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性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B0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5)02-0037-07
在理性、现代性问题的大讨论中，不少西方学者把这个问题的起源追溯到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由此开辟了一条从历史观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新道路，弥补了我国学者仅仅从认识论上研究马克思理性思想的不足。但西方学者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揭示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并深刻挖掘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实践理性批判思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揭示，并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正本清源，澄清西方学者在理性问题研究中对马克思的一些误解。
一、从康德、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理性思想转向黑格尔的实体理性思想
康德虽然在他的三大批判中提出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这三大基本概念，但这三种理性从根本上说仍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具有先验性和理想主义的特点，是一种“应当”，没有内容的规定，与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费希特比康德更进一步，明确地把理性规定为他整个形而上学体系的出发点。费希特的“自我”就是一个理性实体、本体，它统摄一切，派生一切。虽然费希特的理性“自我”不仅具有形式的规定，而且具有内容的规定，但它的内容只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所以，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思想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从理性出发，以理性来建构、统摄、批判、否定现实，把先验的理性当作判断现实的原则，以应当来裁剪现实，而不注重现实和研究实有本身。
马克思在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其思想深受康德、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马克思试图运用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建构现实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马克思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坚持费希特那一套“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1]（10页）“认为实体和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干地发展”[1]（11页）。而“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1]（13页）。很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康德和费希特式的理性视角，即从应当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使得马克思的法哲学研究只注重内容空洞的原则、思维、定义，从而不可避免地使他的法哲学体系走进了死胡同。
法哲学体系建构的失败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反对“在太空飞翔”，必须“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1]（651页），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然而，马克思转向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本身，而是现实本身的思想，即黑格尔哲学。
理性的概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2]。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理性的化身，它把自己外化为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只是理性发展的各个阶段。黑格尔认为康德否认理性存在矛盾。而黑格尔认为，事物的理性是在自身的矛盾中发展、丰富、形成的真实性的东西，而不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抽象概念，不是一种没有实在性的主观的、应该存在的东西。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理性思想。他认为理性和世界并不是异在的、外在的、依附的关系，理性就是世界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内在于事物的，并不是外在强加给事物的。“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1]（173页）。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哲学是研究理性的科学，是对世界的理性本质的揭示。不过，他比黑格尔更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在宗教上的保守观点，坚决反对与宗教的任何形式的调和、妥协，对非理性的宗教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批判。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还旗帜鲜明地否认了上帝和神的存在。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运用和检验黑格尔理性思想的时期。在林木盗窃案的辩论中，虽然马克思看到，当利益和体现理性原则的法律发生矛盾时，最终却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但马克思仍然从黑格尔的理性思想出发，坚持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事物本身的理性，理性才是世界的本质，应该鄙视物质利益，应当根据理性的原则来观察现实，并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改造。首先，他从理性出发去说明事物，批判了历史学派的代表人胡果对理性原则的怀疑态度。其次，他坚持用理性的原则去说明国家和法，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3]（14页），“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3]（127页）。再次，他从理性原则出发去说明哲学和宗教，主张哲学是理性的体现，求助于理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许诺给人们真理；而宗教则是非理性的体现，求助于信仰，许诺给人们天堂。最后，他从理性原则出发犀利地批判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与出版自由是相矛盾的，是不合乎理性的，是应该被废除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这个时期的理性思想基本上是黑格尔主义的。不过，马克思和黑格尔还是有分歧的。黑格尔用他的理性哲学为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服务，认为人民是不知道自己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的一部分，只有国家的高级官吏知道这些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理性存在于人民之中。黑格尔反对理性的普遍自由，认为人民应该服从国家的理性；马克思则强调理性的普遍自由，强调国家要体现人民的理性。主张理性的实质是自由，这是马克思理性思想的重大特点。黑格尔认为哲学和宗教都是以真理为研究对象，都是对理性的把握，而国家是理性的体现，所以宗教和国家没有原则的对立；马克思则认为宗教是反理性的，哲学才是理性的，宗教和国家是对立的，国家不应该以宗教为基础，而应该以哲学为基础。二者理性思想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黑格尔的理性主要地是一种实体理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体现为绝对理念，为万事万物所分有，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而马克思所主张的理性主要地是自由理性或价值理性，它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由，而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仅仅是马克思进行社会批判的一个参照系统。
二、对黑格尔理性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使他对黑格尔的理性思想产生了怀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的解放》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理性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辩证关系。
在1843年夏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异化的问题，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问题，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理性思想的逻辑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马克思深刻地揭示，黑格尔所说的国家“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理性，而是由于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被附加了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3]（253页）。马克思还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的本质不应该在哲学和理性中去寻找，而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寻找。“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3]（251页）。
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并不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机关，市民社会中各个等级的矛盾是不能用国家的理念就可以简单统一、取消的。黑格尔不顾现实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离及各等级之间利益的不一致这一事实，忽视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脱离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经验的现实性”[3]（341页）。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合乎理性，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理性达到了现实性，而是指抽象概念的各个环节达到了现实性”[3]（278页）。这就是马克思批评的黑格尔的神秘主义逻辑。
