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批评：风平浪不静——简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中的政治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政治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风平浪不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声誉一直很低。这既由于江青、姚文元一伙在“文革”中将政治批评作为反文化、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反人民的工具，以封建法西斯政治、文化强霸文学领域，败坏了政治批评的信誉，也由于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文学批评以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运动化、政治斗争化，使被批评者成了无可辩解的政治审判对象、政治斗争对象，使批评走进了歧路。还由于，政治批评作为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必要的分支，在现实却缺少学术关照，很难也很少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加以专门研究、总结和评价。因而，政治批评的理论总结、理论评价，成为一种空白的残缺。在新近出版的两本文学批评学著作（教材）中，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凌晨光著的《当代文学批评学》，（注：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本文写作参考了这两本书和另一本书（《文学理论》刘安海、孙文宪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都特别关注文学批评的政治性问题。这些探索，既支持、坚定了我对政治批评加以概括、分析的信心，有理论的渗透性、关联性；又因其与我所理解，应明确标示出来独立存在的“政治批评”，有明显差异，留下了可以思考的广阔的空间。
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当前文学批评中，政治批评实践却不断地出现，甚至还会激发起一阵又一阵的反响。这些处于自然、分散状态的政治批评，还未曾有人从政治批评的角度予以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所以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一、政治批评的理论依据
这里所论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我理解为，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品类。从大的方面来说，它属于文学批评中社会批评的一个分支。社会批评，偏重于作品的社会性内容与社会功能。因其内部关注的重点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文明批评等，都在同一个层次。
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做政治批评，既有其理论依据，又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社会需要。文学作品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社会生活、想像世界的全方位的描写与展示。人是社会的人，必然存在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而人所描写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想像世界，也有可能涉及政治内容。这些，会成为政治批评自然的关注中心。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对于政治内容突出或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政治批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这种“批评”，不是批评与表扬之批评，而是评判、衡定的批评，即文学批评的本来之意。
政治批评还体现为社会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如何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社会功能，如何判定作家的政治立场，如何分析评价作品的政治倾向？政治家会从政治斗争的目的、社会活动的需要等多方面出发，对文学作品、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提出政治要求和政治衡定。当然，这种政治要求，有时并非要由政治家直接出面，有的批评家（甚至读者）往往也习惯于以政治立场、政治思维、政治话语，来衡人论文，构成了政治批评的具体的丰富形态。
政治批评的历史，可能追溯得很早，直至文学批评史的有记载的开端。柏拉图在对“理想国”进行理论构筑时，曾把诗人排斥在外，可以说是政治批评的先驱。为了政治理想的建立，竟把诗人——一种社会职业（或业余文化人）抛除在外，心劲可够狠的。他显然没有考虑到或者充分认识到，后来的许多统治者可以利用文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政治批评”。为了政治目的，不仅消灭文化成果（书），还同时消灭了文化创造者（人的肉体），可谓是彻底的了。但这种政治行为，并未形成文化成果形式（只是文化行为），所以，不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之列。
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是指批评家从政治立场出发，为了一定政治利益（甚至经济利益），以政治思维为主导，对文学作品、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使用政治话语所做的政治分析和评判（行使政治权力对文学作品做政治要求，应属于政治行为，不在政治批评之列）。
