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农民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744(2006)03—0007—06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也是最关键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而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则是“重中之重”。我国12亿多人口有9亿在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基于我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进一步明确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事业至关重要。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实践以及他们在农民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着重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解决农民利益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应如何发挥农民在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主体作用。
一、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命题
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命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长期的革命与实践中，把农民问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研究工农联盟问题，突出强调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1856年1月～1859年12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论著中，认真分析了农民的性质和特点，论述了工农联盟问题。他认为农民既有革命性，又有保守性，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阶级。关于农民的革命性，马克思以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为例，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1) 当有觉悟的广大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破灭之后，就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愿望和要求，就要起来斗争。所以，马克思认为：“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定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活动中的独唱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2) 这里，马克思既指出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又指出了在农民众多的国家，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紧密地团结他们。马克思还认真分析了农民和工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性。他认为农民和工人都处于被剥削地位，只是被剥削的形式不同，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提高农民的地位，改变其经济状况，所以农民必然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3) 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农民思想，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1894年11月，恩格斯撰写了《法德农民问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是比较系统的阐述农民问题的经典著述，提出要解决工人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民问题，要重视农民问题，特别强调工农联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建立工人阶级国家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在欧洲大陆“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4) 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5) 与农民结成朋友，得到农民的支持。要得到农民的支持，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恩格斯还强调在革命时期对农民的教育：“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6) 这种教育显然是要争取农民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来。“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7) 这些论述强调了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政党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这些重要思想对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二)列宁对农民问题认识的变化
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的农民政策以及农民对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态度，列宁总结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千万不能剥夺农民，科学地解决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任务。列宁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一方面，农民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半投机者，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的对象。列宁认为，“小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必然把他们变为小资产者，他们永远在雇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动摇着……”。(8)“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对立。”(9)“农民也和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10) 基于对农民阶级二重性的认识，列宁断言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有反动成分。因此，当农民运动是革命运动时应支持，当它是反动运动时应坚决斗争。在列宁看来，农民阶级的二重性是固有的。对农民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克服农民阶级二重性的缺陷，防止农民跟着资产阶级走是必要的。有鉴于此，在内战时期，列宁采取了剥夺农民利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内战结束后，列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认识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发现必须重新探讨解决农民问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列宁及时果断地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包括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组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采取最迅速、最坚决、最紧急的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增加工业品，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所需，给农民更多的物质利益，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农业生产。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争取、动员农民的极端重要性，都把解决农民的利益问题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作为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重大问题的首要任务。
(一)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
1、充分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是最早自觉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成为我党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光辉典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正是由于充分尊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激发出来，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国以后，毛泽东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有一条教训就是对农民剥夺太多，过少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1) 他还说：“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12) 后来，毛泽东还在多种场合专题研究、反复论述农民和农村问题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充分肯定了农民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这是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农民农村问题的优先地位和全局作用。1979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其实质就是给农民自主权，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在1978年8月，邓小平就指出：必须给予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包括军队的同志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13) 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并使之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的“又富又强”联系起来。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地把“共同富裕”当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进而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等一系列创造性理论。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及实现目标的途径规定得更为具体、更为现实，表述得更加准确，最终使富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或生活指标，而是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强调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指出，“农民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加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14) 这是我们党制定农村各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农民负担重、各种费用高、生产积极性低的实际，提出了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突破口，并以此作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保证。江泽民同志认为必须抓好以下工作，一是刹住巧立名目加重农民负担的不正之风；二是必须保证中央已有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及时到位，并坚决落实不走样；三是必须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四是各级领导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多为农民办实事，真正做到保护好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保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2、在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在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上，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能结合时代的特征，采取合适的方式：第一，毛泽东主张农民集体化。如何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从长远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5) 通过集体化道路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个体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在我国有着特殊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荡涤了小农经济存在的基础，在广大农民中确立了一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但是在广大农民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生存环境依然封闭，这种新的制度设计很快被农民中原始的“合伙平产”所蚕食，它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平均分配，共同贫穷。这也是毛泽东所始料未及的。第二，邓小平主张农民自主化。即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使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以农民的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空洞的集体利益，这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显著区别。