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与中国青年文化_后现代主义论文

后现代语境与中国青年文化_后现代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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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997(2006)04—0011—03

一、后现代因素正在我国文化建设中不断生成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西方流行的一股社会文化思潮。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界和文学界,70—80年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90年代后逐渐走向衰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著作翻译和研究的热潮,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文艺作品。90年代末,随着我国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崛起,后现代主义逐渐与中国市民趣味相融合,更多地成了一种时髦的代称。

后现代文化指的是当代西方的基本文化精神或文化主导因素,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是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它主要是一些求同存异的学者从当代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思想倾向和理论态度,它“总是和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反创造、分解、消解中心、移置、差异、分裂、消隐、消解定义、非神话化、零散性、反正统化、反讽、断裂等词语联系在一起”[1]。后现代主义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反”和“立”两个方面: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表现主义、反人本主义;林立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

中国文化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改革开放和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条件下,既不可能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完全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人文话语的同时,也吸收其他社会科学以及如后现代主义这样具有激进主义色彩的一些思潮后,构成了多元开放的新形象。如今,在将自己融入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现代、后现代共生。”[2]

虽然我国还不具备产生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丰厚的现代主义文化土壤,但它的出现和发展在偶然性中也具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其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在我国已初现端倪,科技的优先地位得到了确立,社会的物质化倾向加剧,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交往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二,由科技和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我国社会的现实转换,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困境和文化危机。一部分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创作理想与学术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他们更多的是把创作作为获取金钱和地位的工具;商业活动全面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丧失了其传统对至善、至真、至美的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由职业上的分工所决定的权利交往和为了物质需求而进行的金钱交往盛行,充满友谊和情感的交往日益困难。其三,当前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的混杂性、拼贴性,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其中之一就不足为怪了。总之,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使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理念均受到了挑战,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正是在企图寻找解决这些文明困境与文化危机的突破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容易与我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心态产生共鸣。

对我国文化发展中的后现代因素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而是要作辩证分析。就其积极方面而言,第一,后现代主义表现出了强烈的否定性,而批判和否定是发展和再生的前提及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二,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绝对、反中心,倡导多元性、相对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价值选择的自由性,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特殊思维方式;第三,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平等对话”有利于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的美德,使我们从狭窄的自我关注中走出去,倾听其他语言或思维的心声;最后,后现代主义者们,大都较为关注人类当今的生存状况和人类未来。就其消极方面而言,第一,后现代主义隐含着滑向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根本否认和彻底批判理性、秩序、权威、真理所禀赋的逻辑意义和历史意义,显示了其理论的偏颇;第二,后现代主义使一切处于动荡和怀疑之中,使一切中心、秩序、权威被解构和摧毁,没有了任何绝对的合法性和绝对的权威;第三,后现代主义过分膨胀地宣扬差异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忽略乃至否定事物的统一性、可象征性的一面;第四,后现代主义过分渲染一切理论、观念、意见的“均权原则”的作用,宣传“怎么都行”的方法论,结果抹杀了不同理论之间的优劣高下之别,否认了进行最佳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拒绝提供一种合理的可行性标准,由此导致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盛行;最后,后现代主义含有自身难以解脱的逻辑矛盾,即否定一元论却又未摆脱一元,力推多元又呈现出一元的取向。总的看来,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西方人在传统文化危机之中寻求新秩序、新机制、新文化理论的过渡性阶段的精神反映,虽然有建设、重构与积极的一面,但它更偏重于摧毁、否定、消极的方面。

当前的中国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后现代文化的过渡性特征决定了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只能处于边缘地带,无法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主流,也不会永远活跃于历史舞台,终将成为过去。但“后现代性”——怀疑、否定、批判精神——将作为一种新的质素为社会主义所吸收。

二、我国当代青年文化发展中的后现代特征

青年文化是社会文化中最为活跃的因子,它是最容易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故中国文化的后现代因素在当代青年文化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能肯定,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跨入了后现代文化的门槛,所以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某些后现代特征。

1.青年时尚文化的低俗化

后现代文化反正统化,主张标新立异;具有散漫性,往往信手拈来。中国青年受其影响,特别是受西方后现代影视作品的影响,在对时尚的追求中充满了后现代的玩世不恭、无所谓和冷漠,显现出低俗化的特征。在时尚用语方面,青年们突发奇想地创造了一些特异的语言:有话语平移过来的,如“恐龙”、“青蛙”、“暴丑”、“脑子进水”、“脑膜炎没断根”等;有以搞笑等为目的,错把恐吓当玩笑的“砍死”、“你死定了”、“一分钟内消失”等;也有哗众取宠,错把肉麻当有趣的,如充满感情的“有性格,我喜欢你”在《河东狮吼》中也变味了,“一分钟的爱情”在《阿飞正传》中成了一夜情的代名词。在符号文化方面,他们追求“我特故我在”,衣服上爬满了偶像的脸;他们追求流行与狂放不羁,将牛仔裤戳几个洞,撕成条条缕缕;他们追求神秘,喜欢穿沉重的黑色;他们一味玩“酷”,在似皮非皮的黑衣黑裤上缀满闪着冷光的金属扣;配饰上他们把丑恶、阴暗甚至反动的东西当作美、个性与时髦,书包上吊着怪模怪样的卡通玩艺儿,颈间挂着骷髅头、纳粹标志、狰狞的怪兽。其他方面,也充满着调侃,贺卡上是“送给你一堆臭狗屎”,音乐是“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等。

