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之一）——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年代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跨台，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 Robert 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 1〕稍后，兰德公司的主要成员福山则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完结。在他那本至今仍风靡西方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令人完全满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垮台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终结于社会主义的宣告。这种政治挑战迫切需要确立替代资本主义的其他选择，这些选择植根于人民的斗争。”〔2〕因此， 同样也有许多学者以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为契机，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在这种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新学说，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想上一场新的大讨论。参与这场大讨论的不仅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还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大讨论的范围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如它的起源、演变、概念、实质、目的、价值、手段等；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与人类历史的进程；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与生态环境；社会主义的出路与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策略，等等。
方兴未艾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大讨论，通过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检讨、对新的时代特征和科技发展的分析，对不少约定俗成的观念和范式提出了挑战；在实践上，这场讨论正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进程产生影响。本文将主要考察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反思，着重述介他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观点：1）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2）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一
社会主义思想一经产生便衍生出许多流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影响的流派就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流派不仅没有减少，而是日益增多。仅以目前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派流而言，就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等。其中每一个流派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众多的不同支派。以目前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讨论最为热烈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例，据美国西伊利诺斯大学教授詹姆士·云克（James A.Yunker）的说法，就有5个流派：“1）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2 ）服务的市场社会主义，即非盈利性生产；3）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的合作市场社会主义；4）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5）勒兰德·斯托贝尔（L-eland Stauber）的区域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3〕
上述划分并不见得科学，但由此表明了目前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表明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多义性。正如美国社会民主党思想家迈克·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所说：“人们说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我们说社会主义有许多种。”〔4 〕亚当·沙夫更明确地断定：“‘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性的，其内涵缺乏明晰度。 ”〔5〕曾任波兰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勒茨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认为，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至少可以作出4种不同的界定，它们分别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体制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的社会主义和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6〕
各国学者在社会主义概念上的分歧性，以及他们对这一概念所作出的界定的多义性是一目了然的，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社会主义定义。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iderick Jameson）教授说：“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保障的物质生活：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健和退休补助的权利；自由结社、享受最彻底的基层民主的权利；享受工作的权利；享受非殖民化的文化和休闲的权利。”〔7〕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可行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阿历克·诺夫（Alec Nove）指出：“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社会， 在这里大多数公民对其生活和工作有相当程度的控制，富有者不能享有过分的权力。”〔8〕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延伸，又是对它的超越。它必须建立在许多年来凭借坚韧不拔的斗争而取得的社会政治进步的基础之上；它力图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这些基本目标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它们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一系列政策组成。其一是生活的民主化，它远远超越了阶级社会的能力。其二是实现生活条件的平等化，没有这一点公民权利的概念最终将流于空谈。其三，最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所有制。”〔9〕
曾任波兰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则提出了三要素的社会主义概念：“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有三个基本的和相互联系的要素：1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失去其经济社会进步作用这一历史进程的合法结果。因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无论从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还是从政治、法律和文化即‘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不同的、独立的和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2 ）经济基础转变的关键因素，是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变为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既能使直接的生产者免受剥削，又能为整个经济的有计划管理创造必要的前提，从而消灭自发的和浪费的市场协调。3 ）社会主义将导致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决裂。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第一次预先设计，是伟大的社会实验工程。”〔10〕
曾任捷克经济事务部长的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塔·锡克认为，必须把社会主义限定为一种社会体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指刚刚脱胎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和低级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而防止作为其基本对立面的资本主义。”〔11〕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John Roemer）认为， “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公有制体系，而应当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保证积累起来的利润能按比例平等地分配。如果公有制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与社会主义相一致，但其他的产权形式或许能够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尤其是，我的社会主义定义并不需要国家控制公司的政策或收取其利润。社会主义需要政治民主，但在此我主要关注社会主义的经济要素。”〔12〕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巴纳德（ Frederick. M .Barnard ）说：“广义地说，社会主义传统上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显然，在这种批判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信仰，即，对自然与技术资源的使用应当由社会来决定，而不能由私营企业家来决定，或由盲目的市场力量来决定（它受利润的驱动）。理想的制度框架应当使人民能够亲身感受到自己在为公共利益而工作。”〔13〕
