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因素及对策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对策论文,现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2-0178-05
一、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并从国内走向了国际市场，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1980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为181.19亿美元，1985年为273.35亿美元，1990年为620.91亿美元，1994年增至1210.06亿美元，1998年又猛增至1837.57亿美元，是1980年的10倍。 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1980年为90.05亿美元、1985年为135.22亿美元、1990年为462.05亿美元、1994年增至1012.98亿美元，1998年猛增至1631.57亿美元，是1980年的18倍。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一批颇具影响的驰名商标。据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在已经注册的商标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就有1380多件，经国家权威机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的驰名商标已达到42个，其中蝴蝶缝纫机、康佳电器、海尔电器等一批商标，已驰名海外，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从总体上讲并不强。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数据分析中看出。
第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工业有一定的优势，深加工、精加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处于劣势。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至1994年的14年间，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很大，许多年份占到了50%以上，且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值年年顺差。但是，具有一定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如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出口比例，一般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几，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值除1982、1990、1991、1992、1994五年顺差外，其余2／3的统计年份为逆差，可见，其竞争力不强。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轻纺、杂项制品的工业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重、化工业产品和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工业竞争处于劣势。在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中，轻工产品的出口占有较大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几乎主要依靠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点的轻工业产品，其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趋近20%。80年代后期，轻工业产品出口增量不仅占全部工业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甚至个别年份的出口增量主要是由轻工业产品完成的。轻工业产品不仅保证了出口增量的实现，而且还消除了非劳动密集型产品下降导致的出口发展的消极制约。其间，纺织工业品的出口尤为突出。仅1993、1994、1995、1997、1998年间，纺织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年均为21%，占总出口量的比重年均为19%。根据国际贸易实证学者衡量一国某类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及其比较利益强弱指标的特化系数（
index of relative export performance），我们选用世界主要纺织品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比较，论证我国纺织品在工业制成品当中的比较优势。
特化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X[,ij]表示i国j类商品的出口值；
I表示不同国家，i=1…m；
J表示不同商品，j=1…n
R[,ij]表示i国j类商品的特化系数。
经济含义是，当i国j商品出口在全世界商品出口的占有率大于该国商品总出口在全世界商品总出口的占有率时（R[,ij]＞1）， 则该国在j商品上有显著相对优势，相反则缺乏优势。利用特化系数公式，测算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韩国、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与中国的纺织品系数，结果中国纺织品生产年均系数与印度处在同一水平（4.0）， 高于美国（0.4）、日本（0.43）、德国（0.7）、意大利（1.85）、韩国（3.5）、低于土耳其（5.38）、巴基斯坦（8.3）。因此，我国纺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属世界前列。
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中，杂项制品贡献较大。1980－1998年的统计资料表明，杂项制品出口在工业制品出口中的份额年均达到1／3以上，有些年份竟达1／2，最低年份也占1／4。在进口方面，杂项制品仅占工业制品的年均1／18， 足见杂项制品在弥补工业制品贸易亏损方面的作用。然而，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年均占工业制品出口的14.8%，即1／6不足。进口年均却占到41%。化工及有关制品的出口，年均占工业制品出口的8%，进口年均却占17%。足见重化、 机械及运输设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第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工业竞争力处于劣势。中国高新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竞争力的差距尤为明显。以1990年为例，中国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机械、运输等中等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98和11.8，美国为30.58和43，日本为35.28和65，德国为17.9和49，法国为17.53 和35，意大利为13.48和37，英国为22.17和40，加拿大为9.29和39。中国的统计资料表明，1993、1994、1995、1997和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年均为6.8%，占总出口的比重年均为5.8%。再拿我国当前货物贸易出口中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货物出口金额及其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比重，以1996年为例，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印尼、印度、马来西亚作同类比较（见表1），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高新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金额偏小，比重太低，这足以说明中国高新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表1
