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科学社团发展研究——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社论文,民国论文,社团论文,科学论文,国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2-0056-08
近代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社团组织的推进甚大。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是1914年6月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人倡议创建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18年迁回国内，1960年在上海解散，历经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团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工作者，促成和亲历了近代中国科学的发生发展，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科学社团的母体，中国科学社虽对各专门学会的创立与发展有着指导和示范作用，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专门社团的挑战。随着中国科学的发展，中国科学社曾试图向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或中国科学促进会的角度转换，但没有成功。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整个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缩影。下面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分析民国时期科学社团的发展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讨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并探讨这一发展线索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科学社分股委员会的变迁与消亡
中国科学社成立伊始，就专门设立了分股委员会，将社员按分科分股以促进各门科学的发展。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公布的章程中，专章规定“分股委员会”：“本社社员得依其所学之科目分为若干股，以便专门研究并收切磋之益。”其职权除议定分股章程、管理设立分股事宜等外，最重要的是征集年会论文（注：《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第2卷第1期，第130页。）。12月4日，董事会议决孙昌克主持分股委员会。到次年1月，除电机股外，各股长大都选出，分股委员会宣布正式组成：物理算学股（哲学气象学附）饶育泰、化学股（化学工程附）任鸿隽、机械工程股（铁道工程及造船附）杨铨、土木工程股郑华、农林股邹秉文、生物股钱崇澍、普通股黄汉樑，俨然成为囊括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农林学会、生物学会等的专门学会联合会（注：《科学》第2卷第5期，第592-593页。）。
1916年5月通过《分股委员会章程》，职志为“讨论学术，厘定名词，审查译著”；每年9月选举分股长及委员长，任期一年，连选连任；事务为“关于科学各种问题，经中国科学社各种机关之委托或社员之提议，认为有讨论价值者，……得依其性质分股或并股讨论之”，并负责厘定名词、审查译著部的翻译书籍等，将此前设立的书籍译著部、图书部事务揽入（注：《科学》第2卷第9期，第1068-1071页。）。不久，饶育泰因病辞职，各分股长回国者亦多，委员会无形中停顿（注：中国科学社第二次年会《分股委员会报告》，《科学》第4卷第1期，第84-86页。）。1916年10-11月重组，次年夏增加医药、生计两股，并分化学为化学、化学工程，共成12股，完整的分股委员会得以成立：委员长陈藩、普通郑宗海、生计王毓祥、物算竺可桢、机械工程杨铨、电机工程欧阳祖绶、土木工程郑华、化学邱崇彦、化学工程侯德榜、矿冶孙昌克、生物钟心煊、医药吴旭丹、农林钱天鹤。
中国科学社成立不久，留美学界兴起建立专门学会的热潮，这对分股委员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17年第二次年会前，中国科学社召开特别职员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任鸿隽认为“为学界大局计，非有专门学会，各专门学术未必能自由发达。本社对于此种建设，当表赞成之意与扶助之义。唯此时国内专门人才尚少，合为一会尚难于有为，分之则两败俱伤，故本此当取联合主义”。胡明复认为日后社务扩张，各分股可以发展成为专门分会，没有设立专门学会的必要。陈藩虽已回国，但有报告宣读，他也认为我国科学人才尚少，不宜组建专门学会，各分股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专门学会，分股长就是专门学会会长，这样中国科学社就成为各专门学会联合会。并指出分股委员会“实为本社未来命运之重要关键”。
年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分股委员会，委员长为孙昌克。1918年2月他发出通告，提出两件议案，一是分股长的选举事务归司选委员会管理，二是分股长及委员长任期改为两年。面临留美学界组织专门学会的热潮，他要求各分股努力工作，迎接挑战，认为其他人“另立山头”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科学社分股委员会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因此要求各分股积极行动起来，使中国科学社分股委员会有其存在的理由。
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科学社与当时专门学会的关系呢？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史看，早期的学会都是些综合社团如英国皇家学会，因为那时还无学科分类，后来各专门学会的建立是各门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留美学界兴起专门学会创建热潮时，各门科学已经独立发展，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表现为各专门科学的发展，组织专门学会促进科学发展是“不二法门”。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从逻辑上讲，没有重复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历史的必要。但是，西方无论是综合性学会还是专门学会的创建，都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科学发展的自然结果。特别是专门学会的创建需要专门人才的聚集与专门科研成就。
