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旧西藏精神”对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与意义_经济建设论文

论“旧西藏精神”对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与意义_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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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西藏视察工作时, 他提出了“发扬老西藏精神”的号召,并将这一伟大精神高度地概括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注:阴法唐:《再谈“老西藏精神”》,《西藏党史资料》1997年第3期,第20页。 )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是继“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伟大精神。它不仅鼓舞着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惊天动地之威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而且还激励着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进藏干部及百万翻身农奴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紧密团结,以锐不可挡之势一举平息了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发动的武装叛乱并胜利地完成了西藏的民主改革任务。本文仅就“老西藏精神”的形成及大力弘扬这一精神对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及意义等作些粗浅的探讨,也真诚希望能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一、孕育“老西藏精神”时代的政治任务与今天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的任务同样都是异常艰巨的

“老西藏精神”之所以有别于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是因为它孕育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地域环境及历史使命等,都与前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异。公元1949年10月1日, 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以浓浓的湘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远在祖国西南一角的西藏各族人民仍处于“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及英、印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深受国内外反动阶级及腐朽势力的蹂躏和奴役,祖国的神圣领土和西南边疆安全仍然掌握在他人手中。仅此一点,就充分表明西藏地区社会历史的运动轨迹较其他省市(区)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在黑暗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里,“三大领主”用法律的形式将所有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地规定了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占全社会总人口不到5 %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处于人上人的优等地位(这种地位是可以世袭相传的),他们可以动用一切刑罚任意处置被其认为是“不安分”的农奴群众,几乎是所有上层人家的庄园里都设有监狱等,所用之刑具、用刑罚之残酷、野蛮程度,为世界所罕见,就连农奴的婚、丧、嫁、娶之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尽净。在经济及生产关系上,他们这些统治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占据着西藏社会95%以上的土地和大约同等数量农奴,使社会的基本劳动力用法律的形式被束缚在领主们的庄园里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严重地压抑和制约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基本的动力。再加上藏传佛教作为封建农奴制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力,在数百年的漫漫历史发展过程中,全西藏都有不低于10%的人口被集中在寺院里成为职业僧尼,这些基本上都是精干人口的成员,因受黄教戒律的规定而不能婚配生育,这一现象造成了两种严重而可怕的社会后果:其一,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寺庙要用特权形式强行分享着为数不多的社会财富,加剧了劳动人口的社会负担;其二,在人口就等于生产力的自然经济时代,人口的逐步减少,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得不到人口数量的支持而必然遭到致命的破坏。正因为如此,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公元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西藏的社会经济几乎是落后的农牧业这种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广阔的高原上为数不多的几座小城镇也不过是封建领主控制下的政治与宗教中心,手工业也是以古老的形式出现在简单的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仅仅发挥着辅助性的功能与作用,没有工场手工业的先进形式,当然就更没有在雪域高原上孕育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尽管极少数人凭借特权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全社会中约95%的人口长年处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饿殍遍野的旧西藏,的确是广大农奴群众的地狱。

