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术界最近十年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学术界论文,新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2-0106-07
俄罗斯对中国的研究起源于18世纪初，经历了俄国早期（1715～1917年）、苏联时期（1917～1991年）和俄罗斯时期（1991～2009年）三个历史阶段。综观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可以看出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宗教使团在早期俄国汉学史上起了开拓性的作用；第二，俄罗斯中国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仅受本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同时也受中国社会、俄中两国关系及学科本身的影响；第三，俄罗斯中国学历史悠久，成绩斐然，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尽管国家经济面临困难，但中国学的地位却显著提高，研究机构与定期出版物明显增加，研究队伍在经受了一度的青黄不接之后也稳中有升，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出现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举及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增多的发展趋势。研究学者的话语权也在提高，季塔连柯院士很诙谐地说：“我们说他们与中国友好，他们就与中国友好”。
无论是以前的苏联学者，还是当今的俄罗斯学者，他们都曾经撰写过不少专著和文章，对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从不同侧面展开了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初的这几年，俄罗斯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明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对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其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俄中双边关系；社会政治史和中共党史；对当代中国的某一位具体人物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的专著既探讨经济问题，又论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俄中双边关系，还阐述社会政治史和中共党史，也涉及一些具体人物，所以也很难把这些专著归入哪一个具体方面。
一、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无论是对中国的经济本身，还是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俄罗斯学者都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98年5月，莫斯科大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题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究竟该走哪条发展道路”，以这次研讨会的文章为基础，1999年出版了论文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可能选择》。
1998年，В.Я.波尔加科夫出版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政策》一书，分析了中国领导层在邓小平时代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探索，同时也阐述了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构想是怎么形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么展开的等一些问题，作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可能走哪条发展道路也做出了自己的预测。О.Н.博罗赫出版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思潮》一书，对改革阶段中国经济科学中的新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进行了思考，对中国是如何吸收借鉴东欧和西欧的经济观点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1999年，Э.П.皮罗瓦洛娃出版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总结》一书，对中国领导层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思想过渡的历程进行了研究。
2003年，А.В.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版了专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过程》，对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过程进行了考察。
2004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经济迈入21世纪》，学者们对中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进行了预测。
此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筹集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和文集，其中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面对的问题与必须接受的挑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迫切问题》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模式》。2006年，波尔加科夫出版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21世纪初的中国》，力图对21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进行综合分析。В.В.茹古廖娃出版了《从计划到市场：中国1978～2005年在价格体系改革方面的经验》；Л.И.孔达舍娃出版了《中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2008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论文集《中国：投资战略及对俄罗斯的前景展望》。2009年，Н.Е.博列芙斯卡娅出版了《中国教育拨款的新机制：俄罗斯背景下的中国经验》。
二、对俄中双边关系的研究
近十多年来，俄罗斯学者对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俄中双边关系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1999年，俄罗斯外交官Б.Н.韦列夏金出版了回忆录《旧中国和新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把个人的观察、回忆及亲历事件与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重大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一直写到1997年。
2000年，圣彼得堡大学出版了曾经在该校学习的扎耶尔斯卡娅的《苏联专家和中国在1949～1960年代末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建设》，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大量的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以前尚不为人知的材料，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在，这本书的材料被广泛使用和引用。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Б.Ф.库利克出版了《苏中分裂：原因和后果》。作者在掌握大量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苏中两个大国冲突的根源、起始原因和后果。
2001年，历史学博士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20世纪的俄罗斯和中国：边界》，该书对20世纪的俄中边界进行了研究，对边境谈判的历史和珍宝岛冲突进行了考察（珍宝岛事件的亲历者B.布别宁于2004年出版了对这一冲突事件的回忆材料）。
2002年，Ю.С.佩斯科夫出版了《苏联—中国：从对抗到合作》，该书在2007年再版。
2003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俄罗斯—中国：六大条约》，讲述了1896～2001年俄国与中国签订的六大条约，书后还附录了俄中之间签订的所有条约。同年，还出版了专著《江泽民的指示：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原则》。
2004年，В.Г.甘申出版了专著《中国和她的邻居：通往公民社会——中国和一些亚太国家建设公民社会基础的特点》，论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基础和一些亚太国家的发展基础。
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出版了论文集《俄中关系：现状和前景》，主要分析了俄中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俄中关系对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影响。共收录了22篇文章，分为中国的内部环境和俄中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俄中关系、全球化条件下的俄中关系三个部分。原苏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О.Б.拉赫马宁出版了《历史片断钩沉》，收录了作者对中国现当代重大问题的重要文章和论述。М.В.亚历山德洛娃出版了《俄中的边境贸易关系》。同年，还出版了论文集《俄罗斯—中国：全球化条件下的合作》。
