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危机与因应之道：丁文江的“好人”思想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难论文,因应论文,之道论文,好人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22年《努力周报》创办始，丁文江就一直矢力于“好人”政治的预备与鼓吹，自己也理所当然的以“好人”自视。正因将“好人”问政作为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起点，丁文江本人就一直戮力议政。即使在1926年遭受任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颠踬后，也未多受干扰，1932年他又与胡适等人重拾办刊议政之坠绪，迎来了一生中问政最为努力、知识分子精神表露最为充分的时期。《独立评论》四年间丁文江作为“好人”的个体努力，及其对张学良、蒋介石的具体建言，构成了“好人”思想在国难深重条件下的双重实践。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探讨丁对时局的所有关切，仅拟重点检视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他向张学良、蒋介石等最高层当局所提出的一家之言。
一
受国难危机日益深重的引发，丁文江对政府的外交建言明显较前为多，但与对外力的期待相比，内政的改进才是他的根本属意所在。一般而言，政治变革无外乎两途，即通过或武力或和平的手段来打破当下政治的僵滞。这两种途径所代表方向的争持近代以来愈演愈烈，20年代军阀统治时期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对峙即为显例。然而由辛亥革命启其端的“武力革命”（在这里革命主要指通过暴力手段达成某种目的而言，其丰富的诠释意义并未涵括净尽）途径无疑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即以一、二期北伐战争所获得，甚至30年代初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争夺也可以被认作这一方式的延续。“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具有显而易见的话语霸权。但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自谓（注：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页。）的丁文江明确认定“革命”绝非较有效率的内政改进之药方，他甚至根本怀疑革命成功的可能性。1932年7月他所发表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实为此一思想的概括总结，也可视作丁氏本人关于国难时期政治改革的纲领。（注：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在该文中，丁着重分析了中国不能革命的七大理由。他指出，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政治趋势，“已经变为外重内轻”，中央政府的效能日益弱化，地缘辽阔、交通落后、租界的存在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这种分离；此外，中国政府的组织与机构、军事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尚不足以为“革命刚成功的时候”所利用，从而相当程度地减少了维持革命政权于不坠的可能性。丁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侈谈革命妄“干”革命，只会引发更多的革命前赴后继，而很难达到政治清明造福人民的最终目的，所以只能“用和平的手段，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丁指谓的“奋斗”包括政府、“我们本身的”——“好人”们的两方面努力。对于国民政府，丁虽坦承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考虑到外患迫亟时的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不愿意推翻它”，不过要求国民政府至少在以下数项上有所改进，俾得“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渐实现的可能”。这大致包括国民政府必须绝对尊重全体国人（共产党人在内）于言论思想方面的基本人权；国民党不可将国家资源所得而私；政府必须明白规定政权转移之程序，最低限度是“国民党对于党内党外一定要先有明白的规定，握政权的人凭甚么上台，经何种手续可以叫他下台，然后可以免除用武力争政权的惯例”等。对于“好人”们的努力，丁文江在延续了其一贯思路的同时又明确了若干主张，认为：第一须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第二，救济青年，具体方法是“督促政府不欠教育经费，慎选校长，实行考试用人制度，多设讲学年金”，尽可能地保证青年们的学习环境，以养成合格的有用之才；第三，研究具体问题，拟议建设新国家的方案供当局咨询决策。这三项使命如若可以切实贯彻逐步实现，“然后联络各种信仰相同的小团体，来成功政治上的大组织。”政府与个人努力的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在丁文江看来，必将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
政府努力的主动权操诸人手，而个体奋袂则可尽在掌握。是以，丁文江等“我们”这些人对时局的参与，只能依循其提示的方向——“独立”社的聚集、充当青年们的思想导师及“搜集事实、提出计划”、向政府建言等途径来实现。
二
