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讲三个问题：一、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方法之一；二、从非汉语反观汉语能得到什么；三、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方法论问题。[1]
这次讲座希望能达到以下三方面效果：一、使听者能够初步掌握汉语和非汉语结合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二、使听者能初步掌握“反观”专题研究的基本操作方法；三、在听者中能出现一些做汉语和非汉语比较研究的青年专家。
一、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方法之一
语言现象极为复杂，难以认识清楚。哪怕是像“鸡不吃了”、“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台上坐着主席团”、“清洁北京”这样的语法结构，也不是容易认识清楚、说明其语法特点的。所以，要真正认识语言的特点，除了下死功夫做语料搜集工作外，还要讲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语言。
汉语的研究，前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包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方法有：古今汉语、不同方言的比较，语言要素相互关系制约的分析，语言结构不同层面的比较，语言习得规律的分析，语言与文化、社会的结合，等等。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语言学家们又提出了汉语研究必须与非汉语相结合的新思想，为汉语研究的深化指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摘录几位大师的讲话：
李方桂先生1939年12月29日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演讲中说：“我并不希望，比方说，专研究汉语的可以一点不知道别的汉藏系语言。印欧的语言学者曾专门一系，但也没有不通别系的。就拿汉语来说，其中有多少问题是需要别的语言帮助的。”“所以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汉藏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研究的系统。”李先生这段精辟的论述，奠定了汉语非汉语结合研究的基础。
严学窘先生在《原始汉语研究的方向》（1988）一文中说：“经过李方桂、丁声树两位学者的指示，必须求助于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才能把汉语的历史扩展得比上古汉语更古一些。”
季羡林先生在《语言应用研究》2000年第1期“卷首语”中强调说：“要进行认真的汉语与同一语系的比较研究，从而真正摸索出汉语的特点。再走《马氏文通》的路子，已经不合时宜了。”
人们重视汉语与非汉语的结合，是考虑到我国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研究的规律的。我国有100多种语言，分属5大语系，语种丰富，特点复杂。几个语系中，汉藏语系语种最多，中国素有“汉藏语的故乡”之称。长期以来，汉语和非汉语相互接触，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有可能通过不同语言的对比，为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语料和认识。汉语研究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来说具有特殊价值，我们做民族语言教学和研究的人，都在关注、学习汉语的研究成果。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对汉语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通过非汉语来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是我国特有的、无可替代的一大资源，也是我国的国宝。我们必须充分保护、开发、利用这一资源，推动语言学和相关学科——文化学、历史学等的发展。但过去开发得很不够。
