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中国特色 文化资源 现代性
提要 “中国特色”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继承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华，融摄了现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取了中国与东方百多年来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弘扬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富民、重民、惠民、安民、教民的长治久安之道，启导我们发掘古代丰富的政治资源与道德资源，并作创造性的转化。我们不能以现实性、功能性限制这一理论的包容性、开放性与根源性，以便沟通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推动三大传统与三大资源新的整合。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是对西方文明和传统中国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晶。这一理论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决没有脱离人类文明与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大道；相反，它集中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原则，同时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
一、“中国特色”释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特色的。其中，“中国特色”含有三层意义。第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数十年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是百多年中国走向世界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积淀。第三是中国几千年精神文明的承续与发展，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发现、开掘和认同。这后一方面还很少有人论证。
“中国特色”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涵盖了东方（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涵盖了现时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运动是世界化的过程，但同时又是民族化的过程。“中国特色”不是凝固化的概念而是流动着的概念，它是根源性与时代性的整合，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统一。
人们常常容易把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对立起来。实际上，不同时空的文化总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整合，是二者互动、互渗的结果。根源性与全球化不总是相互拒斥的，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健康互动。体现了中华文明、东亚文明的现代化理论，不只属于中国或东亚，它一定能从中国、东亚进入全球。它的民族性、根源性很强。唯其如此，它的世界性也很强。
人们常常容易把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包含着与我们民族几代先进分子身上积淀着的丰富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结合。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渗透其间。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用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这样那样的作用。季羡林先生说：“有观点认为，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匪夷所思，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国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必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这个实际中就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①]我很同意季老的这个观点。
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们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②]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三个有利于”、“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思想，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核是“以人民为主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语言与传统典籍的语言文字的特色一样，言简意赅，看似浅显、平易，实则深奥、高远。就民族性的内涵来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国富民强、务实、富民、小康思想，与我国古代经典《诗经》、《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和《周易》经传中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尚书·大禹谟》引用大禹的话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可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兴利除弊，解决民生问题、温饱问题，使人民丰衣足食，是第一位的。《尚书》中所谓“六府三事”，根本上是以养民、富民为治民之首。周革殷命之后，周武王向殷遗臣箕子请教治国方略。箕子讲了九条治国之道，是谓“洪范九畴”。其中主要内容是以诚敬之心训诫官民兢兢业业发展物质生产，并实行教化，使政治清明，以安定天下。《论语》所载孔子“惠民”、“富民”、“教民”、“安民”、“先富后教”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思想，《孟子》之“爱民”、“利民”、“重民”、“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然后导之以善的思想，《荀子》的“爱民”、“利人”、“和人”、“富国”、“强国”、“以礼正国”的思想，都是我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经验。历史告诉我们，“马上打天下”的经验不能用于“治天下”。历代贤明的统治者为治世之需，大多选择中正平和的施政安民的良策。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损益，使之合于当世，平易合理，为朝野所能接受，便于应用。其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
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思想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之重大的、本质的区别，是“以民为本”还是“以民为末”，是“以民为主”还是“以民为从”，是尊重传统还是毁弃传统，是回归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还是背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国古代传统的“政在养民”、“敬德保民”、“厚生”、“惠民”、“裕民”、“富民”、“重民”、“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固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不可能真正实现，甚至蜕化为粉饰太平、掩盖统治者的阶级本质的工具，但总体上仍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与愿望，是古代知识精英对治世的总结，是安邦治国、长治久安的大本大源。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和道德价值资源，例如民本思想、民贵思想、民有思想、民富思想、官与民同享同乐思想、载舟覆舟思想等，是可以作出现代转化与现代诠释的。从周公到谭嗣同的民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爱护、尊重人民的意志、欲求，首先是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的，然后进行教化，增进德性，以求得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邓小平思想在这一点上是源于传统而又高于传统的。邓小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当然与传统社会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有质的差异，现代社会的“民主”与传统社会的“民本”也有内涵的不同，但不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中国传统中也有民主意识的根芽。