沈阳事变后，国内民气日益高涨，但难掩国人眜于国际情势的缺失，甚至对日本也没能做到真正的知已知彼。被蒋廷黻誉为知国际问题“最透彻”的丁文江慧眼独具，聚焦日本问题有日。1932年5月的一个星期内，丁氏连续为文对犬养毅的被刺及由此带来的日本政治的变化都提出了事后证之均十分准确的判断。（注：丁文江：《日本的新内阁》，《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29日。）与日本的谋定而后动相比，中方的反应是杂乱的，甚至很多是与理性相绝缘。其中有一种观点即认定战争所带来的巨额负担有可能使日本不战自溃，中方只待坐观其成而已。丁文江察及这类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危险，遂收集材料对日本的战时财政状况有较深入的剖析。（注：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29日；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30号，1932年12月11日。）他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纯属幻想，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类似运动固然“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然而绝不能制日本的死命，绝不能使日本交还我们的失地”。长远而言，真正收复失地，只有等中国彻底战胜日本而后可，然就目前来说，随着日本对东北全境的控制，热河及平津已沦为抗敌的最前线，“我所谓抗日”，“已经不是收复我们已失去的东三省，是保全我们将失未失的热河和平津。”丁文江认为，在日本的既定方针下，国民政府如若继续奉行实际的“不抵抗政策”，“则中国全部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要让日本的计划遇挫乃至中绝，“唯一的办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牺牲才能占领热河，使他们的军阀知道中华民国的土地是不容易让与大家的，是要用金钱和性命来交换的。”“若是我们咬紧牙关抱定了不贱卖主义，他或者出不起这样大的价钱，放弃他们—部分的野心。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生路。”（注：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2日。）
与丁文江的这种期待相比，国民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奉行诉诸国联的“不抵抗主义”委实是一种“贱卖主义”。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唯恐国内酿成大规模的排日活动与其“安内”为先的既定方针相违迕，即屡屡告诫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努力稳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为“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1931年），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页。）事变发生次日，蒋再次致电张氏为东北问题的处理确立了基调：“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75页）所谓中央处理并无锦囊妙计，不过是在延续此前姑息忍让政策的同时就诉于国联。与日本有国恨家仇的张学良本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此时思想矛盾情绪复杂，须臾间即走上惟蒋命是听的狭路。12月15日，面对举国的抗议与谴责，在国人心目中已成误国巨魁的张学良向蒋发出请辞电，要求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以“一新天下耳目”。（注：《张学良年谱》（上），第597页。）岂料蒋氏也因一身系天下之谤遂以退为进，于同日通电下野。由粤、桂系与汪精卫、何应钦共同入主的国民政府次日发布命令，同意张的辞职要求，同时任命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另令东北政务委员会移至北平扩大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兼任。张依然身处风暴中心。
自认“循资尸位”的张学良并未“痛改前非”，“忍辱负重”一如既往。1932年8月，热河形势吃紧，北平天津俱感威胁。是月6日，汪精卫因“外交、财政问题俱感棘手”触动心机，分别致电中执委会、林森、蒋介石、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其致中执委会、国府主席林森的电文称：“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汪同日致张学良的通电透露了其具体所指。在该电中，他痛责张因循坐误需索无穷，望其共同下野以谢国人。（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八辑（1932年），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页。）张学良当即作出反应，其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汪先生如欲余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于电文内搁入远于事实之语。自‘9·18’以来，余个人身家性命，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惟余为负有地方治安责任之人，事实上去留颇难自由。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绝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注：《张学良年谱》（上），第619页。）汪精卫的突兀之举及张学良的“无动于衷”所构成的抵抗，使国难时期最低度的统一政府要求有可能化为泡影。胡适、丁文江等这些“向不与闻政治内幕者感觉如堕五里迷雾中，四顾不知方向”。