当世界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以后,那些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利用自己的先进生产力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开始把目光盯向了国外,试图把其他国家和民族变成自己攫取利益的场所——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和廉价商品的销售地,进而走上了殖民主义的道路,受他们剥削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则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从1840年英国侵略我国的鸦片战争时起,古老的中国社会便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下,一步一步地从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尝尽了受欺凌的辛酸滋味。同全国主流社会的历史进程一样,位居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各族人民,也经历了一段受人控制,受人奴役的辛酸历史。特别是英帝国主义者,利用其控制印度而紧临西藏之便及晚清政府昏庸无能、四顾不暇之机,于1888年和1904年,先后两次对我西藏用兵,在残忍地杀虏了西藏各族大批爱国军民之后,将军队强行开抵拉萨,以枪炮相威胁强迫签定不平等条约,使西藏受控于英人之下。从此,西藏各族人民和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受到国内外反动阶级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在英国染指及侵略西藏的前后,先后有葡萄牙、意大利、沙皇俄国、印度、美国等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分子,都曾怀有险恶的目的企图染指西藏。不仅如此,这些列强们也总是使出种种手段和伎俩,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寻找代理人,竭力挑唆藏汉民族间的关系,试图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罪大恶极的“驱汉事件”和“西藏独立”谬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再加上解放前历代反动阶级的统治,使汉藏人民长期处于互不信任状态,民族隔阂较为严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完成西藏地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对外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对内推翻“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彻底解放世世代代受人压迫、任人摆布的农奴群众,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砸碎压在西藏人民身上的 旧机器,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控制,进而完成祖国大陆的彻底解放和祖国神圣领土的统一与完整这一历史任务的艰巨性,还表现在西藏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异常艰苦、异常复杂性方面。西藏位于我国版图的西南边疆,青藏高原的南部,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其中海拔超过5000米的已占整个高原面积的46.5%,被世人称之为世界屋脊及“地球第三极”(相对于南、北两极而言)。在海拔超过5500米以上的地方便是终年不化的积雪。西藏的四周分布着许多举世闻名的山脉,它们自北而南分别是: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西边是帕米尔高原,东边是著名的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这些高山岭峰如同万仞高墙将西藏与外界隔离开。在这个“围墙”里边,由于受地势的影响,使这儿的气候条件异常复杂,绝大多数地区的大气含氧量在夏季时也只为内地同纬度地区的70%左右,冬季约为60%左右,大部分地区一年的无霜期也只有4—5个月。旧西藏境内没有一条现代交通道路,西藏通往内地及邻国、西藏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全是蜿蜒于山间水边的羊肠便道和古老的驿站(许多山口均为常年不化的积雪),有些甚至是藤桥溜索和羊皮小舟。藏东横断山地区因诸多江水的长期冲刷,形成了山水相间的众多大峡谷,成为使人望而却步、闻之胆寒的一道道天堑。就是在全西藏范围内,到处都有不适于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生命禁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阶级才有恃无恐,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将其兵力的主要部分都集结在藏东昌都一线,企图用横断山地区的自然地形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继续维持这个早已落后于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黑暗统治。这是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答应的,也是西藏各族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中,英勇的各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等的英明领导下,在藏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发扬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自然界和反动分子所造成的困难,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进军西藏、平息叛乱和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而且还用血肉之躯开拓出了几条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及西藏境内各地区之间的公路。他们还同进藏干部一起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与生产活动中,与西藏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把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旧西藏,改变成了充满朝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西藏,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性飞跃。伟大的“老西藏精神”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这十多年时间里,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由进军西藏的各族广大指战员(包括藏族在内)和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为完成祖国大陆的彻底解放和统一大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而孕育和形成的。

