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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2-0090-08
1903年的“苏报案”，是发生在上海而影响到全国的反清政治案件。“苏报案”发生，《苏报》被封禁，章太炎、邹容入狱。但是，这次案件却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建立和革命运动的展开，也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一
近代历史上的改良和革命，都是以报刊宣传为先导的。
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强学报》、《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就是改良派的主要宣传基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清议报》，鼓吹“勤王”、“保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在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于香港办《中国旬报》，由陈少白主编。1900年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励志会。冬，戢翼翬等创办《译书汇编》，译载西方政治名著。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穆勒《自由原论》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第四期发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的《积弱溯源论》，驳斥保皇派。这时，知识分子日渐从康、梁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促使了革命派的觉醒和改良派的分化。1902年4月，章太炎在日本结合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动员反清革命，接着，《江苏》、《浙江潮》等革命书刊也先后在日本发行。
这时，蔡元培、蒋观元、叶瀚、黄宗仰等集议，成立中国教育会。章程中宣布：
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注：《中国教育会第一次修订章程》，《选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10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得到教育会的支持。11月16日成立了爱国学社，在南京路福源里正式开学，推蔡元培为总理。《章程》中说：“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注：《爱国学社之建设》，《选报》第三十五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得到上海教育会的支持。章士钊等三十人加入爱国学社，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均任教职。
这年春，上海开展抗法拒俄运动，爱国学社革命空气活跃，师生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苏报》也经改组，“以鼓吹革命为己任。”（注：蒋维乔：《蔡孑民小史》《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时事新报馆版。）
二
《苏报》原是一家以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主办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注册，报刊内容多载市井琐事。1900年，由陈范接办，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苏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学潮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声价大起”，而想“更以适时言论张之。”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延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士钊“董理斯报”，《苏报》于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实行“大改良”，说是：
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
今将《苏报》“大改革”后的情况，按日简述如下：
6月1日（五月初六日）首列上述“本报大改革”。论说为《康有为》，说是：“要之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但“今日之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
6月2日（五月初七日）首列“本报大注意”谓：“本报近来详于学界，颇承海内外君子之不弃，投函无虚日，愧无以荷。今特将‘学界风潮’异常注重。论说之下，首隶此门，用以副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舆论商榷’一种。凡诸君子以有关于学界政界各条件，愿以己见借本报公诸天下者，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间亦忘其向陋，附有所陈，诸君子其匡我不逮，幸甚。”“论说”为《哀哉无国之民》。“学界风潮”有《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谓：“乃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
6月3日（五月初八日）首列“本报大沙汰”，谓：“本报务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从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按语以质高明。阅者诸公或有以采录不备责本报者，本报当谨谢不敏”。本日“论说”为《客民篇》。“特别要闻”为《查拿新党》，谓：“后又得北京密电，上海道严拿蔡、吴、汤、钮新党四人，闻此亦吕海寰之所指名，即聚众会议之首领是也”。
6月4日（五月初九日）“论说”为《论报界》。“特别要闻”为《西报论工部局保护新党事》。
6月7日、8日（五月十二日、十三日）“来稿”为《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作者署韩天民。
6月9日（五月十四日）首列“本报大感情”，谓：“本报改良以来，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馆者，殆无虚日，可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来稿”有《读〈革命军〉》，署“爱读《革命军》者”。谓：“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同日“新书介绍”栏刊《革命军》广告，署“四川邹容著”，全文为：
《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6月10日（五月十五日）“来稿”有自然生《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发表章太炎《序革命军》，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末谓：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客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6月12日、13日（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来稿”有“汉种之中一汉种”的《驳〈革命驳议〉》。此文开头一段，略谓：“夫小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立宪足以救中国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则研究实学果安所用耶？然而维新之极点，则必以立宪为归矣。彼所以侈陈维新、讳言革命者，非谓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维新可从容宴坐以得之耶？”以下论述“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
按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称：“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义》，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他。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注：见《逸经》创刊号，1936年3月5日出版。）则此文为章、柳、蔡、邹四人写的。
