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知识与图书馆——从客观知识角度理解的图书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观论文,知识论文,图书馆学论文,角度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0
CLASS NUMBER G250
1 序言：3种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纵观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图书馆学的理论范式发生了两次大的转移。第1次是，从重视文献（80 年代以前）到崇拜信息（80年代始）；第2次是，从崇拜信息到崇尚知识（90年代始）。 由此产生了3 大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以文献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以信息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科学发展史表明，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转移，有些是采取否定前一范式的突变方式，而大多是采取扬弃式的渐进方式。由于图书馆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图书馆学理论范式的转移一般采取后一种方式。因此，以文献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目前仍处在继续完善和发展之中，以信息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目前正处在兴旺发展时期，而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目前则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当然，以知识为视角的图书馆学理论观点并不是现在才出现，而是早已有之，如卡尔斯泰特、谢拉、布鲁克斯以及我国的宓浩、彭修义等人的图书馆学观点中，就不乏“知识基础论”的色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人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为一种持续的理论思潮，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思潮，“知识基础论”（这里不是指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而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倾向）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的“信息热”逐步向“知识热”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进入90年代以后，在图书馆学领域中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知识组织研究、知识管理研究的骤然升温，象征着“知识基础论”思潮的闪亮登场。本文就是以客观知识为视角来探讨和阐述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试图为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早日成熟，献一家之言。
2 客观知识：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
本体论，一般情况下是指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是指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本体论学说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
对图书馆学进行本体论思考，这属于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畴。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图书馆的本原是什么，或者说，在人类社会中图书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笔者认为，对客观知识的关照是回答这一问题的最佳视角。
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与认识的结晶。根据载体的不同，知识可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寓于人脑中的主观知识（或称个体知识）；二是记录于各种文献载体（即脑外载体）上的客观知识（或称社会知识、公共知识）。把主观知识外化于脑外载体，形成客观知识，这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客观知识具有时间上的积累和空间上的扩散特征。人类正是借助客观知识的这一特征，使知识的创造活动延绵不断，保证了自身精神生产活动的世代传承与持续发展。
对客观知识的系统研究与阐述，首先归功于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R.Popper）。波普尔认为，纷繁的现象世界可区分为3个世界[1]：第1世界是包括物理实体和物理状态的物理世界，简称世界1；第2 世界是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形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等，简称世界2；第3世界是思想内容的世界、客观知识世界，简称世界3。 而且，波普尔还对客观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证伪性等作了系统阐述。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世界“基本上是自主的”观点和多元论世界观，但毕竟是波普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客观知识世界提高到了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并肩的地位，这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一大创举。尤其是他关于图书馆能够使人类社会死而复活的“两个思想实验”，更让图书馆人兴奋不已[2]。
客观知识作为脱离人脑而存在的客观性存在，摆脱了个体的直接控制，而且客观知识对于人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使得客观知识的产生数量急剧增长，进而必然导致客观知识系统的内部熵增长，由此产生了人类对客观知识系统加以组织、整序的需要。图书馆正是人类对客观知识系统加以组织、整序需要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字记录的积累引出了专门保存和整理它们以资利用的社会职业，出现了自尼尼微（Nineveh ）图书馆到现代的计算机化图书馆的‘图书馆金带’。”[3]
