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思想——兼论超前认识的主、客体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体论文,超前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科学预见在这个理论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前后相继的各种预测，其预见对象之复杂多变，其预见内容系统性和超前性之强，其预见功能指导性和准确性之高，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极其罕见，确实堪称典范。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系列科学预见指导实践、变成现实的过程。虽然这段历史已经逝世，但毛泽东有关科学预见的丰富思想，魅力永存。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对于领导好我国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二
科学预见是行动的指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①]毛泽东总是把能否提出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预见，当作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进行自觉而积极的历史活动的必要前提。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先进性和责任，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装，能够有机地联系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任务来研究社会预见问题，从而使党能在极其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清醒地认清最近和将来的前途，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善于预见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掌握驾驭事变进程的本领，是共产党的领袖和一切先进社会活动家所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品格。“这就是说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敢于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②]党和领袖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和建设中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能没有科学预见。
科学预见是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它的特质是对尚未认识的事物和现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推测和判断。为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它将书本当圣经，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跛足式的马克思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迷信和盲从，“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③]其认识上的奴性心理，本质上与科学预见的创造性格格不入。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否认“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④]起指导作用。它狭隘保守，孤陋寡闻，固步自封，崇尚自发。列宁指出：“我们向来都谴责，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谴责‘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们不满足于片刻的胜利，也决不满足于一分钟或者一天的计划”。[⑤]经验主义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看得不远，容易迷失方向。这是与科学预见的超前性所不相容的。总之，科学预见的创新性和超前性，本质上要求认识主体显示出积极的求实性、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新颖性和特别的主动性；要求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要求用心思考，反对思想懒汉。
三
对未来的科学预见，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目的。“目的”是将人们所希望的未来活动的结果，以观念形态存在于预见之中。它既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创造性质，又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积极的实践关系。“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⑥]目的不是对任何未来的反映，不是简单地说明历史发展的结局和可能性，而是进行预见的主体作出的一种能动选择，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现实可能性。它不仅仅要求确定实践的结果，而且要求大体上揭示出实现这一结果的道路。在对社会的科学预见中，目的是事先关于实践结果的观念，是理论上对人们走向未来的道路的建构。可见，目的的确定乃是进行科学预见的重要环节。
目的的提出不是随意的，离不开主体的利益。它同根据这个或者那个社会阶级需要对历史前景作出的估计密切相关。因此，被预见的未来只有能够满足一定阶级的需要和要求，才能成为自觉选定的目的。根据这个道理，毛泽东非常重视科学预见和阶级立场的关系。他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⑦]有了这种立场，才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自觉认识到：“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⑧]为什么1930年毛泽东能够一反悲观情绪，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测？为什么1938年毛泽东能够识破“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写出名著《论持久战》？不能不说首先与立场有关。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⑨]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去掉了“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方才可能对中国革命作出科学预见。
毛泽东还指出：对革命前途的科学预见，“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⑩]它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能够规定和监督人们的实践，满怀信心和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用钢铁般的毅力、果断的气魄和忘我精神去争取胜利，实现既定的目标。
四
毛泽东总是提醒人们，不要将科学预见简单化和神秘化。预卜未来是人类的本性。原始社会崇尚巫术和占卜，以后又有形形色色的宗教箴言，现代则出现了“未来学”。但是，在人类认识过程中从来就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预见：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预测作为人们对当下还不了解的事物本质及其未来“黑箱”的一种超前把握，很容易被人们或扭曲为算卦术，或走样成主观臆断。在社会领域，尤其不能用关于未来的臆想、空洞的猜测和要求描绘出未来一切细节的毫无根据的企图，来取代有关社会发展前景的复杂的理论探索。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11)]否则就会把预见变成某种未卜先知的神秘体察，就会为科学预见设置重重障碍。
五
关于科学预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占有首要的位置。他屡屡强调：“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2)]这就是说，预见未来的认识活动并不是主体意志绝对的自我实现，它受客观必然性的制约。承认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是社会预见的客观基础，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基本前提。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战争预见性和计划性的错误观点。即说“战争没有确实性”，或说“基于战争的流动性”。他分析指出：首先“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即使对于敌方，“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其次，“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只要人们用心思考，就能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如若因此而否认预见的可能性，就会陷入不可知的“相对主义”。[(13)]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科学预见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现代西方颇为流行的新康德主义，主张社会无规律可言，因而绝对否定社会领域里的任何预见可能。李凯尔特认为：“确立历史规律和提出预见都是不可能的”。布尔加科夫声称：“至于预言未来，我们老老实实说‘不知道’要比玩弄社会巫术和招摇撞骗好。未来的帐幕是无法预知的”。波普尔进一步论证说：历史之所以无规律可言，因为它完全是由有意识的人创造的，自然现象有重复性，而“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性”。[(14)]他们都把社会规律和人的自觉活动绝对对立起来。对此，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领域的“预见对象”，“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特定时候早已在进行的那一社会过程的一般结果。”因此，预见“凡是涉及个别事件，那是很少精确性的”，“然而在那应当确定社会过程的一般性质和方向的地方”，这种预见“却具很大的精确性”。[(15)]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预见决不是指预测个别事变，规定好事变的所有细枝末节；而是指预见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预见每个历史重大过程的实质、主要动力、基本方向和必然结果。
六
要用具体思维的方法去研究和把握规律，这是对社会作出科学预见的关键。这里涉及到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反对将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他认为，普遍从特殊中来，通过特殊而存在。因此，它不是与复杂的现实绝缘的、空洞的、贫乏的抽象，而是以一定的方式保持了特殊性的具体抽象。列宁高度评价说：“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16)]