西藏自从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民主改革后的第二年起,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这场“十年浩劫”即将结束的前一年,西藏在全自治区范围内才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在西藏得以建立,西藏各族人民才全面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上这两个革命的过程,均比全国其他省市(区)晚十多年时间,从此也不难看出西藏在社会变革运动过程的特殊性、艰巨性和复杂性。20年前,当全国各省市(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浪潮已成汹涌澎湃之势时,西藏大地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兄弟省市(区)在改革开放政策强大威力的推动下,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的发展速度时,西藏的经济正象蜗牛一样缓慢地向前挪动,其速度尚不及全国平均速度的一半。尽管从1994年夏天党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起的五年来,国民经济的递增速度平均为10%以上,其中最高的年份达到了15.18%(1995年)。但是,因以往经济发展的水平太低, 经济总水平仍然不高,据统计,1998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1.18亿元, 较上年递增10.2%,该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实现3.6亿元,各项税收5.6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3.2%和18.3%。(注: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确:《政府工作报告》,《西藏日报》1999年5月27日,第1版。)尽管这一速度也超过了全国当年因南北两大水系洪涝灾害的影响而有所减缓的经济发展速度(7.8%),但相对于西藏拥有122万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极其丰富的各类资源及250万人口而言,这个91亿元的生产总值, 的确是一个很小的数量。这一规模和水平也仅相当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一个县的经济情况。就国民经济的整体发育水平而言,由于受多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了西藏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及发展速度很低。第一产业及农牧区仍然是现阶段西藏国民经济运作的主战场,这一领域不仅容纳着全西藏250万人口中的80%, 而且它每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总量也占到全西藏的工农业总值的70%以上,更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内容的是,尽管这一领域内(主要指农业)机械化装备程度已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因受农牧民文化科技素质及观念因素的影响,使劳动生产率并未发生同等程度的提高。到1998年全区农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也只有30%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尚不足1200元人民币(同期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000元)。第二产业是在民主改革后新兴起来的一个现代产业,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已初步形成了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并反映出西藏资源优势和需求特征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有些产品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品牌。到1998年底,全自治区共完成第二产业产值20.24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3.65亿元, 为西藏国民经济提供着日益先进的现代化装备和日益增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也应当清楚地看到,第二产业目前的这一状况很不能适应西藏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这一界定不仅是一个产业外延及规模上量的概念,更是一个产业内部水平与素质上质的概念。西藏的第三产业是同第二产业同时出现在雪域高原上的,但由于受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使这一产业较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规模等,都要快、要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较为突出。1998年西藏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了39.63亿元,约为第二产业产值的1.5倍。但是,这种水平并不等于西藏第三产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此,我们不妨试举一二例来加以说明。(一)交通运输。因无铁路和水运,使公路运输成为现阶段西藏主要的交通运输形式,全区现有各类等级的公路总长度为2.2 万多公里,其中二等级黑色路面不足2000公里,其余全是低等级的沙土路面,目前尚有23%的乡未通公路。这种公路的等级及密度状况是全国所有省市(区)中最低的,它给区内及与区外的经济文化联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二)邮电通信事业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设备水平与其他省市(区)基本相同,各种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已将西藏与国内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但大部分的行政乡政府与现代通信手段无缘,广大的农牧区也只有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少数地区通了电话,对于其他数量庞大的群体而言,打电话、通信仍然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这种状况,在全国范围也是比较突出的。从宏观的国民经济结构来看,西藏与全国相比,仍具有很大的差距。就以1998年为例,当年西藏与全国三次产业的比例分别为34.3∶22.2∶43.5及18.0∶49.2∶32.8。从这一比较中基本上可以看出西藏国民经济的两个显著的不足:第一,传统的第一产业比例过高,反映出自然经济的特征较为明显,社会经济的发育水平较低;第二,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反映现代化程度的现代第二产业还没有成为西藏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一严重不足对西藏国民经济的影响将是极为重要的。

由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作为我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其社会经济的发育水平、由生产力而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及效益等,都与兄弟省市(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再加之因历史原因和地缘关系而产生的不安定因素,不时地被达赖叛国集团加以利用,西藏区内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也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不时地跳出来制造一些事端。所有这些情况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消除的。这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相互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藏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进行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异常艰巨的任务,其艰难程度绝不亚于西藏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顺利地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就必须象革命先辈缔造“老西藏精神”那样,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在这块土地上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老西藏精神”对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的作用和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清楚地看出,西藏不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社会环境也较内地有一定的区别,历史运行轨迹更有其独特的一面,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较之其他省市(区)有一个较大的差距(亦有人将这一情况称为西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点)。也就是说,在中华民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长征中,西藏还无法同其他兄弟省市(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党中央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全国人民也不愿看到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1994 年7月下旬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定地指出:“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重视西藏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重视全局的工作;支持西藏的工作,就是支持全局的工作”,“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注:《西藏日报》1999 年5月10日,第4版。)这些铿然有力的言辞不仅仅向世人表明了党中央的鲜明态度,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声。这一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西藏全区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在这个背景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96年6 月初向社会公布了《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西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作出这样振奋人心的设计:“……到2010年经济总量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势头,经济总体素质有较大提高;努力缩小与全国的差距,发展速度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翻,力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逐步走向福裕。”(注:《西藏日报》1996年6月7日,第3版。)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将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变成全区各族人民群众的行动及如何将西藏自治区政府所制定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日益丰裕的物质财富呢?我认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继续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