从目前我国语言学发展的状况看，必须打破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互隔绝、各自为政的状态。1987年8月朱德熙先生在《汉藏语概论》一书的序中大声疾呼：“为了加强汉藏语研究，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汉语以外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绝状态。这种隔绝状态的根源在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上。汉语专业设在普通高校的中文系里，而汉语以外的各汉藏语言专业则设在中央和地区的民族学院里。再拿研究机构来说，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则只研究汉语，而民族研究所只研究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科设置上的这种不合理现象导致了双方面研究工作的脱节和研究者之间的隔阂。”
在座的大多是汉语专业和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除了掌握汉语外，最好要了解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知识和研究情况。这两方面的知识结构都要有，这对大家的研究、成长，肯定会增添一双新翅膀。这些年来，许多做汉语研究的人接触了少数民族语言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开了眼界”。我国语言学博士生的教学改革，应当包括这一内容。
二、从非汉语反观汉语能得到什么
（一）从非汉语的反观能够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
汉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分析性，有的说是语义性，有的说是文化性，至今都还说不清楚。光从汉语本身看汉语的特点，不容易看得清楚。如果从别的语言特别是亲属语言来看汉语，因为有相互映照，就容易看得清楚些。
例一，从非汉语的反观看汉语的“的”字结构。
20世纪50年代，朱德熙先生首次引入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的虚词“的”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他将汉语的“的”字看作其前面词语的后附成分，把“X的”的不同分布看作“的”的不同功能，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三个语素”说。即：“的1”是副词性后附成分；“的2”是形容词性后附成分；“的3”是名词性后附成分。此后，学界关于“的”的属性和分类几乎都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字结构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的”字的变化和发展，还与句法结构的演变关系密切。由于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因而一直是汉语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
同样，在汉藏语系大多数非汉语的语言里，定语助词“的”也是一个使用频率高、句法特点多变的虚词，但是丰富程度不一。因此，对比汉语和非汉语“的”字的共性和个性，并从非汉语反观汉语，能够进一步认识汉语“的”字结构的特点。我通过非汉语的反观，对汉语“的”结构的特点取得以下几点认识：
1.汉语的“的”字功能强，在多数句法结构中不可或缺，这与汉语的分析性程度高有关。
汉藏语各语言间“的”的数量多少不一，有的语言没有“的”，有的语言只有一个“的”，而有的语言却有多个“的”。分析性类型是产生“的”字结构的良好土壤。汉藏语内部“的”字结构呈现出发达与不发达的差异，其成因与语言的分析性强弱有关。如藏语支、羌语支形态变化比缅彝语支丰富，分析性较弱，“的”字结构就相对贫乏。嘉戎语是其中形态变化最为丰富的一种语言，至今尚未产生定语助词“的”，其领属性定中结构关系主要靠附加前词缀这一形态变化来体现。而缅彝语支语言的分析性强，定语助词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表义类型丰富，当修饰性定语提前时，定语助词作为一种分析性手段而不可或缺。汉语的分析性强，所以“的”字结构也发达。
3.从比较中能够看到，表示领属关系的“的”出现最早，所以大部分语言都有这一类。而表示修饰和限制语义的“的”，不同语言差异较大，有的有，有的没有，即便是有，语音形式也相差很大，可以认为是出现较晚的。这就是说，“的”字的不同语义类别，在来源上存在不同的时间层次。
4.汉语“的”字结构包括了副词性的“的”（做状语），但非汉语的“的”与汉语不同，即状语的“的”与定语的“的”大多为两套系统，用不同的词表示。
5.汉语“的”字与周围的亲属语言无同源关系，可以证明“的”是在原始汉藏语分化之后产生的。
“的”字的词源关系，可反映亲属语言“的”字的产生和演变。如“的”字在不同语言里有同源关系，说明有共同来源，即在它们未分化时就已出现，不是后创的。弄清汉藏语“的”字的词源关系，区分是同源还是不同源，是研究“的”字结构的重要钥匙。
例二，从藏缅语反观汉语的连动结构