政治立场有正误，政治利益有大小，政治话语有软硬，政治评价有对错，政治分析有真伪，政治意识有霸权、平等之分，政治态度有热情、冰冷之别。由此而形成了政治批评的具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多样的形态。在现实中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政治批评还以各种具体的形态存在着，还会发展、延伸下去。这是由文学作品的多样性，文学读者、批评家的多样性，作家的多样性等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社会之中，如果有强烈地关注政治的不同群体，有对文学的政治要求，政治批评不仅不会减弱，还要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世纪之交文学批评中政治批评的实践形态
进入90年代，中国在全社会范围内，没有开展政治运动，而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采取“文革”和“文革”前那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开展文艺批评。可以说，文学的政治环境相当平和。然而，风平浪不静。在世纪之交（本文所涉及的例子发生在1996年——2001年）中国文学批评中，依然存在着政治批评的波澜。这值得学术界认真总结。
这里谈以下几例：
（一）关于作品与时代政治背景关系的批评
1999年，《星星》诗刊展开了对语文教材中人选的诗歌作品的批评，被称为“诗歌教材之争”，（注：参见余三空《诗歌教材之争》，2000年10月28日《文艺报》。）其中，毛翰的观点，是一种有代表性的主张。该文说：“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对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的写作年代提出质疑。认为“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高唱‘祖国这样美’”，无法让语文老师向学生解释。（注：参见余三空《诗歌教材之争》，2000年10月28日《文艺报》。）
显然，这里涉及到一些关于政治批评的学理问题，特别是在作品与时代政治背景的关系上。它们包括：在大众艰难生存的时代，是否可以描写和歌颂自然美和对祖国的情感。艰难时代的作品，是否只能是艰辛的社会性作品。在艰辛时代，写自然美、祖国美的作品是否必是有错。时代政治的过错，是否由作家来承担。作品的功能是单一还是多向的。
可惜，由于缺少自觉的政治批评的学术意识，对问题的交锋仅限于情绪的感知的层面，未能引向学理的探讨。
（二）对作品的政治倾向的批评
2001年，陆震撰文对张平的小说《抉择》及据它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提出批评。（注：陆震：《“清官意识”与〈生死抉择〉》，《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7期。）批评主要针对作品中的人物李高成的塑造，其所体现的清官政治意识。李是现代社会市政府领导干部，却被塑造成“清官”（一是不贪占，清廉，二是为民，不是公民而是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形象。陆文认为，20世纪的反腐败斗争，不能由中世纪式的宋明理学所表现的道德政治思路来引导。而小说、影片的获奖与炒作，强化了作品所体现的人治意识、人治心态，未能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角度来进行反腐败，是一种迁就现实而不顾及未来的悲观主义。在小说、电影中，把现实生活中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陆文从两个方面来展开批评。一是李高成形象本身还不是“清官”，因为他本身仍未彻底脱离金钱政治的漩涡，是靠他人的腐败活动才赢得了市长职位，而清官的道德自我约束在事实上、在历史上、在实际中，是无法有效的。二是清官政治的实质是人治，它不仅不是民主法治，而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实现形式。清官不能报国，却寄托热烈希望，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不足，令人悲哀！
严格地说，陆文不是对艺术作品的艺术批评，而是对其思想倾向中政治思想的批评，是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批评。尽管这种批评所解决的不是艺术塑造、艺术特征诸问题，却是作品中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的重要问题。反腐败的政治重要性，社会民主法制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使得社会性内容突出且有广泛社会反响的作品，其思想政治倾向的讨论，变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可以说，这正是政治批评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陆文的批评中，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对作品政治倾向（清官政治）的批评，不是针对作家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围绕着社会历史的人治体制、人治观念的积淀来挖掘。所瞩目的，不是个别作家的具体责任，而是社会公众中的一般意识，使批评具有更多的普遍性，也避免了对作家思想、艺术创作复杂性的简单评判。第二，批评活动所针对的，是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所体现的思想观念，运用了历史分析与社会解剖的综合方法，而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对应。分析艺术形象，解剖社会现实，探寻历史脉络。第三，政治批评的分析与评判，着眼于社会进步与文化建设，关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从而思考反腐败以及更进一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这就使得政治批评在学术层面展开，把对文学作品的政治批评，限定在思想讨论的范围，而不是草率演变成情绪化的政治斗争。
