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的区域集聚、收敛与就业差异：基于分省面板的说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产业论文,面板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每年要面对14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1.5亿农村富余劳力和近1000万城镇年度新增劳力（中国就业报告，2002）。就业问题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需要寻求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法。其中，增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解决就业的有效方法之一（Walter,1957; Laurence,1980），而旅游业作为最大的服务产业，在解决就业方面有着显著的能力和优势（Rex,1997）；它在吸纳妇女就业（Ireland,1993）、无工作阅历的年轻人就业（Ross,1992）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更是如此（石培华，2003）。所以，研究旅游就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魏翔，2006）。
旅游业具有就业容量大，就业岗位层次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以及对相关行业的就业推动大等特点（赵波等，2002），因而被人们普遍看好，认为加快发展旅游业将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TTC）在《2005年旅行与旅游委员会发展与优势》的报告中也指出：仅2005年，旅行与旅游“产业就业”比2004年新创造210万个就业岗位，就业人数达到7420万人，占世界总就业总数的2.8％；旅行与旅游“经济就业”比2004年新创造650万个就业岗位，达到22160万，占世界就业总数的8.3％，即每12个从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由旅游经济带来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就业状况与其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但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旅游就业的关系并不总是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80年代旅游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饭店和餐饮行业，但是增加的就业机会大多数是临时性的，因此，尽管旅游业快速发展，但旅游就业的增速却很缓慢（Parsons,1987）。另外，旅游经济的季节性波动对旅游就业的存量增长会起到限制作用（Ashworth,1999）；高端旅游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将造成旅游经济和旅游就业发展的不平衡（Authors and Aguilar,2002）。尽管有上述限制因素，但在很多国家与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都表现出对旅游就业的促进作用，其重要原因是，虽然旅游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被现代科技的应用抵消不少，但是个性化旅游的兴起和不断流行仍然可以创造众多的工作岗位（Holloway,1994）。
旅游的关联性太强，区域经济发展中，影响旅游就业的因素太多。本文将考察旅游产业，主要是饭店行业、旅行社行业和景点景区业的分省分布以及其区域集聚情况，从旅游业内部来探讨饭店、旅行社和景点景区分布的均衡性问题，了解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分布差异是否导致了区域集聚的现象以及其将来的发展趋势；在上述基础上，我们要重点探讨区域集聚与地区就业的总量关系。
二、中国分省旅游产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旅游的开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但是如果考虑到任何一种要素，如一种现象，都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的话，旅游产业要素对资源的依赖相反又降低了很多。观察中国旅游产业要素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产业要素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著。
图1绘制了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分省以及各个自治区的A级以上景点景区数目。已经开发的景点景区分布非常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平均分布达到88.3；其次是中部地区，平均分布达到72.3；最后是西部地区，平均分布达到55.1。4个地区之间的变异系数为0.37；分省之间的变异系数达到了3.52。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资源要素的地区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存在两个低偏离点，分别是上海和海南，它们各自的A级以上景点只有18和11个。尽管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评定标准，这两个地区的A级景点较少，但是它并不能说明两个地区的资源要素并不集中；相反，上海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商业旅游都市，作为一个整体，上海商业资源非常集聚。海南则是一个中国热带滨海休闲度假的天堂，同类资源要素非常集聚。在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两个高偏离点，分别是新疆和云南，A级以上景点分别有108个和98个；这两个地区共同特点是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并且与其他国家相邻①。
从图1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伴随而来的景点景区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主要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圈一带。这主要是基于：1.中国开放的进程由东南向西北逐步推进，东部地区率先富裕，景点景区的投资有能力，消费也有购买力；2.东部交通方便，更加临近海外客源市场；3.东部地区旅游资源以历史人文古迹为主，西部地区以自然资源为主，主要表现在云南和新疆两省。
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益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持续保持领先的地位（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中国渐次推进的开放模式，促使中国的工业在东部地区出现集聚的基础，并扩大了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中国旅游产业的起步远远落后于工业，它现在的发展是否也遵循了这种模式呢？
旅游最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除了景点景区之外，还包括饭店和旅行社。我们利用1991年到2006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细的检验。从图2中我们发现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饭店的数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平均指标达到315.8；中部地区平均指标排在第二位，达到173.9；东北地区平均指标排在第三位，达到154.5；最后是西部地区，平均指标达到116.3。4个地区之间的变异系数为0.79。
