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责任心的声誉——世纪之交的加拿大高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加拿大论文,责任心论文,声誉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4)01-0032-06
科研经费紧缺是许多高等学校面临的严重问题。不仅中国的大学，全球各国的大学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笔者就自己在加拿大大学执教的一些经验谈一些看法，提出一些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加拿大各大学就开始紧缩预算。1980～1990年这十年间，教育经费大幅缩减，从1995年起，教育、医疗及福利基金合三为一，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样教育经费就有可能被医疗或福利基金所挪用。二十年来，政府经费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从80%下降到60%。[1]由于经费短缺，各大学纷纷自行寻找经费来源，同时也更加合理、谨慎地使用经费。
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加拿大的各大学与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普遍追求责任心声誉(accountability)。这并不是说各高校在此之前就在挥霍钱财，而是说越来越多的大学比以前更加务实。这具有一箭三雕的目的，一是显示他们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口上；二是说明他们是有责任心的，应该得到公共资助；三是可以增强自己实力，以求在日益减少的经费来源中争取更多的项目。
大学追求责任心声誉是全球性的趋势。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来找出评判标准。更严格的研究则查证了政府和企业的压力是怎样驱使大学走向表现责任心以至改变了大学的某些性质。[2]笔者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把着眼点放在影响学校声誉的因素及其结果上，而是考查大学内部所发生的现象，考查怎样引进切实的标准来衡量和规范教师的行为，以及最终保持大学的性质及基本职能。如果不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高校现存的问题。在几年时间里，笔者除了阅读大量的文献外，还对大学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与同事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高校的对外责任
分配公共经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或许是由于政府经费来源有限，他们非常希望经费分配合理。像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及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规范。比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根据业绩衡量标准来评估各高校的表现，然后再按评估结果来分配经费。就是说，评估结果好的大学就可分到更多的资金。在加拿大，除了安大略省及阿尔伯塔省外，其他省还没制度化地实行这种经费分配方法。这并不是说过去20年里政府的这些新的积极措施没有得到贯彻，而是没有比较明显地把大学的表现与分配经费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有明确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把大学看作是培养学生适应新经济所需的技术技能的基地。这样，来自大学的人力资源又会转变成新的技术，来帮助加拿大在国际市场及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力。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大学除了提高学费外，还不断从企业寻求经费，它们从企业界获得研究资金、建设资金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甚至相当比例的教授的工资及学生的奖学金都来自企业各界的捐赠。企业资金所占学校预算的比例从70年代的7%上升到了90年代的24%。[3]当然，企业也希望从它们投入的资金中得到回报。它们希望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希望大学毕业生到它们的企业工作，希望学校的研究能直接支持它们的产品。面对来自政府及企业的双重压力，高校为满足人才市场的需要，将学校教育从一般的基础性教育转向更职业化的教育。为迎合企业的需要，学校热衷于开发新技术，而忽视了学校的某些基本职能，如学生的基础知识培养，以及一些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校只把注意力放在技术转让上。在过去20年里，很多高校已不再那么清高，而是更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尤其是经济需求。总之，谁承担费用，谁就有决定权。
