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家主席相隔12年对美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并就中美建立持久、稳定的双边关系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这次中美首脑会晤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表明，面向21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启动。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前途如何，很大程度上将是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特别是对美国朝野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的严峻考验。
一、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处于新的历史关头
（一）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以来，中美关系总的说来向前发展，但又始终处于一种上下波动的状态，合作与冲突并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如同整个国际关系一样，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面临着在21世纪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的历史性的重大战略选择。我们理应采取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认真态度，作出顺应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多样化趋势的明智的历史抉择。如果说当年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来的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战略利益，那么在今天只有从全人类、全世界以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才能保证中美关系不再发生过去那样的大波折。刚刚结束的中美首脑会晤给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指出：“江主席访美必将点燃美国人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崇敬的火焰。”〔1 〕这次中美首脑会晤是中美双方规划下一世纪中美关系方向的一次积极努力。江主席访美成功的重要意义在于，经过双方的努力，访问已成为推动建立面向21世纪中美战略关系框架的一次契机，使中美在迈向21世纪之际开展战略对话有了良好开端。
（二）中美关系在中美两国对外政策中处于极重要地位。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美关系是冷战后中美两国外交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一贯重视发展与美国正常稳定的双边关系。早在1993年中美首脑在西雅图正式会晤时，江主席就提出中美应从战略的高度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关系。中国认为，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中美作为世界性大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至关重要。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的整体对外关系，而且事关中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发展战略。当然，在中美关系全局上，中国是以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依据，来判定和衡量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框架。美国也日益认识到发展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对美国来讲极为重要。（1）中美关系不管是好是坏， 对双方的利害关系都十分巨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中美关系毫无疑义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 ）美朝野不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具备向美国利益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对中国强大后的战略意图仍存疑虑，克林顿甚至认为，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将决定今后50年是一个冲突的世界抑或是一个合作的世界〔2〕。（3）克林顿政府越来越感到，中美关系的起伏不定，既损害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招致美国国内对克林顿政府的批评和攻击。克林顿希望通过将中美关系逐步建立在较为稳固的战略基础之上，来证明其对华政策的成功和行之有效，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争取名垂青史。
（三）中美关系越来越被赋予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1 ）中美关系近年来在政治摩擦不断的同时，合作领域仍在继续拓宽，甚至在比较敏感的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也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中美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输赢关系，需要越来越多地从战略伙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与对方发展关系，双方在安全、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了分歧，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是双方建立地区与全球性的合作机制。（2 ）中美关系已发展成为越来越关系到世界全局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好与坏已越来越成为世界能否和平、稳定、繁荣的关键之一。中美双方应共同承担起创造世界美好未来应当承担的责任，携手把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3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重建中美关系战略框架的必要性。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需要明确双方的共同利益，对付所面临的重建战略共识的挑战，携手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框架，将具体问题放到更宽广的视野框架之中去解决〔3〕。
二、中美重建战略关系的时机趋于成熟
今年上半年以来，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较前明显积极的变化。中美首脑会晤与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更说明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时机趋于成熟。
（一）美把谋求与中国的战略对话提上日程，感到制定新的长期对华战略框架势在必行，这是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机的重要条件。