饭店业的东部集聚比资源要素如景点景区集聚更加明显，分省变异系数达到4.89。这种集聚变异很显然更多地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首先，初期的涉外饭店以及后来的星级饭店必须集中在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其次，城市必须具有一定的购买力。这两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就是后三者平均指标相差不大的原因；而东部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这3个区域，因此，饭店分布指标要比这3个地区高得多；而不像景点景区，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级差。
旅行社是旅游业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它是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旅游者与企业，买方与卖方的桥梁。一个地区旅行社的数量可以反映该地区的旅游流和旅游者的集聚程度。事实上，旅行社行业的一种最简单的也最普遍的布局结构就是它一般出现在交通方便、客流量大、有一定购买力的大中城市，方便组织客源；而在相对偏远的靠近景点景区地方，一般只有很小的地接社，或者直接由总社派出地接人员。这种情况导致了旅行社在城市的集聚，城市成为旅游客流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在旅行社城市集聚的过程中，旅行社的分布同时也出现了区域集聚的现象（图3）。由于它的依存环境与饭店大体相同，因此，它的分布也与饭店的分布类似。东部地区的平均指标达到了338.5；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非常接近，分别达到了233.4和223.4；西部地区平均指标为139.08，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全部4个区域之间的变异系数达到了0.605；分省之间的变异系数达到了3.13。
图1 各省A级及以上风景点数目（截至2006年）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网。http://www.cnta.com/wyzl/more.asp? newsid=004001
图2 1990－2005年中国分省星级饭店的平均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6。图中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分别取1990年到2005年的数据进行平均计算获得，共16年。其中，重庆市的数据，从1997年起开始在年鉴上才开始有独立核算数据，因此，重庆市数据通过9年平均求得。
图3 1990－2005年中国分省旅行社的平均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6年。图中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分别取1990年到2005年的数据进行平均计算获得，共16年。其中，重庆市的数据，从1997年起开始在年鉴上才开始有独立核算数据，因此，重庆市数据通过9年平均求得。
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中国旅游产业出现了在东部地区的集聚，直到现在，这种趋势还没有停止；而且，从分省变异系数来看，分省之间的差距远远高于地区之间的差距。旅游产业的集聚，可能因素为：1.东部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它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企业的集聚会导致工资上升，消费购买力进一步增强，这就实现了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地区消费结构更加容易升级，由基本消费品向休闲型消费品转型。2.交通运输条件。克鲁格曼（Krugman,1991）的模型，证明了交通费用是影响产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成为地区间贸易的障碍，那么，产业集聚产生的收益超过交通不便的成本，收益递增就会出现。在旅游中，交通费用通常会占到总旅行费用的1／3。东部地区良好的交通条件，不仅缩短了旅行的时间，同时减少了区域内旅行的成本。3.区域内企业的数量。东部地区最早受益于改革开放，企业数量多，具有良好的初始条件。企业数量多，新进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原有的客源，它们的产品也更容易销售。
表1 1990－2005年旅游产业区域分布（单位：个）
饭店
旅行社
景点景区
东部 315.87 338.4887.50
东北 154.55 233.4091.00
中部 173.90 223.4372.33
西部 116.31 139.0955.17
变异系数0.790.60 0.37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1－2006年。
三、旅游产业区域集聚的收敛与发散
对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研究是战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问题，并且将发展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中。里斯金（Riskin,1978）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省区间的相对差距明显缩小，而弗里德曼（Friedman,1987）则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地区差距在扩大。崔（Tsui,1991）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分析发现，1952－1970年中国区域差距变化不明显，而在1970－1985年区域差距却扩大了。相反，莱昂（Lyons,1991）的分析却认为1952－198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净产值差距在扩大，1978－1987年却缩小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关注的焦点是旅游产业及其就业方向。我们期望通过考察旅游产业的分布来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饭店产业的集聚速度基本上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图4），由于东部地区的初始条件和起点均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4个地区增长差距仍然没有缩小，基本维持着原来的发散水平。2000年之后，4个地区的集聚速度呈现出收敛的趋势。
东部地区、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旅行社业的集聚增长速度存在一个明显的由发散到收敛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集聚速度出现了明显的先发散后收敛的过程，而2000年之后，集聚速度呈现明显的收敛态势。与集聚速度相对应的是，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之后，行业集聚对东部表现为追赶之势；2000年之后，东部地区与其他3个地区的产业集聚速度开始基本收敛到同一个水平上（图4）。
图4 1993－2005年东部地区、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饭店业收敛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4－2006年数据计算获得。
不同地区之间行业集聚的收敛与发散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陈秀山等（2004）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影响中国区域差距的投入要素的质和量、要素的配置效率、要素的使用率等，他认为不同时期，这4种要素的配置可以导致产业的空间布局改变。这一现象引发很多关于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固然对产业集聚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一些历史事件等偶然性的因素在产业集聚中的重要性却不能忽视；在中国，政策带来的初始作用可能要大得多。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区周边的重要性相对下降（Rodriguez-pose,2003）；还有中国的深圳，1979年后，大量的工业企业开始在珠江三角洲集聚。在中国，就某个地区而言，政策变量很容易成为产业集聚的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四、产业分布的收敛、集聚与就业：实证说明