尽管各大学的重心有所转移，从一般基础性教育转向职业培训，但是决定学校政策的基调并未改变。学校就是产生新知识，向社会传播新知识的基地。马尼托巴大学的宗旨是其他加拿大各综合性大学的典范。其宗旨就是：“创造知识，保护知识，然后将知识贡献给文化、社会和经济，为马尼托巴、加拿大和全世界人民谋利益。”用校园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学校的任务就是要落实科研、教学和社区服务一体化。成功的社区服务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研与教学的成果。因为社区服务依赖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成果，所以教师应把教学与科研作为他们的基本任务。在以下的分析中，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任务上。
大多数大学是具有责任心的。[4]高校追求责任心声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校为了加强其社会地位来面对新时期挑战而有意采取的策略。这也是学校用来抵消人们对他们自认高人一等及对社会需要反应过慢的责备的方法，并表明它们正以所拥有的资源来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但是，现在的责任心内容与过去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对讲信誉的理解已经改变，而且各高校教师又有着自身的不同做法。
责任心是一个道德概念。问题是：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在过去，学校是对社会各阶层讲信誉、负责任的。现在，企业成了社会中最主要的资助者，政府把企业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官方的理论也受经济杠杆的驱使。同其他资助者相比，企业在社会中的相对重要位置改变，使得对学校的要求也有所改变。企业喜欢即时的回报，希望实实在在可见的成果。它们还希望投入少、产出多。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形成对高校责任心的理解，其一是使用资源的高效率；其二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在经营管理上，效率就是降低成本，效果就是让客户满意。现代企业已将它们的行动提高到更高一层的抽象层次。做生意并不是销售产品或服务，而是出售“一把一把的客户满意”，其底线就是利润最大化。效率与效果在商务活动中已简化成货币量，呈现出实用性与功利性。再者，企业喜欢可见性，保持其在公众中的存在。这种责任心的意义已强烈地镶嵌在学校对这个词汇的理解中。如果承认了政府及社会企业的支配性影响，以及高校满足企业要求的需要，就能理解高校管理部门借鉴企业部门的责任心追求方法。[5]
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公益性、非营利性是高校的基本性质。学校的目标是面向社会，它的成就用金钱是无法衡量的。尽管存在差异，高校仍然仿效企业，以定量的方式来评定责任心。在学校里，教学效率就是指在指定的物体空间内，由更少的教员人数来教授更多的学生。教学效果定义为有多少学生学习，由学生对教授的评定来衡量，就是学生对所开设课程的欢迎程度。就像在经营活动中，顾客满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会带来更多的业务；在学校教学活动中，学生满意就会吸引更多学生前来，从而提高学校入学率。研究方向不再局限在能带来新发现的、需要很长时间且又枯燥的那类研究上，也不再局限在那种具有创造性的、能改变专业方向的研究上。取而代之的科研成果指标是数量、文章长度（页数）、发表的杂志、受资助的数目及每一资助项目的经费数量，研究成果对商业应用的相关性及贡献则更受重视。
这种发展是世界性趋势的一部分。从1990年起，加拿大国家级杂志《麦克林》(macLeans)，以及加拿大国家级报纸《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先后每年对加拿大大学进行排名。它们的排名方式体现了以上所讨论的高校追求学校责任心的实质。衡量教学质量的指标是选课人数、班级大小、学校由教授级所教的课程数等。科研活动的衡量指标是教师的学术证书、科研经费、图书馆藏书及其他基础设施。此外，《麦克林》的排名还以校友及社会人士对学校的评定作为依据，而《环球邮报》则以学生的评定为依据。以所收集的这些评估指标为依据，它们对加拿大的大学进行排序。大学也增加了透明度，其年度报告也反映了对责任心的认识。大学使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表明它们的成就。它们的年度报告叙述注册学生人数、毕业生人数、学生毕业的平均在读年限、科研经费的数量、经费来源，以及其他类似的指标。它们用这些资料为学校做广告，宣传它们是在高效、富有成效地完成任务。
教师的对内责任心
大学的成果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要实现学校既定的目标，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为了达到受外来影响而制定的标准，学校管理部门在学校内实行责任制，并且对其成员指定相关目标。这就是鼓励教师去获得成果，以便让他们向公众显示他们成功地完成任务。由这些指标所指定的目标也成了教职员的指标，成了他们活动的规范，它限定了学校的各项活动。