当时国内除地学（包括地质学与地理学）和铁路工程、矿冶工程等方面有一定的人才聚集，因而有中国地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组织外，其他学科无论是人才、研究机构还是科研成果都很难说有成立专门学会的条件。此时留学生们向先进国家学习，建立专门学会以促进各专门学科的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是否有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要简单回答这一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任鸿隽、胡明复等人的分析合情合理、很有见地；当时各专门学会成立的实际结果也说明了成立专门学会时机还不成熟。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专门学会对各门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当时中国各门科学人才奇缺，“合之尚难有为，分之将同乌有”。何况，作为一个国家还必须有象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社团，不仅从事科学宣传与传播，还要从整体上把握与协调整个国家科学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就这样徘徊于综合与专门的两难境地，这也许是后发展国家在科学社团的创建方面所共有的窘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培养专门科学人才与发展各门科学，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学会。
中国科学社1918年第3次年会选举新的分股委员会：委员长陆费执、普通王文培、生计卫挺生、物算饶育泰、化学吴宪、化学工程刘树杞、机械工程王成志、土木工程苏鉴、电机工程李熙谋、矿冶工程薛桂轮、农林陆费执、生物钟心煊、医药吴旭丹（注：《科学》第4卷第4期，第407页。），都还没有学成归国。年会后中国科学社搬迁回国，这样在美的分股委员会与回国的董事会之间自然会出现沟通困难，权力分离与配合上的不畅，导致分股委员会工作毫无成效，最终走向消亡。
回国后，社员们缺乏联系，分股事务更一筹莫展。1920年秋天前后，选举了第一届国内分股委员会：算理何鲁、化学工程王琎、土木工程李垕身、电机工程吴玉麟、矿冶工程孙昌克、生物钱崇澍、农林葛敬中、医药谢恩增、生计刘大钧、机电工程关汉光（注：《科学》第5卷第7期。），但没有真正开展活动。次年又筹设分股事宜，没有结果。1922年，中国科学社改组，分股委员会从章程中消失。而留美社员还是不愿放弃，当时担任整理美洲分社的叶企孙向总社来信说：“本社原为研究学术而设，社员之同科者，宜常接触，以资切磋，故分股委员会宜积极整顿以副此旨。”（注：《科学》第8卷第9期，第989页。）
中国科学社分股委员会没有完善建立起来，不仅不利于其自身的未来发展，而且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科学的进步。
二、中国科学社与各专门学会关系
中国科学社分股委员会虽没有完善建立，但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工程学会（后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专门学会相继建立起来了。这些学会大都遵循着与中国科学社大致相同的组织形式，即制定了指导性文件“社章”，规定了各类成员的专业标准；在组织上设置董事会、理事会或评议会等机构，并规定了领导成员的职权范围及其任期，重大决策由理事会等议决后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创办自己的专门会刊，刊发专业论文或进行该专业的普及工作；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等。
工程学会是留美学界专门学会思潮的结果，受中国科学社的影响极大，无论是组织原则、组织结构，还是会务展开都借鉴于中国科学社甚多。地质学会1922年2月在北京成立，其主要领导人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等与中国科学社关系密切，领导成员多数也是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由高鲁发起，1922年10月在北京成立的天文学会；由吕炯、蒋丙然等发起，1924年10月在青岛成立的气象学会；由林可胜等发起，1926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生理学会等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很难定位，它们的领导人当时或后来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化学会、物理学会、植物学会、动物学会、地理学会、数学会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组成成员，都与中国科学社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讨论化学名词、国防化学和课程标准等问题，邀请各地化学人才与会。大家认为应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乃成立化学会，公举王琎等3人起草社章，选举曾昭抡、王琎、陈裕光等9人为理事。无论是初始会员还是当选理事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而且许多人还是领导人，如王琎、曾昭抡等。同月在北平成立的物理学会的领导层和组成成员与中国科学社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届董事为梅贻琦、李书华、颜任光、丁西林、夏元瑮，会长李书华，副会长叶企孙、秘书吴有训、会计萨本栋，严济慈、胡刚复等为评议员。这些人不仅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许多人还是领导成员。