6月20日（五月二十五日）“新书介绍”《驳康有为书》：“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辨，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锺棒喝。定价一角”。
6月21日（五月二十六日）“论说”为《呜呼保皇党》。
6月25日（闰五月初一日）报端刊《本报重改良》：“本报自五月初六改良以来，仍有未臻完善之处，无以副读者诸君之望，心窃歉然。兹于本日闰月一日起，重加一次改良，将目次分作十界：一，论说界（来稿选论，译件附）；二，机关界，内设调查部，凡国内近今趋势极有关系各要件，或由本馆专员访得，或诸同志之寄稿，均隶此界（即特别要闻）；三，教育界（即‘学界风潮’）；四，政事界；五，新闻界，分中国之部、外国之部（即‘时事要闻’、‘世界要闻’）；六，评论界（即‘舆论商榷’）；七，通信界；八，纪言界，分‘文苑丛谈’；九，纪实界（即‘专件择要’）；十，余录界。此十界者，不过略为区分，将来或有扩充，随时改订。惟此时限于篇幅，不能全登，当视其报料之倾向，疏密间出。又首次改良，以二号字夹用，今以其占篇幅过多，仍一律用四号字，而于发议精当处，加以圈识。惟机关界则间用二号字，以醒眉目。”
6月26日（闰五月初二日）“论说界”载《论江南陆师学堂指退学生为革命党事》。
6月27日、28日（闰五月初三日、初四日）“论说界”载《论仇满生》。
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论说界”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署“摘选章炳麟《驳康有为书》”，此文登载之次日，“苏报案”发生。
由上可知，《苏报》自1903年5月27日开始改革，延清章士钊为主笔后，6月1日实行“大改良”，发表论说《康有为》，说是；“今日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接着，又注意“学界风潮”，增订“舆论商榷”，在“时事要闻”中，“择其确有关系者严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对《新闻报》所载《革命驳议》也予骈驳。
“改革”后的《苏报》，其主要宗旨是反对改良，宣传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下简称《驳康书》），《苏报》不仅为此登“新书介绍”，而且刊登《序〈革命军〉》、《读〈革命军〉》，札录《驳康书》，还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这样，清政府就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了“苏报案”。
三
《苏报》的“大改革”，特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介绍和刊发，是“苏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邹容自日本
学返国后，来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曾参加张园的拒俄会议。他奋笔疾书，写成《革命军》，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注：章太炎：《邹容传》，见日本《东京评论》第十号，明治四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革命军》的出版，《苏报》的介绍，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然而，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注：两文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4-505页。）两文。前文对梁启超等的“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完全是高倡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改良派的理论严加批驳。改良派以“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为“治法之极则”，章太炎申斥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改良派企图以流血牺牲来恐吓人们，章太炎指出，欧、美的立宪，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绪，章太炎指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的赞成变法，只不过是“交通外人得其欢心”、“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改良派宣传天命论，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有力地打击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1901年所写《正仇满论》的基础上续予发挥，并就康有为的《政见书》进行系统批判，大声疾呼，震动朝野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高压手段镇压。不久，章、邹被捕，《苏报》被封，“苏报案”发生。
四
“苏报案”的发生，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密谋镇压革命的一次政治案件。
1903年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端方领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注：《申报》1903年6月29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五日），《饬查叛党》。）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外务部呈递魏光焘电”，说明是“由上而发”的。次日（6月30日），“由沪道商美总领事会同各领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注：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七日福开森《致清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见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409页。）清政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特嘱美人福开森“切商各领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注：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九日袁树勋《致兼湖广总督端方电》，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410页。）7月4日，上海道袁树勋又亲访英、美领事，密谋镇压。
中外勾结“查禁密拿”的阴谋，爱国学社社员曾有风闻。早先，清政府派江苏侯补道俞明震“检查革命党事”，吴敬恒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触，俞曾将两江总督“札饬”交给吴敬恒“观之”。（注：1907年10月12日吴敬恒在巴黎《致蔡元培书》，见拙撰《“通情”和“献策”一从吴敬恒〈复蔡元培书〉谈起》，见《辛亥革命研究》第十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吴出逃，《苏报》主持人陈范也出逃，蔡元培与章太炎商量，“谓舍出走无他法”，蔡出走，章“就逮”。可知，“苏报案”的发生，章、邹的被捕，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合谋破坏的。
“苏报案”发生，上海租界当局审讯时，中外官僚也相勾结。7月15日，上海租界当局将章太炎、邹容、程吉甫、钱允生（《苏报》职员）、陈仲彝（陈范之子）、龙积之（与唐才常自立军有关）提往审讯。清政府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逆不道”的语句是：“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严词申斥，指出：“今年十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并“供不认野蛮政府。”（注：金鼎：《致梁鼎芬函》，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清政府延请古柏及哈华托为律师，“谳员孙建臣直刺会同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升堂研鞫。”（注：《申报》1903年7月16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初讯革命党》。）