（三）对作品性质的政治判定
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后，在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赞扬、有否定，还被一家文学期刊评为大奖，奖金10万元的发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堂举行。
1999年，何国瑞先生在论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联系当前文艺创作实践进行论述时，对此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丰乳肥臀》“颠倒黑白，对革命极尽丑化之能事”，共产党人“被描写得极端残忍、丑陋”，地主维持会长等则成了仁爱、正直、果敢、英俊的男子汉。“……这样的近乎反动的作品居然得到了一些教授、评论家的极力称赞，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奖给10万元，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咄咄怪事！”（注：何国瑞：《歌颂革命暴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本质论之二》，《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何国瑞先生后来又针对易竹贤、陈国恩的文章《〈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进行反批评，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见《评论〈丰乳肥臀〉的立场、观点、方法——答易竹贤、陈国恩教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对何国瑞先生将《丰乳肥臀》判定为“近乎反动的作品”，易竹贤、陈国恩先生给以反批评，指出，何文没有理解《丰乳肥臀》的创作意图，在于“突破简单地把人分为好人坏人、革命者与反革者的创作模式，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具体性”；何文采用的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论，出现在作品中的革命者，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对革命、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何文用政治批评代替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甚至上纲上线，把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抹杀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特点，这种理论和思想方法具有危害性。（注：易竹贤、陈国恩：《〈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对作品的政治判定，是指对作品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加以判定。由于文学作品有时会或隐或显地表达作家（创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政治倾向，对作品进行政治判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种判定，涉及对作品及作家的政治倾向的根本性的社会评价，是十分严肃的，是应当慎之又慎的。
这就引出了关于如何政治判定的几个问题。第一，政治判定应以作品的全部描写为基础，不能以局部代替全体。第二，政治判定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详尽论证。不应以印象和表面材料为依据。第三，政治判定必须经过充分的民主的讨论，对所涉及问题予以认真的辨析与澄清。不能以个别读者、个别批评家的印象来支撑。不应由少数几个人来确定，应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尽可能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与论辩。第四，政治判定的结论，应由历史来检验。第五，除了个别极端的非常表面化的反社会、反文明的倾向以外，政治判定应注意对作品的认真分析，不能以对作品的简单评判，导致对作家的简单评判。
（四）关于作者和他的政治经历的批评
1999年上半年、余开伟、古远清等人相继撰文，对余秋雨散文风行全中国，一些作品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缺少对自我的自觉反思，进行批评。继而，余杰则对余秋雨不能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和文革中的自身经历做出历史反思，对其提出“应当忏悔”的要求。（注：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文学报》，2000年3月2日。文波：《“二余之争”及相关评论》，白烨选编《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这就引出如何认识和评价作家的作品与自身经历之间关系的问题：政治经历问题能否代替对作品的评论；作品的积极方面与作家的消极政治方面的联系与评价；写作是否先由自我批判开始；如何评价一个作家——是他没有做到什么，还是他已经做了什么？
（五）文学批评活动性质的政治判定