1933年，中国科学社在重庆召开年会，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等发起成立植物学会，选举钱崇澍、陈焕镛为正副会长。宗旨为“互通声气、联络情感、切磋学术、分工合作，以收集腋成裘之效，并普及植物学知识于社会，以收格物致知，利用厚生之效”（注：中国植物学会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137页。）。“格物致知，利用厚生”一语，乃中国科学社社徽“铭辞”。1934年中国科学社在庐山召开年会，会前地理学会、动物学会分别在竺可桢、秉志等的领导下成立。上述三个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中国科学社这个母体生长出来的，其领导人和成员大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特别是植物、动物两会会员基本上是秉志、胡先骕领导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人员或培养的学生。竺可桢说地理学会是中国科学社的“妹妹”，秉志说动物学会“永远与科学社发生关系，不脱离母体”（注：《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记事录》，1934年刊。）。
1935年7月，数学会在上海成立，会址设在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董事会由胡敦复等9人组成，理事有范会国等11人，无论是董事还是理事，都与中国科学社关系密切。1937年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召开理事会，决议下设学股委员会，先成立数学股委员会，推举熊庆来、范会国、胡敦复等9人为委员（注：《社友》第59期（1937年3月）。）。
虽然中国科学社在各专门学会的创建过程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各专门学会的成立，却使中国科学社自身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它日益被它自己提倡与催生的事物挤到极为尴尬的位置，它必须在变化的社会中重新定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各门科学之间的有效联系与协调发展。专门学会主要关心其自身领域内的问题、政策和工作，发表专业论文、举行学术讨论会和协调本学科发展。这就需要“关心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对整个科学进行协调，并关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英国这个任务由皇家学会和科学促进会承担，美国主要由科学促进会担当。任鸿隽当初已看清了这一问题。在各专门学会创建发展的同时，中国科学社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其内部进行分股的努力。但此时不再将这种努力归结为将各分股建设成为专门学会的目标上，而是进行角色调适，从一个一般性的综合科学社团转变为对整个中国科学发展进行协调的组织——科学团体联合会或科学促进会。
自分股委员会停顿后，中国科学社虽有学术分组，但名存实亡，“社友精神极为涣散”（注：《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记事录·书记报告》，1925年刊。）。1926年广州年会提出改组社内组织系统，分物质、生物、社会、工程四大学会，并选出了各组筹备委员，但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注：《中国科学社第十一次年会记事》，《科学》第11卷第10期，第1471-1475页。）。
1924年，葛利普在中国科学社第9次年会上提议将中国科学社英文名改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使中国科学社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科学发展的组织。讨论结果是赞成反对呈对峙状态，只能留待来年年会解决。翌年北京年会提出修改社章，社名英文同意葛利普意见，同时增加“科学团体会员入社办法”一章，还提议与其它团体同时召开年会，以“联络国内学术团体”（注：《中国科学社北京年会记事录·书记报告》，1925年刊。）。但这些提案由于社员难以集中，社章修改没有合法性而再次成为悬案。
此后中国科学社一直致力于角色转换，联合国内学术团体举行联合年会成为现实。1934年的庐山年会虽是以科学社、植物学会、动物学会、地理学会的名义召开的联合年会，但媒体将四团体看作一个组织予以报道。年会上，陈立夫鉴于中国科学社处于学术团体的领导地位，鼓励扩大参加年会团体数目，担负起发展中国科学的重任。任鸿隽认为中国科学社范围较广，组织上应有变更，称“中国科学促进会”。杨孝述认为中国科学社现行组织及计划都是10年前制定的，现在各专门学会与各研究所纷纷成立，因此主张尽力联络各专门学会，成为国内科学家之集中机构。张景铖、胡刚复认为应尽力发展已有事业，推行社员分股办法以联络各学会（注：《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记事录》，1934年刊。）。方案众多，但无一定论。
1935年在广西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年会。陈上述团体外，工程师学会、化学会亦与会。胡刚复代表社长的发言说，“在本社的指引和领导下，国内公私各研究机构已成立，各专门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同时公私学术研究设备也羽翼渐丰，故本社以为提倡研究，已告一段落”，转而提倡科学普及，而且“深感科学各团体彼此有密切关系，科学社居于母体的地位，更觉有与各团体合作联络之必要”，再一次提出中国科学社向“中国科学促进会”或团体联合会的角色转变。曾义等4人还直接提议联合六团体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注：有关资料见《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记事》，1935年11月刊。）。
1936年，中国科学社于北平联系数学会、物理学会、化学会等召开了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是为战前中国最盛大的科学集会。任鸿隽在会上指出由于科学的分科发展，各门科学有分别召开年会讨论学术的必要，这也是中国科学发达的表征。但他也有隐忧：“理由乃是分析的过于细微，不免有些寻流忘本的危险。”（注：《科学》第20卷第10期，第877页。）因此召开联合年会也是交换知识、促进各门科学协调发展的必须事务。
正当中国科学社进一步向科学团体联合会或科学促进会角色转换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科学社的角色转换努力自然亦随之流产。