摒弃充满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否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的“文革”，以法制秩序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有道德能力和有知识能力的人，建构秩序化的富国富民的现代化运作体系，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空前伟大的贡献。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并坚持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和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治国方略，辩证地分析了改革、发展与稳定、分散与统一、市场与计划、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群体与个体等等关系。在这一方面，也渗透着传统中华文化的价值。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不同，在东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明智的行政工程起着主导的作用。以强有力的国家来整合社会各方面并调控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家、民族、社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尊重个人，但不导向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民族间、人民间、人际间的和谐、协调比冲突、紧张更为重要；比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膨涨更重视家庭的稳定和谐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比重视物质生活更重视文化教育；提倡忠孝信义的道德观念，肯定节俭、勤劳、忠诚、奉献、敬业的个人品质；强调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意识和国民的凝聚力；如此等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是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的内在基础。这表明，东亚与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已经并将继续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这一视域来观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肯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的保留与转化，可以赋予“中国特色”以深度的文化内涵。
二、发掘固有文化的政治资源与道德资源
孙中山先生是亚洲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曾经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的选考制、监察制的优长，从而改造西方的政治架构，推广为“五权宪法”。在这一方面，孙先生是有创造的。此外，孙先生对传统“内圣——外王”结构，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心性文明，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德目加以发掘和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孙中山先生的某些构设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但孙先生的努力，表明了中国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现代化运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面向历史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是对中西双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系统作出双向扬弃的结晶。
中国古代的官制也是十分丰富的宝藏，它曾经是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源头和参照，其中许多方面，例如监察制、回避制，以及一些厘清吏制的方法，对今天健全我们的干部制度和反腐倡廉，仍有现实的价值。例如封建社会受皇帝直接控制，以皇权为依托，以服务皇权为目的的监察制无疑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然而，传统监察制也有如下特点：监察权自成系统，垂直监督网络相对独立；其与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平行，不受它们的限制，能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活动，依据法规，以条问事；监察官秩卑权重，威震百官，无所不纠；御使负责纠举百官违失，谏官负责谏正皇帝或中央决策失误，二者相辅相成；选任考核监察官，注重刚正不阿的品质，凭实迹黜陟等等。其制衡、治官、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能，能“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是“政之理乱”的关键。这显然可以扬弃、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监察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合理内容[④]。吸收传统的、西方的政治资源中的合理层面，稳妥、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权力运作体系，健全公务员制、复议制、司法复议制、官员弹劾制、公众监察制、适度开放新闻监督等等，保证社会公正和良性经济秩序的建构，呵护人们的善性良行和社会的道德资源，推行社会公德的有效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发展，是当前十分重要的工作。
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珍视西方文明、人类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普遍价值与普遍原则——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法制秩序、道义原则，建设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来整合中国社会，推进政治民主和繁荣市场经济是不可移易的正道。为推进现代化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学习、吸纳、改造西方民主政治、科技理性及其它理念，例如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博爱、人权、法制、理性，并使这些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以上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在这里，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和道德资源，需要平等地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与对话，吸纳古代丰富的治世之道、做人之道等深层睿智。儒家的治道，是一种教化形态，它也包括法治、刑政，但主要是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一个人的人格。以礼节民，以乐和民，礼乐刑政，相辅相成。通过礼乐教化提高百姓的素养，纯洁人心，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达到理想的胜境。传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仁、义、礼、智、信”五德，儒释道的许多智慧，提供了人与天、地、人、物、我之间相互和谐，以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共存互尊的资源。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的文化，包括企业文化、商业伦理，协调全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乃至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有一个消化和重新拥有我们的传统的任务。社会道德的贫弱化、冷漠化，公德与私德之建设、培育的缺失，正义感、义务感和责任感的消退，个人主义的恶性膨涨和西方现代病的传染与侵蚀，将对我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伤害。
医治工业化、商业化的负面所导致的社会弊病的良药，是强调道德教育，重视精神价值，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修养，启导每一个人的良知良能。在我国，创造性地扬弃、转化传统伦理体系，建构社会主义伦理体系，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在尊重个人自由、民主权力和社会主义道义原则基础上的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秩序感和良好的伦常关系，仍然可以纳入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之中。仁爱、忠恕、孝悌、笃实、恭敬宽容、诚信无欺、谦虚礼让、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与人为善、勤俭廉正、刚直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仍然是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中国人“做人”的标准，更是我们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尺度。在日常工作中，恪守做人之道，体悟生活的意义世界，使我们觉识到生命的价值，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并以此安身立命，对每个人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此，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主义的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的、深厚的、无可替代的资源。中华文化的人文睿智对于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有着非常积极的效用。其管理智慧、管理艺术与变易谋略，也可以活化市场经济。以整体和谐的意识，处理好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在各种力量面前，保持弹性和节奏感，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企业之间、企业内外的人与人之关系，也是一门高超的管理艺术和管理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不强调以个人主义为动力，而注重群体和谐，在注重关心不同人的利益分配的同时，更加肯定敬业乐群，勤奋和睦，刻苦耐劳，互助合作，提倡上下同心协力以及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忠诚、奉献与责任，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等，对于重建社会公正、正义等道德原则，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以“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思想资源，调整民与官、劳与资、私与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个体或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个人利益与孝忠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健康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85年，邓小平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⑤]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不仅提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战略，不仅提出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都要反，但重点是反“左”的思想，尤其阐明了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⑥]这里明确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齐头并进的思想。