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周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史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4)04-0007-08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在易学史上也颇有建树。其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以为，司马迁的易学是他的史学的哲理基础，他的史学体现出他的易学思想。吴怀祺先生曾就此写一专文——《司马迁的易学与史学》，围绕《周易》的通变思想与《史记》“见盛观衰”的历史盛衰论、“承敝易变”的社会变革论，作了精辟的阐述（注：吴怀祺：《司马迁的易学与史学》，载《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华夏出版社1998版。）。此不赘言。本文仅就吴文所未涉及者，略作补充说明，并就教于方家。
一 《易》为圣人之书
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周易》为圣人之书。这在《史记》全书中多有反映。
首先，司马迁肯定《周易》为“幽明”之书，只有“通人达才”，方能加以重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以下凡引《史记》，只注篇名）此段文字带有卜筮色彩，但“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虚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注：刘师培：《司马迁述周易义》，黄寿祺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版。）。结尾“盖若”二字，即表现了司马氏对卜筮的某种怀疑态度。其它如《陈杞世家》、《晋世家》、《魏世家》、《赵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引述占卜之事，均与此相类。其言“《易》之为术，幽明远矣”，本于《周易·系辞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说，《周易》包络了天地之道，与天地相齐等，精于《周易》的人，就可以知晓天上光明、地下幽隐之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司马氏看来，唯有通人达才。也就是《系辞》下文所说“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乐天知命”的圣人。太史公此述，实际上也是将《周易》看作讲天人之道的神妙著述。此即《系辞》本章紧接“知幽明之故”所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其次，司马迁视《周易》为“长于变”的“神化”之书。既然《周易》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那么，《周易》就是讲宇宙与人生根本道理的书，也即哲学著作。因此，司马氏以“神化”二字概括《易》书，就是十分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事了。《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周易》是讲天地、阴阳变化之道的哲学著作。所以其《滑稽列传》又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神”即《系辞传》“阴阳不测之谓神”之“神”，“神化”即天地、阴阳之变化神妙莫测。就是说，《周易》是探讨天地、阴阳变化的神妙过程及其原因的，故云长于变，《易》以道化。这也是对《易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学说的集中反映与阐发。
其《外戚世家》又说：“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易》基乾坤”，是对《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彖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及“乾坤，其《易》之门邪”（《系辞传》）的高度概括。并以此论证，夫妇之际乃人伦之根本，不可不慎。最后又归结到《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说明，所谓“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
此段论述，先讲“《易》基乾坤”，实也拔《周易》于其它五经之上，可见其对《易》书的极力推崇。这与其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乃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去世之前又特别嘱咐司马迁：“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谨遵其父遗嘱，嘅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同上）此处亦列《周易》于六经之首，充分表明司马氏对《周易》的尊崇。此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
司马父子何以如此推尊《周易》呢？在他们看来，《周易》一书乃历代圣人不断增益而成，是体现圣人之意的书。《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周本纪》也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世家》则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是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孔子爱好《周易》，又作《彖》、《象》、《系辞》、《说卦》、《文言》等传，对《易经》加以解说。这是《汉书》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的来源。司马氏所述是否另有源头，未作详细考证，不敢妄言所以。但它与《易传》似乎具有某种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可以视为“伏羲作《易》八卦”说之所本。《系辞传》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可以看作“西伯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之所本。只不过《易传》未敢明确肯定，而司马迁视之为定论罢了。至于说“孔子序《易传》”，是否又与《易传》中的三十多条“子曰”有关呢？《史记》的人更三圣说是否另有所本，俟贤者考之。
二 致命遂志
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致命遂志”。这在《史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太史公自序》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在极度困厄之时，意志受到压抑，心情郁闷，又无法得以申诉，往往就会“述往事，思来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昔日圣贤发愤而作，咏《诗》序《书》，演《周易》，作《春秋》，赋《寓骚》，论兵法，就是要“遂其志之思”，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表面上，司马迁这里讲的是古往圣贤，而实际上，确是他自己当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以往昔圣贤为榜样，不断砥砺自己，发愤著述《史记》。实也“欲遂其志之思”。