为了全面了解那些定量指标所带来的教师日常生活的改变，就必须知道多数教师对大学本质的理解。90年代的调查显示，教师都专注于高校的传统学术角色。[6]他们认为，大学是创造并转化知识的公共服务机构；他们处在发现与创新知识的前沿；获得新发现及其影响需要时间；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项目的目的、专业方向及其他相关因素；成功的研究依靠的不是研究人员的幸运，而是研究人员所受训练及知识背景。教师认为，学校不是工厂，不是在卖产品。如果真的把学校看作工厂，那么，学生或毕业生可以被看作学校的产品。虽然设定了入学标准，但与工厂不同，学校的输入材料不是均匀一致的。学生的兴趣与能力参差不齐。近年来采用公开录取的方法强调平等，大大提高了入学率，而学生的能力差异则更大。作为教育者，教授不能也不会把单一的训练方式用在所有学生身上。他们应随时改变教学方式，有时甚至改变期望值来对待每个学生的需要与要求。学校不是文凭工厂。教师不是出卖文凭，学生成绩是对学生努力与成就的奖赏。但是大学教育的好处主要还是留给了学生，而不是学校。简言之，学校的行为与工厂、商店不同，没法严密管理，不能生产出一致的产品，也不能像企业管理中那样采用监控与测量技术来即时获得产品。
在此有一点应予说朋，上面所说的并不是指管理部门与教学科研人员之间是完全对立的方面，也不是指教学科研人员都持相同一致的观点。事实上，调查显示管理部门与基层教师间在意见上存在一致的地方，而在教师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最大的分歧存在于从事基础科学、艺术类的教师与各专业学院的教师之间。总的来说，专业学院的教师是乐见现在这种转变的，但基础科学及艺术类教师就不喜欢这种变化。
大学现在越来越向经济需要靠拢。但是，学校活动的性质与经济活动相比具有很大差异，从而决定了责任心的评定也应该是不同的。然而，高校管理部门借用企业的方法，采用多种定量指标来评定教师的表现，这种评定方法服从于学校对外责任心的要求，这一点在上文已经讨论过。它们忽略了学校活动的流动性及复杂性，将企业的评估方法不经任何修改就应用到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估上。很多学校都要求教师按管理部门指定的类别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说明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所取得的成就。
管理人员主要使用一些现有的教学评估表来评定教学效果。许多研究人员指出，一些对教学无关紧要的因素，如教员与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人种）会影响评估的结果[7]，进而提出在解释从这些评估表收集到的数据时应加以注意。学校的管理部门并不理会这类警告，它们往往盲目信赖这类评估表，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此外，管理人员只以评估表中的总结性提问作为评定的依据，这类提问是由学生根据对授课教员的满意度作出的数字评定。有时管理人员会要求教师在年度提交的报告中提供课程简介、学生作业或其他类似文件。如果管理人员在使用这些来自教学评估表的数据时贪图省事，忽视其他数据，则以他们有限的时间及所需参考的大量文件，很难利用收集来的资料对教师的教学效果作出准确的结论。从前以考试成绩作为教学与学习效果的指标是有缺陷的。但在目前的教学效果评定中，学生所学内容多少没有被考虑在内。引发学生专业兴趣、传授知识、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展能力的教育理想被忘得一干二净。
教学效率由课程的注册人数来衡量，这种教学效率的测量方法有时转变为教学效果。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产品好销。如果一门课程不能吸引学生，教师就有问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学生的满意度。好的教员能够吸引学生，但同样吸引学生的因素还有诸如课程内容、上课时间、地点、低的期望、慷慨的打分，以及其他与教课质量无关的因素等等。管理人员没有认识到这些无关因素的影响，也没有把选课人数看作是他们应解决的问题，而是采用惩罚的方式，来处理教授低选课人数科目的老师。他们取消选课人数低的课程，要求有关教师改进课程，并在以后补上所欠课时。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新的思想与可能推翻现有理论的新知识，改变思想方式，修改专业训练的方向。与教学类似的是，科研产生的全部影响是不会立竿见影的，需要时间来显现。很多学术上的发现（如光学）可能在当时看起来很深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发现可能对科学及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如通讯）。科学研究的过程涉及重复与改善测试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因而不可能将其拆成分立的单元来作计算或进行评估。对研究工作来讲，功效与效果是不能分离的，高校管理部门很难对科研工作作准确的评估。它们使用易观察的、浅显的指标，如会议宣读的论文数、发表的论文数、发表论文的页数、论文发表的杂志以及论文的引用率来评价研究的质量。由于学校需要钱，管理人员更加注重于研究项目申请的数量与获得经费数额的大小。