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定义，但那样做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换言之，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在反思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否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达成了某种共识，以致于这种共同的价值能够构成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90年代以后，西方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尽管相互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主要目标上正在日益取得更大的共识。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从历史的角度看，追求平等和效率一直是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两大基本价值。在90年代的西方学者看来，平等和效率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价值，但是，鉴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重效率甚于平等的现实体制，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平等而不是效率上。对这些强调平等的学者来说，效率固然是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平等似乎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和最主要的价值，“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14〕，社会主义始终与平等相联系。牛津大学政治学家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没有谁比安东尼·克罗斯兰特（Anthony Crosland）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所说的以下这段话更好地说明了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平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特权的平等分配，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他们也致力于减小现存的社会分化。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15〕
这些强调平等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们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平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首先，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不平等意味着不民主，意味着社会没有充分实现人们的政治权利。经济的不平等表征着剥削，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意味着压迫。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归根结蒂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展。正如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保罗·考克夏特（W.Paul Cockshott）和艾林·考特里尔（Allin Cottrell）所说，社会主义的主要价值是，克服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收入、权利和机会的全面不平等。“因为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剥削、少数人拥有财富、失业、老弱病残无保障、妇女在经济上的从属性和技能的差异，而所有这些根源都可以通过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加以消除。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工人所引起的不平等可以有效地加以消除。从经济上消除人们的不平等将会创造一种有利于结束经济私有化的政治制度。新的家庭制度的发展则将消灭性别的不平等。建立这样一个正义的社会所依据的最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劳动者有权享受劳动成果；二是只有劳动才是一切合法收入的唯一来源。”〔16〕
其次，社会的平等是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只有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才能真正自由，从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相信，“普通人民的能力与强调平等主义密切相关。平等主义这个概念眼下不那么时髦，但我们依然恪守着。平等主义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拿一样的工资，而是意味着由财富和权力不平等所致的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人的实现能力的不平等。”〔17〕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抑制人性，本质上说就是因为它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拉尔夫·米利班德进一步解释说，“平等主义不是指完全的平等，那是一种误解，它指的是从根本上减少各个方面的不平等——收入、财富和生存机会，而这些方面的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18〕
再次，效率与平等并不矛盾，追求效率未必要牺牲平等，两者并非处于非此即彼的状态。西方右翼的主流学者一直坚持认为，过分强调平等势必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损害社会有效的生产激励机制。因此，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必要的代价，与这种不平等状态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则是人类社会一种“必要的恶”。对此，西方社会主义学者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效率与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不矛盾的，目前这种矛盾状态是由资本主义的制度造成的，只要改变这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出现协调的而不是矛盾的关系。“不平等的分配代表着现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种道义上的不足。当代资本主义对资产回报的分配从经济上说是不必要的，从道德上说则是不平等的。许多人认为不平等的分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我们的出发点则是，‘经济上的必要’与‘道德上的平等’是不矛盾的。”〔19〕
最后，强调效率甚于平等，就难以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界线。一些学者从反面的角度争辩说，强调效率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他们论证说，从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做得最为成功，没有任何其它制度超过它。把社会主义的实质界定为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却占据着统治地位。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历史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作了一个专门的长篇论述。他说：“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纠正流行的经济主义偏见，这对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这首先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他的结论是：“马克思最初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伦理的批判，而非经济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基本地位。……的确，纯粹从经济方面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更多的是赞扬而不是批判。”〔20〕
在强调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这些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们也不忽视其他的基本价值，例如效率、自由、民主、自治、人权、博爱、福利、公平、正义，等等，他们把所有这些基本价值看作社会主义所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一旦所有上述目标全部实现，那么人类就达到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在那里，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人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价值得以全面的实现。
1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和70 多年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从理论上界定和描述社会主义的价值是重要的，它为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寻找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正如布鲁斯说的那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在于描述那些社会主义的价值，如人的解放、经济的迅速发展、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而在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即适当的制度。”〔21〕那么，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研究者所找到的实现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手段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所设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呢？
二
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普遍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首要性，那么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主要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这两大组成部分。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诸如经济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分配的不公正、失业、浪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产效率的低下；政治上的压迫、不平等、不民主、个人权利的无保障、自由的缺乏、战争的威胁；精神上的空虚、颓废、堕落等等，归根到底都导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便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公有制与私有制从而也成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