7月21日，第二次审讯，“为章、邹诸党人所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也到庭。博易称：“古律师所请改期会讯，堂上不能允丛。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审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审判员孙建臣说：“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哈华托不允，谓：“仍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然后订期会讯”。孙建臣及英总领事署迪翻译“皆曰诺。”（注：《申报》，1903年7月22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八日），《二讯革命党》。）
12月3日至5日（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公共租界公部局再“讯”章、邹。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设法，欲置章、邹于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企图将章、邹“引渡”，解至南京，处以极刑。美国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参赞福开森也秘密策划“移交中国官府惩办”，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换取更多的特权。
由于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有矛盾，从而对于“引渡”，态度也不一致。据《中外日报》1903年8月18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注：《北京公使会议苏报案》，译自《泰晤时报》，1903年8月17日。）尽管他们态度不一，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镇压则是一致的，说是“逆书笔端犀利，鼓吹武装革命，杀戮满人，痛诋皇上，西人何故保护此辈莠民，使其谋为不轨，安然造反耶？”（注：见《美国外交档案》显微胶卷F.M112-R49。）终因“街头谣言纷纭”，“引渡”未能实现。
在12月3日至5日三天的再“讯”中，上海县汪瑶庭指明，“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说：“章等扰乱人心之处，请阅之，其意欲将满人驱逐。此种重大之事，如华人尽听其语，天下岂不大乱”。主张严惩，汪瑶庭提出“应照华例究办”，古柏也予附和。（注：《申报》1903年12月4月、5日（十月十六日、十七日），《会讯革命党案》、《续讯革命党案》。）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
12月24日（十一月初六日），所谓额外公堂宣判章太炎、邹容“应科以永远监禁之罪”，领事团又“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决。当时报载：“苏报馆革命党渠魁邹容、章炳麟迭经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命驾至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公廨会同谳员邓鸣谦司马、英总领事署翻译官翟比南君讯明各情，拟科以永远监禁之罪。前日，捕头遂命将章、邹二犯送入提篮桥畔西狱收禁。”（注：《申报》1903年12月26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党魁移禁》。）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钱允生、陈吉甫“开释”。陈仲彝“姑准交保寻父到案”，龙积之“亦应省释。”（注：《新闻报》1904年5月22日（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八日），“中国要事”《党案判词照录》。）
五
“苏报案”发生，章、邹就逮，他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书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当风闻租界当局准备“查禁密拿”时，有人劝章太炎出走，他坚决不从，还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等到警探临前，又自指鼻端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英勇就逮。
邹容是自行投案的，据当时报载，他“至四马路老捕房自行投到，捕房以真假未辨，未递允收。邹又自称：‘我非邹镛（容），岂肯自投罗网？’捕头因准收押。”（注：《申报》1903年7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十日），《会党自首》。）
入狱后在“审讯”时，面对中外勾结，章太炎、邹容针锋相对、慷慨陈词。在7月15日第一次“审讯”时，章太炎说：“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邹容也坦然无惧，说：“《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12月上旬“再讯”，章太炎在法庭上指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今上圣讳，以西律不避，故而直书”。“我实不明回避之理”。严正的詈斥，清朝统治阶级为之震慑。邹容还说：“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书，令天下人无人贫富”。至于《革命军》，“日下市中仍有出售”，自己“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注：《申报》1903年12月5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续讯革命党案》。）戏笑怒骂，示不屈不挠。
章太炎入狱不久，即寓书同志，矢志革命。他曾致书吴君遂、张伯纯，告以“听诉”情况，说：“既往听诉，则闻南洋法律官带同翻译，宣说曰：‘中国政府到案’。曰‘中国政府控告苏报馆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章炳麟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曰：‘中国政府控告邹容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乃各举书报所栽以为证：贼满人、逆胡、伪清等语，一切宣读不讳”。章太炎认为：“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他说：自己和邹容“罪状自重。其所控我，自革命逐满外，复牵引玄烨、弘历、载湉小丑等语，以为干犯庙讳，指斥乘舆”。经自己据理辨斥，“新衙门委员孙某”，竟“觳觫殊甚，但云公等速说，我与公等无仇无怨而已”。章太炎在“审判”后，“乘马车归捕房”，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注：章太炎：《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原载《甲寅》一卷四十三号，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8-239页。）
他在狱中，看到《江苏》杂志载有柳亚子所编《郑成功传》，即予鼓励：“杂志草创时，辞颇噎塞，数期以来，挥斥慷慨，神气无双，进步之速，斯为极矣。而弟所纂《郑传》，亦于斯时发现，可谓智勇参会，飚起云合者也”。指出教育会虽“分散”，“爱国诸君，亦既飘摇失所”，仍有柳亚子等“尽力维护”，“亦令奴性诸黉，不以爱国分散之故，遂谓天下之莫予毒也。”（注：章太炎：《致柳亚庐书》，1903年10月，《复报》第五号，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9-250页。）
章士钊译编《孙逸仙》一书在日本出版，章太炎为之题辞：“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亦郑、洪为民瞻，四百兆人视兹册。”（注：《孙逸仙》，白浪滔天著，黄中黄（章士钊）译编，《荡庐丛书》之一，1903年在日本出版。此系章太炎手书题辞，又见《汉帜》第二号，1907年1月25日出版，文字略有异。）称清朝统治为“索虏”，而称颂郑成功、洪秀全。
7月19日，曾参加自立军的沈荩（克諴）在京被拘，同月31日被清政府杖死于刑部。章太炎撰《狱中闻沈禹希见杀》，刊于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七期，诗曰：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又撰《祭沈禹希文》，宣称：“不有死者，谁申民气？不有生者，谁复九世？哀我遗黎，不绝如系。大波相续，云谁亡继？”（注：章太炎：《祭沈禹希文》，《浙江潮》第九册，1903年11月17日出版，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5-247页。）既悼逝者，复励将来。
