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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5）01-0026-0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深刻地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也包括建立与国内外经济现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本文依据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框架，阐释了其中主要的理论要点。拟定理论体系需要考察研究对象和叙述方法。因为，明确研究对象，才能确定考察范围及其所含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要具有科学的体系，又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首先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一、研究对象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解，是在批判古典经济学中形成的。1847年，马克思在他首次公开发表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古典学派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实际上是研究“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并“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证明其优越于封建制度。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作了如下评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139-140.）这表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或者说，研究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如何使物质财富得到增长，并研究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他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后并没有改变。1857年，他为计划写作的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写了一个“总的导言”。这是马克思留下的系统说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唯一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写道：“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在对象理解上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之后，他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在这里，马克思重申了《哲学的贫困》的观点，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是研究物质生产怎样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和发展的。在研究对象上，《导言》还在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说明：
第一，《导言》原则上说明了社会生产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从而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具体地确定为：研究这种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怎样在一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中进行和发展的。
第二，《导言》提出了生产关系的层次问题，指出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并强调要研究“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这表明生产关系是一个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政治经济学固然应研究第一级的本质关系，但也不应忽视其它级的派生的关系，这对于研究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国家的经济来说尤其重要。
《导言》确定的研究对象，具体体现在马克思计划写作的经济学著作的内容中。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首次公开了自己的著作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这个“六册计划”，按照马克思在手稿和书信中的提示，可以列表和说明于下：
第一册 资本
（绪论：商品和货币）
二、资本的竞争
三、信用
四、股份资本
第二册 土地所有制
第三册 雇佣劳动
第四册 国家
第五册 对外贸易
第六册 世界市场和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前三项下（指前三册书—引者），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第4册《国家》，是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按照“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272.）的论断，考察“国家”也就是考察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事实上，前几册所分析的各个社会阶级以及“非生产阶级”就是在国家中联结成统一形式的共同体的。然后，第5册考察“国家对外”，结束于第6册“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以往的生产方式不同，它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而独立存在，它使各国在经济上形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7、204、233.）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最为完整的体现。马克思把这个总体的承担者概括为“世界市场”。可见，这里的“世界市场”范畴，不是指反映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作为国际流通过程一个因素的狭义世界市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要素的总体的承担者，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切矛盾和危机的集中点，因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点。
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创作的。马克思在写作第1册《资本》的第1分册《资本一般》的过程中，完成了后来以《资本论》为书名出版的著作。《资本论》写下了《资本一般》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并把“资本和利润”扩展为“总过程的各种形式”，增写了剩余价值分割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从总体来看，《资本论》与《资本一般》大体相同。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其实，它（指《资本论》—引者）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170.这里所说的“第一篇第三章”是指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目。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第三章没有写，只有一个标题：《资本一般》。）这就是说，马克思生前基本上只写完了“六册计划”第1册的第1分册。然而，就在这册书中，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变革。马克思曾指出，论“资本”这册书，是全部著作的“精髓”“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甚至认为，有了这册书，“余下的问题”，即使他自己来不及完成，“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170、152、130、170.）
《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著作，但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预告要研究“六册计划”中的各种理论。例如，关于《世界市场》就曾说，“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126-127.）在这里，既指出了《资本论》在“六册计划”中的地位，也说明了《资本论》的形成并没有否定“六册计划”。在马克思看来，“六册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及其以前的各册书，乃是《资本论》的“续篇”（注：参见汤在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结构”及其科学意义[J].经济研究，1985，（4）.）。