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缺乏战略眼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经过辩论与反思，在美朝野两党形成的对华政策新共识中，与中国进行战略性对话是其核心所在。（2）在进一步强化新共识的基础上， 美处理对华关系开始较多地强调战略利益，着手探寻一项更具连续性、可预见性和更为灵活务实的对华政策，以确定一项符合美国家安全利益的跨世纪对华战略。（3 ）美官方一再就对华关系作出积极表态：要以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处理美中关系；让中国在世界上扮演其适当角色比孤立中国更符合美国利益，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实现美中全面对话至关重要；中国是美对外关系的一个中心，“已变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的美中关系是“21世纪稳定和繁荣的关键”，同中国建立“一种多方面的关系”，符合美长远战略利益；为了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需要“中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美在台湾问题上基本政策立场并无根本变化， 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政策思维，在劝阻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越来越明确地反对台湾当局公开谋求独立的企图。美—高级官员公开指出当年李登辉访美是一大错误。克林顿在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中再次承诺“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5 ）美一些国会议员表示，要在美国会与中国全国人大之间“建立持续的、机制化的联系”。
（二）美较前注重寻求共同利益，这既是中美关系持续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是重塑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基础。
（1）美官方近来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反复强调， 中美未来将一起面对许多挑战，两国必然要携手合作，为世界走向和平繁荣的未来作出贡献；中国充分参与国际社会对美国解决下世纪的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中美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繁荣、改善人类环境等许多重大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双方保持接触的需要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的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美国对华政策构想中也越来越突出共同利益，即把主要精力最大程度地放在寻求两国间的共同点和扩大合作上，力避在有分歧的问题上无休止地争论。这种“务实的接触政策”基本点是，在公开地和相互尊重地解决分歧的同时扩大合作领域〔4〕。（2）美国在保持对华总目标和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其新方针的整体性，即不允许任何一个单一问题左右两国总体关系，试图在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大局的前提下，就某些具体问题分别采取行动。（3 ）美在与中国进行全方位接触和交流中，尤其注重过去几年所忽视的最高级正式会晤和部长级定期磋商，期望和要求中国“不仅遵守国际行为准则，而且帮助制定和实施这些规则”〔5〕。（4）美在对华接触的同时对中国加强防范与戒备，在涉及所谓“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对华继续施压和牵制，同时明里暗里作好各种应变准备，以防中国政策“脱轨”。
（三）避免冷战式冲突成为美对华政策调整的出发点，这是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内在动力。
（1）尽管美国内的对华“遏制论”者仍有不小势力， 使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断受到干扰与牵制，但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表现得较前务实，力争在对华关系上有所作为，因此能够抵制国内一再出现的反华逆流，保持其对华政策的连续性。（2 ）面对美国内今年掀起的反华浪潮，美政府高级官员全力为克林顿现行对华政策辩护，认为不能与中国搞对抗，对抗只能是双方都为之付出很大的代价，从根本上违背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能孤立中国，“孤立中国是行不通的，是会产生反作用的和潜在危险的”〔6〕；也不能一味遏制中国， 因为一味遏制中国的结果无疑地把中国推到敌人的位置，使美国在亚洲陷入孤立，美国的“目标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7〕， 只有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的利益。（3 ）美认为中国目前的政、经发展趋势总体上符合美利益，要推动中国继续朝着更加开放、民主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如果采取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不仅将促使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视美为敌，而且将打乱中国目前这种对美有利的发展趋势。（4）就在反华势力极力炒作香港问题、 政治募捐案时，美副总统戈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财长鲁宾等接连顺利实现访华，近来包括美参众两院议长在内的议员访华日益增多。（5 ）在对华政策的敏感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如在美日安全合作的范畴上搞“战略模糊”。
也要看到，对华政策已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克林顿发展对华关系在国内受到一些国会议员以及舆论界较多的牵制，美国朝野大都强词夺理地把中美关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方，他们强调确保中美战略关系的建立固然需要双方作出让步，但更多地压中方采取实质性的步骤，这种观点说明美对华政策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这次首脑会晤也可看出，人权问题仍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大障碍，对于中美重建战略关系的进程也不宜盲目乐观，仍需要双方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三、未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基本构想
（一）目标与性质。
（1）中美战略关系的目标是：要从各自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 以刚刚结束的中美首脑会晤与《中美联合声明》为良好开端，通过不断的高层战略对话，求得尽可能多的战略谅解，将一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富有活力和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争取几年之内逐渐形成中美关系发展的良性循环，避免两国关系一再出现大的波折起伏，使中美关系建立在一种较为稳固的基础上，并具有保持全面合作的丰富内涵。