通过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的比较，可以形成以下几个认识：
1.汉语与藏缅语都存在连动结构，而且存在诸多共性。如：二者都有不同的句法结构类型，都有语法化现象，都与认知规律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共性是由二者的亲属关系的基因和类型学的因素所决定的。
2.制约连动特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语序是最重要的，其中谓语的语序尤为重要。由于VO型汉语和OV型藏缅语的语序差异，使得连动结构的连用特点出现差异。汉语带宾语的连动结构，连用动词被宾语隔开；而藏缅语则不然，不管是两个动词带有同一个宾语，还是其中一个动词带宾语，都不影响动词的连用。例如：
3.连动结构的紧密度，汉语不如藏缅语。汉语在两个连用动词之间可以较灵活地插入宾语、连词和助词等成分；而藏缅语大多数相连紧密，不易插入别的成分，凝聚力强。汉语的连动结构则具有一定的松散性。这个特点使得汉语连动结构包括的内容比较庞杂，被称为“大杂烩”，在范围的划定上出现种种困难，以致长期争论不休。
4.藏缅语和汉语连动的补语都容易出现语法化，其制约的条件也大致相同。条件主要有三：一是从位置上看，居后的动词容易语法化，未见有居前的动词语法化。二是从使用频率上看，高频率的动词容易语法化，如“看”、“吃”、“来”、“去”等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词。三是从音节上看，语法化的动词大都是单音节。
比如，动词“看”在藏缅语和汉语里，如果用在另一动词之后，大都虚化为“尝试”义，对另一动词进行补充。这是这些语言的共性。例如：
动词“死”在汉语里用在另一动词之后，表示前面动作行为的极限程度，相当于“极”。藏缅语里也有相同的情况。例如：
藏缅语和汉语连动结构中表示“趋向”义的补语也都很容易语法化，表示前面动作的发展变化。例如：
（二）从亲属语言的演变轨迹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语历史演变的线索
亲属语言之间的演变常常呈不平衡性。在某一特征上，有的语言发展快些，有的发展慢些；有的语言保存较早的特点，有的出现后来的特点。因此，有可能借助亲属语言比较，把不同的特征串在一起，勾画出一条历史的演变链，并以此来认识不同语言的演变线索，包括汉语的演变规律。
例一，以汉藏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为例，来说明亲属语言比较对汉语选择疑问句演变的启示。
属于汉藏语的藏缅语在选择疑问句的演变上呈不平衡性。共时的不平衡性反映了历时演变的不同进程。我们通过对28种藏缅语选择疑问句的比较，总结出以下的演变链：①
汉语 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国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西游记》第四十六回）有标记的选择问句：
汉语 已下便即讲经，大众听不听？能不能？愿不愿？（《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有标记的正反问句：
汉语现存最早的文献距今仅3000余年，但汉语的历史远不止3000多年。那么，在这之前的汉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恐怕很难做出准确的考证。但是，从与汉语的亲属语言藏缅语的比较中，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如下两种可能的推断：
一是从藏缅语反观汉语，可以认为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链应该还可以再向前延伸，其初始形式是无标记的选择问句和无标记的正反问句。理由有二：（1）汉语传疑标记（疑问语气词）和关联标记（关联词）的产生，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2）上古文献中已有少量无标记的选择问句和无标记的正反问句。
二是如果将汉语方言纳入研究视野，则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链还可以向后延伸，有可能发展出重叠问句，如“去去？”现代汉语有不少方言存在重叠问句，如江苏淮阴方言、江西于都客家方言、湖北仙桃方言、山东招远方言、黑龙江宾县方言、福建连城客家方言等。这说明，重叠问句可能是无标记正反问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例二，从非汉语的使动范畴反观汉语。
在现代汉语里，使动范畴的表达大多是通过分析式手段，屈折式使动词已不出几个。但在非汉语里，则保留大量的屈折形式，其语音对应关系有浊声母对清声母、不送气声母对送气声母、松元音韵母对紧元音韵母以及不同元音、不同声调的对应。例如：
