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明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6年出版的明史著作约110种，各种刊物发表的论文达1465篇。读者可参阅《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6年明史研究目录》。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仅就阅读所及综述如下。
一、著作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孟森《明元清系元通纪》(中华书局)、《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毓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王毓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皆经整理翻译出版。于浩选编《明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于学者搜索资料大有裨益。政治史方面，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明末清初士大夫于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反应为研究对象，而刘中平《弘光政权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专意探讨南明弘光政权。制度史方面，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毅《明朝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驿站、班军、祭礼、陵寝、藏书、县级行政等制度的研究。经济史方面，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汇编多篇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相关的专题论文。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陈锋《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齐鲁书社)、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大学出版社)等专著研究了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人口变动与社会状况。社会史方面，陈宝良《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着眼于明代城市生活，而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则关注江南社会，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视野投向士人阶层。思想文化方面，林金树《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较全面地考察明代思想与文化；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分别讨论了两位明代著名学者的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出版。民族关系方面，陈国庆主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蒙古、女真民族的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徐明德《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浙江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对外交流与边治的关系，而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具体讨论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关系。曹增友《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作家出版社)继续以西方天主教进入中国为论题，而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则选取中国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为研究对象。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大出版社)关注晚明佛教改革，而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科文献出版社)、李元光《宗喀巴大师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巴蜀书社)则关注藏传佛教。在文物考古方面，杨新华《南京明城墙》(南京大学出版社)、杨仕《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海南出版社)可以让对于明代南京城墙、定陵发掘有兴趣的人们获益。人物研究方面，潘荣胜《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汇辑考辨了明清两代进士的姓氏与生平；张侃《郑和VS哥伦布》(新星出版社)从世界的视角看航海家郑和，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分别讨论易代之际一位官僚与一位学者的不同选择。陈卫平《徐光启评传》、许苏民《李贽评传》、周群《徐渭评传》、朱钧侃《徐霞客评传》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政治史
政治机构。林延清《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求是学刊》第4期)认为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经常发挥积极作用。刘惠敏《明代女官制度作用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探讨了明代宫廷女官的沿革、铨选、作用。陈志刚《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江海学刊》第2期)认为中央政权存在着“中书省宰相负责制——六部及监察部门分工负责——内阁与司礼监相制衡的监阁体制”的历史演变序列。吴建军《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阁权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程方、杨继致《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第3期)用“双轨辅政”来描述内阁与司礼监的地位。黄阿明《明代户部尚书任职情况分析》(《史林》第4期)认为户部尚书是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职位，任者多不得善终。吴琦、唐金英《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明代翰林院的建制、职掌，以及官员升转和功能等问题。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第8期)对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建立、选拔、学习范围、散馆授官、阶段性特征作了考察。关汉华《明代翰林院始置时间考辨》(《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则认为明代翰林院的设置时间为吴元年(1367)五月，而非八月。