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清方之互行策反招降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5)05-0102-07 在太平天国与清方的多年对决当中，除战场上的武力拼杀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的竞争。像本文所论其双方互行的“策反招降”，即不失为值得注意的一种。它既包括相关舆论宣传，也包括处置实践。在双方都着力实行并且都有一定实际收效的同时，也在自觉程度、针对性强弱、策略水平高低以及收效大小等方面，显示出其差异，而总体情形是太平天国方面不及清朝。本文即拟对此试作比较论说，以期能够反映最终太平天国失败、清方胜利的一个侧面。 一、策反招降，双方都作为与军事方式密切配合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而清方更显自觉 太平天国与清方的相互策反招降，可谓密切配合正面武装拼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因为双方一直没有停息战争的“和平”对峙期，武力较量为其最为直接和主要的斗争手段，而这又注定成为被其他各种斗争方式配合的中心，策反招降也不例外。其相关宣传，通常就是在军事场境条件下以军事文告的形式承载，而最重要的目标则是策反对方人等支持或加入己方军队。 太平天国起义军在由广西进入湖南后，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表的三道檄文(通常也称“三谕”)中，就有典型的策反招降言说。如谓“今各省有志者万殊之众，名儒学士不少，英雄豪杰亦多。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1]108。宣明“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又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同时告诫，“如或执迷不悟，保伪拒真，生为胡人，死为胡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各宜顺天，脱鬼成人”，“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1]110。还谕称，“尔等无知，屡反天逆天”，甚至“误在妖营，帮妖逆天”，若“有能即明大义，约同中国人民，擒斩胡妖头目首级亲到天朝投降者”，“不但赦宥尔等前愆，且将奏明天父，有大大天爵天禄封赏尔等”[1]112。及至清咸丰帝死后，由干王洪仁玕发布两篇檄文，一篇宣明拟乘机北伐，其中号召清方人员，“识天认主，弃暗投明，助灭残妖，共佐天朝事业；奋兴有志，共成日后功名。或陷城池，或输粮饷，或投军效用，或率众来降，或起义师合兵北伐，或擒妖首进献天都”，“倘其执迷不醒，仍作妖呱崽子仆从，坐昧先几，甘为死鞑徇(殉)之守墓，不日天兵所到，捷如摧枯，王威所临，势如破竹，纵免玉石之俱焚，难免斧钺之惊悚”[2]735-736。檄文之二则更是专为“实情劝谕弃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永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见其主旨：“尔等官兵人等，虽现为妖官妖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过从前误为妖用，不能不听其驱使，遂至助妖为害，同天打斗，迹虽可恨，情实可原。今既遇真主当阳，自宜弃暗投明，亟归正道，涤旧染之污俗，作天堂之子女。且我主天王恩高德厚，援救苍生，凡能敬天识主，倾心归附，莫不一视同仁，待以异数。”[2]736-737这都是在典型的或实际或假设的军事场境下，以“檄文”的军事文告形式发布的，并且策反对象必然包括“妖军”，即使兼及非军之官、民，也是旨在策反其加入反清倒清的阵营。而从清方来看，也有可资比照的宣传文告，最典型的当数《讨粤匪檄》。这是咸丰四年(1854)湘军编练初成所谓“建旗东征”时，由其统帅曾国藩发布的著名“宣言”，其中即有针对太平天国方面策反招降的文句，像“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3]140-141云云。尽管这层意思话语并不很多，但与出征作战紧相配合的意旨至明。并且，其前边有着愤指“粤匪”邪恶的充分“理据”铺垫(相关话语在后面第三小节中有具体引录)，能够连同一体。