一些国家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货物贸易出口情况（亿美元，%）
国别 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
金额269.381980850.35
1510
1100 686.55
占出口比重 21.0 44.0 40.0 39.0
25.0 31.0
国别 加拿大新加坡韩国
印尼
印度 马来西亚
金额 307.15
737.01444.33 46.76 23.50 394.48
占出口比重 24.0 71.0 39.018.0
10.0
67.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8 CD-ROM；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http://www.unido.org/doc.cfm
总之，中国初级产品工业、轻纺工业和杂项产品工业有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民经济中起促进作用。而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重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工业，尤其是高新知识和高新技术产品工业无竞争优势可言。
二、影响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第一，体制因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体制方面的许多问题依然存在，仍有不少弊病。其中最主要的弊病之一，就是旧体制不仅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改革所形成的成果产生制约作用。就工业管理体制而言，改革前的工业管理体制是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都由政府直接管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层管理和交叉管理，这种体制严重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形成。虽然对这种管理体制进行了20年的改革，但问题远未解决。
1.对企业的宏观管理体制。通过政企分家、放权让利、归并管理部门、组建股份公司、改变工业管理部门职能、企业层层下放等对旧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减轻了旧体制的一些弊病，但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一方面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层管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出现无头管理，或者是有利时有头管理、多头管理，无利时则无头管理；一方面放权让利，但按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自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的权力又不够，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权益和利益无约束，即放任自流、利益流失；一方面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干预企业，另一方面企业的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又无力解决，且形成了地方和企业利益保护主义。
2.产权制度。改革开放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明晰的，即国家代表全民所有，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企业厂长、经理是国家派出人员，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推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国家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经营权则下放给企业，由企业的法人代表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保证国有资产增值。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国家监督过严，干预过多，这种体制就与改革开放前毫无二样。如果监督过松，干预过少，就会出现另一种结果，那就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归国家所有，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国家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同时，企业的各行政主管部门转变了职能，也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再加之全国国家企业那么多，作为政府的国务院又远离企业，不可能也无能力向每个企业派官员行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一来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则虚无。事实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是分离，而是一并都交给了企业的法人代表。现实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主要是由企业内部人控制。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体制下，再加之其他的体制不健全、不完善，如何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并使其增值，如何增强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投资体制、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目前，我国的投资体制仍然是以国家投资为主。这种体制，一方面使财政和银行始终处于货币不足的压力状态下，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金难以筹措；另一方面社会上大量的个人货币以储蓄的形式滞积在银行金融部门，难以转化为生产发展资金。这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调控。
关于人事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人事制度跟旧的体制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企业的管理者依然由行政部门任命，而不是在市场中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成。这种制度的弊端较多。这也是我国企业难以造就出真正的企业家的根本所在。
至于分配制度，通过20年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初步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但是，还不彻底、不完善，还没有完全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不仅体现在企业职工身上，更体现在企业管理者身上，即一个企业的厂长、经理有能力、有水平，把企业经营管理得好，使企业快速发展壮大，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他的劳动所得不仅比本企业的职工多不了多少，而且并不比那些能力差、水平低，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垮了的厂长、经理得的多，甚至还得的少。尽管后者的有些所得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或违法侵吞国有财产，但其中也体现出分配制度不合理。这严重影响企业管理者付出较多的劳动发展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积极性。