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东岳论丛》第5期)认为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则管理接待、翻译、礼仪、出使等要务。王建峰《明朝“提督会同馆主事”设置探微》(《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提督会同馆主事始设于正统后期，比一般认为“弘治五年”的观点提前了五十年。张廷茂、汤后虎《明末至清前期负责同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对兼具翻译官与对外政策执行人的“通事”之来源、功能、危害作了考察。王伟凯《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北方论丛》第6期)认为行人司乃皇帝的特使机构，而非专司外交之官署。路远志《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监察制度具有“多条体系相对独立”、“监察法规完备严密”等特点。丁玉翠《明代科道监察制度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取向》(《学习与探索》第3期)考察了明代科道选任资格、试职、回避、约束与监督等制度。丁玉翠《明初严惩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之动因考察》(《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考察了明初对监察官职务犯罪重罚思想在各类立法中的体现。蔡明伦《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北方论丛》第2期)以嘉靖朝言官为例，认为言官与最高权力之间别无仲裁权力，所以只能以人格和道德不屈起舞。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对神宗的批判是明清启蒙思想的先导。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朝，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一般跨省置督。何朝晖《明代知县幕友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认为幕友协助处理刑名、钱谷，其雏形乃是衙门积年书手演变而来的“主文”。张学强《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初期教官升迁范围较广，后期淹滞难迁而多希望向官员升迁。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巡检司多设置于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大或农民起义多发的地区，后来职能渐趋弱化。王伟凯《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巡检司的设置时间主要在明初洪武、成化年间，与卫所分布互相补充。
制度及风气。朱子彦《论明代铁券制度》(《史林》第5期)认为明初铁券制度于胡蓝党案后已遭破坏。周荣《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致仕官员没有俸禄。赵克生《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就官员匿丧及“无丧诈丧”等情况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作了探析；赵克生《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明代夺情起复及守制官员营求夺情的现象。赵克生《明代生祠现象探析》(《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生祠的建设在正、嘉之后逐渐普遍化。赵连赏《明清的补服》(《文史知识》第7期)指出补服始于明初，其形制与清时补服有明显差异。陈梧桐《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明代前期君主的民本思想及国策，为清官循吏提供了土壤与环境。刘新芳《论明代中后期贪风的特点及其原因》(《安徽史学》第6期)认为明代中后期贪污风气具有普遍化、公开化的特点。谭平《〈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总结并评价了明代清议的13种类型。
政治事件。陈世松《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四川文物》第4期)认为明玉珍于至正十八年、十九年攻打的对象乃李喜喜青巾军而不是元军。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第4期)探讨了北京城营建的管理、经费、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问题。黄阿明《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动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讨论成化二十年杨友、杨爱兄弟叛乱及其对此后百年播州地区局势的影响。田澍《明武宗暴亡后江彬被捕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江彬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杨廷和借机拘捕江彬以平舆情。陈生玺《明清之际的选择》(《文史哲》第3期)品评了明清之际明、清、李自成三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历史选择及其后果。刘永强《李自成与多尔衮在北京时期所实行的政策的得失》(《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李自成在政策上具有较大失误。王维《大西军余部与清军衡州之战考论》(《船山学刊》第3期)讨论了孙可望、李定国与清军衡州一战的前因后果。孔定芳《明遗民的“后王”理想及其恢复期待》(《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遗民著述中常深信“中华无不复之日”，并作“期于一旦之用”的准备。
法律。俞美玉《刘基与〈大明律〉刍议》(《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刘基在《大明律》草创中起了重要作用。徐晓庄《〈大明律〉与中华法系“自首”制度》(《天中学刊》第3期)认为《大明律》的“自首”制度代表了中华法系自首制的最高成就。黄华均《明代草原法的文化解读——以《蒙古—卫拉特法典》为主要法据》(《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探讨了《卫拉特法典》的特色、法律价值与后世影响。赵立新《论明清律对日本法的影响》(《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第3期)纵向考察了明清律东传后对日本近代法的影响。黄阿明《刘瑾创罚米法小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罚米法并非刘瑾正德三年八月创设，而是刘瑾曲用、滥用了明代固有的赎刑制度中的“罚米赎罪条例”。王伟凯《明万历〈问刑条例〉修订考辨》(《历史教学》第6期)认为《问刑条例》的修订完成应在万历三十五年甚至更晚。卞利《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江海学刊》第1期)探讨了明清以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民事诉讼立法原则。陈应琴《丘浚论刑何须有——“明刑弼教”在明代的理论解读》(《山东社会科学》第5期)探讨了丘浚对“明刑弼教”的学理解释。