还可举证一典型事例，就是曾国藩于咸丰六年(1856)十月间，利用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的紊乱形势，有专门招降其九江守将林启容的文告，从言辞看可谓诱惑、威逼与离间之计并用，最后云“尔能剃发投诚”，“可以保身首，可以获官爵，可以诛戮韦党(按：指韦昌辉势力)，以快私仇”[3]392。当然，林启容并未动摇，终为御守城池而最后牺牲。 敌对双方都能够将策反招降作为与军事方式密切配合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使用，当然都离不开起码的自觉性，即有意识地主动如此去做。不过，其自觉性高低又不无区别，总体看来，是太平天国方面较低而清方较高。最关键的是太平天国方面策反招降的宣传包裹着厚厚的宗教外壳，这自然直接影响到其理性色彩的彰显，当然也就降低了其自觉性程度。而清方的相关宣传则不遮不盖，不绕弯子，直截了当，明晰达意。并且，上述情形也密切关联着其相关宣传的深刻与否。太平天国方面因受宗教的障蔽，它的相关宣传内容就容易被限定在一个较浅层面；而清方的宣传话语在意蕴上则易能一语破的，犹如石落水底，着于实处，明晰中达到深刻。 并且，不仅在宣传上，连带在实际处置层面也必然如此。太平天国方面不论是纳降还是惩叛，一般也都离不开宗教场境和氛围的渲染，尽管在特定情形下或有神秘鼓动及威慑的一定作用，但最终不免自设非理性迷障。即便如此，清方也是宁以“深险”揣之，警惕以对，以防麻痹松懈中为其所乘。如受曾国藩之命专做情报工作的张德坚，在所纂《贼情汇纂》中就这样说：“贼皆鄙夫，不知文义，一切文告，令人齿冷。然自初至今，不更其说者，未始非有意以此惑我也。我军中多儒将，习知史事，贼如此行为，以为断无不速灭之理，凡获贼中伪文书，见其词义悖谬，有如梦呓，则群起而唾詈之，讪笑而易视之，往往轻贼无备，以致挫败。大抵贼肆邪言，专主惑人，至于用兵，别有诡道。犹之深险之人，将欲谋人，而佯示猥琐，使人不疑不防也。或谓此深求贼情之过论，未必其然，此说亦是。究愿办贼者，于贼之披猖险诈，不易得手诸处，用心着力，而不必嗤其
陋，致懈我心，而为其所乘，不更善乎！”[4]154事实上，清朝特别是湘军方面，其策反招降在积极主动的同时又是相当谨慎的，决不盲目轻信、率尔处置。譬如纳降韦志俊(太平天国原北王韦昌辉之弟)之事，就不失为一个典型例证。此事在咸丰九年(1859)间，当时距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因肆行滥杀而被诛的事情已有三年，韦志俊与太平天国一些要员间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缓解而且更加激化，其时在皖南的他处境非常困难，身在前敌的湘军将领杨载福等遂乘机对其策反，得到积极回应。尽管如此，开始曾国藩对此事还是颇显疑虑并抱有高度的警惕，说“韦昌辉被洪、石杀害，事在六年九月，(韦志俊)何以至今始请投诚报仇？”[5]263但他又决不轻易否决和放弃招降之事，而是具体分析形势，做出考验和防备其人诈降的种种安排。及至事实证明韦志俊的投降是真心为之，曾国藩这才放心认可，肯定其人投诚“并无两端之见”[5]320。应该说，正是较高自觉性的保持，才使得曾国藩能够理智地酌量处置，而不陷入迷误。 二、策反招降，双方都是覆盖军、官、民范围并利用多种方式方法实施，而清方更具针对性 太平天国与清方的相互策反招降，尽管是作为配合正面武装拼争的一种政治手段，但其策反对象并非只在军队，而是覆盖军、官、民之“全方位”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并非对象范围越宽泛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针对性相对强弱也就是重点突出与否的问题。 从前边揭示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策反招降宣传看，通常情况下是对清朝的军、官、民统指的。从其实际着力看，尽管也不排除策反招降清方军事人员和官员，但更主要的还是对民众的争取。仅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就能见及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秦日刚、李秀成、李世贤等高级官员和诸多较低级别官员(如指挥、检点等)的若干相关告示，督劝原清朝属民“各宜醒悮，慎勿执迷”；“急崇真道，勿受妖迷，致干天诛”；“悔改自新，不得仍蹈故辙，各宜从真向化，炼好心肠”；“弃邪归正，前来报名投营”，“出力报效，同扶真主”；“须顺天守份”，“如有受妖蛊惑，顽梗不化，不遵谕、不识天，或纠乡愚、或作暗害侵抗我军者，及纵妖谋害我使者，定将该某城乡镇市尽行剿洗，鸡犬不留，民勿相怪”；要其“造册投诚，完粮纳税，各守慤诚，勿怀虚诈”；“洗心革面，作速投诚，以归真道”[6]。