对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们并无多大的异议。他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私人占有者的统治，实行公有制。社会的公共所有制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所在。然而，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成分、性质等问题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再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称之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称之为“社会所有制”。其中的两种“社会所有制”形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是混合所有制，即重要的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公有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国有制，而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合作所有等多种形式。“应当用一种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拉尔夫·米利班德这样说，“在这种制度中，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的相对地位与上述情况是相反的，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当成为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公有财产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义务，从而接受它的监督和调整。”〔22〕
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混合经济，即除了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外，还包括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主要是私有经济成分。诺夫和布鲁斯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证，他们的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在他们两人看来，单一的国有制不仅在经济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导致官僚主义和专制独裁。社会主义概念的根本特征在于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社会所有制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私有的、合作的、公共的企业将相互竞争，直接的国家调节和控制将受到严格限制。〔23〕
第二种社会所有制形式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许多学者认为，公有制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集体或个人对某些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拥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对公共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是指人均对全部企业利润的享有权。其实质是资本的社会化或公有化。这种利润的公有化不同于人民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主张每个工人都持有股票，成为企业的股东，人人都享受作为股东的红利。而资本和利润的公有化，则指消除资本的个人所有性质，使资本为社会公有，收入与资本完全分离，企业全体成员都平等地享有获得企业利润的权利。
加州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阿尔内森（Richard J.Arneson）解释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但此处的“公有制”并非通常所说的“拥有”（Own）。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一个成员，任何个人对公共企业的所有权只构成人均对全部企业的利润享有权。“市场社会主义容许来自劳动市场的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但不允许来自个人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主义者声称，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对工人的剥削。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企业的利润是分配给公众的，而不是像私有制条件下那样分配给股东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为了少数人而剥削多数人，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为了多数人而剥削少数人。”〔24〕
有的学者走得更远，把资本的社会化或公有化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并且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亦将取决于资本社会化的程度：“许多保守分子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这是不确切的。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有其自己的未来，但这种可能的未来将取决于把社会主义的逻辑本质理解成‘生产资本的公有化’。”〔25〕
所有制与经营机制紧密相联。按照传统的观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一致的经营体制是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的特征是由各级行政当局制定生产、销售、分配计划，产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行政当局决定。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曾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甚至被认为应当对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负主要责任。它遭到了许多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的反对，他们从两个方面对此予以彻底否定。
首先，这种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在经济上导致生产效率的极度低下，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次，在政治上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滋长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它是专制独裁的经济基础。总之，在他们眼中，“计划经济的非理性的和毁灭自由的性质朗如白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想认真地谈论社会主义民主，就应当运用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所确定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来思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应当设想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集体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既保留市场和保留市民社会（原译为“公民社会”，下同——引者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治，同时又能保障公民有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更高水平的决策参与。只要我们达不到这一点，谈论社会主义就毫无意义”。〔26〕
反对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逻辑结果便是倡导市场经济，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主义学者的最强呼声。这种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的思想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的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他在与弗雷德·泰勒（Fred M.Taylor）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种市场社会主义观一直不受重视，更未成为主流。到80年代后期它才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90年代它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主流学派，其盛况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它名下的分支流派就达五、六个之多。
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是，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企业本身而不是政府机关应当成为经济行为的主体；劳动和资源应当通过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指令来配置。市场社会主义者用来论证这一理论的逻辑与其反对计划经济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即经济上的效率和政治上的民主。意大利政治社会学教授卢恰诺·佩利卡尼对此的论证言简意明，我们不妨转录如下：“市场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消灭了市场也就消灭了诸如交换、竞争和供求等一切经济活动的机制和形式，而没有这些机制和形式，谈论经济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把经济理解为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的话。”“种种现象表明，市场是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市民社会。而没有市民社会，自由和民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27〕
市场社会主义在90年代具有日益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对此就没有一个反对者。反对者总是存在的，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小。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说，现代对市场的崇拜是完全反社会主义的，这种观点与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祖师冯·哈耶克的观点如出一辙。如果像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终结了。现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多是从早先的国家统制主义者转变而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家控制市民社会的国家统制主义的替代物，实际上，“统制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两者都假定，除非依靠一些脱离大众控制的异化机构和制度，社会就不能发生作用。两者都忽视了马克思用“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代替国家与市场的思想。市场机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必要的。市场调节预先设定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反工人阶级的，它要摧毁穷人的经济道德，削弱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工人阶级拥有任何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劳动市场。但是，即使对于个别市场社会主义的激烈反对者来说，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反对市场经济，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能够在一夜之间消失。反之，市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势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28〕
