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走廊论文,战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6)02—0001—06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古代世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发挥着火车头的作用。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正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体系，拉动世界各国的发展，从而对世界经济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在21世纪，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享誉全球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①一书中，站在全球历史发展的高度，敏锐地指出：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而作为21世纪新的火车头，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再次以开放的态势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顺应潮流，面向未来，将对中国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与文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战略，又是世界战略；既是现实战略，又是未来战略。这一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火车头战略。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拟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特征和历史启示作一简要探讨。 一、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 1.“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②在19世纪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③称为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Silk Road)为其英译名。它主要指我国古代西北陆上的对外通道，之后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同。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67年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④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南方丝绸之路概念⑤(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 从中外学者的论述来看，大家之所以一致地将西北陆上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当是因为：第一，丝绸的贸易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对其他商品的流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丝绸作为最为大宗的商品，对中外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第三，与此密切相关，丝绸成为联系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由此看来，要准确地确定一条对外通道的名称，关键在于看通道上何种商品流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以及其对中外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它是否成为联系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 2.关于“丝绸之路”的不同名称与探讨 随着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日益关注和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关于丝绸之路的命名，学者们先后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对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学者冈崎敬和中国学者姜伯勤提出，可以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北方丝绸之路称为“白银之路”⑥。中国学者叶舒宪认为，就国内而言应当称其为“玉石之路”，指出“河西走廊的文明史意义是双重的，对西方文明是丝绸之路，对华夏文明是玉石之路”⑦。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宋代以后瓷器已经取代丝绸成为中国从海上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因此，他提出将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称为“陶瓷之路”。⑧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有大量香料、玻璃流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较大，还可以称为“香料之路”⑨“玻璃之路”。⑩ 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名称的多样化类似，学者们对南方丝绸之路也有不同的称呼：任乃强认为蜀布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早流通的商品，故而称其为“蜀布之路”。(11)木霁弘认为自唐代以后就有茶叶沿着西南这条对外通道进入南亚、东南亚，提出应当称其为“茶叶之路”。(12)我本人基于对南方丝绸之路上商品流通的时间、规模和影响力考察，认为贝币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商品，并提出“贝币之路”的概念。(13) 3.对“丝绸之路”的不同命名，说明其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学术界对“丝绸之路”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不同命名，主要是基于在上述三条对外重要通道上流通的商品非常繁多，而且对东西方有影响力的重要商品也不是唯一的。仔细分析后可以看出，不同的命名虽然各有侧重(即强调某一商品在该商道上的重要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承认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这三条中国对外重要通道上多元因素并存，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首先，从历史记载来看，三条对外通道都存在多元性这一重要特征。 北方陆上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的汉锦、纸张、陶器和罗马的玻璃、伊朗的银制品、犍陀罗的佛教美术、希腊的图案、波斯锦等，“是宏伟历史与文化的写照”(14)。海上丝绸之路流通的东西方商品包罗万象，正如北京大学陈炎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既把中国丝绸、四大发明、瓷器、药学、中草药等传布到世界各地，同时也把外国的珍珠、象牙、香料等特产，金、银、铜等矿产，动植物和经济作物等新品种传入中国。(15)南方丝绸之路上流通的商品种类依然繁多，中国蜀布、邛竹杖(16)和缅甸、泰国、印度等国的奇珍、盐、锦、贝币等(17)互有流通。 其次，丝绸之路不但具有多元性，还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 李希霍芬之所以把北方陆上对外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这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条古道完全可以称为丝绸贸易之路。众所周知，我国以产丝闻名中外，丝绸成为我国最早流通到西方的重要商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古典著作中，就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丝国)。(18)正是基于这一史实，众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接受和使用了“丝绸之路”或“丝绸贸易路”的名称。(19)受这一影响，不少学者把东南海上对外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把西南对外通道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这说明东西方学者大都认识到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包容性是很强的，是对中国对外通道的泛称。换言之，尽管有学者先后提出了“白银之路”、“玉石之路”、“陶瓷之路”、“贝币之路”、“蜀布之路”、“茶叶之路”等新概念，其实这只是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三条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征和丰富内涵，充分说明历史上这三条通道上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多种文化形态并存，是三条复合型之路。“丝绸之路”的“丝绸”一词，不应当只把它简单地看作是特定商品名称，“丝绸之路”应当作为一条中国之路来看待。 最后，就“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发展历史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我们应当站在何种高度上来看待“丝绸之路”的开放性？要把“丝绸之路”的开通本身看成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认为，“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大陆的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20)这无疑是对“丝绸之路”开放性的最好诠释。中国学者陈炎说：“海上丝路本身是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产物”。(21)并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对外开放的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探讨。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学者提出应当把云南与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重视云南与东南亚、云南与孟加拉湾地区的历史联系。(22)这种从全球的视野来探讨云南历史发展的观点，正是认识到南方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条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之路，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门户的云南，古往今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4.