从言辞上看，是恩威并用，抚剿兼拟，宗旨在于让其叛离清朝，归顺天国。除了用这种“晓谕”类文告形式，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方法，如每到一处，召集民众与军队一同听取“讲道理”，也就是召开宣传教育大会进行“面谕”。有著述中这样介绍：“凡大军所到之处，必于空旷地上筑一高台，以时集合全军兵将及民众在台前举行大集会，由最高长官或指派军官主持其事，仪式至为隆重；礼拜天父之后，即朗声对众‘讲道理’。”[7]“讲道理”所针对的具体事项或有不同，据清方人员记述，其“凡刑人必讲道理，掳人必讲道理，仓卒行军、临时授令必讲道理，选妇女为伪嫔妃必讲道理，驱使群贼为极苦至难之役必讲道理，逃者日多必讲道理，将欲搜掳必讲道理，逼人贡献必讲道理。总之，贼讲道理者不过集众谕话云尔。”[4]266可见，除所涉个别事项是要专在己方军队内部进行外，其余多是主要针对军外人等进行，要旨即在要其背离清朝而服从天国。除此“集众谕话”的“讲道理”之外，在民众范围针对特定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个别策动工作也是常事。总之，方式上不拘一格。 清方对太平天国的策反招降，总体上也是全方位地覆盖其“军、官、民”。对“民”，当然也是努力笼络、争取。如曾国藩就作有《爱民歌》，教育其军“爱民”而不要害民、扰民，“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3]399。他要“爱”的，只是其心目中的“良民”“顺民”，对所谓“刁民”、“乱民”、为“匪”之民，非但不爱，而且恨之切、仇之深，不惜严酷惩治。他有“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8]328的名言。早在他借办团练而建立湘军的过程中，所落“曾剃头”之恶名，就是因其严治所谓“乱民”而留下的证据。不要说治“匪盗”之类，就说征粮之事，他当时曾发布《催完钱粮告示》，其中就有这样的语句：“尤有可为痛恨者，一种无赖之游民，滋事之痞棍，聚集村市，三五成群。动称世界已乱，不必完钱粮。愚民无知，将信将疑。亦或将应完之课，故为迟延。不可不严行谕禁……民贫而欠皇家之钱漕者，必非良民……如有不赶紧完纳者，饬各州县三日一比，严刑重责。幽之囹圄之中，治以军流之罪。如有游民、痞棍倡为莠言，谓世界已乱，不必完粮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非本部堂之过严也，造此言者，即从贼之乱民也。”[3]384-385可见，基调是对民威吓胁迫。在后来他统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尽管多有“爱民”标榜，但始终是将它服从于军事需要的，不止一次地强调过“以战守为第一义，爱民次之”[8]344的要则。 相比之下，曾国藩在策反招降方面最侧重的，还是在对方军队。譬如这位湘军大帅有为瓦解太平军而专门写的《解散歌》，词云：“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在例举其“说不完”的种种“苦情”后，宣称“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并具体列出“八不杀”[3]441-442。在亲撰诸种歌谣体的通俗宣传品中，曾国藩自己最满意和看重的就是《解散歌》，他对外间不能尽识个中三昧，颇有失望乃至气恼之情，曾在致人信中这样说：“《陆师得胜歌》(按：曾国藩的另一歌谣体之作，主要是为激励其陆师的)冗长而欠精当，异日当另为之；《解散歌》则得意之笔，而不获一字之褒。即此一端，亦足见人心之不平，而天心未必厌乱矣。可胜感叹！”[9]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曾国藩对瓦解敌方军队的特别看重。并且，不只是曾国藩辈在策反招降上尤其着重于军队，整个清方阵线一般也都如此。 总之，在策反招降的对象上，将清方与太平天国方面两相比较，应该说在皆覆盖对方军、官、民范围的同时，清方有着更强的针对性，也就是最着重于对方的军队、将弁。