“遂其志”一语，有本于《周易·象传》。其《困卦》象辞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即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行自己的志愿与追求。司马迁以此与往昔圣贤相联系，就是要强调，身遭困厄，人格受辱，但意志不屈，理想永存，为实现自己的意愿，一切荣誉和利益都可置之度外，唯一的是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从而达到某种精神上的超越。他之所以能在遭受人世最屈辱的刑罚之后，隐忍苟活，孜孜不倦，最终完成一百三十篇的煌煌巨著，实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其原因就在于此：致命遂志，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
司马迁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似乎也深受《明夷卦·彖传》影响。《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卦》下卦为离，上卦为坤，离为日、为明，坤为地、为柔，有“明入地中”之象。这是说，太阳没入地中，光明泯灭，天下一片黑暗。殷纣王的时代就是这样黑暗的时代。当时周文王被囚于羑里，遭蒙大难，但文王内保文明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应付了艰难困苦的处境，度过了难关，最终成就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昏君当道，贤臣遭殃，箕子被纣王贬为奴隶，又囚禁于牢狱之中，为了避免伤害，他披发佯狂，装疯卖傻，隐晦自己的贤明，内心虽然痛苦万分，却保持了自己刚直不阿的意志和坚贞不屈的节操。后来武王灭纣，访问箕子，箕子献上了他的《洪范》九畴。《史记·宋微子世家》赞叹箕子的节操，并详录了《洪范》九畴，表现了对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的推崇。
《伍于胥列传》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扛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也是说，伍子胥之所以隐忍就功名，成为一代烈丈夫，也是要“致命遂志”，所谓“志岂须臾忘郢邪”。《越王句践世家》记述：范蠡苦心勠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终于灭掉吴国，报了会稽之耻。范蠡上书，“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太史公赞赏说：范蠡三迁，名垂后世。此处所谓“行意”，也即“遂志”。司马氏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表彰，也充分体现了他“致命遂志”的价值追求。
三 同归而殊途
《易传》所提出的“殊途同归”说，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评判各家学说。《太史公自序》收录了其父《论六家要指》一文。《论六家要指》开宗明义，便引《周易·系辞传》文，阐明其总结学术流派的基本原则和评述各家的基本态度。“《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太史公自序》）就是说，百家之学殊途同归，各有所见，各有所不见，都是阐发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的。其对各家学说的评论，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论六家要旨》评述各学术流派说：阴阳之术“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乃“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不可长用”，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这些评论清楚地表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各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有所分析，有所批评，认为各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们强调说：“不可失也”，“不可易也”，“不可废也”，“不可改也”，“不可不察也”。司马氏肯定各家学说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专门写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和《儒林传》等，在史学史上，第一次为先秦汉初思想家写了传记，对百家之学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他们推崇道家，尤其是道家黄老之学，并依道家观点批评了儒家。所以《论六家要指》将道家学说作为重点，以超出各家两倍乃至四倍的篇幅进行论述。其《老子韩非列传》又总结说：“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也并非一味赞扬：“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太史公自序》）认为道家的学说理论幽深微妙，令人难以知晓。其《老子列传》也有类似的评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知。”这说明，司马氏父子虽然尊崇道家，但也抱有一种分析的态度。
司马迁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但又极力推尊孔子为圣人。其《孔子世家》“太史公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太史公自序》也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全国上下，凡谈论六经的，无不以孔子所说为定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一直为学人所推崇和遵循。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所以说“可谓至圣”。其它思想家列传也无不充满着此种批判精神与科学态度。
司马氏这种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汉书·艺文志》云：诸子之学，“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肯定百家之学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各有功用，不可废除。这与司马氏对各流派所持的评判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并进而提出了舍短取长及诸子相反相成说。所不同的是，司马氏推崇道家黄老之学，而刘氏、班氏则推尊儒家和经学。