这些屈折形式虽然包含了各自语言后来的创新，但在总体上却是原始汉藏语特点的遗留，对我们研究汉语早期使动范畴的特点及其后来的演变会有重要的价值。据研究，古代汉语也有使用浊音对清音的交替形式表示自动、使动，一般是浊音表自动，清音表使动。如：“自败”为b-，“使败”为p-。这与藏缅语有对应关系。
通过语言比较可以看到，汉语和藏缅语的使动范畴，都是从屈折型向分析型转变的。这是共性。但不同的是，汉语走得快，屈折型的使动词大都已消失了，分析型表达形式大量发展。而藏缅语不少语言还保留着不同语音形式的屈折型使动词，相互间还有语音对应规律可循。在演变趋势上，不管是汉语还是非汉语，都存在屈折式向分析式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受汉藏语整个语法体系由屈折式向分析式演变的共性制约的。
用非汉语反观汉语，至少可以形成两点认识：一是汉语的使动范畴可以推至原始汉藏语阶段，是整个语系语法特点的残留。二是汉语在更早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屈折型使动词，可惜我们至今为止发现的词还不多。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采的深矿，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在这方面留心，做些新的探索。做这个题目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在汉藏语亲属语言里，没有与汉语特别接近的语言。藏缅语与汉语虽在亲属关系上确定无疑，但由于与汉语分化时间太长，不易提供数量较多的语料的支持。
（三）从非汉语的反观能够证实汉语研究成果的可靠与否
中外研究汉语的人很多，进展很大，但所取得的认识要真正符合汉语的实际，绝非易事。已有的结论后来发现也有认识错的或不完善的。认识语言是无止境的，有承接性的。我们可以通过非汉语的反观，提取旁证来证明过去的结论是否可靠、合理。
例一，过去，汉语学界都把汉语的“一锅饭吃十个人”、“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十个人”、“主席团”，都看作施事宾语，对否？前几天陆俭明先生在“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构式—语块”句法分析法——一种新的句法分析思路》的报告，提出了“构式—语块”的新思路。他对“施事宾语”的提法提出质疑，而用“构式—语块”来解释上述句子。藏缅语对主语宾语的认定，对汉语会有启示。藏缅语形态特征类型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分析性较强、保留形态变化较少的语言，如哈尼语、傈僳语、缅语等。这些语言由于主语、宾语没有形态标记，在句子成分的判断上也遇到了和汉语同样的问题。另一类是分析性相对较弱、保留形态变化较多的语言，如景颇语、独龙语、羌语、嘉戎语等。由于主语、宾语有形态标志，可以通过形态标志来判断主语、宾语。如“一锅饭吃十个人”，景颇语是这样说的：
从藏缅语反观汉语，我们认为上述汉语对主、宾语的这种确认方法有待改进。汉语周围有许多亲属语言，所以，在建立汉语句子成分的系统时，不能不考虑亲属语言。
例二，过去，汉语学界都把结构助词、时态助词、语气助词合成一类，称助词。用非汉语来反观，我们觉得不妥。
从非汉语看，这三类助词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都不相同。结构助词表示句子成分的结构关系，与各种句子成分关系密切；时态助词表示动词的时态，主要与动词发生关系；语气助词是与全句发生关系的。它们各自的来源也不一样。非汉语的语言在这些不同助词的归类上，是采取分类对待的。汉语怎么处理更好，值得商榷。
例三，汉语辅音韵尾的演变规律的分析，能够得到非汉语的验证。
汉藏语都有丰富的辅音韵尾，但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塞音韵尾，如-p、-t、-k、
；另一类是鼻音韵尾，如-m、-n、-
。还有少量的续音韵尾，如-r、-l、-s等。一般认为，中古汉语有-p、-t、-k、、-m、-n、-几个韵尾，而上古汉语呢？
汉藏语的辅音韵尾存在简化、脱落的趋势，这是共性，但不同的语言还有一些不同于其他语言的个性。以藏缅语辅音韵尾的演变为例：古代藏缅语塞音韵尾有-p、-t、-k三个，但到了现代各语言或方言里，变化不同。藏语的阿力克话全部保留-p、-t、-k三个韵尾，而拉萨话只有-p和两个，到了德格话只有一个。从发展趋势上看，各个塞音韵尾都向的方向发展。拉萨话的变化说明，部位靠后的-t、-k比靠前的-p变化快。古代缅语有-p、-t、-k三个塞音韵尾，到现代的仰光话都演化为-。景颇、载瓦、阿昌、独龙等语言，现在都有-p、-t、-k、四个韵尾，多了一个，这是因为韵尾是从-k韵尾分化出来的。当-k向转化的过程中，有些词先期到达，成了，还有部分仍保持-k韵尾不变，于是分化为-k、两个韵尾。藏缅语中，彝语支语言走得最快，塞音韵尾已全部丢失，转化为紧元音，出现了松紧元音的对立。