今天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应注意它丰富的内涵 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是一条“经济之路”，又是一条“文化之路”，还是一条“友谊之路”。 首先，它是一条“经济之路”。丝绸之路虽然是一条复合型之路，但其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往来频繁的商旅和闻名中外的商品，因为它首先是一条贸易之路。学术界对三条对外重要通道通称为“丝绸之路”，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它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丝绸之路”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人类古文明有机地串联起来，成为古代东西文明交流的桥梁，可以说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一条动力源，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 最后，它还是一条“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的商队、使者传播着友谊。陈炎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而且也是传播我国人民和平友好，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友谊之路’。”(23) “丝绸之路”所具有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充分说明“丝绸之路”完全是一条复合型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丝绸之路”的功能时，要注意它的复合性并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同时，由于它是联系中外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因而在发挥它的作用和功能时，要注意它的双向性。通过“丝绸之路”，中国既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中国。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特征 西南地区经云南腹地很早就有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交通线。据《史记》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在出使大夏时见到了从身毒国(古印度)转运出去的蜀布、邛竹杖。(24)据有关专家考证，这条通道起始于成都，“其主干道分东西二路，西路(即古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雅安、西昌，渡金沙江入滇，经大姚到大理；东路亦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沿秦修五尺道南行，入滇后经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到达大理，东西二线在大理汇合后，经保山、腾冲到达缅甸，再西行至印度。”(25)联系我国北方的对外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许多学者将其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与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相比较，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无疑重视不够，这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符。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历史特征，有着进一步深入挖掘的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也说：“几条丝绸之路里面，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西南丝绸之路。”(26) 1.开通时间早 南方丝绸之路的称呼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出现，但这条商道的开通时间却很悠久，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来看，早在西汉元狩元年(前122)之前已经开通。熊永忠甚至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印度、缅甸等地的商人，通过‘丝绸南路’把贝带进云南”(27)。这无疑比汉代开通的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唐代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早。 2.对云南历史发展影响大 人们在看待云南历史发展时，总是将云南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甚至将云南视为封闭的代名词。但是，从丝绸之路来看，应该说，云南历史发展很早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着很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究竟达到何等高度？可以说，云南很早就与东南亚、南亚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圈和市场圈。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就是贝币的流通。 据中国文献记载，唐朝僧人玄奘在7世纪中期到印度时已经看到贝币在当地作为货币使用。(28)这与《新唐书》记载中天竺(中印度)“以贝齿为货”(29)相吻合。宋代赵汝括的《诸番志》(30)、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31)、明代巩珍的《西洋番国志》(32)皆记载了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流通贝币的情形。西方旅行家和学者的记述也说明了这点。14世纪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马尔代夫(Diva)看到了马尔代夫与孟加拉之间的海贝贸易。(33)而我们所熟悉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也提到孟加拉和暹罗(Lochac)有贝币流通。(34)德国汉学家Hans Ulrich Vogel(傅汉思)也发现作为内陆国家的老挝，17世纪时以海贝为钱币。(35) 无独有偶，云南历史上，长期也用海贝作货币流通。云南所使用的贝币，主要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哈刺章州(云南大理)使用贝币时说：“彼等亦用前述之海贝，然非本地所出，而来自印度。”这已为诸多文献记载和近代考古发现所证明。 显然，历史上，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不仅是一个货币圈，还是同一个贸易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丝绸之路使云南很早就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并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今天的云南理应在国家西向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3.以“贝币之路”形成其区域特色 从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流通的丝绸来看，其规模、影响根本无法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丝绸相提并论。而与丝绸的流通形成鲜明对比，东南亚、南亚的海贝却很早就沿着这条通道大量流入云南。这些大批流入的海贝，从春秋战国起，直至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一直作为云南主要的法定货币，流通使用两千余年，可谓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甚大。 云南省博物馆的王大道先生曾根据云南考古发现的海贝，绘制了一幅云南出土货币分布图。该图显示，贝币的分布，除少量分布在滇南的景洪、墨江、绿春等县市外，大多沿滇西向东，沿腾冲—大理—楚雄—禄丰—晋宁—昆明—曲靖—大关一线呈轴状分布。(36)而这些海贝，经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院所鉴定，“其产地是印度太平洋暖水区域，包括印度、菲律宾以及我国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南海诸岛附近”(37)。其中，多数来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这不就是一条“贝币之路”吗？ 毫无疑问，云南自战国至清初两千年的贝币流通史，事实上也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间两千年的贸易史。贝币无疑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最有影响力的商品。这条“贝币之路”，既见证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促进了其繁荣，更重要的是，它早在两千年前就将云南的历史发展与南亚、东南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贝币之路”无疑是南方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历史特征，也是这一区域独有的特色。 三、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建设构思 当前，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体系建设，迫切需要重振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为此，我们特建议国家依托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建设一条纵贯西安—成都—昆明直至东南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大走廊，西部开发的大走廊，民族团结的大走廊，从而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有机对接起来，构筑起内外联通、海陆并进的全方位开放体系。 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南方丝绸之路最早见于《史记》的记载。这条通道北起四川成都，经云南腹地，通往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条通道至迟开通于公元前四世纪，远早于我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社会，中国正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西南南方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与亚、非、欧相关国家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起全方位的开放体系，将古老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人类古文明有机地串联起来，构架起一条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非洲之间的经济之路、文化之路和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各民族互通有无、互融共进，使得中国既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因此，以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依托，建设一条纵贯西安—成都—昆明直至东南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有利于重振中国古代三条丝绸之路的辉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建新时期的全方位开放体系。 