就业问题一直被中国政府所重视。从国有企业下岗员工的安置到农民的流动，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实上，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变化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以及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国统计年鉴，2006）。尽管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地位也越来越重，但是，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旅游就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东部地区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图6）。不同地区的就业变化基本上存在着相同的趋势。在1999年以前，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就业的差别很小。在2005年，3个地区的就业基本上收敛在同一水平上。4个地区在2003年“非典”之后，旅游就业人员都出现了锐减③。另外，当我们从分省旅游从业人员来看待地区差异时，也可以发现，旅游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东部和相对发达的地区（图7）。
图5 1992－2005年东部地区、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旅行社业收敛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3－2006年数据计算获得。
图6 1988－2005年中国分省旅游从业人员数（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0－2006年。图中数据是利用4个地区中每个省区每一年的数据汇总求平均数得到。其中重庆的数据从1997年开始融入西北地区计算。
图7 2005年中国分省旅游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6年。
除了旅游就业自身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分地区总量就业的变化。我们发现，虽然地区之间的就业总量存在差异，但是就业增长率的变化基本一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1997年），东部地区的就业恢复略快于其他3个地区（图8）。就业增长呈现比较明显的两个阶段：1988－1998年，各个地区就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9－2005年，各个地区就业增长率呈上升趋势④。
图8 1988－2005年中国分地区就业总量增长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6年。
影响就业的因素非常多。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旅游业自身对总就业的贡献有多少；我们又如何保证在排除一些特定因素如政策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清楚地分解出饭店业和旅行社业对分省和分地区就业的影响。
1.分省产业的分布与就业
地区差距的变化表面上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差异造成的，但是，背后却是由产业的分布及其相关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造成的。为了深入地理解分省旅游产业主要是饭店业和旅行社业对就业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一个更为简化的新古典模型（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在模型中，我们通过控制资本和地区政策等变量来考察饭店业和旅行社业对就业的净影响，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直接动因；二是在中国，就某个地区而言，政策变量很容易成为一个偶然性事件的直接动因。我们的模型设定如下：
就业总量、饭店、旅行社的数据来自1991－2006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资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95－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重庆市的数据自1997年开始才有获得，我们对数据回归采用了对称的方法。
因为数据是一个面板（Panel Data）数据，在选用回归方法时，我们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事实上反映了模型所没有包括的但是能够导致稳定地影响分省就业的一些变量，如地理位置、文化差异等，这些影响是长期的，可以在模型中表现出来。
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当不考虑其他因素时，饭店和旅行社的分布每增加1个百分点，旅游就业分别提高7.4和4.4个百分点，但遗憾的是，它们在10％的水平上统计不显著。方程2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本变量，资本每增加1个百分点，拉动的就业可以达到6个百分点，但是，饭店和旅行社变量仍然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令人意外的是，当方程3单独增加政策变量时，饭店和旅行社两个变量却又在1％水平上显著，贡献度分别达到4.52和2.83个百分点；政策变量对就业的影响显著，达到2.79个百分点（表2）。方程3似乎表明了政策的影响比资本还要强。不过，考虑到38％的解释力度，饭店和旅行社的贡献度分别在1.7和1个百分点左右。
方程4控制了资本和政策变量后，饭店和旅行社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但是对地区就业的贡献不高，分别只有2.4和1.3个百分点。资本和政策变量在1％水平上保持显著，对就业的贡献分别达到约4和2.5个百分点。考虑到40％的解释力度，饭店和旅行社的贡献度分别只有0.9和0.5个百分点。
从整个分析过程来看，分省饭店业和旅行社的分布增加并不能显著增加地方的就业，而资本和政策变量的显著说明了中国市场仍然是一个以投资和政策为导向的市场，至少它对旅游这个行业的影响持续存在。这里，我们没有考虑旅游行业内本身的投资和政策。另外，方程4的有效性说明了只有在明确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饭店行业和旅行社行业对就业的影响才能够不被其他因素所吸纳，但即使如此，它们的贡献也非常有限。
2.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与就业
在探索分省产业分布与就业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区域旅游产业的集聚与就业，并考察区域产业集聚是否存在收敛的趋势。
影响区域就业的因素很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的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等都可以对区域就业产生作用。我们将中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仍然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分阶段分解上述因素对区域就业的影响。
表3 区域产业集聚对就业贡献的分解（％）
1992－1996 固定效应 饭店 旅行社
资本 政策
东部 5.56435
1.37023 0.145798.782313.34374
东北 3.67687 -0.42334-0.031345.645861.43364
中部 3.23365
0.87265-0.142315.716521.15721
