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未来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主要基于股权分散范式，运用解析思维来剖析董事会、经理层等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分解优化；而最近的公司治理研究则基于股权集中背景，运用系统思维把法律制度、文化习俗、关系网络等传统外部治理变量引入公司治理系统。其中，根植于制度背景的关系网络研究分为两条主线：一条基于投资者利益侵占现象，聚焦于自我交易和“隧道”效应，即公司控股股东或经理层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关系网络转移公司财富，而不是与其他投资者或利益相关者分享公司财富[1]；另外一条是基于企业政治关系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研究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或者经理层如何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渠道或关系网络获取收益(如优惠融资、较低的税率、宽松的管制)。由于存在政府“寻租”行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目标会与政治家谋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监督目标发生冲突，从而导致股东不惜以企业长期绩效下降为代价来谋求个人效益。鉴于以企业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收益和风险不断演化和共生的可能性，本文对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一个包括多个层面的企业政治关系分析框架，以期推动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并为研究以强政治关系为特点的我国行政制度环境问题提供借鉴。
二、企业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制度诱因以及关系渠道
基于关系网络视角的企业政治关系是指公司大股东或者高管曾经或现在任职于政府机构或者与政府高官有着密切的关系。Faccio(2006)认为，企业政治关系并不等同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2]事实上，企业政治关系还应包括与控股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等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关系渠道。企业政治关系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研究聚焦于治理转型或企业私有化时期不同治理层级管理者的政治背景或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从而考察企业政治关系这种资源获取渠道与企业绩效、市场价值、投融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获得的政府补助、企业并购、企业研发力度等方面的互动影响。
(一)理论基础
企业政治关系事关转型时期企业对产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根本诉求，是企业追求横向社会资本、寻求政治庇护和政治参与的手段，其内在理论基础决定相关研究的层次性和多样性。企业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社会资本理论、政府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理论以及企业家参政理论。首先，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具体指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Burt，1995)。企业发展政治关系的过程就是企业借助其高管层的关系网络追求横向社会资本的过程，旨在为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带来直接或间接利润(孙俊华和陈传明，2009)。其次，根据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政府“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理论，政治关系是地方政府间接干预企业的主要渠道。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控股股东代理理论等，政府行为主要表现为“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潘洪波等，2008)。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会与政府官员监督企业的目标发生冲突，政府可通过其“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来影响企业的价值。[3，4]最后，企业家参政理论主要关注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功利性和民主性问题。企业家参政既有内在因素的驱动，更依赖特定的制度基础(Chen等，2005)。而且，企业家参政热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李宝梁(2001)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家参政需求呈倒U形状，即企业家的参政热情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会趋于消退。
(二)制度诱因
一般来说，企业行为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具有内生性关系。企业政治关系的本质是不同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及其高管行为方面的最终体现，原因在于政治关系被视为法律保护、政权稳定等机制的替代品(Qi等，2010)。在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国家或者地区，企业可以借助政治关系来应对政府干预，而在财政赤字较严重或者税收负担和行政罚款比较严重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更加倾向于通过建立政治关系来抵消制度环境的部分负面效应，这也是很多实证研究选择民营公司作为样本的主要原因(Chen、Li和Su，2005)。Choi和Thum(2007)研究指出，只有具备一定的基本制度条件，才可能促成政府和与其存在政治关系企业之间的互惠行为，而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可以被视为政权自我稳定投资的一种替代。罗党论等(2009)发现，在产权保护力度小、政府干预力度大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民营上市公司普遍认为政治关系可以作为免受市场缺陷影响的替代保护机制，并有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5]在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企业也会寻求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的补充。
(三)企业政治关系渠道
政府是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企业可以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等政治关系渠道，与政府建立关系，并构建企业声誉机制。
首先是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系。Faccio(2006)的研究表明，全球3％的上市公司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的政治关系，它们的大股东或高管通常是政府官员，或者与政治家及政府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从属关系。[2]大股东的关系渠道还包括为竞选活动捐款(Claessens等，2008)以及向政府提供资助。