“苏报案”发生，《新闻报》刊载《论革命党》一文，加以攻击，章太炎即予反驳：“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说明自己《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逆胡挑衅，兴此大狱，盗憎主人，固亦其所。吾辈书生，未有寸刀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表示自己“以致命遂志为心”，誓志革命。
接着，严斥新闻记者，说：“去矣，新闻记者！同是汉种，同是四万万人之一分子，亡国覆宗，祀逾二百，奴隶牛马，躬受其辱。不思祀夏配天，光复旧物，而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斥井蛙，安足与知鲲鹏之志哉！去矣，新闻记者！浊醪夕引，素琴晨张，郁素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湯。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苏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署“章炳麟来稿”，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4-235页。）此文发表之次日，《苏报》即遭封闭。
这时，改良派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一定市场，他们以为维新变法，“古有名训”，用以压制革命。章太炎援引古籍，谓“维新”之名，见于伪《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亦可见未有不先流血而能遽见维新者”。改良派以“维新”为温和主义，这是极大的政治欺骗，“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故衣一成后，不可复得初名；木一枯后，不可复得新名”。清朝的“新”，只在康熙、雍正年间，“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注：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国民日报》1903年8月9日，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42-244页。）只有采取革命一途，公开论战，责斥改良。
邹容在狱中，和章太炎一起坚持斗争，“时刀索金环毒药诸物既被禁绝”，只有绝食斗争。邹容以为“饿死，小丈夫事也”。章太炎也说：“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二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若前三子者，吾不为；若后二子，吾为之”。作“绝命词三首”，前二首为章、邹合作，后一首为章续成。词曰：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要离祠墓今何在（章），原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句东前辈张玄箸，天盖遗民吕晦公。兵解神仙儒发冢，我来地水火风空（章）。（注：《汉帜》第二期，1907年1月出版，署名“太炎”。）
章太炎在狱中曾绝食斗争，并“以拳攻狱卒”，革命之志，没有稍衰。
1905年，邹容狱期将满，“疾发”，“出狱前一日，摄赴工部局医院，医师予药一函，归服之，夜半即死”。章太炎则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
六
“苏报案”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影响深远，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仍与革命派保持联系。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死，革命派于8月23日在上海愚园开追悼会，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笔。《驳〈革命驳义〉》，章、邹也与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团体之一。同时，华兴会的成立，也和“苏报案”有关。华兴会的发起人黄兴在1903年返国后，即大量翻印邹容所著《革命军》，“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注：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第134页。）两湖志士“与上海言光复者相应和。”（注：章太炎：《龚未生事略》，见《太炎文录续编》卷四。）组织了华兴会。这样，就给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陈去疾等续办《国民日日报》，“放肆蜚言，昌言无忌”，重遭清政府外务部通饬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扩展为《警鍾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朝政府。在日本发刊的《江苏》、《浙江潮》，也在“苏报案”发生后，言论转趋激烈，宣传反清斗争。中外统治者虽日益阻挠，肆意查禁，终不能抗拒时代的洪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政见书》秘密印刷，广泛流传，据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注：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95页。）称：
君既卒，所著《革命军》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
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革命派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邹就逮，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
“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1904年，湖南、广东的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改归民办。从此，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同年，“中美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发美帝虐待华工的实况，人们对美帝的仇恨渐渐增加，终于汇为抵制美货运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苏报案”发生后半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注：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233页。），划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线。
接着，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康有为等在变法失败后所宣传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不是“中华国”，认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对保皇党人“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志。”（注：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3页。）摘发备至。
1905年，孙中山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欧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这个纲领，给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从此，推翻清朝成为时代的主流，（注：章太炎曾在邹容《革命军》封面上亲笔题署：“蔚丹著《革命军》以兴汉、满之讼，而判决者则清外务部会同各国公使，由是汉满对峙，革命之局始定”。）保皇会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露，终且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了。
“苏报案”距今已经一百年了，回顾一百年前章太炎、邹容的斗争业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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