当然，“军”“民”的界限并非绝对固定化，双方的兵员，主体都自“民”转化而来，民心的向背，对于双方的成败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所以各自都不放弃打“民”这张牌。然而，与胜败关联最直接而密切的还是战局，“军”之重显而易见。清方在策反招降之事上最着重于军队，其针对性之强正可见之。 三、策反招降，双方都是在声讨对方邪恶、张扬己方正义的基础上进行，而清方策略性更强 双方策反招降的理论前提和基础，都是在指认对方邪恶而己方正义，要人弃邪归正、摒邪守正。 如太平天国方面的“三谕”中，即指斥清朝统治“混乱中国”，“流毒中国”，“虐焰幡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大罪”。并具体列举其恶端，诸如悉令国人削发，使“拖一长尾于后”，“变为禽兽”；迫国人“另置顶戴”，“坏先代之服冕”；“淫乱女子”，悉收“美姬为奴为妾”；变中国故有之制度、语言等等。进而这样声讨清朝统治者：“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仕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复兴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1]108-109应该说，这是其对清朝的指斥和声讨颇有力度且颇为直接者，而更通常情况下，则是将此类内容夹杂于宗教话语之中。且看同是在“三谕”里的这般说法：“蛇魔红眼睛阎罗妖者何？就是皇上帝当初造天造地之时所造生之老蛇。今既变为妖怪，能变得十七八变，东海龙妖亦是他，正是妖头鬼头，专迷惑缠捉凡人灵魂落十八层地狱，做他妖徒鬼卒，听他受用淫污者也。”[1]111如此将天国军民与清朝的阵线对立，幻化为皇上帝子女与“妖魔”两方，这是太平天国持守始终的“理论基础”。其策反招降，自然也是以此为本。如太平天国这样号召迷误于“妖方”人等：“尔们亦是爷生养，务各认识圣父亲”，“尔等不必生惊恐，任妖万变总沉沦；有才放胆来受职，有勇趁时早投诚”，“天父何等权能大，妖卒那敌我天兵”，“劝尔归家作百姓，莫帮满洲鞑妖精”[2]666。诸如此类，可谓连篇累牍。 清方对太平天国方面的声讨，当然也是激愤之极，充盈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即颇为典型，并且可谓开宗明义，其谓：“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人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3]139-140既然如此，号召人们起来对抗“粤匪”，岂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作为敌对双方，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指斥对方用语激烈，说法夸张，极尽攻讦、泼污之能事，这也是其“舆论战”的一种惯态。这虽然会起到一定的泄愤乃至煽动作用，但毕竟不是能持续保持良效的“战斗”。若是超出感情层面的择机有意利用，固然不排除其策略的意味，但若仅限如此，终归也不能体现策略的高位水平。太平天国方面，正是有此局限。而清朝方面，则能超越于此，显出其用意上的深邃险诈。 不妨还是以《讨粤匪檄》为例来说明。其实，上引其中对“粤匪”的指斥，并非这篇文告中的“精义”，其要旨所在并且也是最能反映其高水平策略的地方，是以“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为论旨来大做文章，指斥其“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并因以煽惑：“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并且还指斥说：“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神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3]140这是着意揭示对国人来说沦肌浃髓的圣道、名教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神道设教”文化，与“洋教”存在“本根”上的对立，藉以从最为隐深的层面上进行煽惑，激发人们对“粤匪”的深层仇恨，为“卫道”而起来与之拼争。