(一)弘扬“老西藏精神”,将会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创造出巨大的推动力量。

纵观西藏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过的历程,发展速度不快(特别是在进入改革开放后的前十五年,西藏与内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主观能动精神发挥不够,而非客观的自然因素和历史前提条件,否则,既无法理解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同一块土地之上、同一群人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于民主改革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无法理解自1994年以来的5 年时间里西藏国民经济平均的发展速度达到两位数,进而超过了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这一骄人成绩。(根据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这种飞速发展的态势,是在全国加大援助的力度而出现的量的扩张,而非经济效益提高下质的进步和经济增长。这是所有国家或一国中某个地区经济初创时期发展的一种现象,但要将这种迅猛的速度转化成既有一定速度、也有较好效益的经济增长,尚须经济过程的当事人做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尽管出现了这种以往少有的良好发展势头,况且我们也深信这种势头还将保持一段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仍要以客观的态度、求实的作风和冷静的头脑,对西藏各阶层干部职工和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作些分析,认为目前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等、靠、要思想依然严重存在, 自主自立精神不够;(2)市场意识淡薄,竞争意识不够;(3)粗放经营思想严重,成本效益意识不够;(4 )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及封建迷信思想仍有一定的市场,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力度不够。以上这五个方面的“不够”,基本上反映了西藏的现实情况。这种精神状态和观念意识已很不能适应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也远远不能适应全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形势的需要。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巨大的压力,我们只能向在西藏这块土地上诞生的“老西藏精神”寻求精神动力的支持。首先,要大力弘扬“老西藏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坚强革命意志。如前所述,西藏经济建设的客观自然环境和条件均较兄弟省市(区)差,财力极为短缺(不仅中央每年要给予十多个亿的财政补助,而且15个对口援助省市每年也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各项建设事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各级党政干部和职工群众,绝对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他人身上,更不能坐以待援,而是要振奋精神,清醒地认识自己肩头的重担和应尽的历史责任,要象当年的“老西藏人”那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去挑战眼前的、局部的困难和个人的私利,也要以极大的勇气去战胜享乐主义、不思进取的消极颓废思想,更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把在艰苦条件下的创业和建设当做无尚光荣、无尚伟大的人生价值目标。特别是广大的党员干部更应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以鲜活的榜样去感染和带动群众积极地投入到艰苦的环境中去,以廉洁高效的工作作风去影响和鼓舞群众,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西藏的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

其次,要大力弘扬“老西藏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的开拓创新精神。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在更低的起点上、更为艰苦的环境中和很不理想的条件下开始的。所以,在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既有体制上的矛盾,也有观念上的阻力和全国大环境方面的压力。这种情况是西藏与其他省市(区)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此种情况充分表明,西藏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举措、每一个步骤、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压力和阻力及矛盾和问题。而我们的唯一出路和选择只能是像“老西藏人”那样以积极的精神去顶住压力、克服阻力、解决矛盾及处理问题,以创造性思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的实际结合起来,根据西藏的情况制定一些具有特殊针对性的政策,用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去解决错综复杂的矛盾。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个常新的经济形式,它不相信迷信、不相信经验、不崇拜权威,它所推崇的是创新、求异、速度和效益,这种哲学原则与当年的“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所信守的哲学原则是一致的。对此,我们自然地要继续发扬“老西藏人”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所坚持的生生不息、勤奋创业的锐气,在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不断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调整西藏经济运行的侧重点,用不断调整和变化着的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迎接新的市场挑战,用更加超前的新观念、新思维去指导和推动西藏的产业结构和宏观发展战略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旧经济格局,跳出长期以来无速度、无效益及速度与效益脱节的被动局面,使西藏的市场经济沿着迅速、协调、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弘扬老“西藏精神”,将能为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自从民主改革以来的四十年中,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一直都受到来自国内外诸多不安定因素的困挠。西方帝国主义不甘心在我国的失败,妄图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实现其“分化”和“西化”中国的目的;达赖叛国集团也始终未放弃过复辟农奴主阶级统治的梦想,他们不仅利用国际反华势力提供的一切场所,大肆叫嚣所谓的“人权”和“西藏独立”,妄图将这个所谓的“西藏问题”国际化,给我们在国际上制造压力,同时,他们也企图利用达赖原有的地位和影响,不择手段地向西藏进行渗透,或是散布谣言、或是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或是培养为其效力的工具等;西藏区内亦有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与达赖及国际反华势力遥相呼应,死心踏地地充当其祸教乱藏的马前卒,他们利用各自的特殊身份或便利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施展其与人民为敌的伎俩,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给西藏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西藏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招商引资及经济协作等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既不要低估其影响和能量,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也不要被几声乌叫鸦啼和丑恶表演所吓倒,而是要认清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个最高原则来统一西藏250万各族群众的思想, 特别是各级党员干部要像“老西藏人”那样,敢于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的言行,用江泽民同志所提出来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精神指导我们在新形势下的一切工作,来作为衡量每一位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状况的重要标准。在西藏这个藏民族占全区总人口96.5%以上的地区要特别注意搞好各民族、特别是藏汉干部间的团结,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要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政治原则来对待和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以博大的胸怀容纳来自各个方面和各个方位的经济资源。做为汉族及其他民族,要以真诚的态度切实地为西藏人民谋利益,把西藏人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把西藏人民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来对待,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投入到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去,把开发和建设西藏当作自己神圣的历史责任,从各个方面给西藏以极大的支援和关怀;做为藏族等西藏各民族,要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担当起振兴西藏民族经济的主要责任,充分用好中央为西藏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积极配合援藏的各类技术人才和干部,为他们发挥才干创造和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形成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共同建设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局面,使“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三)弘扬“老西藏精神”,将能够为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培育出一代代的新生力量。