虽然马克思意识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异化，看到了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分离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真正的相互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马克思仍然坚持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国家是自由的最高定在，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性的定在，国家应该是理性的实现，国家的本质不应该表现为各等级之间利益的冲突，这种原子式的冲突是非理性的。所以，马克思这样评价黑格尔：“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现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3]（324页）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3]（427页）。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理性的原则批判并改造不合理性的社会现实，批判宗教的异化，并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的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总之，在这段时期，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识到理性和现实的矛盾，看到了现实中物质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存在，但他仍然从事物自身的精神、概念、理性、理念和逻辑去对待和说明事物，所以他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只是停留于对“副本”的批判，而没有进入到对“原本”的批判。马克思的积极之处，高于一般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地方在于，他不满足于从思想上对非理性国家、现实的批判，而是明确地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任务，并断言无产阶级将承担这一历史的使命。
三、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价值理性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开始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抛弃了黑格尔的实体理性思想，逐渐转向唯物主义。而与恩格斯的接触，又使他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对“原本”的批判。这两个转向使马克思此时的理性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向以现实、人的活动来说明理性的方向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而人的实践活动、劳动，按照韦伯的观点，可以分为工具理性的活动和价值理性的活动。因此，我们可以从韦伯的视角来反观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性思想，在此基础上与韦伯和后现代理论家的理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并试图揭示马克思理性批判思想的深刻内涵：
第一，马克思从自由自觉的劳动出发，初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异化，揭示了工人和劳动的异化，揭露了工人的非人道、非理性生活，批判了价值理性的衰落。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92页）马克思认为，产品是工人生产活动的结果，产品异化了，必定是生产活动首先异化了。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劳动的异化却使得劳动变成了外在于自己的力量，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而是使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不是自觉的，而是强迫的，不是人的劳动需要的满足，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东西的手段。于是，马克思从生产活动的异化得出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最后马克思再推论出人与人的异化。
第二，马克思从人的价值理性、类本质出发，揭示了资本家的异化、非理性、非人性。由于资本家的一切行为和激情都淹没在发财欲之中，对财富、金钱的追求成了他们生产的唯一目的，这一目的使得他们本身也被异化了，沦为财富、金钱的奴隶，使得一切价值关系被颠倒了，把人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这是由私有制造成的。私有制使无产阶级身上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正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扬弃异化，向真正的人复归，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人才能向真正的人即社会的人复归，才能完满地占有和实现自己的全部本质，才能彻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异化现象。
第三，马克思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价值理性衰落的根源在于人的社会联系的异化，在于谋生劳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劳动是一种谋生劳动，劳动和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异化，使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偶然联系；使工人与社会需要相脱离，服从于社会需要的强制；使维持工人的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第四，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交换和分工的非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是直接的谋生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使得产品不再表现为生产者本质的确证，而是表现为占有他人物品的手段和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物物交换实际上是把人沦为自己产品的手段和工具，因为人们只有首先占有某种物品，才有可能占有其他人的产品。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只具有物的意义，交换的个人也仅仅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价值也仅仅表现为他占有的产品的价值。因此，在物物交换中，人与人异化了，人被沦为非理性的存在。同物物交换一样，分工也是非理性的。“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4]（29页）。
第五，马克思揭露了鲍威尔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性历史观的实质，从价值理性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了论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一反以前对物质利益的鄙视态度，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103页），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正在于革命的原则不代表群众的实际利益。据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鲍威尔对群众的仇视态度及其把群众和“思想”对立起来的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出要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仅仅诉诸于“思想”、理性的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诉诸于实践的活动及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据此，马克思指出，布鲁诺·鲍威尔的绝对的批判“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5]（108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抽象的、绝对的或积极的精神的代表是少数杰出人物，它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这种绝对精神，也可以称之为理性、世界精神、理念，它是世界历史的主体，而其他的一切，“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仅仅是理性实现目的的工具，杰出人物也不能逃脱这种“理性的狡计”。而马克思则断言，“历史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104页）。“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118页）。
正因为历史并不是思辨的历史，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所以，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改变历史上最没人性的生活条件，只有起来反抗，真正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而不能乞灵于理性、上帝、绝对精神，寄希望于黑格尔派的语言批判、思想批判。“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5]（104页）。要消灭现实世界的异化，仅仅通过思想的批判，从思想上站起来、获得解放是不行的，它必须诉诸于现实的实践行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综观马克思这个时期的思想，可以看出，马克思借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性主要地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一种包含着人的全部丰富性关系的人性。这种理性已经不再是在概念、精神基础上的抽象的自由，而是建立在自由自觉活动的坚实基础上的真正自由。这实际上是把理性放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上，开始从物质生产活动来说明历史的本质，他抛弃了黑格尔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放弃了把理性当作历史的本体、实体、基础的唯心主义思想，反对从理性本身来破解历史之谜，而把眼光投向了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历史，坚持从历史本身（从人自己的活动）来说明历史之谜，把历史看成是群众实践的历史，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不可战胜的。这实际上是把黑格尔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不是用理性去说明现实，而是用现实（即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去说明理性、思想、观念。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异化、价值理性的衰落究其根源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谋生劳动。这样一来，工具理性的张扬和价值理性的衰落就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这实际上表明了一条克服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落的道路，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不过，也应该承认，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达到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没有形成唯物史观。他没有对物质生产本身加以具体分析，并从物质生产本身去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实践理性思想。而且，由于马克思预设了一个理想劳动的存在，其理性思想仍然没有摆脱理想主义、唯心主义的痕迹，他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的逻辑仍带有黑格尔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痕迹。不仅如此，虽然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却也带有很多费尔巴哈的痕迹，对其人本主义评价太高。马克思把人当作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仍然从人出发去说明无产阶级的异化，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说明私有制社会的灭亡，说明未来的理想社会，而没有从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来分析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把社会的发展看成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四、实践理性思想的形成和系统阐发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里程碑。此时，马克思对过去的哲学信仰作了彻底的清算，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通过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揭示了狭隘的社会分工导致人的片面性、人的非理性，并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性思想，即实践理性思想。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等一系列著作中得到系统的阐发、丰富和发展。
