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现在的生活中“精神”的含量越来越稀少了。文学创作“打不起精神”。一些写实的作品，灰调子密不透风；有些所谓“前卫作品”，过于技术化。前人说“有意味的形式”，现在意味快没有了，感觉都有些枯竭了。作者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些口腔很发达的人。颓废玩世派，也不如西方正宗那么自信，自己骂自己是小人，是混蛋，是狗屎，同时又指着众人，说大家都是狗蛋。如若还有自信，何必拉别人垫背，拉大伙壮胆？
鲁：主流意识形态张扬精神，多停留在可以操作的层面上，而且再也不像50、60年代那样威力无穷。学雷锋学焦裕禄与现实生活中江河四溢的权欲、物欲简直无法交锋，所谓“一手软一手硬”已成顽症。而且我还怀疑，用“硬”的方法手段去抓“软”的也不行，最后会把“软”的也抓成“硬”的。至于知识界，前几年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热了一阵子，满以为能够把血肉之躯、有机生命解析为结构、概括为符号、简化为公式，都在兴致勃勃地消解着主体、消解着意义、消解着心灵。“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学问似乎彻底了。西方人的逻辑中心思想根深叶茂，玩智力游戏玩得很专注，也能展示出一种精神性。到了我们这里，往往只剩下了“方法”和“手段”。
韩：结构主义认为一切自然的都是文化的、结构的，有它的道理；但逆定律也应当是成立的，那就是说：一切结构的也是本体的，一切文化的也都是自然的。结构主义者很少谈到这后一点，是一个缺陷。文化与自然，是我们观测事物的两个角度，认识的两种抽象。在实际生活那里，它们是互生互补的，不可分解的。怎么能设想，一种文化——我是指正常、健康、可以达到及格标准的文化——可以自我繁殖？可以脱离生命自然的根？
鲁：以我看，由文化走向自然现在又成了新的热门话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总在思虑着如何“拯救大地”，与燃在眉睫的“生态危机”密切相关。启蒙运动以来的“科技文化”的“累累硕果”已使地球不堪其负，文化还在一个劲地向自然宣战。大约几年前吧，英、美、日、德几个国家的科学家曾计划把地球穿心打个洞，地球似乎就是他们手里的一个鸡蛋。其实，文化对自然的胜利还只是单项的，比如，化学家可以分析出鸡蛋里的各种有机成分，但他仍然没有办法用技术的手段去合成一个真正具有生命的鸡蛋。也许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因为人们可以解释说：总有一天科学技术不但会合成一个鸡蛋甚至还会合成一个真正的人来。这种思想已在不少影视中广为宣传着，这其实涉及到了人的最根本的“存在”问题，当“复制人”的技术成功之后，人的价值将增加一倍呢还是将损失掉一半？况且，精神也并不是个体大脑的分泌物，精神还是历史的产物，是交往的结果，是作为整合者的主体对于内在意义的揭示，这些，都与技术操作无关，甚至也与“真实”“正确”有别，这是一个“真诚”与“自信”领域。
韩：我想是这样。精神是“整体”的增生物。没有整体，没有局部之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没有人的精神。与社会与他人完全绝缘的人，不会有精神。比如语言，就是群类留下来的共同财富，使用语言就是与他人相关，因而就不可能是绝对个体的人。
鲁：所谓精神出自孤独的冥想，只不过是对于精神现象的一种浅显的说法。
韩：“孤独”，恰恰正是由于联系中途断裂造成的交往匮乏，孤独感实际上是对交流的深度渴求，从反面证实了人的群类性或者说整体性。
鲁：精神与情感相关，无论“孤独”“渴求”都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情感作为一种心理能量是有指向性的，即所谓“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缘故”就是关系、联系。精神的贫乏往往表现在情感的麻木或浮滑，精神将因情感的枯竭而失去动力之源。
韩：动物也有情感，但显然缺乏我们所指的人类精神。人脱离动物状态的过程也就是情感中精神因素增强的过程。因此，情感既可以成为精神的一种存在形式，一种载体，但也可以“空载”，比方说，沦为狗或猪的情感。
鲁：人的情感，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性，应该是具备审美性、宗教性的情感，心理学上叫“高级情感”或“存在意义”（与“占有”相对）的情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遇到许多自私贪婪的人，他们距离动物更近，距离我们所说的精神更远。人不能没有信仰，生活不能没有诗意，理想、幻想、宗教、艺术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集中展现方式。
韩：就宗教而言，以我之见，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多地呈现在伦理的层面上，而佛教经典则最富有哲学性。佛学就是心学，佛就是心，就是精神。佛法中讲的“般若”恰似一“精神量子库”，可以随处显现，也可以随处湮灭。人皆有佛心，都可以从这一“量子库”中取得精神，成为佛的“亿万化身”之一。佛只是古人的一个代码，一个教派的代码，这与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两样。一切宗教的代码，虽然方式各别，但都是指示一种超越个体物质化存在的精神方向。这种超越，也就是人的整体性表现。