古代藏缅语鼻辅音韵尾有-m、-n、-三个。到了现代藏语，阿力克话完全保留下来；拉萨话只留有一个-m；德格话全部消失，转为元音的鼻化。缅语的变化较快，几个韵尾都变为元音的鼻化。波拉话在部分词上演化为元音的鼻化，其他保留鼻音韵尾，所以形成了元音的鼻化和鼻音韵尾两套系统。彝语支语言的鼻音韵尾全部消失，都成为无鼻音韵尾的口元音。藏缅语鼻辅音韵尾向鼻化音方向演化，从音理上也是部位后移。
汉语的演变规律与藏缅语大致相同。古汉语的-p、-t、-k、-m、-n、-到现代汉语方言里，除了粤、客家、闽南等一些方言还比较整齐地保留这六个韵尾外，多数方言的辅音韵尾都出现了脱落、简化的趋势。特别是塞音韵尾的变化比鼻音韵尾的变化更大。塞音韵尾的演变，也是向转化。但在三个韵尾中，-p比-t、-k变化得快。据《古今韵会举要》，入声韵尾只保存-t、-k两个，-p已并入-t中去了。鼻音韵尾的变化，也是-m尾消失比较快，其次是-n尾，比较稳定的是-尾。
从比较中可以看到：这两套韵尾的历史演变，汉语和藏缅语的共同点：一是都出现脱落、简化的趋势，二是其演变都具有发音部位后移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哪个部位先变、哪个部位后变，存在一些差异。藏语先变部位靠后的-t、-k，而汉语先变部位靠前的-p。原因何在，有待进一步研究。
至于藏缅语中保留下来的续音韵尾-r、-l、-s，在上古以前的汉语里面是否也有，目前还未有定论。但许多人认为-s尾是有的，它出现在去声上。这是一个尚未投入研究的新课题，值得更多的人去做。
（四）从非汉语的反观有助于发现汉语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以量词研究为例。汉藏语都有丰富的量词，但不同语言量词的类别及功能不相同。汉语的量词很发达，成为表量结构的强制性因素。在非汉语里，藏缅语的景颇语量词则不发达，特别是名量词，在句法结构中存在用量词和不用量词两种形式，而且以不用的为多。要用的话与语用强调“量”有关（下例括号中的量词可用可不用）。例如：
但有的名词称量时，不能用量词。即便是强调“量”，也补不出量词。例如：
汉语和非汉语相比，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比如：
1.为什么汉语的量词如此发达？在语言结构特点上有没有适合量词发展的因素呢？我曾经说到藏缅语有的语言个体量词的发展可能与数词的音节数有关。彝语支语言的数词都是单音节的，表数量义时清晰度不够，而且构不成双数韵律特征，所以要有单音节的量词来搭配，加强其清晰度，并构成双数韵律特征。景颇语的数词大多是双音节的，表数量义时有一定的清晰度，而且符合双数韵律特征，所以不需要量词。需要加量词的，量词系统中出现不少双音节量词。②如：
汉语的反响型量词主要存在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如：
羌百羌（合集32042）
俘人十又六人（合集00137）
但后来基本不见了，其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汉语的反响型量词没有得到发展？这与什么有关？与语序有关吗？
3.汉语的数量词修饰名词的语序是“数+量+名”，这种语序的生成有无其语言结构内部的原因？
4.量词在上古汉语就已出现，在两汉时期得到快速发展。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5.汉语的量词除了表量功能外，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功能？比如语用功能、韵律功能。
量词的研究虽然前人写了大量的论文，已有相当深度，但在非汉语的映照下还会有很多论文可写。
三、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方法论问题
提倡通过非汉语反观汉语已有多年了，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需要做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总结，以利于这项研究的发展。
（一）怎样认识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可行性
许多中文系专业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问我：“我们是学中文的，对少数民族语言一无所知。做这样的研究能行吗？”我都回答：“行！”跟我读博士的学生也大都来自中文专业，之前对非汉语也是一无所知，但他们学习了一些非汉语的知识，很快就能把汉语和非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有的不仅写出了论文，还出版了专著。如《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汉藏语量词研究》、《汉藏语差比句研究》、《汉藏语四音格词》。这说明中文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培训后，也能从事汉语和非汉语的比较研究。
