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绩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惠才摘译
邓小平是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到1994年8月22日，他已年满90周岁了。他比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至1976年9月9日）年轻10岁，比周恩来（1898年3月5日至1976年1月8日）年轻6岁。
邓小平自己曾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他又说：“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 我是四十五岁， 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还回忆说：“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时，是五十二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是七十二岁。一九七七年的十一大时是七十三岁。”他认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73岁以后至今的十多年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头号人物领导着中国政治。
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用主要精力抓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他提拔胡耀邦（1915至1989年）和赵紫阳（1919年生）担任党的总书记，自己保留着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不想登上头号人物的宝座（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领导班子事实上的“终身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以及培养接班人上的欠缺，是一党执政体制的最大弱点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 日）这篇讲话里，充满了邓小平的超人智慧。
假如把邓小平推动中国政治前进的时期称作“邓小平时代”的话，那么对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该如何评价才好？是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是作为“终于挽回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的铁腕人物”呢？
前者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评价，后者的评价变得更有力。因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是邓小平巧妙地重新振兴了中国经济。看来邓小平的声望将会越来越高。
1991年夏，世界潮流发生了变化。在前苏联，保守派发动了政变，但却以“三日天下”而告终。年末，前苏联解体。其后，政治经济上的混乱日益加深。如果从前苏联的万恶之源是一党独裁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话，似乎可以说只要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会顺利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是：无条件的民主化，势必导致混乱。
与此相反，中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三年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人们对这种发展势头抱有好感，直接投资不断涌向中国，起到了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
从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的1979年到1991年， 中国接受直接投资额523亿美元（以合同为依据），而1992年一年，就达到580亿美元， 进而在1993年达1100亿美元。这恐怕是对邓小平路线的最有力的支持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对准民主化，而是转向经济即金钱上了。中国把引进外资的合资企业的活力和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作为两个杠杆，市场经济确实取得了进展。现在，中国这架大型喷气机，将依靠华南经济圈、上海经济圈、渤海经济圈这三个引擎起飞。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邓小平路线指引的历史方向
毛泽东从1935年开始，直到去世的1976年，在长达41年间一直身居共产党头号人物的地位（党的主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自1949年到1976年的26年间，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为了在条件差异很大的中国实践俄国革命的经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自下而上组织贫苦农民，终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这给那些因帝国主义势力而苦恼的第三世界的贫苦人民以很大影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斗争潮流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对殖民地解放斗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虽说如此，但是毛泽东的功绩主要局限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漂在半空中的空想社会主义了。
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把陷入观念论的毛泽东思想脱胎换骨，使它回到现实中来。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是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他学习台湾和韩国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构想。为了把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实力吸收进来（最终实现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把殖民地香港和资本主义台湾拉入社会主义中国的智慧。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之所以十分折衷，是为了能在现实的政治中优先实现。在务实家和实干家邓小平身上，没有一点儿“理论信仰”的味道。这是邓小平的真面目。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路线指引的历史方向是很明确的。
第一，正确地把握了七十年代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东南亚各国联盟的“三只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高速发展的意义。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大平正芳展开了翻两番的讨论，于是中国方面提出了翻两番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邓小平路线的起点。
第二，预感到战后世界的冷战结构即将结束，修正了毛泽东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他正确地认识到世界的潮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今后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于是，在1985年把人民解放军从400万削减到300万。
毛泽东与邓小平