客观知识，从其内容上说是主观性存在，是人类主观知识外化的产物，而从其存在形态来说则是脱离于人脑意识的客观性存在。客观知识的这种二重性特征，使得人们不愿赋予客观知识以本体（或称本原）的意义。是的，客观知识本身确实不具有本体的性质，因为它作为主观知识外化的产物，主观知识是它的本原，而主观知识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既是主观知识的本原，也是客观知识的最终本原。但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研究，并不都是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为直接的本体对象，而是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为其直接本体对象的。如社会学以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为其直接的本体对象，政治学是以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矛盾为其直接的本体对象，等等。可以说，所有的社会、人文学科都是以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为其直接的本体对象的，由此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社会、人文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客观知识（尽管它本身并不是本体性存在）规定为图书馆学的直接本体对象，这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如果没有客观知识，就不可能产生图书馆。对图书馆学来说，客观知识就是它的本体对象，因此客观知识也能成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所谓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就是指以客观知识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
至此，笔者自然想起了布鲁克斯说的两句话：“图书馆学者和情报学者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 ’（即客观知识）的记录，以资利用”，“波普尔的‘世界3’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家、 情报学家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从纯粹实用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4 ]以往一些学者从“纯粹实用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关于图书馆对象的各种说法，如“要素说”、“事业说”、“图书馆说”、“矛盾说”、“文献交流说”等。比起这些“说”，“客观知识说”更具本原性和本质性，因为它触及到了其它“说”所不能触及的图书馆现象产生的直接本体的“源头”，而且“客观知识说”由于摆脱了“纯粹实用观点”的束缚，因而更具理论上的生长力。
从科学美学的角度看，“客观知识说”不仅具有简单性、简洁性特征，而且还因在考察客观知识时始终以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相互转化关系为背景，因而它还具有对称性和和谐性的特征。简单性、简洁性、对称性和和谐性是每一门学科都应具有的内在美标准[5]。 笔者认为，以客观知识为对象的图书馆学就具备了这种美的结构特征。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曾指出过，在新的科学范式代替旧的范式时， “新理论被说成是比旧理论‘更美’、‘更适合’或者‘更简单’，美的考虑的重要性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6]。
3 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对象
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识论研究的是人的认识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纵观认识论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传统认识论的知识研究，基本局限在主观知识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客观知识。因此，传统认识论对以客观知识为对象的图书馆学来说，并不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也许就是“无比深广博大的哲学来到图书馆学领域后却显得如此贫困”[7]的原因所在。所以， 我们在建构图书馆学理论大厦时，不得不努力寻找新的认识论基础。其实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的产物，只不过谢拉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完全系统地展开他的理论。但我们必须承认，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对我们今天研究图书馆学的认识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书馆学的认识论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图书馆学为什么把客观知识作为本体对象？如果把这一问题转换成价值论问题就是：客观知识能够成为图书馆学本体对象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客观知识必须通过主观化途径转化为主观知识，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价值。使知识从客观的形态再次转化为主观形态的过程，就是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过程。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对人们的认识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
首先，客观知识主观化可以使主体相对地离开具体的物质客体，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前人经过长期探索才能获得的知识，使主体从束缚它活动范围的具体物质客体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对于认识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可与直立行走使手解放出来对于实践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相媲美。
其次，通过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能够极大地拓宽主体的认识视野，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主体赖以认识客体的知识信息，从“源”上分析，归根到底来自实践，但从“流”上分析，则大量来自客观知识的主观化。通过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来大量获取客体信息，从而迅速提高主体的认识水平，这是人类越来越重视的也越来越离不开的认识发展之路。从个体人的角度看，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过程表现为学习的过程，学习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实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