与其他行业相比，学术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大学是对新思想进行争鸣与探索的地方，是学术人员比较不受限制地追求研究兴趣的地方。科研人员精心地保护他们在教学与科研上的自主性，抵制引进这种责任心的评定方式。管理部门了解这些负面情绪及教师对责任心评定方式的抵制，于是向教师指出其他就业部门也是对员工的工作进行监控与评定的，大学的工作人员不应例外。管理部门批评那些抵制新政策的教师是自私、不负责任，或是称他们作落后于时代的恐龙。为了缓和这种局面，管理部门有时会以教师发展的名义来引进以业绩为依据的责任心评定方法。这类评估方法是要让教师了解他们所处的水平，并在其领域内得到改进。
简言之，大学行政管理部门采用了企业管理的语言与策略来实现学校的责任心。[8]大学责任心的道德尺度已被更加实用的计算方法所取代了，所用的指标是浅显的，有时是不可靠的；他们往往不能反映出任务的复杂性，或是对学术研究的共同期望。像经济部门的执行人员一样，大学行政管理者必须向公众、向董事表明整个学校都在“不停地工作”。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保证员工正在各司其职、全力工作。尽管学校管理者不能把金钱作为衡量标准，他们还是使用了客观、定量的指标来评定结果与产出。
教师的反应
加拿大大学的教师受工会及联合会的保护。高级教师都享有终身教职，除非犯了严重错误，是不能被解雇的。尽管有这些保护，高校的教师还是必须证明他们的工作能达到学校行政部门的要求与期望，才能得以生存。学校管理部门按它们设定的标准来监控及评估教师的工作表现，按这类评定标准来对员工进行奖惩。教师个人的表现好坏则取决于他们遵守这些要求及完成这些任务的情况。这些责任心的评定标准规定了教师的行为。
管理部门按指定的指标来确认“产品”的投向，并依此来设定评价学术活动的参数。它们不必具体指定各种学术活动该如何进行，这些参数指标已经指定了学术活动进行的步骤，并把教师的精力引导到了特定的方向上。正是这种运作机制，使得各级政府在下达责任目标时，能够延续并延伸其对各高校的控制。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高等院校总声称他们失去了自主性。以学校管理部门以选课人数作为教学效果评定要求的方式为例来讲，这种追求教师责任心的方法等于鼓励教师过多地迎合学生的要求与兴趣，向学生提供更职业化的教育来增加选课人数。为了避免被裁员，有时教师会自发地停教那些选课人数少的课程，甚至从课程表中直接删除这些课程。他们会在所教的课程中加入新的内容，并修改课程简介，使其能吸引更多的学生。这样做如果成功的话，选课人数及对他们的教学评估结果都会有所提高。教师还会设法开设那些具有广泛吸引力的课程。由于学生总是愿意学习那些具有直接应用前景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迎合学生兴趣的做法使得高校教育更趋职业化。提出这些问题并非要忽视课程与学生兴趣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也是重要的方面，也不是要指责开设具广泛吸引力或与实践关联的新课程；而是为了指明，教师是大学的成员，是教育职业化的参与者，大学任何一方面的改变是通过教职员的行为，需要他们的配合，才能实现。并且要提醒我们教师，学术性的教学及选课人数应该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在今天的大学里，学校管理人员将学生视作委托人，有时称他们为顾客。如果作为顾客，学生的所为总是正确的。这正说明了，许多高校管理人员为什么不恰当地将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估放在重要位置上。教师可以私下指出这些评估指标的不适之处，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采取行动来提高学生对他们的评定。安全与轻松愉悦的环境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教师也了解具有安全感及学习轻松的学生会对教师作出较好的评定。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有些教师便使用短期实用的策略，但这样做根本无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些教师往往会降低对学生的要求，保证给学生好的成绩，以及采用其他各种手段来增加学生的安全感，这种情况在临近评定工作的时候会更加突出。这种策略不会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无助于在课堂上完成更多的教学内容。此外，很多教授因此不愿意尝试新的教学手段，更不用说在这种新的教学方式会不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估的时候了。