从“六册计划”的研究范围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不是像《资本论》那样，限于研究基本经济关系，而应扩展到表现为整个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的总体。所以，马克思在《序言》中又把他的经济学研究对象表述为“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物质生产，或者说，是研究财富怎样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体中、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增长的。这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是要判明它对物质生产的作用，是要说明财富的增长。这里，不是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关系是为了弄清它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是为了革命，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就《资本论》来说，这样理解并不错。问题是：要改变一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就必须证明它是生产力的桎梏，就是说，要说明这种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对财富增长的阻碍作用，《资本论》正是以这种说明来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的。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是要研究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即探寻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作为其表现形式的经济制度。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基本任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真正肩负起这个任务，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才能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也说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能只研究生产关系的局部，而必须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必须研究从国内到国际的整个经济制度。
二、叙述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叙述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叙述方法，往往不被人理解。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解释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在《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马克思曾作过详尽的说明。他举例说，在经济上考察一个国家时，“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从人口这个具体范畴着手分析，“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马克思指出，经过研究，“探寻到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之后，在这里，就是找到分工→价格→雇佣劳动→资本→阶级→人口→国家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形成过程之后，才能把考察对象（国家）适当地叙述出来。这时，叙述行程就不再是从具体范畴开始，而是从简单的抽象的范畴开始，然后逐步地向越来越具体的范畴上升。即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式。它表现为：在整个论述中，都是用前面已经阐明的抽象范畴或者说抽象的规定性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范畴，然后再用这个已经阐明的比较具体的范畴去解释后面尚待阐明的更为具体的范畴，依此循序前进，直到说明所应考察的“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所以，从抽象到具体就会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实际上，它不过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依据在于，较具体的关系是从比较简单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比较抽象的规定性中包含着比较具体的规定性的萌芽。前者既先行于后者，也包括后者的基础。它反映着客观现实中由简单经济关系到复杂经济关系的推移，表明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由于“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因此，逻辑方法所反映的“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88、112、81、81、111、122.）。
从抽象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并不是独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某种特殊的方法，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这里，经济范畴，不管是比较简单的抽象范畴还是比较复杂的具体范畴，都是客观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从抽象到具体同样是客观经济关系历史推移的反映。
科学的叙述方法不是以经济现象而是以其理论的抽象，即经济范畴作为篇、章的标题，而篇章的顺序安排则应反应范畴的生成过程。
《资本论》结构以及马克思为他计划写作的六册书拟定的结构，都鲜明地体现了科学的叙述方法。它从一般抽象范畴“商品”开始，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资本一般”到“资本的竞争”再进入“信用”、“股份资本”，然后考察与资本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在结束了对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考察之后，即在考察了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之后，就可以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承担者“国家”，继而引进“国家对外”，考察生产的国际关系，最后上升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总体的范畴“世界市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因而这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在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应该吸取马克思的这些研究成果。
当然，我们在运用科学的叙述方法时，也不必处处严格拘泥于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样，尚处在形成、发育中，对其范畴的发展和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的准确理解，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另一方面，这种方法把同一理论按其逻辑发展层次而分属于不同篇章中论述，有时会使读者难于把握整体甚至产生误解。例如，人们对于价值的理解一般限于《资本论》第1卷，而对于第3卷中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价格”等理论就往往不被看作是价值论的重要内容，由此产生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许多误解，如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社会需求无关，价值论不能说明产品的供给和生产资源的配置等等。因此，为了一开始就能完整地理解价值这一极其抽象的始基范畴，有必要把价值及其转化形式集中在一起叙述，即把《资本论》第3卷的某些论点安排到前面论述。这样处理并非没有依据。《资本论》本身就并不是机械地遵从逻辑发展顺序的。例如，第3卷考察子“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但是，按照范畴发展的行程，竞争应在结束《资本论》所考察的“资本一般”之后才能出现。对此，马克思的解释是：这里只是在“建立生产价格理论”的限度内涉及竞争，而不是对竞争的全面考察（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693-694、861.）。这表明在特定情况下，依据某种特定的需要，是可以对范畴发展顺序作局部调整的，这并没有背离或破坏从总体上遵循科学叙述方法的原则。
三、理论要点
理论体系是理论本身的表现形式。下面，按“六册计划”的结构顺序，就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要点作些说明：
1、《资本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是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同时，如前所述，它也“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它的全部内容，它的理论体系，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也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
就内容来看，《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是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统一体，但是，同一物质内容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式。例如，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存在于原始社会以后的各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各个社会依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为剩余价值，体现着劳资间的对抗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由于产品采取价值形态，剩余产品也就具有剩余价值形态，只是它的社会形式、它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可以认为，《资本论》中的一切范畴，只要抽象掉它的社会形式，或者赋予它新的社会形式，就都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这些范畴的物质内容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而且具有市场经济所共有的表现形式。
就体系来看，例如，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起点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来说都会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既然不是产品经济而是商品经济，那么，它就同样应从商品着手展开分析。因为，在这里，商品是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规定性甚少的抽象范畴。有的著作认为，应从社会主义本质关系，如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始分析。应该说，这个设想并不正确。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时，指出：“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19.）所以，从所有制这个具有众多规定性的具体范畴开始，要么只能获得“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要么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