客观知识主观化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致人们不得不为了实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而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从记忆的角度看，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实际上是个体人的知识记忆过程[9 ]，所以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往往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但是个体人的知识记忆活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宏观环境条件才能充分地、顺利地进行和实现。图书馆不仅对客观知识进行社会化的公共存贮与组织，而且还为了适应个体人知识记忆的需要，其内部活动也是按照个体人的知识记忆结构模式组织起来的[10]。图书馆的这种职能与组织特点，就是为了实现人们客观知识主观化提供社会保障。其实图书馆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实现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专门化的社会组织。图书馆组织客观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需要，这就是图书馆学为什么把客观知识作为本体对象的意义之所在，同时也是图书馆学为什么把客观知识的主观化作为认识论对象的原因之所在。
从以上论述可知，图书馆是为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服务的社会组织。服务于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最高准则。因此，图书馆学不能不把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知识以及客观知识主观化机理的研究上。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知识的性质、类型与意义；
（2）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的特点及其相互转化关系；
（3）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对人类认识发展的意义；
（4）客观知识主观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5）客观知识主观化的微观条件和宏观条件；
（6）客观知识主观化与人的记忆过程的相似性特征；
（7 ）图书馆在组织客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主观化中的作用及其意义，等等。
在以往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对客观知识以及客观知识主观化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除了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和卡尔斯泰特的“客观精神论”之外，几乎没有现成的理论成果可作基础。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些人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属于“知识认识论”的研究范畴，而不属于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殊不知，传统的“知识认识论”并不关注客观知识以及客观知识主观化的研究。值得欣慰的是，在一些人和一些新兴学科的理论研究中，对客观知识以及客观知识的主观化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可作我们研究的理论指导或参考，如波普尔的“3个世界”理论、 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理论、认识心理学理论、解释学理论、接受学理论等。
4 客观知识的组织：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一起，构成哲学的三大分支领域。哲学上的方法论研究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组织客观知识以服务于客观知识主观化的目的。
在客观知识的主观化过程中，每一个体不仅要受到主体自身的主观心理与认知能力的影响与制约，而且要受到物理环境、经济条件、技术方法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尤其是客观知识系统的内部熵增长（如“文献爆炸”、“知识爆炸”）所导致的客观知识系统的无序化，使个体在获取客观知识、实现客观知识主观化方面，遇到种种困难或阻碍。这些困难或阻碍，不可能完全依靠个体的努力去克服，而必须借助社会的、公共的力量才能克服。而且，历史性的、大规模的客观知识的收集、整理与传播活动，更是需要依靠社会的、公共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就需要设立社会公共组织来组织客观知识，使其有序化，以此保证客观知识主观化的顺利实现。以组织客观知识为己任的图书馆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图书馆的这一发生学机制，决定了图书馆的性质就是：以客观知识为对象，以组织客观知识为手段，以服务于客观知识的主观化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由此可见，组织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实现其目的的基本途径或手段。图书馆日常的内部活动基本表现为组织客观知识的操作及其管理。
从宏观角度看，图书馆对客观知识的组织，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合理布局与流通上；从微观角度看，图书馆对客观知识的组织，表现为存贮、整序、开发利用这三方面的活动上[11]。
如何组织客观知识，这一问题已成为目前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如知识学、知识工程学（人工智能）、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以及教育学、术语学等学科，都对知识组织给予了高度重视[12]。在图书馆学领域，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学会”（ISKO）；1993年1月，历史悠久、 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13]。这些变化表明，图书馆（学）界的关注焦点正在从文献组织向知识组织转移。
图书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知识组织方法体系，如目前仍在普遍采用的分类法和主题法在文献组织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分类法也好主题法也好，在直接的知识组织方面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有些方面根本无能为力[14]。这说明传统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有待于向直接的知识组织层次改进，同时也说明，直接的知识组织方法的研究，应成为未来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时至今日，由于客观知识本身的复杂性所制约，人们尚未找到直接组织客观知识的有效方法。但是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设想或思路。这些设想或思路必将为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些设想或思路主要有：