鲁：你说的这个“精神量子库”很容易使我联想起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始意象”、“心理积淀”。比如佛家、道家都注重的“气功”（或“瑜珈”），以意念发功调动人的生物潜能，是否可以看作这个“精神量子库”的“尖端放电”呢？“尖端”是气功师，作为生物种属人类的拔尖者，“放电”就是特异功能，这只是个比方。人的精神活动千差万别，根本之所在又是什么呢？比如“气功态”与文学艺术创造中的灵感来临状态就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要把心灵深处——按照荣格的说法则是把人类进化史中亿万年的潜能调动起来。当然，对精神问题单单做出生理心理化的解释还是有限的，不能盲目乐观，这也许正是现代心理学科的局限。
韩：人们对社会物质世界已经有了很多成功但也是有限的阐释，至于对精神现象，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传统心理学基本上是“物学”，而非“心学”，或者说只是对心学作出的物学化的处理。它总是以个体为研究对象，既无共时性的整体观，也没有历时性的整体观，就象了解了一个“锯齿”，但并不能解释“锯子”的神奇。对人类的精神危机或精神重建这一类重大问题，苛刻点说，那些物学化的心理学基本上无所作为。心理学意义上的病态，并不一定是精神的堕落。反之亦然。尼采偏执，卡夫卡自闭，还有很多艺术家健忘或多疑，但他们都可能是精神上的“富有者”。精神确实是比心理更高层次的问题。
鲁：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考察精神现象，是一个更艰巨复杂的领域。比如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然而却是一个精神活跃期，涌现出一大批很有个性很有精神的文化人。比如稽康，“性烈才隽、情高趣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一位涵泳于内在精神海洋中的诗人艺术家。时代之于稽康，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过，这块“玉”最后还是被司马氏的铁腕捏碎了，成于斯，毁于斯。精神的进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商品社会的文学就一定得去赞颂商品，技术时代的艺术就一定得去讴歌技术吗？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矛盾、困惑，这就是时代为精神活动提供的张力。在你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群中较富有“精神能量”的作家是怎样的一些状态呢？
韩：我看到有一些作家常谈宗教，谈宗教感。张承志有伊斯兰教的精神背景，北村信奉基督教，何士光则在热衷佛学。当然，入教与否不是特别重要的，教门之外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坚守同样艰难卓绝。史铁生、张炜对生命和大地的感悟，王安忆感觉的升华，同样都是人类精神的实现。格非、王朔等另一些很不一样的作家也从另外的方面表现了精神价值，比方对“伪精神”有消解的杀伤力。
鲁：宗教、哲学、艺术其实只是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就像佛可以以不同的“现身”进行“说法”一样。但作为“精神”这种存在，总该有一个基本的规定性吧？有人说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觉知”，自己觉察自己；有人说是“反思”，反身而思，自己思考自己的思想；有人则说是“怀疑”，否定之否定之否定……“反者，道之动”，批判，是人的精神的内涵；还有人说，人类是生物进化的峰巅，而精神则是人类进化的峰巅，精神成了人之为人的尺度，您说呢？
韩：我们一般所说的“精神”，是指正面价值的精神。如果广义地来说，“精神”可谓一体两面，亦佛亦魔。不宜笼统地把“精神”看作一个褒义词。“军国主义”不也是一种精神吗？“法西斯”不也是一种精神吗？希特勒也是一个“精神”十足的人。负面的精神，是光明必有的暗影，是狭义精神的必然伴生物。
判定褒贬，决定取舍，不能离开具体情势和参照系。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可能蜕变为“武士道”或“法西斯”；清静无为，在另一种情势中也可能要搞成“阿Q”式的“弱国寡民”。精神的生命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中，一旦凝固成观念，就不那么保险了。看人的精神，不要只看他的观念。周作人的观念是力主超脱的，毕竟当过一阵子“汉奸”，很不超脱起来。
鲁：在西方，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直到海氏辞世，也没能洗刷干净。人，大概都是带着自己的阴影才凸现出来的，当然，不一定都是政治行为方面的阴影。我看你比较注重精神在“群类”中的存在，那么个体精神与群类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韩：精神不是个体大脑的专利品。个体大脑死掉以后，它承袭、发展的精神还可以存留下来，传流下来。比如，贝多芬死了，《命运》交响曲却可留下来。但贝多芬的精神并不是只属于贝多芬，比方说，他同样是托尔斯泰、鲁迅的精神。它被人类共有和分享。
鲁：贝多芬死了，《命运》的乐章留了下来，乐章、曲谱只不过是贝多芬精神内涵的“文本”。这“文本”只是精神的符号，精神的载体，只是贝多芬音乐精神的近似的摹本，一种“精神文件”的印刷品。“文本”要成为流动的精神，还必须依靠一个现在的真实的生命活体以自己的精神去激发文本中的精神，复活了的贝多芬精神也是一种新生了的贝多芬精神。所谓“精神的绵延”“精神的不朽”，正是由对精神的不停的阐释中维继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精神生产领域早就具备了“共产”的因素，所谓“知识产权”，不是很有些“资产阶级法权”的味道吗？
（摄影/谢南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