“对于汪先生期望很深”的胡氏以为汪此举轻率失体属意气用事，他指出，“问罪”电的措词是“很失体的”，“其暴露国家赏罚的不行，政治组织的病态”。事态之严重自不待言，但胡也认为这一难局如果应对得当，未必不能成为开创政治新局的发端。“在此时机，张学良先生一人的进退，可以有绝大的意义。他若还不肯自劾引去，或自劾而无求去的决心，那么，中央政府真是无法可以去一个疆吏了，那就是明白宣示世界我们这个国家真不成统一的国家了！反过来说，如果张先生在这个时候能毅然决然引咎辞职，那么，他的一去还可以挽救中国再分裂的危机，还可以使世人憬然明白‘中国的谜’自有中国的奇巧解决法：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院长的一封电报居然能使一个两世独霸一方的军阀翻然下野。这也可说是给陈调元何成濬一班人‘树之先声’，而替国家打开一个新局面。”（注：胡适：《汪精卫与张学良》，《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为促发张学良成全这一契机，胡适还写信私下规劝，张收悉后复函对此表示感谢，称：“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非素日爱良之深者，安能出此诚恳之言论。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抄旧式军人之手段。”并约请胡就此事作进一步的商洽。（注：《胡适致张学良（稿）》、《张学良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129页、第129-130页。）
与胡适对此事的认识及建议有别，丁文江对汪精卫的辞职与张学良不久之后频频见诸报端的“坚辞”态度同样不以为然，但他质问道：“试问汪精卫和张学良都辞了职，热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负军政责任的当局一辞职就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了吗？”张与丁平昔交往较多，大概也是奉张集团中为丁所赏识的少数人之一。（注：丁文江：《给张学良将军的一封公开信》，《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对于这样的“好人”，在局势并非一无可为，即未到张自己“觉得抵抗日本，事实上是不可能，或是抵抗所必需的条件，中央的力量可以做的（得）到而不肯容纳”的时候，丁文江认为张完全可以投袂而起“戴罪立功”。在对当下抵御日本的具体方法的探讨中，被陈之迈誉为当时知军事问题最为出色的三文人之一（注：另两位是傅斯年与张季鸾。参见陈之迈：《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收入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6页。）的丁氏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指出，和一马平川易于发挥日军武力优势的四战之地山海关、滦河相比，热河才是最可为我方利用的地区，它的保全对于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本着让日本付出惨重代价的基本立场，丁文江反对轻弃任何国土。他说：“我们决不希望军事当局在山海关天津之间，作大规模的战争，或是长期的守御。我们只希望他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我们要明白日本的目的不在平津，而在热河，所以我们的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也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因为日本人要取得了热河，热河就永久不能恢复；日本人纵然占领了平津，平津总有日子收回。”基于这样的分析，丁文江提醒张决不可再稍纵良机，而应准备把司令部迁到张家口，加紧布防，以“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奋起抵抗守住热河。针对汪电中关于军费问题的指摘，丁建言：“若是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作战时候的军费，子弹，以及其他的需用，一切由中央照全国军队最优的待遇供给。”“若是肯如此，张学良可以不必辞职，汪精卫也决不可辞职，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注：丁文江：《假如我是张学良》，《独立评论》第13号，1932年8月14日。）丁文江这篇文章被已为张学良罗致、较多通晓内幕隐情的汤尔和讥为“纸上谈兵”，他在与胡适的信函中甚是刻薄，声称：“我记得民十一您主张好人政府的时代，我说：不晓得政治内幕的人，千万少开尊口。老丁也犯这个毛病。我愈觉得专家们不说本行的话，而要多管闲事的时候，那真是动辄得咎。听说您关了他一天，逼出这篇文章来，可怜辛辛苦苦，落得人家鼻子里哼一声说是‘傻蛋’，这是何苦呢。”（注：《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32-133页。）
汪张共同主演的辞职闹剧不仅未能实现胡适开创政治新局的期待，与丁文江要求的剑及履及的具体措置也是相差甚远。8月中旬，国民政府同意张学良辞去本职，同时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自兼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暂以军委会委员资格主持分会工作。北方大局仍系于张氏一人。但张在因应愈演愈烈的热河危机时显然缺乏丁文江所认为必备的“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而在很大程度上听任省主席汤玉麟虚应故事。军事当局的因循坐误迟迟不向热河出兵布防令丁文江极为担忧，他警告道：“当汪精卫先生虞电发表的时候，我们讨论张学良先生的去留问题，胡适之是劝他辞职出洋的，我是劝他实行抵抗的具体计划，把财政交还中央，来求国人谅解的。这两种办法表面上虽然不同，精神上原是一样。若是两种都做不到，将来一定要弄到身败名裂而后已，我希望张学良先生不如此的拙，我更希望我们的国运不如此的悲惨！”