毛泽东领导反帝斗争，使中国赢得独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不过，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上出现了大的失误。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政治责任是格外严重的。而且，他曾相信由于核战争会带来人口减半的危险，因而忽视了控制人口的政策。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的原因之一就是备战。也许这是当时国际形势造成的迫不得已的一面，然而，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不适合现实，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也是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失误。
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一方面通过裁军，另一方面通过摸索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方向，加快经济发展。在这种转变的背景里，有人民对提高消费生活水平的要求和台湾、香港这两个竞争对手的存在以及海外多达2000万华人和华侨的存在。准确判断这一潮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功绩，恐怕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的英明吧。在经济建设方面，务实家邓小平要比理论家毛泽东干得更为出色，这种评价大概并不为过。
毛泽东酷爱古今哲学和历史，有《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而且毛泽东运用它们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革命的战略战术。如果从这个角度比较务实家邓小平和思想家毛泽东的话，那么在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彻底性上，可能毛泽东占有优势。但是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否是优秀的政治家，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因此，从我们的评价标准来看，只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
大概应该这样认为：1949年前的革命时代，确实是思想家、哲学家毛泽东的时代。然而，建国以后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思想家，而是邓小平这样的行政家和务实家。
在革命的年代，邓小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全国政权后，邓又在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下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无论在人格上还是在思想上，邓小平都没能超越毛泽东的框架，令人想起孙悟空没能跳出如来佛手心的情景。
毛泽东曾经把自己比作孙悟空。当然，也可以把邓小平比作如来佛，这种比喻看起来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不过，邓小平的声望现在已经超过了周恩来，正在向毛泽东接近。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的确是靠得住的部下，一旦重大的方针确定下来，邓小平为了出色地贯彻这一方针，常常能表现出超群的工作能力。典型的例子就是渡江作战的伟大胜利。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心悦诚服地把毛泽东当作卓越的战略家。邓小平复出后的任务，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恢复现实的毛泽东路线。
由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的影响，邓小平成为一名革命家和实干家，他发挥了超越前人的领导能力，正在开辟向世界性市场经济软着陆之路。
周恩来与邓小平
有不少外国人钦佩周恩来的才能和智慧。基辛格评价说，周恩来是“我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三个人物之一，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原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断言，周恩来是“目前为止我在对外政治领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物”。曾写过《周恩来传》的新闻记者威尔逊，把周恩来同肯尼迪、尼赫鲁作了比较。他写道：“周体现了旧时中国那些文雅、礼貌和谦逊的品质”，对周恩来给予了最高的赞赏。也有不少日本人为周恩来所倾倒。如果举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已故的冈崎嘉平太（原日中经济协会顾问）。
周恩来的才能在外交方面特别引人注目，我认为这与周恩来的个性有关。周恩来的才能在运用策略达到目的这一工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其过程和结果巧妙得令人折服。美中接近，使隐藏着摆脱“文革”意图的周恩来和摸索向继续革命方向转化的毛泽东之间产生矛盾。另外，美中之间也面临着台湾问题这一实际争议。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纠葛，周恩来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坚持不懈地做梳理工作，最后取得了成功。
人们公认，周恩来的个性和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际上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巧妙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又成功地进行了事变后的国共合作谈判。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建国前他是代表共产党同它的政治对手谈判，而建国后他是代表中国政府同外国谈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并非固定不变。周恩来在充分依据基本战略的同时，圆满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课题。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1955年万隆会议，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代，中法接近；70年代，日中关系正常化，美中接近，这些外交活动都与周恩来密切相关，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据说，邓小平亲自讲过这样的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三条是我的主要想法。（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班子）只要坚持这三条，就不会出现大问题”（香港《镜报》1994年6月号，冯乾文章）
这正是邓小平路线的核心。邓小平战略思想的第一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施政中心定为经济建设，是意识到了两个失败。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失败。在埋头于政治斗争时，中国经济比东南亚世界大大落后了。排除这种政治斗争优先论，改变政治轨道，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的最大贡献之一。
另一个失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采用了从政治民主化到经济改革这样一条战略，西方对此大加赞赏。然而，结果如何呢？西方高级顾问们开出的处方几乎近似庸医的诊断，休克疗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前苏联今日的混乱就是最雄辨的证明。从政治改革到经济改革这一戈尔巴乔夫路线的破产，促使人们对选择了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路线进行重新评价。