军事。张松梅《明初军额考》(《齐鲁学刊》第2期)认为永乐朝京营人数在七、八十万，北部边镇军额约69万。胡凡《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北边军镇建置考》(《文史》第4期)认为北边军镇的形成标准是洪武初年都司和军卫的建立，后来的九边军镇是都司级军镇的继承和卫级军镇的升格。江红春《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建置沿革》(《满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明清两代在辽东半岛的行政军事机构沿革。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探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关西七卫的设置基本以察合台后王集团分布为依据。程利英《明代关西七卫作用浅析》(《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七卫的作用是在政治上保障了西域、藏区与内地的交通安全，在文化上则促进了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程利英《明代兵制的嬗变与财政支出关系述论》(《军事经济史》第6期)讨论由卫所制向募兵制的转变而造成的军费大增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
三、经济史
人口、土地及赋税。张民服《对明代人口问题的几点再认识》(《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永乐元年的户口数不准确，明代家庭人口趋于小型化。范红军、贺军妙《明代析产合户的家庭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析产合户家庭是明代家庭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王晓天《朱元璋洪武初年土地法令析论》(《求索》)第3期)探讨了明初“听为己田”与复业业主“拔补其田”等土地法令对于明初土地产权确定与经济恢复的关系。赵冈《永佃制的经济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永佃制具有两大功能：一、平均地权即使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趋于平均化；二、整合农田。赵冈《永佃制与过密型生产》(《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永佃制为过密型生产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徐斌《明清湖池水域所有制研究——以两湖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水域的所有权在清代演化出特殊的分割标准。傅辉《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科学评价土地数据之前应清理统计登记数据体系、登记数据特征。王裕明《明代总甲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明代总甲为一种职役，遍设于社会治安、军事建制、徭役组织、商税机构中，其性质应区别对待，而组织形态亦相当复杂。颜广文《明代“门摊课”考》(《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探讨了明代通行一朝的向商铺经营者征收的定额营业税“门摊课”的定义，以及嘉靖、万历年间商税与门摊课两税合并的税制改革。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第3期)讨论了宣德年间始设的临清钞关的建置沿革、官员与外界的关系、对临清的影响等问题。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学术研究》第2期)指出广东圩市除地税外一般不征收课税，圩市的税收权由地方政府掌握，通常落入圩主、圩甲之手。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淮界”与私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探讨了淮盐供应区“淮界”内的官盐与私盐之争。
农业与手工业。梁诸英、顾芳《明代皖南平原的圩田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第1期)指出明代前中期圩田的修缮力度加大，有力地保障了皖南平原的农业生产。古永继《明代西南地区“商屯说”质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缺乏固定且经常的大规模纳粮开中地点，缺乏开荒的劳动力与大量土地，明代西南地区没有商屯。李伏明《明清松江府棉布产量与市场销售问题新探》(《史学月刊》第10期)考证明代晚期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棉布产量最多为1575万匹，外销量最多为1305万匹，销售对象主要是官僚士大夫、地主、商人。李伏明《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农业发展及其地位——以粮食生产和供应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第3期)还认为，明代松江府发达的棉纺织业并非人口和重赋双重压力下的产物，也没能改变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地位。王宝卿《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山东为例(1368-1949)》(《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美洲作物棉花、烟草、甘薯、玉米、马铃薯的引进，作为先进生产力提高了荒地的利用率，并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经营。蒋慕东、王思明《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中国农史》第2期)认为烟草由交趾传入广东，时间应当在明末而非清初。王元春等《明清之际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则认为南方地区的烟草系由葡萄牙人于嘉靖年间带入，而东北地区的烟草则由广东兵带入，而非来自朝鲜。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指出临清由于便利的运河交通及适宜的土质，是明清两代贡砖烧造基地。李靖莉《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手工业经济考论》(《东方论坛》第4期)认为黄河三角洲以制盐业、棉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比较发达。陈长征《明朝中后期环渤海地区手工业状况研究》(《广西社会科学》第7期)指出环渤海地区的手工业具有明显的为军事服务的目的。汤开建、黄春艳《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史林》第3期)指出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已广泛传播并开始生产。