（注：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要隘，进一步窥伺热河及整个华北，局势危如累卵。丁文江见及国人“宣言抵抗”及部分军人“电报请缨”的蹈空不实，忧心如焚，“在这种情形之下若是我们没有明白的认识绝大的决心，坚固的团结，纵然抵抗，绝不能发生任何的影响，纵然局部有短期的效能，绝不能防止全部分的瓦解。”丁氏所谓“明白的认识”，意指必须对日本的既定国策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他认为所有的过往事实均指向日本是欲壑难填“得步进步的”，同时日本的实力并非“无限制的”，“要吞并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因此中国的胜败存亡之机完全寓于国人是否“自己帮自己的忙”，是否“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国土），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日本）。”山海关的倏忽易手及热河局势的益形危殆，让丁文江极为愤激，他痛斥道：“我们的军事当局不于苏（炳文）马（占山）没有失败以前向热河进兵，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丁文江以责任最重关乎抗战至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设例，阐述了改弦易辙的具体之途。丁指出蒋氏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来安靖国内增强国力：第一须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以作更大范围合作的基础。丁认为国民党表面团结之下的“四分五裂”实际上有以致使党外人士政府当局“没有诚意”的观感，与举国一致对外的目标根本不合。最低限度的，政府领袖尤其是蒋介石必须作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实际姿态，譬如对分立的粤系领袖胡汉民，蒋氏应有“折节礼士”的古风，“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有极诚恳的忏悔态度，请胡到南京”，庶几或可“于我们抵抗的能力，国际的形势有莫大的影响”。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打破各派各系的畛域之见。在各类资源的供给方面，抗日与否为唯一衡定标准，“如是则全国军人都了解这一次作战与内战完全不同。拼命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国家的。”第三应立即与共产党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的唯一条件下达成停战，若无休战可能，则“应该责成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四省从速合围，纵不能立刻彻底的消灭它（共产党），至少要封锁它在一定区域之内，使它在抗日期内不能做破坏的工作。”丁认为上述诸节兹事体大，“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是应该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份的效能……要不然束着手等人家宰割，固然是该死，无计划，无决心的对付，牺牲未必不大，而结果是不堪问的了”。（注：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
结果之“不堪问”在国民政府的妥协苟且下自然是其应若响。2月21日，日军进攻热河，不旬日间承德失守热河沦陷。热河的一触即溃不战而失，引起国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对汤玉麟、张作相、张学良等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热河的战局，丁文江、胡适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曾在进展途中多次往访张学良。3月2日的胡适日记就记载了这样一则史料：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陵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战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注：《胡适的日记》第十一册（手稿本），1933年3月2日（原文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愤激的情绪鼓荡着胡适，次日即草拟一电与蒋介石，在约丁文江、翁文灏商改后用密码发出：“热河危急，绝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4日，蒋复电“即日北上”。（注：《胡适的日记》第十一册（手稿本），1933年3月3日（原文无页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九辑（1933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40页。）5日，丁文江将郁积于心头的千言万语连缀成篇，汇成一封致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在这篇是月12日发表的信函中，丁全面分析了“日蹙国百里”的热河之役始末，认为汤玉麟固然是罪不可赦，作为全军统帅的张学良也是难辞其咎，这至少表现在作战计划的失策与整治军队的疏怠两个方面。在当今群情激愤的公论面前，丁坦言，摆在张氏面前的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为立刻整肃军纪，亲率比较精锐的部队在日军尚未立定脚跟之前，“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一直向承德冲过去，使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真爱国的，不怕死的——凡是真正为国效死的人，以前的事都可以不提。”当即引咎辞职，束身待罪，是为中策。一仍旧贯，从而引发内争摇动全国政局，自然是“最下的下策”！丁文江作为与张氏交往经年的朋友最后规劝道：“我知道您也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爱国心和血性都发作不出来。所以公开写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见他都一致的主张，完成您的晚节。文天祥说的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注：丁文江：《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12日。）