第二，机制因素。影响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机制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劳动的优化组合机制、利益机制、效率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效率与公平的调节机制、法律机制、增长方式的转换机制，等等。在这里，仅就增长方式的转换机制对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影响作些扼要的论述。长期以来，我国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依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获取高速的经济增长，即盲目追求高速度；资金、资源、能源、原材料的投入量大，消耗高；分散、重复、低水平循环，规模经济差，等等。这种增长方式渗透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就相应形成了只追求产品的数量和产值，不讲成本核算，不计经济效益，搞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小社会，因而也就形成了企业的投入成本与所得的经济收益之间没有均衡点的、简单地、无限度地单向扩张的企业发展非均衡机制。在这种非均衡的、非健康的机制状态下，企业的发展决策总是希望压缩提高员工的素质、新知识和新技术创新、新产品的开发、技术设备的更新等，热衷于老产品数量和产值扩大的投入。这样的一种机制往往使企业的收益小于成本，因而使不少企业长期处于明的或暗的亏损状态下。这种状态怎能谈企业的发展，又从何谈企业的竞争力。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换，但是，缺乏新的转换机制。
第三，知识与技术创新因素。科学技术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对企业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却较低，科技成果向企业的生产领域转化水平则更低。科技进步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只是一般水平。科学技术进步缓慢在工业企业的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许多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品种单一，更新速度慢，技术含量少，附加价值低，所有这些严重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前述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构成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低足以说明这一点。企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社会的科研水平不高，许多科研计划的攻关研究深度又不够，同时工程化的研究，即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也没有相应跟上，即便有一些好的科研成果，又缺乏向企业生产领域转化的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匮乏，不用说中小企业，就是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来进行知识和科学技术创新。中国企业这样一种技术状态，无疑将影响其竞争力的提高。
第四，规模因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与企业的资本规模、生产规模和市场的占有规模相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规模过小。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中，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化纤、电力、棉布、原油、电视机、糖等工业产品产量自90年代以来居世界前5名， 可是企业规模在世界却排不上号。1999年进入世界100强的企业， 中国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一家，而且只排在70几位，与100强中的同行相比， 无论是资本规模、市场规模，还是销售额、销售利润，差距都相当大。就拿钢铁而言，1993年中国钢材总量8800万吨，居世界第7位，但年产达到800万吨规模的仅2家。现在我国年钢铁产量已超过亿吨， 但是这些钢铁却由1700家钢铁厂生产，其中60%以上的钢铁厂年产量在20万吨以下。而美国早在1976年，4大钢铁公司（美国钢铁、伯利恒、 国民与共和）的年产量就达到了6130万吨，占美国钢铁产量的52.8%，其中美国钢铁公司年产2570万吨，占全国钢铁产量的22.2%。再以汽车工业为例，1995年，中国汽车总产量达到150万辆， 但这个产量还不及发达国家一家大汽车公司年产量的1／3。可是，这个产量却由163家汽车厂生产， 其中许多厂的年产量在1000辆以下，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厂家只有“一汽”和“二汽”两家。而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3大汽车公司在70 年代中期占到了美国小汽车生产的90%以上，其中通用年产小汽车400 万辆。由此可见，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小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企业内部的管理因素。中国企业竞争力劣势是由产品质量差、职工整体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机器设备落后等造成的，而缺少真正的企业家则是关键。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企业家呢？哈佛商学院约翰.科特教授说，“企业家是企业的首脑和领导者”，“企业家是经营管理的专家”，“企业家是企业的领航员”，“企业家是企业资源的分配者”，“企业家是企业信息沟通的中心枢纽”，“企业家是企业的活动家”[1]（第544－545页）。 可见企业家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很高，他应该懂现代技术、现代管理，有国内外经营经验，善于运用归纳思维和统计方法观察、分析和研究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企业家素质令人担忧。郭元晞教授说：“虽然号称企业家的人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只能算作是企业家的‘赝品’，即伪造的或假冒的。他们懂得的不是怎样经营企业，而仅仅把当厂长、经理当成一种‘官’，为此，他们更多地是在追求所谓的行政级别，或者怎样肆无忌惮地摆弄阔气。”“某些说话口气很大的厂长、经理，不要说不知道什么叫资本经营，有的甚至连企业的财务报表也看不懂”，他们却“喜欢打麻将，并不喜欢读书”，“至于企业到底应当怎样发展实际上不清楚，也没有认真去进行过思考”。所以，“没有一个资本经营者阶层是中国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一个资本经营者阶层是企业效益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2]（第419页）。
三、提高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第一，政府在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与提高方面要做的首要工作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落实企业的法人资本所有权，造就企业家。企业拥有法人资本所有权，企业法人资本出资者多元化和分散化，打破了资源部门配置或地区配置的界限，清除了地区保护、条块分割的口实，有利于中央政府宏观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实现了企业的法人资本所有权，意味着该资本与出资者其他资本的分离，对出资者国家而言，避免了国家对国有资本所承担的无限责任，同时企业法人资本的独立性，决定了它在经营上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与责任，在法律上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打消了政府想给企业自主权而又不敢给的后顾之忧。企业也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有竞争压力与竞争动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建立资本经营的委托代理，为中国经营者阶层的形成创造环境，为企业家队伍的脱颖而出提供机制保障。委托代理的运作是出资者的所有权与资本经营者的经营权两权分离，以企业法人资本治理结构作保证。在法人资本治理结构中，企业经理由股东（出资者）通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方式，聘用懂经营管理的经营人士担任，出资者与经营者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契约，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利益和制裁。其优势在于经营者的命运直接与其经营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营得当，出资者资产得以保值、增值，经营者也得到相应回报。经营失策，出资者资产贬值，甚至企业破产，承担有限责任，经营者“下台”或屈尊低就或受到处罚在所难免。在这种高收益、高风险经营的情况下，经营者被置于尽心尽职而后生的境地，定能塑造出提升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队伍。