三、中国科学社角色转变失败原因初探
中国科学社要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团体，有两个契机，一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完善分股委员会，使各分股成长为各专门学会，这样中国科学社就成为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二是在各专门学会相继成立后，通过角色转换，成为象美国和英国的科学促进会一样的组织，担负“指导、奖励和评议”中国科学发展的功能。中国科学社都曾努力过，但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何在？
还是先看看有关化学社团的发展情况。留学生界早有化学社团组织，其中以留法、留美最为著名。留法学生1918年创建了中国化学研究会，社员有李书华等，返国后预备扩大为全国性团体而不得，无形中解散。1924年，留美学生庄长恭等发起成立中华化学会，1924-1926年连续在美与中国科学社美洲分社、中国工程学会美国分会联合召开年会，1926年7月回迁国内，欲与当时中国唯一的化学社团中华化学工业会（1922年成立于北京）合并不成，乃归于沉寂。曾昭抡说：“考留法、留德及留美学生先后所发起之化学组织，其原来目的，均在将其扩充成为包括全中国化学家之团体，并无划定留学界之成见存乎其间；……然事实上的推演，多少终至成为一种留学界集团，兼以国内当时化学研究，尚在萌芽；时机既未成熟，成功自然倍形其难，此各团体之所以终未成功之故也。”（注：曾昭抡：《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中国科学二十年》，第112页。）
这里透露的是当时因留学国别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留学集团。此乃以“求学国别”为“地缘”标识。应该说，留学生们成立各种联谊作用的“同学会”、“校友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具有近代意义的“业缘性”学术组织中还存在着这样的“地缘性”畛域，对学术界的发展未必就是幸事，可能会造成不可言说的伤害。据说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的中华学艺社及其发刊的《学艺》杂志是与主要由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取对立态度的（注：《科学》第20卷第10期，第800页。）。
中国科学社没有完成角色转换也许跟这样一个留学集团畛域有关。试想，如果全国的科学人才都集中在由留美学生创建的一个团体内，留日、留欧学生将何以处之？何况当时留美、留欧与留日学生还有不同的口碑，“当时学生注重教员留学资格，欧美最优，日本次之，本国毕业生常被轻视”（注：《沈宗瀚自述·克难苦学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因此留日学生有中华学艺社出现，留欧学生虽然没有专门的综合组织，但在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中都有其相应位置，留美学生与留欧学生同时还有欧美同学会进行联络。既然有不同留学背景的学术团体，那些没有留学背景的国内毕业生呢？1928年由华西自然科学社改组而成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其成员基本上是国内大学毕业生或在校大学生，以青年社友为中坚，而且不断从学生队伍中吸收新鲜血液（注：杨浪明、沈其益：《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张朋园先生认为象中国科学社这样由留学生创建的科学社团，“没有地缘的成分在内”（注：见他对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一文的点评，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辑，“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版。）。在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这些综合性社团内部也许可能没有表现出以籍贯为“标志”的地缘性，但其外部却明显地表现出以留学国别为“标准”的“地缘性”。这样任何一个以留学地域为特征而建立的社团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科学社团的合法性领导团体。于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综合性团体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三足鼎立、互不统属的三个机构。其实，当时由于不同的留学背景结成不同的集团，不仅表现在学术团体的组织上，在科研机关人员组成上也有极明显的表现。中央研究院虽名为国家的科研机构，蔡元培也以“兼收并蓄”相标榜，但组成人员基本上是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北平研究院由于主持人是留法的李石曾，其主干成员全是留法学生，表现更为突出。
如果说留学畛域是中国科学社角色转换失败的一大外在因素，那么其自身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则是内因。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史看，最初的社团兼具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的双重功能。如英国皇家学会，早期除召开学术会议、出版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外，还是一个科研机构。随着科学的发展，专业科研机构逐渐创建，各门科学逐步形成，专门学会也随之创立，学会的科研功能逐渐退隐，学术交流与学术评议、指导的功能显现。皇家学会后来也演变为以学术评议为主要任务的名誉性组织。如果说中国科学社是一个纯粹学术团体，可它有生物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有明复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更具有私立研究机关的性质。说它是一个私立研究机关，可它以学会为名，以科学社团的面目面世，举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出版期刊进行科学传播。正是由于它自身组织的这些属性，使它在中国科学界起“指导、联络与奖励学术”功能的实现困难重重。因为它一旦担任这个角色，可能会偏向自己创办的研究机构与期刊等。