（2）就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而言，应是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当今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都不必要也不应当建立在共同对付第三国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消除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冷战时期中美战略关系的简单再现，也不同于作为冷战遗留物的美日安全同盟关系。它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结盟性质，也不具有一方依附于另一方的特点。它是一种基于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与目标而展开广泛合作的双边关系。
（二）框架与结构。
（1 ）中美战略关系的框架就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第一，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在信任日渐加深的基础上，双方互不威胁对方，互不把对方视为威胁或潜在威胁，也不把对方视为敌手或潜在敌手，而是相互视为朋友和伙伴，实现战略安全上互不为敌，贸易上互通有无，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第二，在《中美联合声明》重新界定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在9个领域寻求共识，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动力，以协商、 合作的精神处理两国关系中的一切问题，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在矛盾分歧的领域加强对话。第三，双方关系的新基础是，以务实的态度共同解决全球性与地区性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拓展潜力巨大的双边经贸关系，应对诸如武器控制、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使双方在战略层次上建立全面合作机制。
（2）指导面向21世纪中美战略关系的原则方针是， 真正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准则。第一，中美之间可考虑达成如下战略谅解：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必须充分尊重中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信、互利的基础上。第二，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双边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双方要以新的思维和政策构想，取得相互谅解，逐步摆脱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制约与破坏；在达成新的谅解之前，不要采取有可能导致台湾问题复杂化的行动，使其保持一种可控制局面。美方应支持中国继续努力创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力避中美双方届时可能面临的危机和严重对抗。第三，双边军事同盟和军备竞赛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而今扩大军事集团、重签军事同盟条约及强化军事同盟功能，无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成为新的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应通过所有各方的共同努力，谋求逐步建立所有国家都感到更加安全的新型地区合作安全机制。亚太安全不是中美两国之间冲突的来源，应成为两国的合作领域，亚太地区的和平仍将有赖于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三）运行模式。
（1）要努力构建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机制和增加互信的途径。 第一，要实现《中美联合声明》所确立的中美高层沟通管道与互访机制的正常运作。两国元首间的直接联系和定期互访，两国外长定期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都会有力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第二，要依据共同战略利益与先易后难的原则，促成更多的合作，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成就来不断增加互信。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与《中美联合声明》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就是中美双方着眼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达成的信任措施。美方在加强中美经贸与技术合作方面的务实与灵活的精神，有助于使中美经济资源极强的互补匹配性真正发挥出来，做到促进贸易、互为市场，从而促进中美战略关系与市场关系同步发展，并向实现两国在世贸组织与世界经贸领域合作的方向努力。第三，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有赖于美各界人士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和支持。对中国来讲，要深入地做美国公众的工作及开展富有成效的公关活动，使建立持久中美战略关系具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对美国来说，应克服将中美关系与美国内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弊端。为此要充分发挥第二渠道的积极作用，保证两国之间多种交往渠道的畅通，以面向21世纪的姿态推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2）从未来前景看，建立面向21 世纪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仍会面临不少困难：两国利益不尽相同；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美国内仍有一股反华势力不时在兴风作浪；加之两国间未消除的互不信任，使得建立面向21世纪建设性战略关系既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一蹴而就，其间必然包含着摩擦、矛盾与斗争。但如果双方处理得当，这种矛盾与斗争会不同于前几年的动荡与反复，能够避免剧烈冲突，以保证中美关系在基本平稳中向前发展，这将是面向21世纪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希望所在。
注释：
〔1〕尚慕杰大使1997年10月20 日在北京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
〔2〕克林顿1996年11月20日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
〔3〕"China—U.S.Relations in the 21 Century:fosteringcooperation,preventing conflict "by The American Assembly,Col-umbia University,Arden House,Harriman,New York,November,1996.
〔4〕见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
〔5〕见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讲话。
〔6〕见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讲话。
〔7〕见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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