2006年，长期担任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的罗高寿出版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中关系》，对俄中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和俄中双边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程进行了描述。В.С.库兹涅佐夫出版了《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佛教因素》。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远东地区各民族人民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Н.П.里亚布琴科对苏中对抗年代（1969～1982年）的两国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苏中对抗的原因和性质、中国在此期间对苏关系的内外政策等问题。
2007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中关系》，这是以2005年作者在北京外交学院讲授俄中关系史的讲义为基础而编写成的一本专著。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远东地区各民族人民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所长В.Л.拉林对20～21世纪之交的俄中双边关系和俄中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叙述，并论及两国边境地区的民族范围划分、移民过程和文化互相影响的问题。曾经在中国和美国工作过的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Е.巴扎诺夫出版了《中国：从中央帝国到21世纪的超级强国》一书，在对过去进行回忆的同时，还设了“来自使馆的观察”这一专章。
2008年，长期在华工作过的原苏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Р.Ш.库达舍夫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活》。季塔连科、邦加德·莱温、杰列维扬科、米亚斯尼科夫四位院士编辑出版了《拓展学术的疆域：祝贺齐赫文斯基院士九十大寿》。
2009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С.Г.卢加宁出版了《欧亚大陆上的俄罗斯和中国》一书。
三、对社会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
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社会政治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中国的发展情况、现代化进程和正在实施的各项改革加大了研究力度。出版了一些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文件汇编，如《毛泽东：中国革命和建设》、《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2007年出版了《1999～2007年俄中文件汇编》，这是俄罗斯外交部1999年出版的《1949～1999年俄中文件汇编》的续集。同年，圣彼得堡大学教授Б.Г.多罗宁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宪法和政治体系——教学参考书》，该书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宪法的中文和俄文版，讲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
2000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在迈入21世纪之际，正确的一方是属于邓小平，还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一书，作者叙述了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集体出版了《如何治理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权利结构变化》一书，后来还曾经再版。这本书的特点是对中国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了比较研究。
2002年，В.Я.罗曼纽克出版了《中国奇迹的神话和现实：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即中国的神话和现实。罗曼纽克认为，中国的经验对俄罗斯是有益的。他强调指出，中国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自己经过大量实践检验过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这些战略和政策都在实施之中。他讲述了中国的生意是怎么进行的，怎么与中国人做生意。针对中国奇迹这一话题，Ю.М.加列诺维奇在《中国奇迹还是中国死胡同？》一书中提出了让人诧异的观点。他认为，“没有任何根据来谈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在最近几年没有任何奇迹可谈”，“中国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奇迹的”，与其说是中国奇迹“还不如说是中国死胡同”（见该书第6页）。他写到：“在谈中国局势的时候，如果看看问题的严重性和这些问题已经牵扯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那用‘死胡同’这一术语是说得过去的”。他还特别反驳了А.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观点。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最近几十年的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俄罗斯却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而加列诺维奇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中国因其人口过多，今天已处于灭亡的边缘，为满足居民生存的国内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见该书134页）。
2003年，莫斯科出版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发展》，对俄中两国的社会经济改革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转型进程进行了研究。
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的专集，其中收录的文章对中国55年的发展进行了简单梳理，对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附有大事记。К.А.科卡廖夫出版了《政治制度和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在改革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和主要趋向进行了分析。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学院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在新阶段的革命和改革：探索发展的道路》，其中В.Г.格尔布拉斯的《中共十六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新路径》和О.Ю.亚当斯的《中国的反腐斗争：新趋势》等尤为引人注目。
2005年，А.В.维纳格拉多夫出版《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进一步寻找认同感》，这本书在2008年再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以经典的和现代的政治理论为依托，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综合思考。德.А.斯米尔诺夫出版了《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政治建设》。不久，一部集体研究成果《中国：发展所应面对的威胁、风险和挑战》出版，对中国的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威胁、风险和挑战进行了综合分析，对中国国内有可能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及其对国内外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同年，Л.Д.博尼出版了一本很有分量的书——《迈向市场道路上的中国农村》，对1978～2004年中国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的进程进行了综合研究。作者揭示了这一模式的基本规律性及其特点，并把这一问题与人口问题、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互相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考察。
2006年，历史学博士В.Н.乌索夫出版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两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第一卷写的是1949～1965年的历史，第二卷写的是1966～2004年的历史。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在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利用了俄罗斯和国外尚未公开进入学术领域的部分材料，对新中国成立后55年间的历史和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活动进行了考察。
在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同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预测也是俄罗斯学者极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有2002年出版的《把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工业化国家的战略》和2006年出版的季塔连科院士与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库泽克合写的《2050年前后的中国：共同发展战略》，书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和宗教的发展及武装力量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考察，对中国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