西部 1.32423 -0.13985-0.234454.373640.76425
1997－2001
东部 6.62554
2.01672 1.642859.461572.89124
东北 3.84648
0.51186 0.323575.786121.56328
中部 3.27697
0.89159 0.459516.334621.73653
西部 1.83467 -0.25931-0.114634.286391.35287
2002－2005
东部 5.43669
3.19843 2.134467.210152.02457
东北 4.47534
1.82352 2.212176.352033.56635
中部 4.05124
1.78645 1.431356.036293.37428
西部 3.33763
0.87873 1.124375.223182.35779
注：我们把1992－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段回归，通过分段来考察旅游产业分布的收敛性和对就业的贡献。基本数据的处理是在分区的基础上，对每一年的数据汇总求平均值获得的。
表3中，在分省面板中饭店和旅行社两个变量在方程1和方程2中统计不显著，而在区域板块的回归中都在1％水平上显著。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产业集聚起到了一个放大的效应。通过固定效应的检测，我们发现，在1992－2001年间，区域产业集聚是发散的，东部与其他3个地区的差距在扩大；而在2002－2005年是收敛的，东部与东北、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见固定效应一栏）。饭店业在整个观察期间，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贡献为正，并且逐步上升；对东北和西部地区而言，在前两个阶段的贡献为负，在第三阶段为正。这似乎更能说明饭店是经济繁荣的一个表现，经济发展，商业机会增加，就业自然而然上升，因此，回归只能说明它与就业存在一个正向的关系，而不能表明因果关系。旅行社对东部地区的贡献为正，并且逐步上升，但与饭店相比，其贡献度要小；在第一阶段，旅行社对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贡献一直为负，似乎这一阶段不适合发展旅行社；到第二阶段，中部和东北地区才表现正的影响，而西部地区继续为负；直到第三阶段，旅行社对各个地区影响的正效应开始显露出来，但贡献不大；不管情况怎样，饭店和旅行社在2002－2005年对各个地区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旅行社的总体作用开始超过饭店。这更加证明了饭店和旅行社的集聚与繁荣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反过来，它也可以促进地区就业的增加。
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资本和政策变量对地区的贡献一直为正，并且高于饭店业和旅行社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这种效应，从2002年之后，4个地区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收敛。
五、结论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像工业一样，一直伴随着一个产业集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产业集聚的程度一直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自2002年之后，4个地区之间的差距才开始慢慢变小。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资本和政策这两个外生变量一直影响着产业的集聚，并进而影响地区的就业。从分省面板回归看，单纯从饭店业和旅行社来看待旅游产业对区域就业的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不存在，即使在详细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它们的贡献度也非常小；但是，如果从区域集聚的角度来看，它们会产生显著的正的影响，并且其作用越来越大。这对地区旅游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政府有必要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壁垒，从产业布局的高度来看待旅游业，实现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联合和互动；
2.从微观的角度出发，现阶段政府应该开始重视旅行社行业；偏远落后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旅行社，将自身的景点景区纳入旅行社的旅游线路中，尽量地融入一个大区域的发展中；
3.饭店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更多地起到一种中介的作用，它是经济启动、繁荣之后的一种转换器，能够续接地方的经济发展。
注释：
① 按照中国“十一五”规划方案中的定义，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区，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其余的12个省或自治区组成西部地区。本文对中国的区域划分按照这个标准。
② 旅游关联的行业太多，其中很多旅游部门与其他部门，如铁路、航空存在交汇的地方。本文只考虑了旅游业本身最有代表性的3个部门：景点景区、饭店和旅行社。
③ 旅游就业的巨幅锐减，也说明了这个产业的脆弱性。
④ 1988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就业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了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对资本的替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时期；1999年到2005年就业增长率呈上升趋势，反映了产业快速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其间，国家因为就业的压力，也出台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
⑤ Sylvie Demurger等（2002）从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的角度研究了这两个因素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他们发现，地理和政策要素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各占3个百分点）。不过相对于政策要素而言，地理要素比政策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长的多的滞后效应。政策指数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最高，在中部和西部最低。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使得沿海地区向东亚邻国及其他竞争对手靠拢，也能使内地向沿海接近。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差距的变动条件收敛较弱；这一结果表明了当时的体制通过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的限制和对Stoper-Samuelson机制的限制，阻碍了省际差距的收敛过程。这表现为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国家垄断银行系统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倾斜，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间的贸易壁垒等等。显然，这些制度必须逐步取消，才能够更进一步地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另外，开发西部地区的有效战略还必须包括实际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资本的形成等等。我们在文章中借鉴了他们对政策变量的设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