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的“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时，说“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的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16) 承认农民个人利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力。因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17) 以经营模式的自主化取代强行划一的集体化。农村中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充分肯定农民的首创精神，并予以积极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并不要求整齐划一，农民是分散经营或是规模经营都由农民自己选择。在经营什么上，邓小平提倡因地制宜。他解释道：“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总而言之“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18) 第三，江泽民主张农民“非农化”。这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一个新思路。伴随着我国改革的全面推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又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其中在农民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它不仅影响农业本身，而且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江泽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在1998年他就敏锐地洞察到“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9) 解决的渠道，他认为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要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同时合理有序地转移农业富裕劳动力。2000年，江泽民在谈及农民收入时说：“是农业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等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同时“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广辟就业渠道和增收门路”。(20) 这里江泽民己论及农民增收难的深层问题，即农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从事农业人数太多，城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到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2001年，江泽民明确指出了以城镇化的发展促进农民非农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党几十年来在处理城乡问题上的实践经验提出的一个大思路、大举措，为我们找到了长期困扰农民增收的症结所在。
(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利益
如上所述，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心问题，事关革命事业成败和建设事业兴衰，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农民问题，认真研究农民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农民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农民问题，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谁给他们带来好处，能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拥护谁，就跟谁走。可以说，物质利益决定他们的政治取舍。
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利益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在农村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建立起来，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就是因为它给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农民的利益追求同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同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必须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更不能剥夺农民，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农民的积极性问题至关重要。因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经验总结，认为我们这些年来搞改革，有一条经验，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靠制度，二靠政策。靠制度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靠政策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有着深刻的认识：“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确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20)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真正享有各项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是靠制度来保障的，而人们的物质利益是靠民主权利来保障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物质利益需要民主权利保障，民主权利也会随着物质利益的发展而发展。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能够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主要的就是在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关于保障农民的利益问题，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确定农村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就是坚持了这个正确的出发点。”(21) 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的讲话中也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国农民是最大的群体，农民的事最大，农民的利益最重。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首先，要切实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保证农民经济利益，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政策，必须长期稳定。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稳定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扩大经营自主权，关键是要解决土地承包权问题。其次，切实保护农民的政治利益，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必须落实和保证国家法律规定的农民应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农村政策是党在农村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从根本保障了农民自主权和合法权益，并紧紧围绕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个基点。实践证明，党的农村政策体现了各层主体责、权、利的结合，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整体利益、局部利益的结合；党的农村政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为政策核心。政策稳定才能安民心，政策公平才能得民意，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前提。
三、突出农民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主体地位是现阶段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措施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命题，并提出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突出农民在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亿万农民的事业。其最终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投身新农村建设，陶冶情操、提高素质、转变观念、走向富裕、迈向文明，在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中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共享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因此，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在实践中切实尊重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使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建设自己的家园，是“我要建”，而不是“要我建”，只有这样，新农村才能最终建成。具体来讲，要突出农民在建设新农村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做到：
首先，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让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这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也是多年来农村工作经验的深刻总结。建立村民理事会，放手让农民自我组织、自主管理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务，积极推进农村社会自治，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办法。在新农村建设中，强调农民的主体作用并不排斥政府的管理职能，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引导和激励。这就要求各级党政机构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准确进行角色定位，不断完善激励政策，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于落实全局性的政策措施，例如，从2006年起，我国将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在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提出指导性建设项目。至于具体到每个地区、每个乡镇、每个村庄，如何规划，如何确定项目的优先次序，则由当地农民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当地群众应全程参与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等。
其次，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建设符合农村实际、适应农民需要的新农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具体到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农民为本，从各地农村的实际出发，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模式。农村有农村的特点，村庄建设要注意和城市建设相区别，体现农村的特色，保留农村的历史文脉，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做到人与自然和谐，既展现农村的田园风光，又彰显农村的历史文化底蕴，适应农民生产生活要求。
再次，必须落实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形成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合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虽是广大农民，但仅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尽其所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和服务，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建立财政投一点、包扶单位助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政策优惠省一点的资金筹措机制，统筹安排和集约投放各类支农资金。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新农村建设对口帮扶活动，形成社会各界支持农业、关爱农民、服务农村的浓厚氛围。
最后，为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起到主体作用，应探索在乡村两级建立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经验，落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代理人。由村民代表大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18.665.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7.
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95.296.312.313.
⑧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05.
⑨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3.
⑩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3.
(11)(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68.653.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7.
(14)(19)(20)(2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0.975—977.131.132.158.
(1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
(16)(1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1—352.316.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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