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省区迎来了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发展时期。然而，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出“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因此，建设一条纵贯西安—成都—昆明直至东南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可以将西部地区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有机连接起来，把长江经济带、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带，乃至将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有机连接起来，把历史时期的两颗经济明珠—成都和关中平原两个天府之国有机联系起来，重振西部两颗经济明珠的辉煌，将昆明打造成新的经济明珠，切实推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所经之地，正是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与融合的“藏彝走廊”，也是今天中国境内重要的民族聚居区。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建设，有利于推动境内藏、彝、羌、傈僳、纳西、白、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边疆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综上所述，依托南方丝绸之路，建设一条纵贯西安—成都—昆明直至东南亚、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将其打造成为中国沟通内外的对外开放大走廊、纵贯南北的西部开发大走廊、促进民族团结的大走廊，既有历史的依据，有现实的基础，也有未来的需要。为切实推进这条经济大走廊建设，特提出以下建议：将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一带一路”战略之中统一实施；加强顶层设计，实现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融合；加强政策沟通和统筹协调，搭建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大走廊相关省区合作平台，健全合作交流机制，统筹对外开放、西部开发和民族团结的关系，统筹陕西、四川、云南等相关省区的发展关系，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整体发展态势，激发整体活力；以道路联通、贸易畅通为抓手，加快推进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及高速铁路网络建设，搭建高效快捷的公路、铁路、航空综合运输体系，促进现代物流发展，形成跨区域大合作格局。 ①(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②(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是较早对中国地质、地理和经济资源进行亲身考察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的考察成果主要有《李希霍芬男爵书简》(Letter from Richthofen，Shanghai，1870-1872)(上海，1872年)、《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Ergebnisse er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见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M].葛以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③Richthofen,F.V.:China,Bd.1,Berlin,1877,454 ff. ④(日)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M].创文社，昭和四二年(1967年). ⑤任乃强.中西陆上的古商道——蜀布之路[J].文史杂志，1987，(1)(2)；四川省钱币学会、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南方丝绸之路货币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⑥(日)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A].东西交涉考古学[C].平凡社，1973年；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9. ⑦叶舒宪.丝绸之路还是玉石之路——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传统的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3，(7). ⑧(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M].胡德芬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⑨(日)护雅夫、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M].文艺春秋社，昭和四三年(1968年)；(日)山田宪太郎.东西香料史研究[M].中央公论美术出版，昭和五一年(1976年). ⑩(日)由水常雄.玻璃之道[M].德间书店，昭和四八年(1973年). (11)任乃强.中西陆上的古商道——蜀布之路[J].文史杂志，1987，(1)(2). (12)木霁弘.南方陆上的古通道——茶马古道[J].思想战线，2001，(5). (13)林文勋.是“丝绸之路”，还是“贝币之路”？[J].思想战线，2001，(5). (14)(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M].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4. (15)陈炎.陈炎文集(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6：675. (16)[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3：2995～2996. (17)[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M].昆明：云南大学历史系油印本，1985：9. (18)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17. (19)Hermann，A(赫尔曼)：Die alter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and Syrien(《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Berlin,1910,10 ff.; Hudson,F·G.:Europe and China,London,1931.Silk,trade in,64.66 ff.159.203 etc.(参见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M].王遵仲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20)(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M].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 (21)陈炎.陈炎文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77. (22)参见孙来臣.明朝与东南亚的陆上交通，1368-1644[D].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二十世纪)[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 (23)陈炎.陈炎文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1477. (24)[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3：2995～2996. (25)李俊.西南丝绸之路与云南贝币的流通[J].云南文物，1994，(38). (26)李学勤.三星堆文化与西南丝绸之路[A].巴蜀文化研究集刊7·南方丝绸之路论集2[C].成都：巴蜀书社，2012：11. (27)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贝试探[J].云南文物，1986，(20). (28)[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季羡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217. (2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0册)·卷221上·列传第146上·西域上·天竺国[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7. (30)[宋]赵汝括.诸番志[M].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86. (31)[元]汪大渊.岛夷志略[M].苏继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155. (32)[明]巩珍西洋番国志[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33. (33)Ibn Battuta(伊本·白图泰)，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243. (34)Paul Pelliot(伯希和),Notes on Marco Polo(《马可波罗游记校注》)(Paris,1959),Vol.1,552. (35)Hans Ulrich Vogel(傅汉思),“Cowry Trade and Its Role in the Economy of Yunnan:From the Ninth to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Part I).”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36,no.3(1993),230.注：印度称小海贝为cowrie. (36)王大道.云南出土货币初探[J].云南文物，1987，(22). (37)李伟卿.云南古代的铜铸艺术[A].云南青铜器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30.标签：南方丝绸之路论文; 海上丝绸之路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中欧关系论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成都发展论文; 真丝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