（1）认知地图思想。 这一思想首先是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托尔曼（E.C.Toiman）提出来的。托尔曼根据动物试验结果认为，动物具有在迷津中“走出困境的计划”，这种行动计划如同一张地图为动物指明目标，这张地图就称为认知地图，而且托尔曼认为这种认知地图在人类身上同样存在[15]。实际上，认知地图就是知识在认知状态中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人的知识框架和思维格局。籍此，布鲁克斯第一个提出了以认知地图原理组织知识的设想。同认知地图思想相类似的理论还有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理论[16]、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完形理论”[17]、皮亚杰的关于知识的“拓扑结构”理论[18]以及我国王知津的“知识空间”理论[19]等。认知心理学家索尔索指出，认知地图思想“预见到知识在认知结构中如何表征是当代所关注的课题”[20]。如果真的象布鲁克斯等人所设想的那样，能够找出知识结构和认知结构的连接点，并把它们像地图一样标示出来，那将是知识组织的最理想目标。
（2）思想基因与知识基因理论。英国遗传学家R·道金斯指出，人类的文化传播机制如同人类身体的遗传进化一样，都是由特定基因所决定[21]。道金斯把支配文化传播的基因起名为“meme”（觅母），这个觅母实际上就是思想基因。知识表述中的概念、语句等都可以认为是思想基因的构成因子。受到思想基因理论的启示，我国的刘植惠于1986年提出了“知识基因”概念[22]，此后刘植惠又于1990年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知识基因理论的基本内容[23]：概念是知识“遗传”和“变异”的基本单位（知识基因），知识基因构成知识DNA，知识DNA组成知识细胞（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知识细胞凝聚成理论体系。无论是思想基因理论还是知识基因理论，都体现了企图把思想或知识结构划分到最基本单元的努力。这两种理论目前仍处在理论假说的阶段，离实际应用相距甚远，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寻找出判断或“检测”思想或知识基因的具体操作方法。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真的找出这种操作方法，那必将对知识组织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3）超文本技术。超文本（Hypertest）是以计算机支持的加工、存储、检索、咨询、评阅、编辑文本信息的非线性高级文本系统[24]。超文本是针对传统文本而言的，由于传统文本对知识的组织采取的是线性结构，不能满足人们阅读文本时的选择性和跳跃性要求，更不能满足立体性网状思维的习惯要求。而超文本系统在组织知识时采取的是能够用链路（Iink）链接和追踪知识结点（node）的非线性结构，因而它能够满足人们阅读文本时的立体思维习惯。目前，超文本技术融合了超媒体（Hypermedia）技术，使用户能够得到更加直观生动的全景视图。可见，超文本技术能够按人的阅读思维习惯灵活组织文本知识结构，这无疑是用户最青睐的知识组织方式。
（4）符号学理论。符号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 因为“凡物都有一个名称……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25]。人类的知识活动不能离开符号的操作，因为“人类知识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符号化知识”[26]。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符号系统的组织与转换”，或者说，符号理论可以成为图书馆知识组织活动的方法论基础[27]。用符号学理论指导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活动，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揭示知识符号的内容、形式和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给这种相互关系以简明的指号或记号结构；二是用简洁的方法表示知识形态与符号形态的对应关系，形成“知识——符号对应系统”。符号操作的优点在于它的简洁性，易于计算机操作。当前知识工程学中的知识库、专家系统就是模拟知识结构与人脑记忆结构的关联关系，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符号操作方法。其实，上面提到的认识地图思想、思想基因理论、知识基因理论、超文本技术等，其基本原理都是模拟人脑的知识记忆结构，而符号操作是几乎所有的模拟方法所采用的基本手段。因此可以说，知识组织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符号学理论都可成为其方法论基础。
比起上述几种（不只限于上述几种）知识组织思路或技术，现行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无疑显得呆板、笨拙，这也许就是人们抱怨图书馆为“无法利用的图书馆”的主要原因。所以，图书馆（学）界热切盼望类似上述几种知识组织设想早日成为现实，使图书馆早日走出知识组织方法落后的窘境。也许到那时图书馆才能从“无法利用的图书馆”转变为“便于利用的图书馆”。
5 结论
（1）随着理论范式的转移， 出现了三大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以文献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以信息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2 ）图书馆学的对象呈现为一种结构：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对象，客观知识的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认识论对象，客观知识的组织是图书馆学的方法论对象。这3 方面的整合构成图书馆学对象的完整结构。
（3）从发生学角度看，客观知识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的本体对象， 因而客观知识自然可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4 ）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对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服务是图书馆的宗旨和目的。因此，服务于人类的客观知识主观化，是图书馆学的最高准则。
（5）图书馆是组织客观知识的社会组织。 现行的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进。认知地图思想、思想基因理论、知识基因理论、符号学理论、超文本技术等对图书馆知识组织方法的改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稿时间：1999-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