如果将戈尔巴乔夫战略和邓小平战略相对比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和邓小平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于其理由，可能有各种解释，但是大概可以推断，唯有人们的经济活动才构成经济基础这种唯物论重新得到了证明。最重要的是，人靠面包生活，无视这一基本条件谈论民主，那近乎空话。
邓小平战略的第二条是暂不进行政治改革，确认向市场经济转化。就是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1992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工业从产量上看，有一半多是靠非国有企业承担的，就是说，与外资合办的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增长近百分之十，再加上乡镇企业的话，那么国有企业下降到了少数派地位。在邓小平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国有企业曾自夸占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比重，但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其比重实质上减少了一半。
不用说，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已不可能再倒退。从1994年7 月起开始施行公司法，因此应该对支撑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据说中国约有一半国有企业亏损经营，实际上无非是让这些企业破产或倒闭，需要的是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妥善处理失业者和解决失业保险等问题，当前还很难说很充分，但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战略的第三条是发展经济。其核心大概有两点。一是想甩掉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落后帽子。如果我们将东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一比较的话，中国的落后一目了然。据1994年版《世界银行地图集》报道，1992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新加坡为1.57万美元，香港为1.53万美元，台湾为1.02万美元，韩国为6790美元，马来西亚为2790美元，泰国为1840美元， 印度尼西亚为670 美元。 而中国只有380美元。另一方面，如果按购买力计算， 可以把中国重新估价为超过1000美元，这可能比较妥当。但尽管如此，依然赶不上“四小龙”和“三只虎”。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同香港和台湾在经济上的差距问题，直接同大陆政权统治的正统性相抵触。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只能追求高速度发展。
实际上，不得不高速发展经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以前，并没有着手控制人口，于是中国一年大约生育1500万婴儿。处于第二次生育高峰的一代人，现在已陆续达到劳动就业的年龄。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充满能量的年轻人大量失业。二是因通货膨胀致使工薪阶层和下级公务员的工资减少。二者必择其一。如果站在确保政治稳定的立场，谁都会选择甘心忍受通货膨胀，扩大雇用劳动力的发展路线。工薪阶层不存在发生暴动的能量，但是对失业的年轻人放任不管，那就等于放虎归山。
邓小平路线的体系
在研究邓小平以后的体制时，大概谁都会想起毛泽东以后的经验。毛泽东去世之后，发生了“宫廷政变”，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华国锋虽然成为接班人，但是不久便下台了，这段历史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毛泽东以后和邓小平以后，虽然在“伟大的领导人”这一点上有共同点，但至少还有两大不同。
第一，毛泽东去世时是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作为现役而去世的。为了填补权力的真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让给了江泽民，他成为一名普通党员。江泽民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就任党的总书记，在1992年秋的十四大上，被正式追认。因此，不存在需要立刻填补的“空白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以后首先抓了权力的继承，这与毛泽东以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路线的继承问题。毛泽东在批判前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精神和继续革命，可以理解为对毛泽东的继承。然而历史事实是，毛泽东路线几乎没有让中国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因此这条路线在国内已经行不通了。在国际上，采取的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高唱世界革命的对外姿态，违背了国际协调的潮流。
那么，邓小平路线如何呢？
在国内，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的是提高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得到人们的大力支持。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环，正在紧密地结合起来。加盟世界贸易组织，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牵引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开放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
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改革开放路线”，再倒退到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对外采取封闭主义上去了。改革开放已进行到这一步了，是高速增长，还是稳步增长？是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还是优先发展内地？围绕这些争论很可能出现政策上的对立，但是这终究是杯中风暴，无关紧要。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五十条”）。邓小平路线是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开始的，把商品经济一步步地“秘密输入”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这种作战在第15个年头已经完成。“五十条”是邓小平路线的系统化，这样讲并不为过。
“五十条”描绘了伟大的构想或描绘出基本的框架，也是到2000年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的行动纲领”。
如上所述，因为接班人和路线都已确定，所以在权力继承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就是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班子，在1994 年9 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得到了确认， 至少可以认为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为止，这种体制将继续维持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依靠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使整个中国社会在世界经济中“软着陆”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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