中国科学社选择这种组织形式与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它成立之初旨在宣扬科学、传播科学，这是面对国人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的必要工作之一。后来转变为提倡研究科学、具体实施研究工作也是针对国内研究气氛淡薄、停留于“清谈”现状的需要（注：David.C.Reynolds,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the Enrichment of Life: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1914-1930,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5),Ch.4。）。因此它必须创建生物研究所提倡科学研究，设立明复图书馆传播科学。中国科学社承担了科学宣传普及、科学研究于学术交流的三重任务。可在一个专业分化日趋快速的时代，这样的社会角色命中注定会落得尴尬的窘境。
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科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科学政策已相继形成，面对政府加强对科学管理、规划的发展趋势，国民政府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国立科研机构的顺利创建也是一种醒悟。中国科学社过去在中国科学事务中所担当的领导角色，应该让位于象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立机构了。
中央研究院设立评议会担任“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的责任。评议会章程规定“评议会以国民政府聘任之专门学者三十人、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其直辖之研究所所长组织之”（注：《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一次报告》，1937年4月版。），按诸章程，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所长占据了评议员的相当名额，这些所长是否比院外那些没有当选为评议员的学者更有水平是值得商榷的。这样，无论是在学术的指导、联络或奖励上都自然会使中央研究院得到不少便利，这一评议机构的权威性自然大打折扣。因此有论者虽然认为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国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不愧为‘全国最高科学评议机关’”，但还是对当然评议员的任命和聘任评议员的专业仅仅限于中央研究院已设立研究所的学科提出了批评（注：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册）。）。
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功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象中国科学社这样的民间机关这一功能的“转换”与发挥。西方国家的科学“评议”往往是私立学术团体的职责。这可能与中国社会一直是政治与政府权力控制国家与社会、没有真正建立良好的民间社会运行机制有关。当然，借助国家强力的中央研究院也没有很好地行使学术评议的任务。抗战期间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学术审议委员会进行相应的工作。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成功，“指导、联络、奖励学术”这一机制才基本形成，但急剧的政权转化使这一功能很快“灰飞烟灭”。
四、在综合与专门之间
近代中国科学学会组织发端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成长于民国初年（注：在此之前，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创建了不少学会组织，其中1847年在香港成立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支会”、1857年在上海成立的“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和次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文理学会”都是以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为宗旨的团体。）。戊戌维新时期各地广泛创建的学会并不具备科学学会的性质，既没有严密的组织条理和管理机制，也未形成促进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运转体系，基本上是一些关注政治改进、社会改良的普通学会。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科学学会性质的团体是1909年由张相文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此后有1912年詹天佑等在广州创建的中华工程师会，次年与中华工学会、路工同人共济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1914年留美的中国科学社成立，1916年留日的丙辰学社创建，这是两个综合性学会。接续它们的是大量专门学会的创建，如中国林学会（1917年）、中华农学会（1917年）、中美工程师协会（1920年）、中国心理学会（1921年）、中国化工学会（1922年）和前面提及的专门学会等，一直到1947年成立中国解剖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民国专门学会的创建才基本宣告结束。在专门学会涌现过程中，还出现了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年）、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2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中国科学促进会（1946年）等综合性团体。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其宗旨虽然是“研究及介绍世界科学之应用，并根据科学原理阐扬中国固有文化，以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但其发起也是“感觉科学已不是各个独立的了，科学的研究和发明，有相互的关系，某种科学的进步，可以影响其他科学的变迁，其他科学的新方法的发见，亦可支配某种科学的前途”，“所以希望各门专家共同合作”，“在各地分担这种科学化运动的重任。”