对于西藏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劳动者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较差,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来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与全国的“框架一致、体制衔接”,进而发展成为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无疑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尚须几代人上百年的长期不懈努力,也就是说光凭我们这一代人用二三十年是不可能把西藏国民经济建设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如何才能保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条件的变化,使未来的建设者——我们的后代们能够继续完成先辈及我们未竞的事业呢?我认为这还得从“老西藏精神”中寻找答案。首先,在西藏全社会要把“老西藏精神”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深入持久地宣传,要创造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将“老西藏精神”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特别是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及青年团员人人争做“老西藏人”,使这一精神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群众努力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纯正及奋发向上的环境氛围;其次,各级各类学校及有关青少年组织,要充分利用学校这一特殊组织的有利形式,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向广大青少年学生宣传在西藏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伟大精神文明成果——“老西藏精神”,并用这一精神去指导和培育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使他们从小就能受到“老西藏精神”的陶冶,为其日后意志高昂地投入到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及进行西部大开发建设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总之,只要我们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老西藏精神”就一定会在古老的西藏高原上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世世代代西藏各族人民发奋创业的精神支柱。

三、结束语

“老西藏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及使西藏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个艰巨任务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中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今天我们弘扬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为了给西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注入恒久不衰的精神动力,使西藏各族人民能尽快地富裕起来,并不断开创出西藏人民的美好未来,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地体现。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尽管“老西藏精神”所产生的时代已远离我们几十年了,也尽管她赖以产生的地域空间的社会条件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西藏各族人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远未结束,我们党三代领导人为西藏人民描绘的美好蓝图还没有彻底实现,西藏人民在建设美好家园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挫折,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西藏各族人民在这一战略大开发的过程中还有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每一位西藏人,不论其地位和职业如何,都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挑起肩头的重任,将“老西藏精神”奉为报效祖国、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最高圭臬,为建设西藏繁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共同努力。在此,我愿援引原十八军进藏领导及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老西藏精神作为一个特殊地域环境产生的精神文明之花,具有其特殊的一面,也有其共性的一面。尤其是它在那种政治宗教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孕育出来的执行政策的准确性和模范性,驾驭复杂政治局面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里的吃苦性和忍耐性,在一个基础薄弱的社会里凸显出来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对于我们在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征途上,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斗争,实现我们的远景目标,培养一代跨世纪的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注:阴法唐:《再谈“老西藏精神”》,《西藏党史资料》1997年第3期,第22页。)

收稿日期 199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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