2、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对“资本一般”、对基本经济关系的研究。仅就资本的分析来说，它还需要研究《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至少还需补充以下理论要点：
（1）竞争、供求和价格理论：价格是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实现形式，仅仅确定价值和生产价格是不能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的。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资本论》不考察竞争和供求变动，从而是假定价格和价值一致的，马克思计划在《资本一般》之后的《竞争》中考察“价格的现实运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693-694、861.）。所以，考察供给、需求和价格，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相关成果，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价格理论，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新的任务。
（2）资本作为货币和信用理论。《资本论》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本的总体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的。“资本作为货币，看来好像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在这里，“它已经不再充当单纯的货币”。正因如此，它只能在结束《资本一般》分析后，在《信用》中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7、204、233.）。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上，作为总体而出现的资本，“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7、204、233.）。这表明研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信用理论是极其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要素。
（3）对股份资本和企业制度的研究。这是对企业中资本关系的研究，因而也是对所有制关系的具体分析。同时，对企业的研究，也是对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微观基础的研究。马克思特别重视股份制，是因为它既允许个人资本存在又使之转化为与大生产相适应的社会资本，这一特点使它成为当今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
3、“六册计划”前三册应以考察所有制关系为重点。
按照“六册计划”，在结束了对资本的分析后，将考察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一般》时增加了剩余价值分配的内容，这样，就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上揭示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抗性（注：参见汤在新.从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2，（5）.）。所以，《资本论》是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产品的分配关系来展开分析的。这一点同样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内容上、在理论分析的要点上要作重大的变动。这里考察的落足点不再是阶级间的对抗，而是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经济关系。这里，需要注意下述要点：
（1）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应研究的，也是我们所能研究的唯一的现实存在。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既定的。这个初级阶段也像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样，具有历史的过渡性。在初级阶段之后还需要经过哪些各具不同特点的阶段才能到达完善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也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它只能由未来社会阶段的人在实践中去创建，去证实。所以，我们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它构成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
（2）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体现为：第一，就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增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第二，就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来看，各种经济成分的承担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劳动者之间虽然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矛盾，但他们在基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第三，从政策原则来看，中央规定：各级政府“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实行“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3）“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不能再把所有制简单归结为法律上的归属权，要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的外部管理和内部治理理论和治理结构，为我国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提供依据。
（4）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它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要把分配关系和取决于经济运行方式的分配方式区别开来。不同性质的分配关系可以表现为相同的分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的分配方式，是《资本论》所阐明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表现为商品，是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
4、“六册计划”后三册的要点。
“六册计划”的后三册书，即《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目了然的。这三册书所应考察的对象，在今天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家》一书中，除了马克思所确定的考察内容外，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体地说，在微观经济领域，应研究西方微观规制理论，从理论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和干预的形式。总的来说，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应“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在宏观经济领域，在总结国内外宏观调控经验的基础上，依据《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理论、再生产理论、特别是生产过剩理论，如对信用、虚拟资本、货币回流和实际回流的矛盾等问题的分析，创建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府指导思想的科学的发展观，也是《国家》一书中考察的重大课题。
在今天，各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渠道已远不限于“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已开始形成。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大，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情况表明，“六册计划”中的最后两部书考察对象的重要性和广泛性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时代。研究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重大课题。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在国际商品经济关系中，价值规律及其基础上层开的各种经济规律仍然是理论研究的基点。
四、理论体系
依据以上关于对象、方法和理论要点的说明，拟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于下：
导论：对象、方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1、商品和货币：（1）商品两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增补：使用价值在一定范围内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2）价值的实体（增补：历史方法论证），劳动二重性，价值量（增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3）价值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按需要分配社会劳动的实现形式；（4）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发展：智力劳动成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服务劳动是生产劳动；（5）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2、市场竞争和生产价格：（1）市场的抽象规定和作为“总体形态”的市场；（2）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3）竞争，供给和需求的概念、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和变动；（4）供求关系与市场价格；（5）部门间的竞争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波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按需要分配生产资源的实现形式；（6）竞争市场的供求和定价；（7）垄断竞争和垄断价格。
