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式政治经济体制的终结和货币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经济体制论文,货币论文,危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亚洲货币危机
去年7 月因泰铢贬值而引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已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议论。本人并不想就此再作过多的论述。我想在此探讨的是与货币危机有关的政治学，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与亚洲货币危机相关的国际政治学。这在国际结构方面是一个有关霸权之争的问题，在制度方面则是一个有关建立地区货币框架之争的问题。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意义在于，此次危机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亚洲式政治经济体制被卷入美国式资本主义体制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与美国式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的经济模式将逐步被淘汰。
另一个问题是与亚洲货币危机有关的比较政治学。此次危机充分说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危机在各国发生的情况有着很大差异。
那么，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呢？亚洲货币危机又如何显露出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穷途末路呢？
泰国：现行的政党政治和专家治国体制行不通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沙立政权实行了保守的财政政策，允许民间企业自由开展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经济开发政策体系的框架。
自沙立政权执政以来，泰国政治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7年沙立政权成立到1973年的学生革命。在这一时期，军人和治国专家结成了联盟，组建了“开发政府”。第二是从1973年到1988年的“权力共享”时期。军人、治国专家以及五、六十年代涌现出来的实业家和财阀建立了联合政府。第三是1988年以后的政党政治时期。
因此，在过去的40年里，泰国的政治趋势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是扩大参政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其二是国内政治结构的“分裂”。社会各阶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害矛盾，表现为曼谷和地方之间，军人、治国专家、曼谷的大实业家、曼谷的中产阶级以及地方企业主之间的利害矛盾。但是，泰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能够在这许多利益群体之间架设桥梁的综合性的政党。
泰国金融、外汇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政党政治时期实施的。1993年曼谷设立了面向国外的金融市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转机。此后，从海外引进的美元资金直接贷给了泰国的居民，导致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产生了泡沫经济。这种泡沫经济终于在1996年破灭。结果，与不动产和消费贷款相关的不良债权急剧增加，金融机构的收支情况恶化，很多金融机构宣告破产。
泰国的政治体制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现行的政党政治已走到尽头。在政党政治时代，联合执政党控制着政权，政府部长的位置是按照参加联合执政的政党的议员数来分配。沙立时代作为开发计划实施机构而设立的财政部预算厅，成了政党和政治家分配利益的中心机构，而治国专家发挥的作用却比过去减少了。换言之，利益集团占据着政权的各个角度，他们以政权的稳定相威胁，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利益有可能受到侵犯时，就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这样，政府处理问题和应付危机的能力大大下降。
第二，现行的专家治国体制已行不通。进入90年代，政府把政策重点放在健全财政和稳定汇率方面，不久，泰国经常项目收支因国际竞争力下降而恶化，导致短期外债急剧增加。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民主主义的体制下，确保需要高度专业性的专家治国的体制。
马来西亚：为维持社会稳定不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
马来西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提起马来西亚，最重要一点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成分复杂的社会。197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马来西亚55.5%的人口是以马来人为主的土著民族，此外华人占总人口的34.1%，印度人占9%。在这个民族成分复杂的社会里， 如何维持各民族的和平？怎样才能不使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的波黑？这是马来西亚在政治上所面临的最大课题。
马来西亚过去是如何确保各民族和平相处的？答案是该国当初采取了“交易”的形式。就是说，50年代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马来人官僚领导下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代表华人资本家利益的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之间达成了政治协议，双方相互承认了马来人在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政治优势和华人的经济活动自由。这被称为“交易”。由马来民族统一机构、马华公会和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组成的联合政党体制，就是以这种“交易”为基础建立的，马来西亚的独立是在联合政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然而，自1969年大选之后，联合政党体制由于首都吉隆坡发生种族暴动（5月13日事件）而瓦解了。
马来西亚的新体现——国民阵线体制是70年代初形成的。除了华人的民主行动党之外，其它所有政党都参加了国民阵线。因此，国民阵线在国会确保了2／3的议席。此外在国民阵线内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比联合政党体制时代更进一步确立了政治优势。这是因为马华公会从华人利益代表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华人在政治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相反，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马来人社会却依然成功地确保了支持率。
这时，“交易”也发生了变化。反映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在国民阵线内部的政治优势，实施了新经济政策、马来语国语化政策等土著民族政策（事实上的马来人优先政策），并取代了“交易”。这些政策自然招致华人和印度人的不满。马来西亚政府的基本目标是把不满控制在沸点以下，维持各民族的和平以及设法缩小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他们还认为，3%—4%的年经济增长率是维持各民族和平的大前提。