2.青年文化运作商业化

后现代文化已经完全商业化了,文化产品被大批量地生产和销售,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发展运作也主要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无论是文化产品还是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无不充斥着商业化的内容(当然,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团组织、党组织等政治途径传到青年群体中的,但它已经没有了强制性),商业赢利是青年文化的一个内在目的和基本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军旅作家莫言的《丰乳肥臀》充满了性描写;国际大导演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更是以西方后现代的“东方主义”理论为指导,《英雄》也没有宏大叙事,而是在制造宏大的视觉,以此来寻找卖点。只要能够赚钱,青年文化作品是否原创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后现代主义中最基本的主题就是复制”[3],“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作品在极大的程度上就是复制的结果,甚至没有原作也可以创造出大批量的复制品,即类像”[4](P140)。市场上充满了主题雷同的作品和风格毫无差异的报刊;西方刚流行的语言、服饰、影视作品马上就会成为中国青年的宠儿。

3.青年价值标准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统一万物的第一原理,差异是现实的,主张寻找多元化。当代中国青年价值标准多元化或虚无化便是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差异化的折射。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涌入的西方各种主义、思潮、话语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的话语空间,并且产生彼此的碰撞与竞争,为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选择与追求提供了众多的方向与可能,而青年也有选择任何一种价值观的自由,由此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势。如一方面我们号召青年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另一方面,青年中由于解构责任和消解中心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盛行;生活追求具体化、功利化,相当一部分青年把加入团组织、党组织仅作为寻找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和工具。

多重标准必然导致了青年选择的迷茫,也可能导致选择尺度的遗失,他们的选择仅仅依赖感觉,价值标准已经完全虚无化,连漫画和电脑游戏中的主角也成了某些青年崇拜的对象,虚拟与真实在他们那里得不到区分。

4.青年文化理性的缺失

反理性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种倾向的诱导下,中国青年文化也显现出某些理性缺失的特征。其表现之一是青年文化的平面性,“当代青年文化取消了内在与外在、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其文化文本是不需要解释的,它的意义就是它表面所显示的东西。”[4](P138) 青年中流行一时的“无厘头”、“话语平移”等文化现象就是平面化的代表。视觉文化的盛行也说明了这一点。青年们在追求表面化的物质欲满足中沉沦,让高贵的头颅作了贪婪的眼睛的奴隶。其表现之二为青年文化的无深度性,“后现代文化消解了以往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间连续性的特点,只抓住现下状况,切断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关联”[4](P138)。当代中国青年文化对传统文化已不再重视,青年对民族文化的精华知之甚少,他们囫囵吞枣地吸收一些西方“现代化”表象的东西来“批判”自己的文明。青年文化理性的缺失还表现为青年的思考判断“跟着感觉走”,“深刻也好,浅薄也好,独异也好,从众也好,高雅也好,庸俗也好……统统被灌进了‘怎样都行’的搅拌机。”[5]

5.青年行为方式的异化

青年时尚文化的低俗化,运作的商业化,价值标准多元化或者虚无化,以及理性精神的缺失,直接导致青年行为模式的异化。青年中有的“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今朝有酒今朝醉”,追求简单的生活娱乐和即时性感受;有的一味玩“酷”,认为“生活就是游戏一场,梦一场”,称自己为“新人类”、“新新人类”;有的穴居室内不见阳光,有的终日在网上逍遥,他们认为“历史太老,未来太远”,从不考虑人生活的真正意义,只追求现实的“潇洒”、“享受”;日常行为规范正在他们的心中被无情地瓦解,他们听见约束教导,看见规章制度就双眼喷火,讲究随心所欲,过着一种凌乱的生活。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青年文化建设策略

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一方面扩大了青年的视野,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另一方面也解构着原有的价值规范,给青年带来困惑与焦虑,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挑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文化建设实践中探索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文化建设策略。

1.健全和加强青年文化管理

后现代语境下,浅薄的商业文化全方位占据了无孔不入的媒体,商业快餐文化、垃圾文化不遗余力地吸引青年,对此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注意和警惕,健全和加强青年文化管理。首先,要对青年文化产品进行分级管理;其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计算机网络等大众传媒要旗帜鲜明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第三,要对青年文化市场进行法律规制,不断净化青年文化市场,为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加强青年的教育引导

首先,后现代文化理论所坚持的怀疑、否定、批判精神正是当代中国青年所需要的理论品质,青年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质,才能辨别各种文化、理论的精华与糟粕,才不会盲从,不会丧失主体性。所以,要努力培养中国青年的批判精神。

其次,青年求知欲望强,他们往往是通过阅读大量国内外书籍报刊来获得信息和知识的,但他们各个方面的不成熟,使得他们在理解和接受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这就要求加强对青年阅读的指导,使他们有选择、有分析地阅读,以提高青年的阅读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教育者的权威已打了折扣,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教育引导的艺术,“不应该继续不假思索地把教学大纲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传至青年,而是要以民主、非权威的方式对青年进行引导,鼓励他们平等地参与创造。”[6]

3.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

有中国特色的青年文化还在形成之中。在后现代文化缺乏主导、主流文化方向时,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本质论和文化生产方式理论,坚持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特别是要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保证中国青年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商业文化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要重视和推进青年文化的开发与更新,增加主流文化对青年的吸引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辩证地对待各种青年文化资源,结合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实际和特殊规律,立足广大青年的实践和进步,创造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青年文化。

[收稿日期]2006—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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