3、货币作为资本：（1）资本的一般性质：资本是处在运动中的、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方式中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3）剩余价值的生产；（4）资本的循环与周转；（5）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4、资本作为货币。信用和金融市场：（1）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信用的作用； （2）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3）信用组织和信用工具；（4）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市场；（5）金融的各种工具和各种衍生行业；（6）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7）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
5、企业和产权：（1）市场经济的交易主体和微观基础；（2）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结构；（3）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4）现代股份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5）现代公司外部的管制制度和治理机制；（6）现代公司内部的治理理论和治理结构。
6、分配：（1）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2）分配性质和分配方式；（3）市场经济与按生产要素分配；（4）分配量取决于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要素价格；（5）企业利润、利息；（6）土地制度和地租；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收益分配；（7）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的决定；作为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8）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的收入；（9）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入阶层：形成原因，解决途径。
7、国家（或政府）；（1）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2）税收、国债、公的信用；非生产劳动者；（3）国家的一般职能：维护或创建生产方式和市场运行方式；（4）市场失灵和微观规制：市场失灵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边界和方式，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5）总量失衡和宏观调控：总量失衡理论，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的政策；（6）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7）政府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城乡人口构成及其对生产的影响；人口、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8、对外经济关系：（1）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2）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和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3）以价值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理论；（4）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汇率；（5）国际金融：国际借贷资本、国际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金融危机；（6）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7）中国加入WTO，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应对战略。
9、“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1）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形成，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本质；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的出现；（2）全球化的经济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管理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理论和实践；（3）经济全球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推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国内和国际两种市场的扩展；（4）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国际生产关系的矛盾：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增长形成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配上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矛盾加剧，民族国家对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强化；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
这个理论体系框架与“六册结构”相对照，前半部分变化较大。首先，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转向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条件；其次，与此相关的，对价值、货币、资本的研究，侧重点不是揭示剩余价值，而是考察市场经济的运行。在这里，价值论不单纯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而且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注：参见汤在新.劳动价值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J].中国社会科学1994，（6）.）。后半部分是与“六册结构”相一致的，但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是当代出现的新的经济关系以及政府的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等。总体来看，它是体现了理论要素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形成过程，考察的对象不是经济现象，而是其理论抽象，即经济范畴。因而，从内容、体系、形式看，它既不同于划分为微观、宏观两部分的只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那些着眼于现实描述和对策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而可以认为它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在理论建设上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所以，这个理论体系主要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过，在我看来，只需要把这个理论体系中的部分理论要点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就可涵盖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被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独立部分，前者以《资本论》为主体，后者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现象为对象，两者研究层次、内在结构均不相同，实际上是一个“拼盘”。这种情况的形成，在理论上是以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空地”上的论断为依据的。然而，这个论断却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马克思指出，“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他接着论证说：“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人民出版社，1974.416-417.）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把属于生产力的“工艺条件”，而且把“企业经济结构”也看作是前一个生产方式为后一个生产方式创建的物质条件，并由此说明生产方式的更替并不是“相互截然分开的”。马克思强调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显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因此，应该摒弃传统的作法，把同一学科的这两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分析和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更符合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经济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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