其次是董事会的强大政治影响。具有强政治关系的董事会更倾向于聘请政府官员参加董事会，而不是聘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专家参加董事会，从而弱化公司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淡化董事会的专业性和监督职能。[6]Goldman(2007)通过研究美国市场发现，市场对于董事会任命具有政治关系的高管会做出正面的反应，具体表现为正的累积超常收益。[7]国内关于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邓建平等，2008；罗党论等，2009；吴文锋等，2009)也主要是基于董事会成员的关系展开的。[8]由此可见，董事会是企业建立和保持政治关系的主要渠道。
最后是具有政治背景的CEO。Fan等(2007)对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约有27％的样本公司CEO具有政治背景。他们将CEO的政治关系分为三种类型：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与同区域地方政府的联系以及与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联系。[6]Bertrand等(2006)考察了法国上市公司CEO的政治关系，并发现CEO的政治关系与其所在企业的政治关系正相关。[9]李维安等(2004)通过评价研究经理层任免制度后发现，经理层任免与政治关系的关联程度同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
三、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脉络
国外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选取1998-2002年的样本数据，即大多数国家私有化时期和公司治理转型时期的数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政治关系根植于转型制度环境的特征。通过考察不同的关系渠道，我们把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分为收益观、风险观和综合观三个视角加以梳理。下面对这三个视角分别予以介绍。
(一)基于收益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
以经济转轨和治理转型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交易成本昂贵。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把构建关系资源作为其经营战略的组成部分，以获取优惠待遇并提升企业价值。Agrawal和Knoeber(2001)及Goldman等(2005)针对美国等制度环境较成熟的市场以及Fisman(2001)、Jonson和Mitton(2002)、Khwaja和Mian(2005)及Claessens等(2008)针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巴基斯坦等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取得了显著收益。基于收益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以资源基础论为理论基础，认为企业政治关系在资源获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绩效或市场价值的提升作用。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证实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例如，与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价因受苏哈托病情的影响而大幅波动。[10]Simon和Todd(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关系密切的企业的市值在马来西亚政府宣布资本管制之后大幅度上升。[11]即使是美国这样号称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也难免落入政治关系的套路，支持总统竞选获胜一方的企业其股价往往会大幅度上涨。[6]从这个角度看，企业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市场价值的增加。
2.基于声誉机制的企业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取优惠的融资和投资待遇。银行融资是企业政治关系运营的重要渠道。[12]企业政治关系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来实现优惠的融资待遇(Jonson等2002；Khwaja和Mian，2005；Charumilind等，2006；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能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优惠的融资待遇，它们的负债率也相对较高。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来说，企业政治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其为企业带来的优惠融资和投资待遇主要包括额外的发展机遇(孙铮，2005)、较多的银行贷款和较长的贷款期限(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较少的融资约束(罗党论等，2009)以及投资促进作用(Francis等，2009；潘越等，2009)。
3.较低的税率以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获得的政府补助。Bertrand(2006)对法国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增加就业机会，政府会给予这些企业家税收方面的优惠。[9]Faccio(2006)的跨国研究也证实，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能在税率方面享受好处。[2]吴文锋等(2008)研究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中国省市，如果企业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那么其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Faccio等(2006)基于全球35个国家的研究证实，面临财务困境时，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较容易获得政府补助。[13]潘越等(2009)也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显著影响政府对它们处于财务困境时的补助行为，但国有企业的政治关系对政府补助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企业政治关系的其他正面影响还包括高管层政治关系网络对企业业务和地域多元化的促进作用(巫景飞等，2008)、相对宽松的管制(Desoto，1989)以及较低的契约执行成本(Faocio，2006)。
以上研究证实了企业政治关系的各种收益，但并没有提供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价值的直接证据。而且，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测量往往局限于虚拟变量和公开数据，忽略了不同国家差异性制度环境的分析。企业政治关系具有形式上的复杂性以及关联度的强弱性，至少在注重关系和声誉的国家不能单纯研究企业政治关系的存在性。另外，现有相关研究结论可以显著解释具有弱政治关系企业获得的优惠待遇等问题，但没有解释强政治关系是否会负面影响企业(如国有企业)绩效的问题，忽视了企业政治关系背后隐藏的复杂动机。
(二)基于风险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
基于风险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是伴随着基于收益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同时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促成因素的双重性。例如，社会资本是一种促成企业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它自身就有收益和风险问题(Seok，2002)。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政府的效用目标既包括经济诉求，也包括政治诉求，政府会要求其控制或监管的企业重视职工福利，从而迫使企业行为偏离了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轨道。企业政治关系使企业承担政府的寻租成本，从而损害企业价值，具体表现为政府“寻租”损害企业绩效(尤其是财务绩效)以及增加信息风险和治理风险。