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同时，学者们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在1949～2004年的历史进行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Ю.М.加列诺维奇于2006年出版的《胡锦涛的座右铭：中国的社会和谐》和Н.Л.玛玛耶娃2007年出版的《党和政权：中国共产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玛玛耶娃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逐渐摒弃“法律上的虚无主义”，并对执政党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较之于苏联在过去的“停滞”时期，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共领导层和管理层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表现出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与加强对管理层和普通党员的党内外监督是同步进行的，限制对某些政治问题的辩论。而在最近三十年，党和国家的腐败现象大幅度增长和蔓延，尽管近几年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持续加大，但腐败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将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
2007年，历史学博士Л.С.佩列洛莫夫出版了《孔子学说与中国当代的战略方针》，对1972～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学说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В.Г.甘申出版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1978～2005年改革进程中的政治体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В.Ф.鲍罗季奇出版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俄罗斯和中国政治体制转型问题：比较分析的经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出版了一本国际学术会议文集《中国崛起对全球和地区稳定的意义》，其中А.В.罗曼诺夫对“和谐社会”的理念和中国的当代局势进行了分析；Я.М.贝格尔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进行了分析；О.Н.博罗赫对胡锦涛时代的经济辩论进行了分析；В.Г.格尔布拉斯关注的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В.В.拉佩尔金娜分析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方面；В.С.米亚斯尼科夫展望了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前景；В.А.科济列夫指出了俄罗斯在中国腾飞战略中的作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当代俄罗斯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俄罗斯和外国学者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和中国当代政治问题》，提出了历史编纂学问题。
最近几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学的论文集，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文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一直在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已经出到了2008年。
2008年，Е.И.克拉尼娜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稳步发展的生态问题》，И.В.乌沙科夫出版了《生态迷宫：中国利用自然的社会经济考量》，这两本书都提出了中国的生态问题。М.Л.季塔连科院士出版了《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其中有几个专章专门来论述中国的和平发展、腾飞、俄中关系、俄中关系的稳定和共同发展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了《东方历史》中的最后一卷《当代的东方（1945～2000年）》。
2009年，П.Б.卡梅诺夫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纪之交的军事政策》，对中国的军事政策在保障实施国家的发展战略条件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在21世纪中叶成为亚太地区占有主要地位的强大的现代化强国。同年还出版了集体研究成果《中共十七大和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农业问题》。
四、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中非常关注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
俄罗斯在近几年出版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中，也非常关注对新中国历史的研究。
最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其中有Ю.М.加列诺维奇的《毛泽东之死》，对晚年毛泽东、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文化工作者以及毛泽东身边一些人的命运进行了研究。Ю.М.加列诺维奇还出版了《近看毛泽东》一书，向读者介绍了毛泽东的亲朋好友，介绍了他的家庭、日常生活，分析了他的性格。Ю.М.加列诺维奇的第三本书是《彭德怀和毛泽东》，作者对这两位领导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名人传记丛书”系列中的《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是А.В.潘采夫，其中有两章共224页描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活动。关于朝鲜战争的一章，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如：毛泽东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讨好斯大林（见该书第549页）；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朝鲜，苏联都没有予以真正的帮助（见该书第548页）；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损失了14.8万人（见该书549页），这一数字明显被压低了。一般认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死亡人数在50万～100万人之间。
2008年，Ю.М.加列诺维奇出版了《刘少奇的回归》，其中很详细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生活和活动。
2009年，В.Н.乌索夫出版了《邓小平和他的时代》，对邓小平的生平做了全面的介绍。
俄罗斯现在还在继续研究当代中国的宗教和思想学说体系。
2002年，В.С.库兹涅佐夫出版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伊斯兰教》。
2007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五卷本）的第二卷《神话与宗教》，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历史发展、20世纪的宗教创新进行了研究。一些个别篇章研究的是儒教、道教、佛教、混合教派和中国的外来宗教。
2008年，С.А.戈尔布诺娃出版了《中国：宗教和权力——社会与国家背景下的中国佛教史》，其中就中国当代权力对宗教特别是对佛教的态度进行了研究。
2009年6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四卷——《中国的历史思想、政治和法律文化》，其中有一部分专门研究新中国的历史，概述了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对1949～2000年的思想辩论和主要政治活动进行了分析，简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对新中国的法律文化进行了研究，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在国家规制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我们看到，在最近10年，无论是对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对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经济改革，抑或是对苏中和俄中关系，俄罗斯学术界都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先后出版了70多部专著、论文集，这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俄罗斯对新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都是极为关注的。俄罗斯学者非常清楚的是，只有在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人民睦邻友好的条件下，才能集中精力、切实有效地开展对中国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只有两国政府花大力气扶持学术，学术界广泛交流信息、沟通思想、互换书籍、组织互译出版、广纳贤才、互派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让俄中双方学者畅所欲言，才能提升两国学术的水准和质量。
［收稿日期］200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