7日，胡适再访张学良，将丁文江的上文及自己所作的《全国震惊以后》面递于张，同时附交一信敦促张氏自责求去。（注：《胡适的日记》第十一册（手稿本），1933年3月7日（原文无页码）。）同日，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承担责任，愿辞本兼各职，略称：“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应恳速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注：《张学良年谱》（上），第641页。）9日，蒋介石在保定约见张学良，张被迫接纳蒋氏关于辞去公职以堵众口的建议。11日，张发表下野通电，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注：《张学良年谱》（上），第644页。）数日后，即偕亲属离国赴欧游历。
三
蒋介石的亲自前来曾短暂激起胡适、丁文江等人对挽回北方局势的期待，但13日的晤谈却让胡适们不能不有“看花愁近最高楼”（陈寅恪语）之慨。据胡氏日记，这日应蒋点召面谒交谈的除胡、丁外，还有翁文灏、刘崇杰数人（蒋梦麟也应偕同前往，但未见胡氏例列），双方所及简略如次：
他（蒋）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是不怕死的。
其实这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那未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注：《胡适的日记》第十一册（手稿本），1933年3月13日（原文无页码）。）
最高当局无心恋战，与日交涉也是计无所出，和战皆不得其道，其对日战略上的迷茫无措令胡适、丁文江大失所望。受西方民主传统濡染很深的胡适认为蒋氏“误国”很大程度地是由于其事无巨细悉掌于手的专制作风使然，很早即对此深怀不满。1932年12月，胡在武汉讲学初次晤蒋，临行时托人转交一册己著的《淮南王书》，“盼望他能够想想《淮南王·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就是说，做一国元首的法子是‘重为善、若重为暴’。‘重’为‘不轻易’。要能够自己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这才是守法守宪的领袖。”（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1400页。）两年后胡氏第一次私函与蒋，也略陈此意，但蒋似乎毫不介怀：“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注：《胡适的日记》第十二册（手稿本），1935年7月26日（原文无页码）。）此次面谒经历对丁文江思想所造成的冲击因缺乏相关材料，很难精细追索。不过从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及一般常情分析，丁肯定也有过从期望到失望的心理跌宕，甚至对蒋本人的信心出现动摇亦未可知。不过，丁乃一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对个人“努力”在转移世风时局上的作用抱有坚定无比的信念，“好人”的积极有为一直是他始终不易的补偏救弊以至挽救国难的根本药方。戴上这片眼镜就近观察蒋氏，可以推知丁虽觉领袖事实之不可恃，但对他奋发有为的期待却一如既往。这与胡适期望蒋氏“改过”的立场若即若离。但与胡适持之以为背后理据的民主制度正相反对，丁文江受数月后苏联之行的启发，选择了独裁体制作为蒋氏幡然进取的方向。
最高当局的无所适从与作为平津屏障的热河倏忽易手，使丁文江认识到放手一战已是流于高调空谈，转而力倡一直不曾放弃的对日直接交涉的主张，并积极参与到此类外交活动中来。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在经历初期的彷徨无置后，决定推出与日本有历史渊源的黄郛担当媾和之职，与此同时，接替张学良出掌北方大局的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也在为此寝食难安。4月19日，何约见北大校长蒋梦麟及胡适、丁文江、于学忠商谈时局，一致同意由蒋往访英国公使蓝浦森(M.W.Lampson)，请其出面斡旋中日停战谈判。对此中经过，蒋氏简记如后：“我访晤英国大使蓝浦生，探询他有无出任调人之意。他说日本大使馆的须磨先生曾经对他暗示，日本也希望停战。蓝浦生大使当即拍电报向伦敦请示，伦敦覆电同意由他出任调人。我们经由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先生把这件事通知华盛顿。但是这个计划终于胎死腹中，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罗均任（文干）告诉在南京的英国大使馆说，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无权与外国办交涉”。（注：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01页。同时可参阅该书后附吴相湘所作《蒋梦麟〈西湖〉考释举例》一文，第391-395页。）蒋氏的外交活动因外交部的干涉被迫中止，获最高当局授权的黄郛却紧锣密鼓逐渐走到了前台。