1.政府“寻租”损害企业绩效(尤其是财务绩效)。企业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企业也要为维持这种关系而付出代价。Shleifer和Vishny(1994)指出，政治家会通过创造企业政治关系来获取一定的租金，因此，只有当企业政治关系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企业价值才会提高。Cheung等(2005)研究证明企业政治关系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14]Morten(2000)分析认为，有时，企业为了获得优惠待遇，不得不接受政府提出的安排更多失业人员就业的要求，因而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导致得不偿失。[15]Boubakri等(2008)对全球41个国家的私有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尽管享受了高负债等收益，但其财务绩效相对较差。[16]在我国，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如帮助地方政府实现某些政治和社会目标)，因此其财务绩效常常还不如无政治关系的企业(Fan等，2007)。
2.增加企业的风险。企业政治关系在降低企业营运成本的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的政治、信息和治理风险，从而增加治理成本。一方面企业政治关系一旦破灭，企业的绩效和价值必然会下降；另一方面，政治家要从企业政治关系中获取租金，具有较强的动机帮助企业粉饰财务报告，从而影响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Ball等(2000)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企业政治关系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信息风险的观点。[17]Chaney等(2006)则从会计契约角度讨论了企业政治关系的经济后果，并且认为企业与政府关系越密切，其财务报告的质量就越差。
基于风险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是从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或政治家政治目标入手，考察这种双重行为对公司绩效的损害，这与政府“掠夺之手”的观点相一致，即政府官员或者政治家倾向于从自己所控制的上市公司那里榨取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视角研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这种观点的隐含假设往往把企业政治关系视为一种“剥夺企业资源的工具”，从而忽略了认为政治关系根据其不同的强弱程度，在企业层面体现为不同效率政治资源的柔性资源观；其次，该观点没有区分企业政治关系不同的主导主体(即政府和企业)。显然，政府主导的企业政治关系与企业主导的企业政治关系具有显著的差异。最后，这种观点更加适用于法律不健全的国家，因而更能体现制度背景的差异性，但基于风险观的研究不能合理解释发达国家企业普遍存在政治关系的现象。
(三)基于综合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从综合观视角，采用规模更大、时间跨度更长的样本或者更加精确的测量方法来考察企业政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Faccio(2006)在对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后发现，在那些腐败严重的国家，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债务融资和优惠的税收待遇，从而能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但绩效却较差。[2]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采用1999-2006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编制了我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他们俩研究发现，大体而言，企业政治关系损害了我国国有企业的业绩，政府对国有企业起到了“掠夺之手”的作用；而企业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的业绩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对民营企业扮演了“扶持之手”的角色。
基于综合观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系程度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双重效应：既有优惠融资等收益，又会造成业绩下降，但没有区别企业政治关系根本动机的制度性差异。以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根源为例，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8和2008)的法律起源假说只可以部分地解释各国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要更加充分地理解这种差异，还必须结合法律与社会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陈仕华和郑文全，2010)。
(四)三种视角比较与研究框架构建
上述文献从市场价值、长期绩效、投融资、会计决策等很多方面考察了企业政治关系问题，但没有考虑政治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即“逆向因果”问题(如：一方面，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参加公司董事会，有可能更多地考虑相关公司的政治利益诉求，倾向于制定有利于相关公司的制度；另一方面，为了自身声誉，他们往往会选择绩效较好的企业)。
综观上述三种视角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各自隐含的理论前提不同。其中，收益观是建立在企业政治关系的柔性资源观或社会资本观的基础上的，侧重于分析企业政治关系能够带来的各种收益。因此，收益观研究更加关注企业主导型政治关系，并以具有弱政治关系的私有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风险观研究以“掠夺之手”理论和控股股东代理理论为理论前提，这种关系更多地关注政府主导型企业政治关系以及政府建立这种政治关系的动机(“剥夺”或监督企业)，并且以具有强政治关系的国有控股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而综合观则需考虑不同国家制度差异和不同企业性质差异。表1汇总了对这三种视角的比较评价。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我们构建了一个能够融合各治理层级制度架构及其对公司治理特征影响的基于企业政治关系的公司治理研究框架(参见图1)。首先，政府主导型企业政治关系研究基于“掠夺之手”理论着重考察政府如何通过“扶持”和“掠夺”手段来干预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的内部治理，尤其是探讨国家如何通过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对特定产业的投资以及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来直接干预企业兼并、重组等问题(Khanna和Fisman，2004)。其次，企业主导型政治关系研究基于资源观着重探讨公司大股东、董事会及经理层建立和发展政治关系的动机。其中，大股东政治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如何获得资源配置方面的优惠；董事会政治关系研究侧重于考察企业高管选聘方式、风险管控等问题；而经理层政治关系研究则着重探讨经理层在具体经营活动中如何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图1 企业政治关系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研究框架