是否一定要熟悉一两种少数民族语言？当然，能懂是最好的，会给研究带来很大好处。但这样要求并不现实，因为要熟练掌握一门新语言谈何容易。但最低要求是要有使用已发表的语言资料的能力。近期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大都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随着研究者的持续探索和不断积累，自然会对少数民族语言有较深的认识。
（二）从事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需要哪些主要的知识和技能
1.必须了解有关非汉语的一般知识：包括地理分布、系属分类、系属关系、不同语系的主要特点以及和汉语的关系。
2.必须掌握专题研究现状：包括哪些专题已经有人研究过，哪些还没有；哪些专题研究的比较深入，哪些不深入。
3.必须掌握语言比较的基本方法：语言比较有类型学比较和亲属语言比较两种。由于比较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类型学比较主要寻求不同语言的类型学共性和个性，寻找其特点形成的因素。亲属语言比较是寻求亲属语言的对应关系，理出其演变的先后。除认识共性外，还要探索亲属语言间分化后各自出现哪些创新，有哪些新规律。
4.必须学会使用国际音标。做“反观”，要看大量语料，不懂国际音标寸步难行。现在青年一代大多不会国际音标。要学会记音、辨音、整理音系。
（三）怎样选择“反观”的专题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占有的材料，选择专题进行攻关。题目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初做研究的最好把题目选小一些。如果时间、经费允许的话，可选大一点的题目。在内容上，不外乎从语音、语法、词汇、语义几方面选择专题。用来反观的语言，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个语支或一个语族的语言。
我过去已做过的题目有《从藏缅语反观汉语的被动句》、《从景颇语的类别名词反观汉语》、《从藏缅语的疑问句反观汉语》、《从非汉语的四音格词反观汉语》、《从藏缅语的连动结构反观汉语》等。
选什么专题要考虑到当前语言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未能解决的问题，或有争论的问题。比如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问题是一个大家关注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究竟上古汉语或上古汉语之前有没有复辅音声母，两种意见对立鲜明。如果能通过非汉语的研究来反观汉语，证明早期汉语有或没有复辅音声母，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创新价值。还有上古汉语有没有长短元音对立、有没有声调的问题等。
（四）“反观”研究的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是选题。把题选好是最重要的，因为题选得不好，不容易达到预定的目的，也不容易受到社会的重视。过去由于选题不好而半途而废的，不是个别的。
第二步是翻阅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前人做了哪些事，解决了哪些问题。确定自己的主攻目标和方向。
第三步是设计研究方案和编写提纲。方案包括要解决哪些问题，突出什么重点，采用什么方法。提纲包括各章节的主要内容。还要根据内容的要求设计问卷。
第四步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论文写作。
（五）“反观”研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不要强扯、硬凑，也就是不要“拉郎配”。语言现象很复杂，亲属语言之间相似的东西不一定有关系，不同的东西不一定就没有关系。所以要从语言系统论上寻找二者的内部联系，对有关系的成分进行反观。这样做才有说服力。
2.要区分亲属语言关系和非亲属语言关系这两种不同质的反观。
3.要“小题大做”，在解释上下功夫，而不要停留在简单的对照、比较上。
4.正确处理好理论与语料的关系。理论是需要的，但要把主力放在材料的分析和论证上。防止贴标签。
本文是作者在“2010年中国语言学暑期研讨班”的讲演稿（北师大，2010.8.21）。其中有些内容用了作者以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参阅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选择疑问范畴句法结构的演变链》，《汉语学报》2010年第2期。
②参阅戴庆厦、蒋颖《论量词的功能与演变——汉语景颇语量词比较》，原载《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法比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