商业与货币。陈伟明、吴水金《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商贸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从对外贸易、本地经贸、产业经营三个方面考察了居于澳门的内地移民商贸活动状况及特点。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第2期)认为福建渔民是北港最早的发现者，福建商人在荷兰人占据此地后仍在北港有重要地位。刘秋根、王中良《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河北大学学报》第6期)考察了明代的商业信用、消费信用深入各行业的现象。南炳文《明代经济领域诓骗窃夺现象的盛行及其防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介绍了明代经济领域中诓骗窃夺之各种现象及其防范措施。刘利平《明正统以降银矿盗采活动及政府对策》(《兰州学刊》第11期)指出银矿盗采自正统年间闽北始，至成化、弘治年间蔓延至全国。严艳《浅谈明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问题》(《南方文物》第4期)指出，从明初到1525年，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一直非常平稳，从1525年左右开始发生波动，到1610年左右波动次数较频繁，从1610年到明亡，白银与铜钱的比价达到明代的最高点。
四、社会史
社会管理。王日根《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文史哲》第4期)讨论了明清官方和民间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中的官民对抗及协调机制。卞利《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第6期)考察了明代徽州府六都程氏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祭祀仪式。商传《从蠲赈到减赋——明朝灾害政策转变的三个个案》(《史学集刊》第4期)指出明初的救荒政策，在永乐后逐渐由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演变成普遍的减赋与减赋后的地方救助。朱绍华、王翔《“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探讨了江南市民生活衣食住游四方面的僭越现象。李双华《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认为明代中叶吴中士人摆脱仕、隐的生活模式，成为庶民的代言人，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秦海滢《传统孝文化的传播与外延——以明代山东为研究对象》(《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讨论了孝文化传播中士大夫的倡导作用及其通俗化、神秘化倾向。陈宝良《从风俗论看明代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影响》(《福建论坛》第3期)从风俗与礼制、风俗的上行下效两方面探讨了明人风俗论的基本内容。
地域社会。贺喜《编户齐民与身份认同——明前期海南里甲制度的推行与地方社会之转变》(《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考察了明代海南社会管理中“由抚黎知府到知府抚黎”及“从土官到土舍”两条脉络的演变过程及其对地方社会之影响。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第6期)提出“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和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是研究方法变革的重中之重。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认为明中叶以降以“市镇”为单位的区划观念逐渐抬头，而巡检司制度则在事实上扩大了市镇原有的地域范围。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珠三角地区水环境与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王尚义、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民俗研究》第3期)认为当地人们通过自发性移民、乡约、具有迷信性质的民间信仰来应对生态环境变化，而士绅在其中发挥较重要的作用。蒋明宏《明代江南乡村经济变迁的个案研究——江阴徐霞客家族经济兴衰、分家析产及明末织布作坊问题探析》(《中国农史》第4期)以徐霞客家族为典型，考察其变迁特点、人口增殖与析产、小商品经济等问题。钱杭《“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中国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浙江萧山湘湖周边九乡居民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将与湘湖水利无关的何舜宾父子“建构”为维护公意而献身的“烈士”的过程。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以粤东大埔县白堠村为个案讨论了士绅在地方社会教化中的作用。古永继《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比较看贵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屯堡文化的形成，与贵州地区缺乏大量的行政移民有关。
社会群体。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明代中期后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的发达、白银货币化、商业税率的减轻、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看法的改变，是形成地域商帮的有利的全国大背景。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第9期)考察了泽潞商人对于地方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王振忠《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云间杂记》内一则徽商故事原型的考察，认为“成化年间松江已经出现徽商一词”的说法值得商榷。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也认为不宜将“徽商”形成的时间推论得太前，因为弘治年间徐恪的奏议中仍只称“徽州府客人”而不称“徽商”。徐梓《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塾师的收入主要由束修、供膳、节敬三部分组成。刘晓东、赵红《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李斌《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学术月刊》第6期)认为陈继儒与晚明颇受物议的“山人”相比较是有独特性的，他们有着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张德建《末世的名士风度——陈继儒刍议》(《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陈继儒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晚明文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矜博识，逞小慧，高雅自得，淡然而舒卷自如。柳素平《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受艺术修养熏陶与空灵士风的濡染，晚明名妓具有“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的气质形象。
五、思想文化