四、研究展望
企业政治关系是与不同层面的制度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制度环境(如法律、政治)与社会因素(如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也会影响公司治理的微观和中观层面。学术界日益关注伦理习俗、治理文化、政治关系等传统的非正式治理因素，因此根据研究层级，可把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向(参见表2)：
(一)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需要完善。一是运用系统论来测量企业的隐性政治关系度。现有研究主要运用公开数据来分析企业的显性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可能只是“关系网络”的冰山一角。未来应该参考Faccio(2006)研究“亲密”关系的做法，更加广泛、系统地测度不同的关系渠道及关系程度。二是基于网络观把企业政治关系作为一种形式上具有“互通性”的网络渠道。企业高管从政参政以后可以对原有企业实施优惠待遇等。未来研究应关注企业高管从政或参政后的企业政治关系问题，如在我国情境下“央企”“一把手”获得政治晋升后对原企业的“关照”等。三是进一步厘清强政治关系和弱政治关系的边界和发展动机方面的根本差异。四是，未来研究应根据“主导主体”归纳不同类别的企业政治关系，探讨不同类别企业政治关系的受益者和受益程度问题。
(二)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依然是未来企业政治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必须深入比较和分析企业政治关系的风险和收益问题。
1.从企业层面继续探讨企业政治关系的风险，特别是我国公司治理转型中以强政治关系为要素的公司治理问题。我国的行政制度环境强烈影响企业及其高管行为，因此，有关企业政治关系的研究应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并按照“自上而下”的范式分析相关制度环境对企业及其高管行为的影响。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特征仍主要表现为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型(李维安，1996)。行政制度环境特征具体体现为资源配置行政化、企业目标行政化、人事任免的行政化。[18]当前有关我国企业政治关系研究主要是讨论在行政型治理环境和经济型治理环境下如何通过不同关系渠道来影响或实施资源配置。行政型治理环境表现为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加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式治理。当前，尽管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但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多。吴文峰等(2008)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绝大部分经营活动受到地方政府的管制或约束。行政型治理环境易使治理者或企业家过度追求强政治关系，因为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从而能帮助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获得便利。经济型治理环境通过成熟的治理机制可以与非正式的政治关系形成互补，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由于我国特殊的行政型治理制度背景，政府具有国民经济管理者与国有企业股东的双重身份，容易造成国有企业在经济型治理的外壳下转而实施行政型治理或某种变形。我国国有企业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强政治关系的企业。田利辉(2005)利用“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理论实证研究表明，国家持股对企业的绩效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潘洪波等以2001-2005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表明由于政策性负担或出于政治晋升目的，地方政府或其官员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19]正如Chen等(2005)所指出的那样，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与政府的关系存在本质区别。相对于天然具有政治依附性的国有企业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的治理转型过程由于其寻求政治资源保护的必然性，伴随着对政治关系的寻求与发展；对这种弱政治关系的细致描述与刻画恰恰是解读我国民营公司治理，进而解读我国整体公司治理的本质特征的关键所在。当前，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文献逐渐增多，我国民营企业也在经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型过程(从非正规公司“红帽子”阶段到政治关系依赖阶段再到市场化、制度化、规范化阶段)。
我国当前正处于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演化与共生的关键时期，以往由政府实施的对公司治理参与人的驱动与制约逐渐让位于由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实行的激励与约束。我国情境下的强、弱政治关系是行政型治理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及其高管层面的最终体现，如何进一步研究和测量我国行政型治理制度环境中关系资源的作用和作用渠道是未来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2.从组织视角深入探讨企业政治关系的收益问题。企业政治关系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Fishman，2001)，未来可以根据强、弱政治关系之间的差异把企业政治关系及其他关系(如家族企业的血缘关系)结合起来，从匹配理论入手研究作为特殊柔性资源的关系在战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重大权力变更时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情况；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不可转让资源——关系的演化路径(如研究企业政治关系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以寻找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价值的直接证据；还可以研究企业政治关系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特别是两者在企业投资决策方面是否具有可以相互替代的作用。[19]
(三)宏观层面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企业政治关系提升到政治权利或政治制度层面，深化对不同制度环境作用机理的分析。已有学者从政治方面探讨了欧洲大陆国家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成因(Roe，2000和2003)，他们认为美国的平民主义政治压制了大型公司的“话语权”，而欧洲的社会民主政治导致企业管理层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未来应该关注不同制度对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Qi等，2010)；还应该研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是否存在替代或者互补关系，从制度环境入手分析企业政治关系偏好的内在动机(如为了获取收益，寻求产权保护，或者掌握剩余索取权或剩余控制权)，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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