（注：《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章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载何志平等编：《中国科学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6页。）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认为向外国学习科学七、八十年，结果需要学习的反而越来越多，仍是个缺乏科学的国度，主要原因是学习归来者没有起码的研究条件和生活保障，很快“老旧无用”，必须换上一批新的留学者。因此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联络中国科学工作者致力于国家建设，二是促进科学的合理利用，三是争取改善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注：《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总章》，《中国科学团体》第205、208页。）。这是抗战胜利后，面临中国科学工作者起码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没有保障、原子弹爆炸对科学的伦理要求，中国科学界发出的声音。
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科学社联合发起的中国科学促进会，宗旨为“以谋我国科学之普及与发展”，主要工作有“调查登记全国科学人才，出版中国科学人名录，调查国内外科学研究机关，搜罗研究资料，出版科学年鉴，复拟设立科学教育博物馆及大规模之科学刊物印刷所，编辑科学丛书，筹设科学服务等，以协助各界解决技术上之问题，并为介绍技术人才，改良民众之生产工具，及推广各项有关人民生活之科学资料”（注：《中国科学促进会成立及工作近讯》，《中国科学团体》第217页。）。着眼点还是科学普及与提倡研究。
这些综合性科学社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团结科学界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但它们都没有预备成为各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目标，也不试图在中国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联络、评议与指导”作用。民国时期，整个科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声音。作为制衡国家强力的民间科学社团组织处于四分五裂的景况，它们在与国家力量的对抗中自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不仅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问题，对民主的培育也是不利的。科学自有民主的精神存在其间，“科学在本质上是民主的，科学工作者在本质上也是爱慕民主，向往于民主的。科学的研究是为了寻求真理。……民主运动和科学运动实不可分。”（注：《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中国科学团体》第205页。）由政府来担当应该由民间社团承担的角色时，对于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某些历史时期可以取得预想不到的成就，但终究是与科学本质相背离的，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民国时期科学学会的发展就这样一直缠绕于综合与专门之间，表面看来有一个专门—综合—专门—综合的发展过程，也符合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具体分析，情况却比较复杂。最早的专门学会是当时相应专门科学发展的结果，综合性社团是为了在中国宣扬科学、传播科学与提倡科学研究，其直接结果是促进了各专门学会的成立。后来的综合本来应该是联合各专门学会成立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社团，最终形成统一的民间科学社团力量来制衡政府强力，但结果仍然是局部的联合。由于没有协调发展，民国各门科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各国立研究机构之间、私立研究机构之间、私立与国立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有许多科学家认为民国两大国立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各自为政，设置的研究所叠床架屋；两院只把目光局限在自己的研究所上，从未发挥计划与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作用；科学研究漫无计划，与大学和其他科学研究机构缺乏密切的联系合作”（注：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国科学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话因有一定的语境，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在相当程度上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科学发展中的问题。不独研究机构如此，科学社团之间也不例外，结果是各学会组织在国家学术资源的相互争夺中消耗了不少本来应该用于发展科学的力量。
整个民国时期，没有建成一个统一的民间学术组织来“指导、联络、奖励”科学。1950年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学会”，这两个组织模式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等社团在民国时期追求的目标，似乎实现了中国科学社当初角色转换的宿愿。但这两个组织是国家机关，不是作为制衡国家力量的民间组织。此时作为私立综合社团的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已面临存在的合理性危机了，而其他专门学会相对却兴旺发达。这就是中国科学学会综合与专门之间发展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