而实际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正宗的基督教根本不同，因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时，并无系统而真切地接受本真基督教的条件，而他一旦创教成型，则很难再做伤筋动骨的修正。洪秀全辈却又执着甚至迷狂地自认“拜上帝教”与基督教通同，甚至认定它最为“正宗”。这样，就正好为曾国藩辈攻击其“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提供了“自供”性证据，也等于自投对方所设圈套。就此来看，曾国藩辈的“策略”水平岂不是明显更高？其策反招降类的宣传，是极尽筹思、精心设计的，策略成分饱含其中。湘军方面在策反招降的具体操作上，也有颇能显其成功策略运用的不少实例。这里仅举策反招降程学启一事：安徽桐城籍的程氏，在太平军占领其家乡时投身入伍，后从叶芸来部守安庆，颇被倚重，叶并将自己的妻妹许配给他，结为亲戚。湘军围攻安庆时，曾氏兄弟便着意对其策反，得知程学启对其乳母格外孝顺，便设法将该妇拘至，胁其扮作丐妇入程营劝降，在叶芸来有所察觉而采取防范措施的紧急情况下，程学启果断召集和带领手下一班干将，急速奔投湘军营垒，获得接纳，此成局在咸丰十一年(1861)春①。 不只是曾国藩辈，就是清方其他官员在对对方策反招降中也非常重视策略手段。像咸丰同治之际吴地官员策反太平军将领，就不失为典型例子。当时清方江苏省城苏州等地为太平军占领，有关官员避居上海，为收复失地(自然也有争取立功以补前愆之意)，原苏州知府吴云，与任道员(曾署江苏布政使)的“三哥”(致信中如此称谓)吴煦联同，在江苏巡抚薛焕的支持下，为策动驻守苏州、常熟等处的太平军将领李绍熙(文炳)、钱桂仁(得胜)等人率部叛降，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地下联系网络，由双方各自的亲信直接充当牵线人，用各种隐秘方式联络，互通信息，约定计划，还连同地方乡团组织头目徐珮瑗、徐珮瓀辈暗中介入，为时则经年累月，铺开一张偌大的地下暗网。这中间情节曲折，事体复杂，王尔敏先生曾有专文考论②。而能体现其间策略手段的典型材料，如吴云写给吴煦的相关密信即颇具代表性，从中既可见角色不同的涉局人员和复杂事体情节，还可见为保密所用代号、暗语之类③。他们本想在曾国藩势力东下前能够奏功，结果由于事机阴差阳错未能完全遂愿，但这并不影响说明其策略用心本身。并且，从后续情况看，毕竟为率新建淮军“东援”的李鸿章继之进一步实施策反招降，打下了可资利用的基础。至于后来出现为人熟知的“苏州杀降”之局，不失为李鸿章主导的成功策反招降的一个场次，“杀降”之举在充分暴露其背义失信、卑鄙残忍面目的同时，岂不也能体现其“策略”手段？只不过是为其卑劣、险恶所严重“异化”了而已。其实，太平天国方面也不是没有过诈降骗杀之举。譬如同治二年(1863)间，在淮军和“常胜军”占领常熟之后，李鸿章又饬令淮军加紧进攻太仓，并派员入城策反。太平军守将蔡元隆将计就计约定“献城”，“届时，淮军统领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率领1 500人前往受降，及抵城边，太平军伏骤起，淮军大量被歼，李鹤章也险些送命”[10]。当然，随之也招来对方攻取该城后的血腥屠杀报复(此次因逃出幸免被杀的蔡元隆后来也降于清方)。 总之，敌对双方在拼争手段上皆无所不用其极，而从策反招降总体策略水平上看，可以说清方优于太平天国方面。 四、策反招降，双方都收到了分化、瓦解、消弱对方的一定功效，而清方的收效更为显著 从效果来看，双方的策反招降，显然都起到过分化、瓦解、消弱对方的一定作用。 太平天国方面，作为对清朝的“反叛”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乃至达到鼎盛，而后则逐渐衰落终至败亡的过程。在向鼎盛期发展的阶段，其力量滚雪球般地壮大。太平军从起义之初的一二万人，一路胜利进军到建都天京时即达数十万之众，固然说明其自身的吸引力所在，致使民众主动投附的情形；而另一方面，也与其积极宣传争取分不开，促使若干原先的清朝之民投向太平军，完成其在不同阵营间的“叛投”转身。及至太平天国建都后开辟和扩大占领区，更是如前边所已具体述及的，重视以“安民”宣传的方式教以“投诚”“归顺”。由此所产生的效果，自然是在加强、扩大己方力量的同时，也相应地起到分化、瓦解、消弱对方的作用。 从另一个向度说，在各自向对方策反招降的同时，己方对敌方此一招数严加防范，惩治叛降者而自固篱笆，自然也属与正面策反招降相辅相成的另一面。太平天国于此不无可观之处。