5月4日，依据国民党中政会的决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黄出任委员长，委员包括“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华北地方各方面的人物”，（注：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7页。）丁文江也名列其间。黄郛主持的对日谈判在一味的妥协退让下很快就见出分晓，是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双方于维持现状的精神下达成停战，几乎承认了日本侵略的合理性。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天津《大公报》的批评很有代表性，该报社论指出《协定》“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势，狰狞面目，活跃纸上”，政府当局完全是“饰词自欺”。（注：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1日。）6月4日，此前曾数度婉拒汪精卫出任教育部长、驻德公使职邀请的胡适，开始在紧要关头“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08-209页。同时可参阅二氏来往数信，同见该书，第204、210、211页。）他在全国舆论同仇敌忾强烈反对的空气中，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专文，对当局无力收复失地现状下的华北停战示赞成意（注：《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4日。）。胡氏的“别出机杼”在获得深以“东林”、“清流”高调为非的钱玄同谨慎揄扬的同时（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15-216页。），却引起了傅斯年的极端愤慨，欲就此退出“独立”社，胡因之极为伤感。嗣经丁文江长信劝解，才打消辞意。
《塘沽协定》的签订只保持了华北大约两年的表面平静，1935年5月，局势重形紧张。是月，日本借事寻衅，向中方提出逼使华北“特殊化”的五项无理要求。汪精卫、何应钦无意据理力争，很快就作出了妥协姿态。这令丁文江甚为失望，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料想这一次华北一定逃不了。政府这班人都是束手无策，而是你埋怨我，我埋怨你”，希望胡氏在必要时脱身南来，不要身陷绝地。胡回函称：“此十余日中，北平人士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精神上的苦痛是不得救济的”，“北平昨夜事势略‘好转’，或可苟安一时，但以后此地更不是有人气的人能久居的了”。（注：《丁文江致胡适》、《胡适致丁文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70-272页。）《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相继订定，使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名存实亡，纵使保住了暂时的苟安之局，已非有识之士所望，中日间终必一战愈益昭然著明。但丁氏对国内现状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主张不轻弃每一寸土地的同时，反对在国家做好充分准备前将国运作赌注率尔决战，故而撰文以苏俄革命成功之初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史实作例，向国人说明暂时的退却绝非亡国之渐，关键在于操纵国运的领袖是否具备列宁那样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窾要的识见及生死以之的决心。（注：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7月21日。）丁氏此种“冷峻”的外交建言自然与民气高涨、慷慨激昂的时论格格不合，反而易滋外界苟且偷生为当局张目的观感。对于苏俄的这段外交史实，胡适即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苏俄的和平不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割地赔款的和约带来的，是三年苦战打出来的，苏俄的统一政权也是那三年的苦战打出来的，”胡代表大众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今日为国家设计，当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说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但是我们也得进一步问：如果万分退让的结果，还换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准备走什么路？”（注：胡适：《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8月4日。）“义和团学者”傅斯年自然是责之更力，他痛言：“四年中，外交上之退步，超过三十年，而数倍之不止，这两个月，又超过最近四年。这样的加速度进行，深恐国家无如许土地与主权，供退让之用！”“丁文江胡适之先生说完了一段苏俄教训，我们借鉴于那一段故事，当知我们为国家之不亡，总要有不可退让的防线。……我们总不能和平退让到把中国变成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国！不幸的很，似乎我们的当国者，并没有想好哪些可让，哪些不可让，一旦张皇起来，几乎充分表现给对方看，我们是无不可让的！”（注：傅斯年：《一夕杂感》，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8月11日。）客观而论，胡、傅所及表面虽异，但均为丁文题中应有之义，他们共同担忧的皆是政府当道“鬼混的生活，无可无不可的立场”，差异应只在隐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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