其二，评述儒家六艺。前文曾引《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六艺之文虽各有其主旨，但其“于治则一也”。《司马相如列传》也说：“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此云“言虽外殊，其合德则一”，全然是《系辞》文“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变相。《太史公自序》评述六艺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大概就是所谓“虽百家不能易”的道理所在吧。
其三，总结历代王侯治世之道。《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体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帝王之道各殊体而异务，“未必尽同”，但要其旨归，皆“以成功为统纪”。所以，司马迁撰作《史记》，均有所采纳和吸取。
也正是在《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思想的指导下，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从而成就了《史记》的“一家之言”。
四 易简与时变
《易传》所提倡的“易简”与“时娈”观念，也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
《易传》特别推崇“易简”，将平易和简约视为乾、坤的最根本属性和功能。其《系辞传》说：“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读作智），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乾意味着事物的开始，坤意味着事物的完成。乾以平易为智，坤以简约为能。所以乾坤容易被人理解和顺从，受人亲近而有功绩，从而成就圣贤的德业。这是以乾坤卦象为纯阴纯阳，简单明了，但它是六十四卦的基本要素，所以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系辞传》又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斖斖者。”这是说，乾卦的德行刚健而平易，却告人以险难之事；坤卦的德行柔顺而简约，却告人以阻塞之事。因此，以乾坤两卦为门户的《周易》，能悦人之心，能解人之虑，判断天下之吉凶，使人奋勉不息。这又是从简易的角度，说明乾健坤顺乃卦象与事物的基本法则，此即《系辞》所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阴阳简易之理乃《周易》的最高原则，所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传》）
《易传》的此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对《史记》的写作，其《乐书》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此论“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完全取《系辞》文：“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意，以为大乐必易方能深入人心，大礼必简方能使人尊从，从而起到和谐心灵、规范人世的作用。其《叔孙通传》也对叔孙氏为高祖定礼仪，为简易，大加赞赏，其中说：“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于是，招集儒生三十余人，根据时代的需要，制定了简易的仪法。
《易传》推崇“易简”，更推崇“时”。在《易传》中，论述最多的莫过于“时”，大概有六十余次之多。其中讲到要“察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传·贲卦》）；由观天文，察时变，于是便能“明时”，“君子以治历明时”（《象传·革卦》），制定历法，说明四时的变迁；由对“时”的知解，进而转到人类对“时”的运用，它要求人们必须“与时消息”（《彖传·丰卦》），“与四时合其序”，“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时机未到，要“待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传》）；时机到了，要“与时偕行”，“君子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传》），终日奋发，努力奋斗，与时间共同前进，“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彖传·损卦》），“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益卦》；时机一旦转变，就要“趋时”，“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传》），在变动的时代，必须追随时代的发展，“随时”加以变通，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总之，用时要以“不失时”为其最基本准则，“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传·艮卦》）。
司马迁《史记》也深受《易传》“时”论的影响。《史记》多言“时变”，将“时变”作为一个重要范畴来使用。此范畴即来源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及“变通者，趋时者也”。司马迁论述天官的职责说：“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史记·天官书》）“深观时变，察其精粗”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变文与引深。观测天文，察其精微，考其古今变化，是天官的根本职能。司马氏以此作为其著《天官书》的重要指导思想。
上文所引司马迁记述叔孙通为汉高帝定朝仪，也特别突出“时变”。叔孙通召集儒生三十余人参与其事，有二人以为叔孙所为不合古代礼法，不肯应召。对于此种行为，司马迁专门引了叔孙通一句话予以贬斥：叔孙通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并于太史公论赞中颂扬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叔孙通列传》）“进退与时变化”，也即《易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与时消息”。
其《货殖列传》以赞赏的态度叙述陶朱公的事迹说：“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也即“与时消息”，并明确提出了“任时”的概念。又赞扬白圭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以“乐”说明对“观察时变”的态度，用“猛兽挚鸟之发”形容“趋时”，言辞犀利，褒扬之情跃然而出，可见其对《易传》“变通趋时”说的尊崇。据此，司马迁更极力赞扬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同上）“与时俯仰”也即《易传》所说的“与时消息”。而有些一时爵高权贵，最终祸患及身的人，也是由于“不知时变”所致。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史公评论所说：“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