市场社会主义由于其反对指令性计划经济而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相区分，又由于其主张社会所有制和强调国家调节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区分。确如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麦克纳里（David McNally ）所讽刺的那样，现今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多半是从前的统制社会主义者，因此，对于市场经济的弊端和缺陷他们是很清楚的。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提供许多公共利益，不能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不会导致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不会自发产生社会平等。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克服市场缺陷的主要措施有三条：1）确立社会所有制，为社会平等奠定基础；2）建立民主政治机制，使人民享受到经济民主的权利；3 ）重视国家调控和计划引导，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简单地说，市场加上社会所有便成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
上面论及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般原则，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有影响的西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具体模式。其中一个是奥塔·锡克提供的，针对的主要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是由詹姆士·云克提供的，针对的主要是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奥塔·锡克把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称之为“人道的经济民主”（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他首先假定， 实行这种理想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备民主政治的前提。在这种经济模式中，市场机制将发挥充分的作用；独立企业的存在是基本的条件；国家将被严格限制于制定与经济有关的基本法律，或确定基本的经济社会目标；价格将由市场决定；市场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动市场，而且包括资本市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将允许存在。
在他看来，这种“人道的经济民主制”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体制，它具有下列特征：“1）它包涵了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的条件， 以便进行自由贸易和货币的自由兑换。2 ）依靠宏观的分配计划和协作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目标。3 ）通过宏观分配计划、充分就业政策和教育政策，它能够防止宏观经济的失衡和大量失业。 4）通过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和自治，它能够克服市场和企业雇佣资本的异化。5）它完全允许私人企业，但限制私人资本和权力的过分集中。6）它允许对社会经济计划目标进行民主决策，从各种不同计划中进行选择。7）它保留非市场的活动和国家对下列领域的控制：A）社会安全、机会均等和生态目标，它们比效益更重要；B）无法克服的垄断；C）国家控制确保企业的效益高于分散的竞争（如水资源供应）。”〔29〕
詹姆士·云克把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称为“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实用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资产收入不是由该资产的拥有者创造的，因此，不平等的分配代表着现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的一种道义上的不足。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对所有已有的大企业，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G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实行公共所有。
对这些大企业公有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实行中央计划，市场体制下的独立运行机制仍将存在；也不是取消作为企业主要动力的利润最大化，而仍将追求最大利润；更不是去抑制企业间的竞争，而是把竞争当作健康的经济力量。实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有制的主要目的是更加平等地分配由大企业创造的资产回报。
在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的大企业将把资本回报支付给一个全国性的公有资产管理机构，该机构为官办，可以命名为“公有资产局”（Bureau of Public Ownership，简称为BPO）。同时， 创立另外两个独立的全国性经济机构：1）国家投资银行；2）国家企业投资委员会。用它们来补充而不是取代已有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投资活动。“公有资产局”是最重要的机构，它有双重职能：1 ）强化大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2）接收大企业和各政府机关上交的资产回报， 作为社会收益分配给全体人民。它收到的5 %以下的资产回报用于自身的行政管理，而将95%以社会收益的形式分配给广大民众。每个人将按照其个人的劳动所得或养老所得获取社会收益。由于公有制的主要目的是更平等地分配大企业创造的资产回报，所以这些公司的环境、动因、和行为都不至于有太大的变化。它们继续将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发挥作用，包括经营和竞争等，BPO将鼓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30〕
一定的经济制度总是与一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90年代的一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设计出新的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在思考着相应的政治体制。不过，他们对政治体制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对经济体制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体制不仅比政治体制更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也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在90年代以来对社会主义的重新反思过程中，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体制上，还来不及详细思考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明白无误的。
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本基础。亚当·沙夫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思想命题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告诉我们，不可能存在没有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的民主，而没有一种由社会加以制度化的监督，没有政治多元化，就没有民主。如果不想民主变成空话，就必须使民主具有实际内容，这种内容以创造相应的经济条件为前提”。〔31〕
沙夫所得出的上述基本结论大体上包含了大多数西方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首先，社会主义应当实行人民自治制度，社会自治是民主政治的现实机制，没有社会自治，民主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必须推行多元主义政治，没有多元政治就没有民主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左翼的西方社会主义者与右翼的主流学者一样，把多元主义政治界定为多党制基础上的代议民主，它要求确立有效的政治竞争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具体地说就是，允许多个独立的政治利益团体和政党的存在，政党和国家分离，实行普遍的自由选举，其中多党制被认为是政治多元化的核心。德国学者特奥多尔·贝格曼在为社会主义设定的“基础价值”中有三条涉及到多元主义政治：国家与教会和政党分离；通过独立的工会、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机构对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保持强大的制衡力量；实行党内民主和多党制，保障一切领域中的公民自由。〔32〕最后，建立经济民主制度，确保经济生活民主化。西方社会主义学者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其中有不少学者甚至把经济民主当作全部民主的基础；认为“要在民主制社会内实现国家的民主化，首先需要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那种权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集中在大企业所有者手中和控制这些大企业的企业家手中的大量权力”。〔33〕艾尔文·豪进一步断定，“对经济生活民主化的承诺是今日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只有从制度上首先保证人民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进而扩展到对政治生活和机构的控制，才能推进自由、平等、正义，达到更大的平等。
这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们虽然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做出了许多原则性的论述，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提出具体的模型。一种比较系统的模型是由保罗·考克夏特和艾林·考特里尔这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提供的，但他们的观点与上述流行的理论很不相同。他们反对代议政治，主张取消政府机构。他们把其“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 ）的政治模型称为“阿西法洛斯”（Acephaious），意即“无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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