像《天情道理书》中，就记载起义之初，“时有大妖头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妖头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我们若随其徒，必致中其计，受其惑，遭其荼毒，入其网罗，那时悔之将何及乎！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几而大妖头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因之不敢前往，未受其害，且旋将妖党概行剿灭”[2]520。又记述次年在永安，审明和处死先已叛降清方复回作奸细的周锡能之事，是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完成，显示所谓“天父鉴观在上，天眼恢恢，报应昭彰，不差毫发”，揭露“周锡能阳为团结兄弟，阴为投入妖营，串同谋反。今日回朝，乃是暗用奸谋诡计，以便外攻内应”[2]525的实底，起到了防患和震慑、教育的作用。该书还记述建都天京后的事情，如“城内间有新兄弟立心不定，矢志不真，不能坚心耐苦，妄信妖魔蛊惑，与之通谋，要约时日，内外其攻”，而被及早防范，事发时“将伊等头目党羽擒拿净尽”；再有“副典金官陈先进，妄食天父俸禄，不思酬报，胆敢行奸，通妖作怪，自为头目，串同奸党数百人，定期举事”[2]526，而被事先侦破，如此等等。从此类事件中，既可见清方的不断策反之情，又可见太平天国方面的防范之效，可谓一体两面。 就清方而言，其成功策反招降之例则更为多见。尤为醒目的事例，如前边述及的湘军方面对韦志俊的招降。其人降后，在安徽战场上发挥了作用，此后两年中，相继率兵攻陷石埭、太平，继而破枞阳镇，夺回池州，并参与攻陷宁国府。再如湘军将领江忠义，在咸丰十一年(1861)间，“连续败太平军于全州(按：属广西)白芒营、宜章(按：属湖南)栗源堡等地，招降太平军一万余众”[11]。至于前曾述及程学启，被招降后初隶湘军，及至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时便改隶其部，所统人马成为初期淮军的骨干营伍之一。其人历多地战事，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并曾勾结太平天国叛王郜永宽等谋杀谭绍光，也是谋划“苏州杀降”事件的局中人之一。及至同治三年(1864)春，他在嘉兴战场负伤毙命，可以说为清朝效忠到了最后。不只是程学启，其实降将降部在淮军中占有相当比重，李鸿章受命“东援”后，为迅速扩军，“他一面对当地防军大力裁汰整编，一面又针对苏南太平军中皖籍将士较多的局面，积极进行策反、招降纳叛。先后成功地招降了太平军南汇守将吴建瀛、李玉林、方有才(将其部编为诚勇6营)、太仓守将周寿昌(编为昌字营)、常熟守将骆国忠、董大义(其部编为忠、荣、群、义8营)”[12]。可见，这属颇大面积的成功策反。还有被清方策反招降的“巨魁”苗沛霖、李昭寿(世忠)辈，虽说他们的履历复杂多变，叛投反复无常，但也都与太平天国有过直接关联，清方既曾招降他们，又有防范性应对，利用他们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上文述及者之外，为清方策反招降的太平天国官弁将领及营伍还有许多许多，不待一一列举。而太平天国方面策反招降清军者绝无偌大面积和规模。 总体看来，太平天国与清方对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全盛期过后，从双方相互策反招降的收效情况看，是太平天国方面愈趋式微，而对方则愈趋显著。可以说，这既是太平天国走向衰败的征象之一，也是个中重要方面的原因之一；它与其他多方面的因素结合，遂导致了双方此败彼胜的最终结局。 ①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第113～114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②见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第343～37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 ③如收载于《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5～76页的一信就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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