学术思想。张运华《陈献章人生之路的道家指向》(《韶关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陈献章在三次科举失败后的归隐，是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结果。郭素红《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兰州学刊》第10期)认为杨慎的经学考据虽然缺乏系统性，带有笔记杂考的性质，但却首开经学诠释之风，成为明代后期考据学乃至清代乾嘉汉学的先行者。王党辉《王阳明年考两则》(《兰州学刊》第4期)推断王阳明格竹在阳明十五、六岁之时，而与湛若水定交在乙丑年(1505年)，而非丙寅年(1606年)。胡永中《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中国哲学史》第1期)认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时间，不在正德十六年(1621年)，而在嘉靖三年(1624年)；南大吉刻《传习录》成书时间上限为嘉靖五年八月。任文利《驳〈有关王阳明的两个考证〉》(《中国哲学史》第4期)则认为南刻《传习录》的成书时间下限当在嘉靖五年三月。汪水芳、张丛林《心理暗示——王阳明心学的方法论》(《广西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王阳明心学乃是利用自我暗示，通过改变对象潜意识，从而达到提升对象道德修养的目的。李琍《恶的消解——阳明心学如何导致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阳明心学致良知工夫之简易加深了儒家道德教化的全面危机。吴伯曜《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湖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晚明《四书》学者拥有更自由、多元和相互融通的诠释视野。黄卓越《王艮安身说/保身说中体现的仁智关系》(《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讨论了王艮安身说与其所述“仁、智”二概念的关系。蔡世昌《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中国哲学史》第2期)详细考察了罗汝芳“格物”说的具体内涵。吴震《罗近溪的经典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就“克己复礼”的诠释而谈》(《复旦学报》第5期)指出罗汝芳对“克己复礼”训为“能己复礼”、“能身复礼”，从而确立“己即人”、“人即仁”为核心内容的仁学思想，是富有创造性的哲学解释。董玲《析郝敬的“先行后知”说》(《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郝敬的“先行后知”论是在知行合一的思想基础更突显行的价值和定位，从而达到强调笃实、由虚返实的目的。张民服《〈呻吟语〉：吕坤人生感悟及其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讨论了吕坤《呻吟语》中的民本思想。金奋飞《东林书院与东林讲会探析》(《江淮论坛》第5期)指出若纵向地分析书院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政治性的“东林”概念与东林书院相关联却又日渐分离。范立舟《晚明人文精神分析》(《哲学研究》第9期)认为晚明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有深刻的本质差异，可以定性为“批判理性思潮”。林安梧《明清之际：从“主体性”、“意向性”到“历史性”的一个过程——以阳明、蕺山与船山为例的探讨》(《船山学刊》第2期)自朱子“道德超越形式性”确立以来，到明代则先后经历王阳明“道德内在主体性”、刘宗周“道德纯粹意向性”、王夫之“道德之存在历史性”三个证立阶段。李振纲、李超英《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刘宗周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故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吴海兰《甬上讲经会与黄宗羲重经思想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黄宗羲的讲经会，扭转了明末浙东的不良学术风气。林国标《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中南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明清之际间的理学变动存在着“儒学重建”、“儒学重归”两个方向。赵园《原君·原臣——明清之际士人关于君主、君臣的论述》(《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探讨了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对于君主、君臣关系的诸种议论。蒋国保《黄宗羲与浙东经史学术传统的确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则重点探讨了黄宗羲在浙东经史学术传统“贵专家、言性命必究于史、经术史裁”之精神上的贡献。吴光《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哲学史》第1期)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宗羲的学术成就，许苏民《顾炎武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云南大学学报》第1期)概述了顾炎武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诸方面的理论创造。陈国庆《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河南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顾炎武和综百家、重视经典、重视史学考证与专精之学，开启了乾嘉朴学之先河。张学智《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对《礼记章句》之分析，指出王夫之将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强调理为礼的根据，礼为理的具体化。杨建祥《船山论“熟”》(《船山学刊》第4期)讨论了王夫之“义精于熟”等思想。林世选《船山〈宋论〉政治思想浅析》(《理论学刊》第5期)讨论了王夫之《宋论》中“以惧治国”、“为政求简”、“张弛并用”等政治思想。左桂秋《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续《通鉴》异同之探讨》(《山东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旂的《宋元通鉴》在“资治”与“前道”上的不同取向。王开队《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以传统地志类为文献载体的沿革地理学是明代地理学主流，而以广义游记类为载体的一系却代表着传统地理学更为健康的发展方向。周远富《〈通雅〉古音学及其应用》(《南通大学学报》第3期)介绍了方以智《通雅》在古音学上七个方面的成绩。