列宁的这一思想，对于科学预见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既然一般是与特殊紧密联系而存在并表现于其中的，那么，人们要想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作出某种科学预见，就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种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的一般规律，它是绝不会以纯粹的形式、以永远不变的模式出现的，它必然会表现为丰富的特殊性。所谓科学的预见，其实质就是要遵循“特殊——普遍——特殊”这一认识程序，面向永远不断出现的新的特殊，面向现实具体表现出来的无穷的丰富性。当人们一旦忽视了对新的特殊事物的认识，将预测完全建立在纯粹普遍上，这种预测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当其在实践中实行的时候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列宁反对铸造某种固定的革命和建设模式，强调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解决本国的任务时，都必须认真研究、探索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17)]
毛泽东深得上述辩证法之精髓。他在对中国革命作出科学认识和预见时，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此，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从本本出发，反对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反对照搬别国的做法，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对于如何研究中国的革命战争，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由于“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19)]“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20)]这一进行科学预见的辩证思维方法，万古长青。
七
社会预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可能性的认识。新康德主义者认为：未来的事变是无法从现在的事变中推定的，相信因果联系是一种偏见。这种非历史和非决定论的主张，彻底否定未来同现在的渊源联系，因而也就堵塞了预见的现实通道。唯物史观科学地提出了研究现状和预见未来的辩证关系，主张科学预见不是没有根基的，不是任意的理论构造，而是从对现实的周密研究中推导出来的。
科学预见与空想、幻想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现实的历史根据。恩格斯曾经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因为他们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它对未来社会“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1)]科学社会主义则不同。列宁在回答马克思有什么根据谈论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时，这样写道：“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22)]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周密研究，依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一贯认为，预见未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23)]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既反对右，又反对“左”。他强调“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主观的努力，方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24)]为了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科学预见，他总是自觉地把“形势分析”放在第一位，从“目前形势”看出事变“发展趋势”，又从“发展趋势”推导“必然结果”。在形成科学认识的时候，他严厉批评党内“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批评那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极坏的作风”。[(25)]他倡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种调查研究，不应当是静态的，而应是动态的；不应当是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不应当只是停留于现象的，而应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
八
科学预见是以观念的形态去把握真实的未来，辩证逻辑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列宁说：“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26)]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思想。他在《矛盾论》中大段引用了列宁的话，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列宁认为这就是一般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27)]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逻辑，对抗日战争发展作出科学预见的光辉典范。在这本著作中，通过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两种分析，达到了分析与综合的高度统一。《论持久战》第一个标题是“问题的提出”，这是整个逻辑分析的起点。因为抗日战争还刚开始，客观过程尚未完全暴露，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因而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相反的错误观点。这就突出了科学预见的重要性。从实际出发并提出问题，将其作为逻辑思维的起点，体现了逻辑是客观现实矛盾运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立场。接下去，《论持久战》第二个标题是“问题的根据。”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28)]何谓根据？从客观辩证法说，根据就是事物的内部矛盾；从逻辑说，根据就是充分的理由；从认识过程说，根据就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些都是作出科学预见所需要解决的。于是，接下去毛泽东就对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四对矛盾进行解剖，得出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整体判断。他强调指出：“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29)]根据中日战争中这四对矛盾的消长变化，毛泽东批判了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预见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遵循人民武装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如果说，《资本论》给人们留下了马克思的逻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留下了列宁的逻辑；那么，《论持久战》则给留下了毛泽东的逻辑。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和研究这些宝贵的理论遗产。
九
毛泽东认为，在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科学预见时，“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他对中国革命进程中各个阶段所作出的科学预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其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毛泽东早在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因为它给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又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30)]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毛泽东总是“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31)]辩证法这一最彻底、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观，赋予毛泽东以洞察未来的深邃能力。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人类世界历史多变，我国改革面临复杂情况。这都要求我们确立超前意识，强化未来意识，健全科学预见功能。为此，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32)]
注释：
①⑧(13)(28)(2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663、495、447、450页。
②《列宁全集》第21卷，第52—53页。
③④⑦⑨(18)(2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813、848、800、801、796—797页。
⑤《列宁全集》第26卷，第35页。
⑥(16)(26)《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98、357页。
⑩(11)(12)(19)(20)(24)(2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106、284、173、171、182、307—308页。
(14)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485页。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0、52页。
(17)《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3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
(31)斯诺：《西行漫记》。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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