这是对国内外现代化正反经验的科学总结。这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制度建设与人格建设问题，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阐明、丰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工作并没完结，它正在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针对目前略显浮躁的社会现象，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比较强调从实践中，也从理论上和历史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西方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价值领域来发挥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传统与现代关系作了多层面的深刻说明，是我们跨世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献。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透辟地阐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在这里，优良传统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而新的文化涵盖了东西方一切文明成就。的确，我们需要开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开拓新的价值领域，促成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新的对流与互动。
三、三大传统互动与特色理论的开放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为现实改革服务的，当然具有实践性的功能。但是，它绝不是权宜之计。我们不能用现实性和实践性范围，限制了它的宽广的领域。它既然是指导中国社会全面健康有序发展的原则，具备有长远目标和长时效的功能，那么，必然是博大通透、涵泳甚广的。因此，它又是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人与社会生存氛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之关系的理论，建立在人与天、地、人、物、我之整体和谐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向东西方传统开放，向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开放。它不仅仅具备有社会服务的功能，而且又是文化传承，即它包容、继承、扬弃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遗产。同时，它又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历史与现实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负面与局限，批判商业化、工业化带来的一些负效应，补救人文价值的失落。总之，它的终极目的，是发展健全的人格，培育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它是马克思关于全面自由发展的新人的理论与我国传统儒释道精英文化倡导的人格境界的新的整合。我们必须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学结构，而不能以短视者的视域来局限它。
当代马克思理论家和实践家，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现代化伟业中，不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在这里，我们提出充分重视三大传统和三大资源的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直接继承了中华六千年文明的传统（这是第一传统），它直接继承了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化（包括近代以来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最高成就（这是第二传统），它直接继承了两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和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传统（这是第三传统）。它是上述三大资源与三大传统在新时代的创造性整合。
从孙中山到邓小平，改革家们目睹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正负面现象，在寻找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地从西方现代化经验和理论中和我国古代的智慧、经验、理论中，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吸取营养，创造性地建构、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新文化。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文化系统，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决不只是西方制度与价值的普遍性。现代化的制度与管理文化建构，例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技文化等等，必须充分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和学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是中国现代化极其重要的参照，但决不能盲目照搬，必须与我们的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
构设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相融互补的文化结构，需要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他律与自律、民主政治与伦理社会整合起来。今天，人类的现代化遇到许多新的问题，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和危机进一步凸显，终极关怀的旁落、精神道德的沉沦、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国天下的疏离、工具理性的宰制、群己的紧张、利益的冲突，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国际间的矛盾和冲突，亦往往根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的原因。一般说来，21世纪，人类将生活在日益世界化、一体化的社会之中，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又日益追求归乡与故园。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重新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一理论提示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的新的思路，提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文化永恒发展的新的思路，提示人类新文明和东亚新文明发展的新思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中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不能被简单抛弃。珍视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的新传统（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传统），珍视中西方渊源各自的文化精神，加以创造性的整合，正是克服当代人精神危机的重要资源。在经济繁荣的当代社会，国际国内社群整合的问题和天、地、人、物、我的疏离病痛愈来愈严重，中国和东方精神价值有其用武之地，当然要在现实的背景上作艰苦的创造性的转化。流动变化着的中国文化观念，包括儒、释、道的一些思想架构、理想境界、人生信念、价值观念、哲学范畴等等，不是不能普式化、现代化的。我们在回应当代世界的多重矛盾时，需要以多维的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疏理传统精神，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内在资源和内在动力。
在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本土传统的、外来文化的不同资源都在发生作用，而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斗争和排斥的。本文化的知识分子如果对自己的文化资源不作充分深入的研究与现代转化工作，反而“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那就会丧失对自己文化的发言权，而无补于现代化的事业。我们应当以多元开放、宽容大度的健康心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自觉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启发我们，需要重新拥有我们自己的传统，需要重建中国人的人文理想和民族精神，需要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广博的胸襟，面对古今中外的制度文明与文化精神，丰富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是特色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发扬光大。
注释：
① 见《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第8版。
② ③ ⑤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28、229、110、378—379页。
④ 参见邱永明著《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标签：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行政监察论文; 时政论文; 精神文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