高校的科研方向会受到行政管理部门评定标准的影响。部分教学科研人员不愿从事长期的研究项目，以避免在相当长的阶段内拿不出研究成果的情况。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某些教学科研人员有意从事那种价值不高、但能很快出成果的项目，以期能不断地获得研究结果而发表论文。很多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需要的研究经费的基数较大。由于研究经费的数量是一项评定科研成绩的指标，这就鼓励了教学科研人员去追求科研项目的数量，以经费数目大的项目来维持其成功的形象。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还设立货币基金来支持政府的优先项目。那么，在那些政府指定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内的教学科研人员就更容易获得经费支持。还有，那些由工业界支持的研究领域和那些从事工业应用科研领域的人员也具有更多的获得科研经费的机会。这类研究经费的存在也鼓励了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转行到这些易获资助的领域。使用前述评定标准的结果是政府和工业界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当然，其影响大小对不同专业领域是不同的。在应用科学领域中，像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科研总是寻求对工业发展有用的新发现。他们得益于有实用目的的经费支持，经常在校园内以成功者的形象出现。对于基础科学及艺术领域，研究人员专注于对自然及艺术世界的了解，将自身的专业研究投向他们自己设定的方向，很难转向，也不会受益于那些带实用目的性的研究项目。
这种以灵活“学术企业家”的行为来面对新挑战的方式损害了高校中传统的奖励机制及学术声望。在过去，专业领域中评价高的学术活动在校园内最受尊重；而今天，只有那些掌握大额资助的研究人员才是高校各机构的明星。知识本身已无价值，取而代之的是高校可获专利权的知识产权，或是可转化为可制造并销售的产品。[9]知识不再是公众共同免费分享的资源，而是商品，是能为学校积累收入的资本。这样的态度与现实损害了高校为社会公众谋利的社会使命。这也不利于体现高校的教学效果。以往，教授们的科研与教学总是交织在一起，让学生分享到最为令人振奋的研究课题，向学生提供最新的知识。但是，在科学研究上那种只注重知识所有权及知识保密的取向已经改变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10]
高校采用这种评估手段给教师施加了压力，使各类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都在科研与教学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也花费更多时间撰写研究报告来证明他们应该获得资助与终身教职。”[11]在定量的成绩评估中，强调短期的产出，避免去从事那些需经长期努力的学术工作，怎样达到质量要求往往被忽视了。为了达到行政管理部门所设的标准，迎合行政部门的要求，教学科研人员无意中放弃了自己的准则，他们以短期、肤浅的成果来代替传统的学术追求，以达到他们单位对成绩表现的要求。为了能符合学校的评估要求，以获取职位的稳定及工作单位的承认，他们已经成为损害学校学术自主性及阻碍学校变革的参与者。[12]
结论
一方面，加拿大政府及企业团体向学校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学校按它们的要求去运行，采用经济部门对责任信誉的评定方式，通过这种做法，学校的学术主管人员允许外部利益渗入各学校之间，限定了学校的活动范围，并形成了它们的长期发展方向。企业的评估标准是用来确定销售利润的增长。客户满意是他们的目标，产品的质量高低并非主要。在领会及模仿企业的责任信誉评定的实践上，高校的管理部门已经将经济运作方式带进高校的相应工作中。在追求责任心的名义下，高校已潜移默化地变异为职业培训场所。
教师表现的评定标准，就好像是针对他们的活动预设了一系列的参数，促使他们按特定的轨道行动。所有愿意在此种系统中生存的人，就必须接受这些要求，而那些希望作出非凡成就的人则需要在这类划定的条件上做得更出类拔萃。为此，教学科研人员事实上成了使得高校转变为职业教育机构过程的共同参与者。他们总想获得更多、数额更大的研究项目，这类项目往往就是商业项目和政府所设的项目，有时可能缺乏真正的学术价值。他们往往愿意寻求那种能产生短期效应的项目，以及容易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项目。这种做法损害的是不产生短期回报的基础研究。教师总是追求多的选课人数及更好的学生评定结果，而这些往往是与有价值的教育理想背道而驰的。他们过于迎合学生对工作训练的要求，其代价则是没在专业上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教师们的这些行为，使他们与大学行为管理者一起共同将大学转变成了职业培训场所，成为经济领域的研究单位。
提出这种发展趋向并非要否定高校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责任。如果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评价大学的行为转化，那么我们教师就要重新摆正高校对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所承担的多重责任，认清自己在这种我们很多人都憎恶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弗莱雷(Friere)指出的，觉悟是转变的第一步。[13]除非我们教师反省我们所处的地位，认清我们现在所起的作用，否则我们不会清楚自己将来应该对社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及起什么样的作用。
标签：大学课程论文; 大学论文; 工作方向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工作责任心论文; 项目评估论文; 学校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