1996年5月6日《新民晚报》发表署名简平的文章《你是流氓，谁怕你！》，批评朱文的小说《我爱美元》：“通篇写的是一个‘我’，整天想着把所碰见的任何一个女人往床上搬；还帮着自己的父亲‘找乐子’往床上搬……”认为这篇作品“满是流氓腔的下流”，是“无耻的文学”，并对其能得到某些评论家的“击掌欢呼”表示震惊和愤慨。同年6月22日，《作家报》同时发表王干等三人的驳斥文章。王干认为，“这一行径无疑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重演”，是对整个90年代文学新人的一次“南京大屠杀”。在私下场合时，许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发表议论，但不愿意公开站出来讲话。有人对简文持赞同态度，也有人不赞成这种批评，认为这是站在极“右”文艺思潮立场上，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局面。相当一部分人则认为，简平一文的语气固然有点过于激烈，但王干等人的态度更不可取。一位评论家指出：“现在的文学批评空间究竟还有多大，应该引起大家的思考。有的作家根本不允许批评，谁要是对他们稍有诘责，马上就给人扣上‘极左’、搞‘阶级斗争’、‘企图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乃至‘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其实根本就扯不上。”（注：参见韩小蕙：《一场文学批评引出的话题》，愚士选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场讨论中，有一种将文学批评引向政治判定方向的拉动，有批评者毫不犹豫地将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否定，指责为是同日本反人类反现代的邪教——奥姆真理教一样的在东京地铁用毒气杀人的恶性事件，如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同胞的无情残害。就作者的年龄来说，当然不是一种文化习惯或社会习性，但从其本质上说，却是以政治话语来评判被批评者，从而以非学术的方式来对待本该在学术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解决的问题。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评定）问题，对于批评一个人的作品便是针对“整个90年代文学新人的否定（‘屠杀’）”，这类不合逻辑的问题，不予分析。
我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批评一部作品不是要制裁作者，怎么能够和“东京地铁用毒气杀人事件”，“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把文学批评视为政治事件，太简单太轻率了。在双方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的时候，并不能以政治判决以及法律判决的方式，来处罚被批评者，这当然是幸事。然而，难道经历了“文革”灾难之后，还不应该总结那种动辄以反动政治来判定论敌，导致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探讨的非常时期的非常际遇吗？手中无政治权力的批评家，以反人类（或反动）政治性质来判定论敌，问题自然简单了，可是，又对学术讨论有何具体的益处呢？
总结前面所述的批评实例，我们能否归纳出如下的几个特征呢？一是自发性，他们都是批评家从个体出发的个人行为，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而非社会组织的集团行为，也不是受到组织委派的结果。二是偶发性，并非系统的分析和连续的活动，有时带有某种情绪化的冲动，不是对批评内容加以分析和讨论，而是标签式的扣政治帽子，显现一种外在的应激行为。三是少学理，与第二点相关，除了陆震的文章以外，其他几例对作品、批评家的否定性政治判定，都缺少令人信服的学理的分析与推论。四是习惯性，这个习惯并非指作家、批评家的个人习惯，而是指一种社会的历史惯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第五例所谈到的政治批评，作为90年代的新锐作家，出生于60年代，并未参加过“文革”社会活动，却承续“文革”遗风，将尖锐的批评视为政治事件，是屠杀，似不可理解。到底是“文革”的文化影响在发挥着不可否认的作用，还是政治审判有利于保护自己攻击论敌成为带有缺陷的自然选择？是值得深思的。到后来，被称为“屠杀”者没有被审判，社会也没有当真。这其中的文化意义，却不能不值得人们认真的思考。
社会上文坛上政治风平，却不意味着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批评微波不兴。政治批评的断续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世纪之交，政治批评虽未形成主流，形成全局性的影响，却不能忽视。因为它们毕竟是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整体的组成部分。
三、关于政治批评的思考
当我们把以上批评的实例放在一起加以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批评者或是出于文化习惯，或是出于自身的知识素质，或是出于对政治批评传统的追从，都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了政治批评这一手段。
政治批评形式本身，无所谓对错。在文学史上，政治批评曾为优秀作品做出卫护，也曾对优秀作品进行打击。前者，如新时期文学之初许多批评家对“伤痕文学”作品的辩护，后者，如“反右”中一些对“干预生活”的优秀作品的粗暴批判。所以说，政治批评既可以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可能使优秀文学受到伤害。抽象的问题与原则并不能代替问题本身。政治批评的运用与效果还要看具体的问题、内容与方式。政治批评的存在不依人的主观愿望转移，反映出一定人群的政治利益与思维方式。
以上所述例子，表现出当前一些批评者政治批评不自觉、不明确、不慎重的状况。不自觉，是指批评者使用了政治批评而不自知。对文学批评的整体构成缺乏全面而具体的认识。不错，文学批评可以自由选择方式方法，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更好地发挥批评的功能，则是应该深思的。政治批评是批评的一种，却不是唯一的一种。只有自觉地选择使用，才有助于批评功能的发挥。不自觉，也反映了文学批评学建设发展的滞后。形成了不明确的状态。政治批评，是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批评模式（方式），在许多批评理论著作中未予明确解说。有著作强调批评的政治性，强调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但是在批评模式分类时，有社会批评（或社会历史批评）却无政治批评。而据我的理解，从批评史和批评现状上看，政治批评是独立特征非常强的一种方式（模式）。明确其存在，既有助于批评理论建设，也有助于对批评实践做出分析和判断。从而，在明确的理论归纳的前提下，自觉地运用这一批评方式，自觉地评判这种批评方式使用的优劣正误。不慎重，是指对作品的评价、对批评的评价不慎重。将莫言的作品判定为“近乎反动的作品”，将批评活动称为“南京大屠杀”类似事件，能否经得起反复推敲呢？一部作品，一个事件，靠一个人或几个人来确定它是否具有反动性质，既不可靠，也十分危险。这样的深刻教训，难道还不能从批评史上记取吗？