第二，集中力量，创建工业企业的大公司与跨国公司。90年代，大型跨国公司间的收购、兼并活动把新世纪的竞争格局定位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基础上。为此，集中力量，组建国际大型工业企业已迫在眉睫。经济学家已有的研究表明，一国的某项产品贸易属于大国模型（ big economy），也必须保留必要的企业经营规模， 减少面对外国主顾的竞争伙伴数量。
鉴于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市场占有率，所以无论从世界经济全球化，还是从国内经济国际化角度看，政府应推动、鼓励企业横向兼并与收购。横向并购是生产相同产品企业间的兼并与收购，可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行业集中度，解决我国布局散、规模小、企业有品牌、有效益无规模的问题，克服行业生产能力扩张迅速与市场扩大缓慢的矛盾，从而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代表行业发展水平与方向的企业，增强竞争力。横向并购符合当前世界生产专业化的分工态势，利于企业发展核心业务，实现技术上互补，是获得本行业科学技术的竞争优势一种有效手段。
鼓励创建大公司的同时，政府也应扶持我国大型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跨国并购国外的中小企业对我国大型企业集团进入国际市场十分有益，原因在于它们虽然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中面临困难，却是技术与装备上乘，为大公司配套生产的厂商。通过并购，能拓展经营领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对方的市场份额，了解目标企业国家情况，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
此外，政府还应允许企业资产重组。企业资产重组是盘活企业资产存量，提高企业资产整体运营效益的突破口。资产重组实践中，有的属于内部资源的配置，而有的则涉及到社会。如我国的企业“大而全”、“小而全”，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当企业在竞争面前不再经营“社会”而专心其生产业务时，就需要政府支持，保证企业主导产品不受影响。
第三，采取措施，加大R & D的投入力度。R&D（科研和开发）是技术创新的源头。要进行研究与开发，必须投入。但是，我国R&D 投入不足，且呈下降趋势，相反基建投资冲动强烈，吸纳大量资金。企业由于承包制条件下的短期行为和企业留利不足，导致许多企业不想也无法安排新产品开发与技术改造投资资金。鉴于宏观、 微观上对R&D投入的现状，应该规定一个硬性的量化值，并且这个值从宏观上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若干比如1.5%，从微观上要达到企业年销售额的比重例如1%—2 %。只有作为硬指标规定下来，就像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准备金制度一样，实行硬约束，而不像发展规划一类的软约束，才能使国家、企业两者的R&D经费投入真正落到实处，而不停留在官方文件中。
投资R&D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所以还要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设立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基金。人们在探讨硅谷成功的秘诀时，认为风险资本公司至关重要。美国的600 家风险资本公司的大约一半在硅谷；据统计，在过去4年中，风险资本家把大约55 亿美元投入硅谷技术开发，占美国全部信息－技术投资的37%。在我国发展风险投资，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可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保证风险资金的筹集和投放；可以提供良好的法律保证，使风险投资在具体操作时有章可循，减少盲目性，增强可信度与安全感；可以对投资R&D 中的高技术经济风险予以保险，建立风险投资与风险贷款的保障组织和金融机制。
第四，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我国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中杂项制品、纺织品的相对优势源于劳动力成本低下，按产品所含要素成分划分，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目前发达国家在占领高科技产品制高点的同时，还积极吸纳高科技成果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业，试图以生产过程自动化降低单位产品的工资含量，提高竞争力。这毫无疑义地将产品未来的竞争力优势定位到知识与科技含量之上。所以，从工业的角度看，加快企业技术进步步伐，是各行业的基础性工作，无所谓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夕阳工业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朝阳工业之分。无论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只要其产品与高新技术结合，都会成为有竞争力的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更应着眼于我们已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与部门。
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一定要有前瞻性。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家用电器工业技术已经成熟，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家电生产大国，其中电视机产量从90年代起一直居世界首位。然而，全球经济正在步入数字化时代，信息数字化在技术上带来了“三C”结合，即计算机（Computing）、通讯（Communications）和内容（Content）“杂交”。微机、 互联网作业，电子信箱，几百个频道看电影，播放DVD，数字照相和数字摄像， 电子游戏，从互联网上看着对方打电话，种种功能的美妙前景，加在一起， 形成数字电视无法抗拒的魅力。自1997年4月4 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给4大电视公司（ABC、CBS、NBC和FOX ）免费发出数字电视广播经营许可证，到1998年10月美国10个最大城市的居民开始接收数字电视节目。数字电视粉墨登场，模拟电视也就成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夕阳产品。用提高竞争力的前瞻性眼光看，数字电视淘汰模拟电视是电视业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电视生产厂家在确立企业技术进步战略时，不能不看准这一点。而对我国大多数工业企业来说，技术进步的短视行为很常见，如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中，引进多，消化、吸收、创新少；在引进中，“硬件”（成套设备等）所占比重大，“软件”（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技术服务等）比重小。1993年技术引进中，成套设备所占比重高达83.67%，技术许可、顾问咨询、服务3项仅占8.9%。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硬件”引进后产品水平短期内较快的提高，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迎合了企业急功近利的心理，结果造成我国技术进步缺乏“造血”机能，只能靠不断地“输血”为继。所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促企业进步，都应该以超前的眼光，把握行业的发展方向。
收稿日期：1999-06-14