风格了。
可能是因为张正的译法显得如此规范，所以读的时候很难找出缺点，同时也难找到鲁迅真正的写作风格所在。而潘魁的翻译虽存在语言上的一些错误，可是他的翻译较“切”，较接近鲁迅的风格。
鲁迅的小说自1944年被翻译到越南后，产生了多个译本。各种译本都根据中国原著进行翻译，而不是借助别的语言文本进行再翻译。要承认的是，现有的各种：鲁迅小说越语译本与中文原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既跟译者的翻译手法有关，如有的译者为了让读者更容易读懂小说，翻译过程中运用了通俗易懂的地方和民俗语言；也跟译者本人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有关，甚至因译者的翻译经验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翻译结果。就越语译本与中文原著来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越语译本之间及越语译本与中文原著之间的差异。
鲁迅之所以被越南人接受并产生较为广泛、持续的影响，与其作品的普及性翻译和译本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离开了翻译，鲁迅作品及其思想就不会在越南推广流行，越南读者就会失去对鲁迅作品接触与了解的机会，更不会有大规模的解释研究和阐发研究，当然也不会对越南文学产生深刻影响。所以翻译推动了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在越南的本土化进程，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关于越南为什么如此热心翻译研究鲁迅《呐喊》、《彷徨》里面的小说，我想唯一的答案是，越南选择鲁迅，因为她需要鲁迅。这大概也是鲁迅的作品虽然在越南几经褒贬抑扬却至今依然流传的原因吧。
注释：
① 汉越词：汉越词是对越南语里的汉根词和汉源词的统称。
②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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