对于政治批评，无论是现实的批评实践，还是批评史上的经验教训，都应该给以系统而深入的思考。认识它，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它、评价它，以利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我呼吁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作家（常是被批评的对象，有时也是批评者）及学术界，对于政治批评应该给以足够的必要的重视、认识和评价。
我所理解的政治批评是这样的：
（一）政治批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批评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表达，运用政治语言表达对文学的政治方面的看法，反映了政治思维视角下一部分批评者的权力和观念。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批评权力，并不是政治权力，而只是表达权力。政治批评一旦和政治权力结合，就变成了政治行为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政治批评了。（注：被称为“国际工人运动杰出战士，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在论及艺术与政治时指出，“政治家施加压力，要求他那时代的艺术反映一定的文化世界——这只不过是政治行动，而同艺术批评毫不相干。”（葛兰西：《文学批评的准则》，《论文学》第14页，吕同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葛兰西对艺术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区别，为我们区别政治批评与政治行为，提供了积极的启示。）作为批评的权力，在学术领域内双方是平等的，只是论战者的角度不同罢了。而且，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批评者行使批评权力的时候，也必然要有被批评的可能性。这是别人的同等权力。
（二）政治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文学批评是一种包容性广阔的开放体系。政治批评的特长，在于解读政治性很突出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侧面。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它才能够发挥其特长，给人以更多的启示。
（三）政治批评可以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却不应是以己为是以人为非的政治策略。政治批评，当然可以为政治斗争服务，这同样是批评者的权力。但是政治批评又不限于政治斗争，还可以对作品的政治内容进行分析和评判。政治斗争，也不全然是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还有着不同政治主张的交流与沟通。如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为纲，以人为敌，把一切不合于自己政治见解甚至于艺术见解的作家作品都视为阶级敌人，把政治批评当成狭隘政治（而不是人民政治）斗争的工具，当成整人、攻击人的武器，便失去了政治批评的学术价值。同时，以政治批评作为陷论敌于窘境的政治策略，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也是不可取的，不仅不能证明自身的正确，反而是错误地运用了批评的正当权力，玷污批评的正常声誉。
（四）政治批评具有复杂性。政治批评的操作既可能简单，如姚文元那样的不顾事实的政治棍子横扫，政治帽子满天飞，也可以进行复杂的合于实际的分析和评价，政治批评，面对的是表现情感塑造形象的艺术世界。文艺世界的多样性、特殊性，是严肃的批评者不能不认真面对的。政治批评面对的是艺术，关注的却是其政治侧面。在政治和艺术两个领域之间，如何运作与分析，如何推理与评价，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应当深思的。艺术的形象性，具有多样性的内涵。艺术的情感性，具有复杂性的指向。这里，简单的判定与粗暴的处理，损害的不仅是艺术，不仅是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更涉及批评者的自身形象。可以说，批评者为他人、为文学作品画像的时候，也显现着自身的人格形象与思想水平、艺术功力。
（五）政治批评的结论。政治批评离不开政治判定。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及文学事件等文学现象的判定，应当是十分慎重的。情绪化的判定，简单化的标签，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日常生活中，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粗心，在政治批评中，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则是粗暴。粗暴地对待艺术、对待作家，只能伤害作家，毁灭艺术。对一个作家或一部（篇）作品，否定性的政治判定是异常沉重的，是应当慎之又慎的。简单粗暴可解个人一时之气，却给被批评者以沉重的政治压力。同时，学术领域内的政治判定还要经历反复的讨论，才有可能取得较为合乎实际的看法。而历史的检验，将是更重要的。谁也不能保证真理总在自己手里，保证真理只在某些人手里。文学史、批评史都证明，简单化地对待复杂的艺术问题，十之有十要出现大问题。政治，推动历史进步的政治，可以帮助人们更积极地生活，却不能用来简单地处理复杂的文艺问题。
这里，我愿以自己的思考，为智者提供理论分析概括的材料，求教于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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