五 援《易》以为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此种现象也充分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
除上述所云，易学中的许多学说、范畴成为《史记》的哲理基础之外，司马迁还援引《周易》中的很多辞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太史公自序》论春秋之时弑君亡国，皆失其本，即是如此。其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行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这是以《周易·文言传》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说明弑君亡国皆由逐渐积累而成，所以为君为父、为臣为子，不可以不知《春秋》，不通礼义。
其《礼书》论礼的重要作用则说：“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还太一。天地以合，目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天地以合”三句，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明，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以此说明“礼”乃天地人伦之大经，天地万物、社会人伦皆依礼而各得其所，各得其序，各遂其成。
其引《易》文最长而为其立论的是《乐书》。其中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
，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此段文字也载于《乐记》，是否司马迁抄录于此，不得而知。但它最初取材于《易传》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文“天尊地卑”至“天地之别”，是引《系辞》文说明“礼为天地之序”；自“地气上”至“天地之和”，是引《系辞》文说明“乐为天地之和”。下文“极乎天而蟠乎地”，可能是《明夷卦》上六爻辞“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的变文。“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本于《系辞》“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变化即指天地之数也即阴阳之数的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讲变化莫测之义，故此处“成变化”与“行乎阴阳”完全同义。“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似有本于《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则来于《系辞》文：“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乃天地的象征，故下文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引述《易》文，是要以此论证礼乐制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所以最后，说“圣人曰：礼云乐云”。
《史记》还以《易》文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则。如其《楚元王世家》太史公评述当时篡杀及安危存亡的情况说：“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君子用而小人退”，源于《泰卦》《彖传》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家通泰昌隆，则君子在朝内，小人在朝外，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衰消，故泰卦说“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贤人隐”乃引《文言传》“天地闭，贤人隐”句。天地闭塞，阴阳不交，乃《否卦》之象，以此比喻君臣乖背，上下阻隔，所以贤人隐居不仕。也即《否卦》《彖》文所说：“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实际上，司马迁这里是以泰否两卦之义评论楚元王世家，辞句虽较隐晦，其文义还是相当明朗的。
其《伯夷列传》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则引《文言传》加以评论。“‘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这是以《易传》“同类相召”的观念，评论伯夷虽有贤行，颜回虽然笃学，皆得孔子称扬而名益彰显，以此悲叹“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岩穴之士，闾巷之人，如果不攀龙附凤，没有圣贤的极力表彰与宣扬，即使砥身励行，也不可能名传后世，而只能“堙灭而不称”了。
《史记·屈原列传》评论《离骚》和屈子的遭遇也多引《易》文。其中说：“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段文字，“其文约”至“举类迩而见义远”，本于《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而又稍变其文，作为评判《离骚》的审美价值标准。其论“不知人之祸”，则引《井卦》九三爻辞为其准则：“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述蔡泽规劝秦相范睢“及时隐退”之事，也三次征引《易》文，作为评价的尺度。其中讲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这与《丰卦》《彖传》所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意基本一致，并以此说明《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的道理：“《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
司马迁《史记》也常常在行文中引《周易》文句作为叙事之辞。如《天官书》记述天官的由来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其中“仰”、“俯”两句即引《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又说，“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是《系辞传》“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变文。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苟”似当依《史记》文作“告”。“深观时变”本于《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史记》中还有一些引《易》文字，不再一一列举。由此，我们也足以看出，《周易》对司马迁《史记》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收稿日期］2004-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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