当然，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实践理性”这一概念，但他的理性观点是以实践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实践理性。它具有不同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特点。
第一，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鲍威尔、施蒂纳等的唯心史观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作为事物的终极基础来解释事物，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事物；它不是从观念、理性、绝对精神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理性的形成。所以，理性不是始终不变的为万物所分有的“实体”、“绝对”，并不是历史的动力、本原。历史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是理性、“绝对精神”的演绎。生产力、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绝对理性”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因此，要消灭社会的一切非理性现象，“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6]（92页）。对于“批判的武器”，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相比之下，“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更具有决定性、基础性的意义。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的理性批判思想和后现代理论家的理性批判思想的重大分野之处。
第二，马克思认为，理性始终是历史的产物，普遍理性、普遍本性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犀利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仅仅从“理性”、人的“内在本性”、“普遍本性”来理解、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这一批判也是马克思对自己以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残余思想的清算。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爱、友谊、正义、幸福、平等作为人的普遍本性、内在本性，认为只有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并不是从实践、现实出发来说明理性，说明社会，它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因为人的内在本性、理性始终是历史的产物，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所谓的“普遍本性”总是非历史的。据此，马克思猛烈地抨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榜一种‘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因而，这种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在表达方法上也和哲学家没有区别了。他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7]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劳动者的一切生产条件对个人说来都是偶然的，工人丧失了自主劳动的物质基础，他们的生命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和劳动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异己的联系，以致“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6]（128页）。“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85页），“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6]（129页）。而且，资本主义生产“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6]（114页）。很显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无疑是一种鼓吹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的活动，这种活动遵循的惟一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计算的逻辑。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中，马克思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对实践理性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并在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中对其丰富和发展，深刻地揭示了知识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沦为工具理性的秘密，批判了工具理性的张扬和价值理性的失落等非理性现象。
第一，科学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沦为工具理性，沦为人的异己物的秘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业的一切分工、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机器成了工人的主人，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8]。科学和技术“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9]。这种作为剥削劳动、攫取剩余劳动手段的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资本家疯狂掠夺剩余价值的手段。为什么科学和技术就其本身来说应该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增加生产者的财富，现在却成为和劳动对立的力量，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人受自然力奴役，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0]（483页）显而易见，正是科学和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才使得作为中性的科学和技术沦为了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使得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沦为工具理性。
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失落的历史，是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历史。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分工虽然产生了特长和专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把工人沦为局部的人、单面的人，畸形的人，使工人的精神遭受摧残，把工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沦为机器的附属物，使活劳动从属于死劳动。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所驱动的每一次技术变革，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却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破坏了工人生活的安宁、稳定，使工人不断地面临着被机器排挤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史既是“生产者的殉难历史”[10]（552页），也是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张扬与价值理性失落的历史。
第三，资本主义启蒙理性的胜利描绘的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按照理性尺度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远非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只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其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贸易的自由，交换的自由，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虽然单个的个人似乎较先前的旧制度下更为自由，但事实上他们更不自由，他们是机器的附属物，是机器的奴隶，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而所谓平等，只不过是等价交换的平等，占有财产的平等，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但事实上，贫富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悬殊。所以，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理性的发展，所带来的不过是工人奴役的增强，道德和价值理性的衰落，商业的日益欺诈，贿赂的盛行，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因此，“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11]。
应该指出，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的实践理性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详细地分析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历史必然性和过渡性，揭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发展的动态过程。限于篇幅，拟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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