科举。郭培贵《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科举具有“与官学一体化”、“五级考试体系”、“科举为主、学校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等特征。他的《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史学月刊》第12期)计算明初、成弘年间、嘉靖末年乡试录取率自10％、5.9％、3.3％依次下降，会试录取率平均在8.6％左右。张连银《明代科场评卷方式考——以乡、会试为考察对象》(《安徽史学》第4卷)对于明代中后期科场评卷“只重首场”作出分析，认为考官工作量巨大是主要原因，而这种评阅方式也是从多元走向单一、从繁杂走向简单的反映，有利于评阅的公正性和时效性。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考证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汪维真《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史学月刊》第11期)考证该年殿试时间因日食原因推迟至三月二日，而参加人数除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为110人。王伟凯《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名单考补》(《图书馆杂志》第4期)利用《明实录》、《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补充该科进士名录45人。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明代登科录》等文献中反映出来的官年现象，在明代其实较为普遍。邱进春《明代“贡士”小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第1期)认为“贡士”一词在明代既指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还指贡入国子监的贡生。谈晟广《明弘治十二年礼部会试舞弊案》(《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考察了主考官程敏政与考生唐寅、徐经涉嫌舞弊一案。李菁《陈继儒放弃举业原因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从科举艰难、士大夫价值观念改变、个性张扬、个体良好的文化底蕴，经济上的窘迫、儒释道三家融汇的思想等多个角度探析陈继儒放弃举业的内因、外因。朱义禄《黄宗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兼论黄宗羲的学术民主思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指出黄宗羲对科举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破坏人才、禁锢思想两个方面。
艺术。李遇春《陈献章茅笔书的历史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认为陈献章茅笔书法所寓含的“师法自然”的思想改变元代赵孟頫以来的书学复古倾向。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江南大学学报》第2期)以明中叶“吴中四才子”及晚明“华亭三名士”的交谊为例，探讨了明代画家“社群”与其绘画艺术之间的关系。谢继胜、廖旸《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内容辨识与风格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对青海乐都瞿昙寺回廊佛传壁画作了较细致的内容辨识与风格分析，并复原了不同时期壁画的次序。陈芳《论崇祯时期外销瓷的装饰之变》(《装饰》第5期)谈及明代崇祯时期的瓷器装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山水画的精美程度达到极致；二是大量取材于流行小说、神话、戏剧的装饰的出现。张朋川《明清书画“中堂”样式的缘起》(《文物》第3期)指出由于建筑中砖的使用与建筑物空间的扩大，自成化年间始大幅的中堂字画样式就在吴地勃然兴起，至嘉靖、万历年间更趋繁盛。杨榕《明清福建戏曲碑刻考略》(《文献》第3期)介绍了明清地方戏盛行的福、莆、泉、漳地区的庙碑、护林碑、墓碑的史料价值，内容涉及戏船、戏班、罚戏、戏神、戏棚等方面。
六、民族关系
栾凡《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学习与探索》第3期)认为“天命论”、“内中外夷、华夷一家论”等思想标志着民族融合达到新的高度。柳素平《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1期)考察了明初归顺的蒙古、女真人对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的影响。刘智文《后金时期的长白山开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考察了后金时期女真族对长白山地区的开发。王素香《略论明末辽东满族社会生活的变迁》(《满族研究》第1期)讨论1621年女真族自山区迁入平原地区后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社会生活军事化、重视文化教育等变化。郝素娟《论扈伦四部与建州女真联姻的特点与影响》(《满族研究》第2期)认为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在与建州女真的联姻中破坏内部联盟，而建州女真通过联姻则实现了强部和统一东北的目的。沈林《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满族研究》第2期)以《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中有大量汉姓“沈”和女真名字者的记录为依据，认为满洲老姓中有“沈”姓。刘广铭、徐东日《〈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延边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书中的女真人形象乃是朝鲜社会总体想象与作者俘囚于建州的真实印象之叠加物。马明达《朱元璋歧视色目人》(《回族研究》)第1期)利用散见的资料，认为朱元璋对于回族人民有歧视心理。成臻铭《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土目”有极强的防范心理和叛逆表象，夺取土司之权实为“土目”的最高价值目标。陈楠《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明初治藏时混乱的设官建制以及以俗官为主的政策不吻合藏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周俊华《元明清时期“纳儒”对话的历史轨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讨论纳西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玉时阶、胡牧君《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广西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明朝政府在瑶族区创办儒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各类学校，使其教育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伍莉《良性互动的君臣关系——明代丽江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关系研究》(《思想战线》第2期)探讨了丽江磨些土官木氏与中央王朝的良好关系。
七、宗教信仰