马来西亚的经济开发政策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制定的。在国民阵线体制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实施了双轨型工业化路线，即同时实施替代进口和促进出口的路线。出口型经济发展是在外资主导下进行的，替代进口工业化是国家作为马来民间企业家的代理人，设立国营和公营企业，对经济开发起到很大作用。马来西亚为适应这种双轨型工业化路线，在筹措资金方面建立了双轨型体系。
由此可见，马哈蒂尔坚决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有适当的理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货币危机将威胁政府迄今一直推进的双轨型工业化路线。而且，一旦年经济增长率低于3%—4%，就难以维持各民族的和平。因此，对马来西亚来说，货币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威胁。但是，如果为了克服危机而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予以援助，那就要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为了维持国民阵线体制，维持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政治优势，维持马哈蒂尔政权，马来西亚不会这么做。
印度尼西亚：家族主义再也行不通
印尼自1966年以来，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控制之下。这一体制把“稳定”和“开发”作为国策。
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开发政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苏哈托的子女已长大成人，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第二，在石油热结束的同时，经济发展由国家主导型转变为民间主导型。第三，通过80年代实行的两次金融自由化，不仅苏哈托子女经营的“家族商业”，许多民间企业集团也都各自设立了银行，可以从海外吸收以美元计算的资金。进入90年代，这种做法越来越普遍。在美元和印尼盾的联系汇率制下，海外的贷方没有汇率风险，可以指望从美元和印尼盾的利率差中获取利息。此后，印尼的银行和民间企业都从海外筹措了巨额资金。这样就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80年代印尼的债务属于公共债务，印尼政府是借方，而到了90年代，民间债务变得与公共债务同样地重要了。由专家治国论者和债权国会议组成的债务管理和宏观经济监督体制基本上是公共债务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90年代未能对民间债务管理起到很好的作用。此外，在公共债务管理方面，专家治国论者几乎无法控制与苏哈托子女有关的政府大型建设项目。第二，筹措了以美元计算的资金的国营银行和民间银行出现了问题。国营银行的经营者是由财政部任命的。因而，经营者抵抗不住政治压力，他们在受到来自政治家、总统家族和财政部等的压力后，即使明知不合算，却仍进行融资，而且在出现问题时，也设法将其掩盖起来，使之避免表面化。因而，90年代国营银行的不良债权迅速增加。此外，民间银行负责为企业集团筹措资金，当集团内企业即借方出现问题时，即使是高利息，也要从外面筹措资金，这也导致不良债权的进一步增加。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苏哈托子女的家族商业。苏哈托保护并扶植了家族商业，取代了过去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开发。90年代，家族主义几乎成了家族商业的代名词。然而，并非家族商业一旦被迫解体，家族主义的缺陷就能得到纠正。促使家族商业解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经济改革要点。但是，家族商业是家族主义极端化的一种表现，它只不过表明苏哈托已迎来人生的黄昏，并暴露了这样一种矛盾；已无法区别印尼是印尼国民的国家还是苏哈托家族的国家。
印尼的货币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印尼发生危机的根源，正在于苏哈托体制本身已走到尽头。印尼的危机是在受到泰国货币危机的传染之后开始的。但是，这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在亚洲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
综上所述，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政治经济体制各不相同。但是在此次货币危机中，这三个国家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各不相同的形式陷入了僵局。这是怎样一种僵局？或者说这是怎样严重的僵局？要想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经济体制结构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它们各自的改革又是如何与它们的体制基础息息相关的？
泰国陷入僵局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结构，即通过政党合纵连衡来维持的政党内阁制及其领导下的权力分配的结构。而马来西亚，货币危机潜在地威胁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主的国民阵线体制以及维持这一体制的新经济政策，也威胁了马来西亚政治上的最大课题——维持民族间的和平。泰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实行经济管理，暂时已打破体制上的僵局。着眼于未来，确保民主主义体制下的专家治国已成为泰国的课题。此外，马来西亚在维持长期的国民阵线体制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正在调整新经济政策和进行政治冒险。就是说，泰国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为其提供了克服危机的机制，而马来西亚却由于为了确保民族间的和平而采用了自我调整机制。
然而，印尼的危机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性质不同。根本问题在于，印尼不仅没有启动克服体制僵化的机制，而且它原本就不存在这种机制，也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家族主义政治”是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基本运作原理之一，这种政治导致的庞大权利结构的解体，意味着苏哈托体制本身的解体。
印尼今后会怎样，尚不清楚。但是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说亚洲货币危机是亚洲型政治经济体制走到尽头的产物，那么，为了摆脱这种僵局，就必须同时探索两条道路，即在亚洲建立新的地区性政治经济体制和在各国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印尼的危机今后应如何处理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印尼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景，而且对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未来，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选自《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