赵轶峰《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认为国家规定的祭祀对象是一个自然、先圣先贤、民间信仰神、无家野鬼的组合体。罗冬阳《从明代淫祠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求是学刊》第1期)认为明代国家祀典是开放性的体系，常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其中。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第1期)认为关于明初城隍祭祀改制背景“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的说法值得商榷。胡华楠等《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船山学刊》第2期)指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初帝王的言论和政策中表现明显。谢正光《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追溯了钱谦益家世及宗族中的佛教因缘。冯今源《从明代清真寺碑铭谈起》(《中国宗教》第1期)认为明代清真碑铭的突出特点是伊斯兰教义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希都日古《关于明代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指出在16世纪末格鲁派黄教成为蒙古人主要信仰之前，景教与伊斯兰教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濮文起《王森论》(《贵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东大乘教创始人王森及其传人、活动作了介绍。万晴川、赵玫《西游故事在明清秘密宗教中的解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解读了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利用西游故事来进行宗教譬喻以阐发教理、描绘宗教理想的现象。张俊峰、董春燕《明清时期山西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与差异性分析》(《中国地方志》第7期)指出泽、潞、平、并四个地区是山西民间信仰分布的中心，而以晋东南泽、潞地区为最。李浩栽、梁景之《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例》(《民族研究》第3期)讨论了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中的“夷夏之辨”、“反清复明”、“帝王观的流变与满汉混同”等观念。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由于皇室提倡，碧霞元君从“淫祀”变为正统的、北方地区势力最大的女神。范恩君《〈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考辨》(《宗教学研究》第1期)指出泰山灵应宫内明代铜钟铭文为藏外遗经，于碧霞元君信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刘同彪、蔡克骄《从〈岐海琐谈〉看温州民间信仰》(《温州大学学报》第2期)描述了温州包括神灵、鬼怪、巫卜在内的民间信仰。
八、中外关系
耿昇《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介绍了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状况。夏劲、陈茜《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指出郑和航海在规模、航路、技术等实用科学层面上领先于西方，但在科学探索动机、科学精神和理论知识背景等科学文化层面大大逊色于西方。柳岳武《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明王朝以超然的心理对待琉球来朝，日本萨摩藩则对琉球加强入侵与控制从而导致日本在琉球的地位上升。庞乃明《明〈天启五年赵[彦]等条陈澎湖善后事宜题行稿〉小议》(《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介绍了一份对明朝后期福建海防史、中荷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档案资料。刘卓《哈烈国与明朝关系述略》(《西域研究》第2期)简述帖木儿之子沙哈鲁统治时期的哈烈国与明王朝之间的友好交往。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第3期)认为海禁政策以及对于商民出海贸易控制过严，使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未能正常发展，难以与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竞争。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第7期)认为海禁与朝贡贸易乃相辅相存，而朝贡贸易损害了地方利益。高艳林《明代万历时期中朝“中江关市”设罢之始末》(《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讨论了万历二十年至万历四十一年间的中江关市。万明《明代宁波“贡市”——以明末高宇泰〈敬止录〉为中心》(《浙东文化》第1期)探讨了宁波贡市相关问题。戚印平《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浙江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澳门葡商由商业行会在广州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入日本。王新天、吴春明《论明清青花瓷业海洋性的成长——以漳州窑的兴起为例》(《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漳州窑模仿景德镇技术而发展出来的青花瓷业，是在海外贸易的牵引下形成的。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提出要在中欧文化交流诠释的“传播类、接受类、创新类”三框架外，采用“互动交流类”框架，即关注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互动结果——新的文化产品。苏生文《明清来华西人吃什么？》(《文史知识》第7期)讨论了来华西方人的饮食问题。张先清《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学术月刊》第10期)认为天主教多明我会在1632年进入福建传教区并就礼仪问题作系统调查，引发了后来的“礼仪之争”。宋军令《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南都学坛》第2期)认为来华传教士参与《崇祯历书》的编制使西学及传教影响达到高潮。毛瑞方《关于七千部西书募集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档案》第3期)探讨了传教士金尼阁在欧洲募书的动机与原则。杨泽忠《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再析》(《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通过分析利玛窦当年在罗马学院的学习经历，认为利玛窦没有完成《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的原因并非不懂立体几何，而是因为徐光启丁忧守制离开了北京。陈明霞《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西方传教士从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内容上都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龚缨晏《明清之际的浙东学人与西学》(《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讨论了浙江学人朱宗元、张能信等天主教追随者与西学的接触。何大进《略论明末清初广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历史教学》第8期)阐述了广州在明末清初全球化商品贸易、基督教入华、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地位。孙卫国《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第1期)指出王世贞本人及其著作在朝鲜影响很大，其史学著作是朝鲜人编撰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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